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探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探析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廖小平 周澤宇

2013-08-1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明顯的價值觀變遷，其變遷主要表現為價值觀的分化和整合及其辯證運動。在價值觀分化和整合的辯證運動中，價值觀的分化又尤其引人注目。那麼，價值觀分化的後果如何？價值觀分化有何表現？ 價值觀分化的根源何在？ 這是我們討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及其趨勢時所 不能迴避的問題。

一、價值觀分化的三種狀態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實際上是中國社會深刻轉型的過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領域的分化。所謂分化，就是事物由同一性和同質性向多樣性和異質性的變化過程；社會分化就是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領域從「社會合一」走向「社會分離」並分別指向不同價值領域的過程。有學者從兩個方面來揭示「社會結構」的基本含義及其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不同特質，「一是從社會基本構成要素的角度，指政治、經濟和文化這三個基本社會生活領域之間的結構關係；二是從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角度，指個人的『私人生活領域』與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這兩大領域之間的結構關係」。在傳統社會結構中，經典社會學家所一致認同的「同質性」或「未分化性」是其最根本的特性，這種特性表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功能和需要上缺乏自主性和互補性，沒有形成以充分分工和自主發展為基礎的、開放的自願聯合，社會的整合主要依賴於一個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政治權威來實現，社會生活的各領域處於一種無差別、無個性的機械統一狀況之中。具體而言，在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中，政治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成為經濟和文化的最高主宰。在個人的「私人生活領域」和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的關係上，公共政治權力統制著一切生活領域，「私人生活」無任何空間。「與傳統社會結構完全相反，現代社會結構的典型特徵恰恰是『異質性』和『分化性』。這種『異質性』和『分化性』充分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基本領域，從原來的以政治領域為絕對核心逐漸轉向各領域的相對獨立和自主，從而實現了從『領域合一』向『領域分離』的轉向； 二是個人的『私人生活』從社會的『公共生活』中分離出來，獲得了獨立自主的存在空間。」這種分別從「社會基本構成要素的角度」和「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角度」對傳統社會結構和現代社會結構各自特徵( 即「同質性」或「未分化性」和「異質性」或「分化性」) 的詮釋是非常深刻的，我們由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開放以前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大區別。現代社會的「分化性」和「異質性」不僅表現為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領域的相對分離，而且表現為價值領域和價值觀的分化。

一般而言，價值觀的分化有差異、矛盾和衝突等三個程度不同的層面和狀態。「差異」是價值觀分化的「常態」，即一個正常社會的價值觀總是有差異的，即使是高度同質的社會，其價值觀也是有差異的，這裡的「常態」既指「正常態」，也指「平常態」； 「矛盾」是價值觀分化的「過渡態」，即矛盾作為價值觀分化的一種狀態，處於可向兩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既可能轉化為價值觀的差異狀態，也可能轉化為價值觀的衝突狀態； 「衝突」則是價值觀分化的「裂變態」，即衝突會使價值觀的分化轉變成對抗。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價值觀「完全合一」的狀態，但這種狀態往往是「同而不和」的，可以稱之為價值觀分化的「高壓態」，即必須在暴力或權力的高壓狀態下才能保持的一種形似高度同一實則潛藏深刻危機、毫無差異和矛盾更無衝突的價值觀狀態，顯然在這樣的社會裡只有一種價值觀。然而，嚴格說來價值觀「完全合一」的狀態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絕對是短暫的。價值觀「完全合一」的「高壓」狀態只在理論上存在，因此，本文並不加以討論。

價值觀的分化也許會被單向度地認為只具有消極性。實際上，價值觀的分化既具有消極的一面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消極性和積極性都蘊涵在價值觀分化的三種狀態之中。「和而不同」，價值觀分化的差異狀態是任何一個社會所必需的，也就是說，當價值觀的分化處於差異狀態時，有利於孕育社會和價值觀的「有機性」，即有利於促進塗爾干所謂的「有機團結」社會的形成，在這樣的社會裡，以差異為前提的價值觀是多元、包容、互生、共榮的，人們的價值選擇也是多樣的，可見，價值觀的差異性具有明顯的積極意義。當價值觀的分化處於矛盾狀態時，人們在可以多元價值選擇的同時，卻會感到價值迷惘，甚至可能會出現價值錯亂，於是人們會迷失方向感、意義感、道德感和幸福感。這就要求把握好價值觀分化的度，并力求使價值觀分化的矛盾狀態過渡和轉變到差異狀態，而不過渡和轉變到衝突狀態，因此，在價值觀分化處於矛盾狀態時，就具有消極價值和積極意義的兩面性。而一旦價值觀的分化處於衝突狀態時，就必然出現價值觀的鴻溝和裂變，不同價值觀之間就可能產生對抗，社會得以維繫的價值根基就會崩塌，並由此產生社會分裂和爭鬥，在人類歷史上，除了具有進步意義的革命外，價值觀分化的衝突狀態往往只具有消極甚至破壞的作用。

綜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可以發現如下變遷過程： 與改革開放之前高度合一的一元價值觀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通過 20 世紀 80 年代初的撥亂反正和思想大解放，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政治變革、全方位開放和相對寬鬆的社會政治環境，人們的價值觀念開始發生鮮明的多元變化，社會價值觀呈現出明顯的價值觀差異，中國的與西方的乃至全球的、傳統的與現代的乃至後現代的、社會主義的與資本主義的乃至封建主義的等等各種價值觀開始爭奇鬥豔，當時的中國社會可謂進入了價值觀的「春秋時代」，其鮮明特徵就是價值觀呈現出「差異」狀態。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社會結構和社會領域發生明顯分化，利益群體甚至利益集團開始形成，利益分化和社會不公加劇，由此導致價值觀分化全面化和深刻化，即價值觀分化從 80 年代主要表現在精英群體和文化層面轉變為 90 年代覆蓋到社會各個群體和深入到利益層面，並與利益分化相互激蕩，社會價值觀的分化不僅在廣度而且在深度上都更為顯著，其鮮明特徵就是價值觀分化更多地呈現出「矛盾」狀態。

二、價值觀分化的三大表現

反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雖然呈現出十分複雜的局面，但仍然可以將其總體表現歸納為三個方面，即不同階層之間的價值觀分化、不同區域之間的價值觀分化以及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分化。

第一，不同階層之間的價值觀分化。

任何社會都存在社會階層，在階級社會裡社會階層表現為階級，階級之間存在著階級鬥爭。在基本消滅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社會裡，由於仍然存在著利益差別，且利益差別永遠存在，因此任何社會都將永遠存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一般而言，在社會階層之間存在著差異和矛盾，但不存在階級鬥爭，不過如果當利益出現嚴重分化，並導致階層之間出現嚴重的價值衝突時，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就可能轉化為階級鬥爭。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來至改革開放以前，工人、農民、幹部既構成了中國社會的三大職業群體，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社會階層的基本成分，而知識分子已被分化到和改造為以上三大階層之中而不能構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一切剝削階級也已被消滅( 但仍然存在著一個虛構的資產階級) 。可見，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階層是非常單純的。不僅如此，這些社會階層還共享著高度同一的價值觀。在當時特殊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一方面人為製造所謂階級和階級鬥爭，另一方面卻竭力消滅社會階層之間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價值矛盾和價值衝突，甚至連些微的價值差異都不允許存在。

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工人、農民、幹部被打破了身份限制，其本身逐漸發生了分化，譬如，工人既有國有和集體企業工人，以及國企改制後下崗工人的職業和階層重組，也有了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三資企業、鄉鎮企業的工人，既有原來那樣的產業工人，也出現了企業家階層和白領工人；農民出現了身份意義上的戶籍農民與職業意義上的農民工的分離，存在著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村基層管理者階層和農民工階層； 知識分子開始形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但很快又被分散到各個領域和各個職業之中；幹部也出現了國家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管理者之分。不僅如此，還出現了很多新的職業群體和社會階層，如私營業主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等等。本世紀以來，已有不少學者對中國社會進行了分層研究，譬如 200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就對當前社會階層變化做了總體分析，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佔有狀況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標準，把當今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即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 黨政領導幹部) 、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 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階層。這種劃分雖為一家之言且爭議較大，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當然，人們還可以以其他標準和方法對中國社會階層進行劃分，也許會得出與此不同的結論。

之所以如此詳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化，是由於試圖以此說明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在社會階層之間分化的必然性。因為，按照價值觀必定是「誰的價值觀」的價值論原則，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價值觀，因此，社會階層的多元分化必將導致價值觀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化。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的主要情形。

第二，不同區域之間的價值觀分化。

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因資源稟賦、地理空間位置和區域文化的不同而長期存在著從社會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到思想價值觀念的差異。改革開放以後，實行經濟特區和允許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和富裕起來，西部地區仍然處於比較落後的狀況，東中西部地區總體上呈現出梯度式差異化發展格局。建國以來一直存在的城鄉差距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區這種差距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如此種種，不僅使不同地區之間在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等方面呈現出差異和差距，而且使不同地區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和價值標準出現了鮮明的地區特點和地區差異。譬如，改革開放前沿地區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們認為西部地區和經濟落後地區的人們思想封閉、觀念落後、價值觀保守，不能接受新思想、新觀念、新價值；相反，西部地區和經濟落後地區的人們可能會認為東部地區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們金錢至上、唯利是圖、誠信缺失等等。對同一個價值事物，不同地區的人們也許會給出不同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評價。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不同地區的人們對很多價值觀念形成了基本一致和共識，但不同地區人們價值觀的分化也是不爭的客觀事實。

與人們對價值觀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化給予更多關注不同，價值觀在區域之間的分化卻往往被人們所忽視。這種忽視完全有可能導致中國價值觀建設的缺陷。實際上，不同區域之間價值觀的分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比不同階層之間價值觀的分化更為複雜的特點，它不僅有區域之間的價值觀分化，而且有區域內部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價值觀分化，表現出多重價值觀分化相互交織的狀態。這對於幅員遼闊、區域差異很大的中國而言，基於區域之間價值觀分化的價值觀建設顯得更為艱巨，但也顯得更為必要，尤其應該給予更多關注。

第三，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分化。

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分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的重要特徵。筆者曾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代際分化」做過系統研究和分析。

討論代際之間的價值觀分化，首先必須承認現代社會「代際現象」和「代際價值觀」的存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加快和深入，「代」開始成為一個「熱詞」，所謂「60 後」、「70後」、「80 後」、「90 後」乃至「00 後」都是標示「代」的概念。各種「後」的區別並不僅僅在於年齡上的區別，實質上在於觀念包括價值觀的區別和分化。此外，從更廣泛的範圍來看，在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也存在著價值觀的區別和分化。我們可以把代與代之間的價值觀稱為「代際價值觀」。代際價值觀是以現代社會已經形成「代價值觀共同體」為前提的。代際價值觀是現代社會價值觀體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認識到這一點，必將有利於對社會價值觀的全面揭示和整體把握。必須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與價值觀越來越明顯的代際分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價值觀的多元分化越來越明顯地向社會代際關係領域展開，或者說，價值觀的代際分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的重要表徵之一。看不到這一點，就不能完整而深刻地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和整體變遷。一般而言，價值觀最明顯的代際分化往往發生在社會轉型時期。因為傳統社會那種價值觀代際傳承的平緩性和連續性被現代社會價值觀代際傳承的急遽性和斷裂性所取代，基於社會轉型之上、作為文化自覺的代共同體意識開始覺醒，各代之間的價值觀清晰地凸現出來，並互成相對之勢，社會價值觀開始發生代際分化就不可避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正處在加速轉型期，價值觀的代際分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和廣泛，以致「代溝」之聲不斷。在社會轉型之時，價值觀的代際分化很容易導致成年社會將青少年價值觀「問題化」，諸如斷定 青少年出現了「價值觀危機」、「道德淪喪」、「一代不如一代」等等，由此可以反襯出價值觀代際分化之一斑。

三、價值觀分化的三大根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的原因十分複雜，但至少有三個因素是不能忽視的，這就是社會轉型、利益分化和價值觀自身的變遷規律。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入，中國社會的轉型也必將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社會轉型在價值觀上引發的重大變化，就是原有價值觀已難以適應新的社會要求和人們的價值訴求，新的價值觀正在形成和成長過程之中，同時卻又難免泥沙俱下。譬如，改革開放前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等主導意識形態支配下，提倡集體主義、理想主義和精神至上等價值取向，人們形成了政治價值高於一切，所有價值被賦予革命性，人們在革命和鬥爭中尋求和滿足自己的價值需求和訴求，而真正的價值需求和訴求特別是對物質價值的追求被掩蓋和否定。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精神價值仍是被提倡的價值取向，但經濟價值已取代政治價值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一切價值都要置於理性特別是經濟理性的法庭面前加以審視，人們對經濟價值和物質價值的追求已成為超越一切價值追求的最大和最高追求。這樣，改革開放之前與之後的價值觀發生了急遽分化，這種分化實際上一直影響著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並在未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中仍將產生一定影響，譬如，針對當前某些社會不公和腐敗等現象，一些人對改革開放前的平等道義、信念信仰等價值產生了某種懷舊之情。

價值觀並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它直接與利益密切相關並以利益為基礎。因此，價值觀分化的根源直接源自社會利益的分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轉型同時伴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即由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必然遵循價值規律，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本經濟規律，其核心是等價交換，其作用是通過「看不見的手」自發地調節生產，並刺激生產技術的改進，其結果是所有商品生產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從而導致和加速商品生產者的分化。如果政府不通過「看得見的手」對市場進行調節或調節不當，市場經濟就必然導致社會分化即利益分化。因此，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我們不能只在價值觀變遷本身中找原因，而應到市場經濟所導致的利益分化中尋找根源，即價值觀分化最深刻的根源是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分化。譬如，上述十大社會階層( 或以其他標準劃分的社會階層) 的分化就既是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社會分工的結果，也是市場經濟所導致的利益分化的結果，這種社會分工和利益分化必然導致社會階層之間的價值觀分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的最大節點和集中點是在貧富兩極分化上，這種貧富分化既產生在同一個社會階層內部，也產生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有 81% 的受訪者「完全認同」或「基本認同」中國正在變得「富人更富、窮人更窮」。中國已成全球貧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數據表明，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由改革開放初期的 4 . 5 ∶ 1 擴大到目前的接 近13∶ 1；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 1998 年的 2 . 52∶ 1，擴大到 2011 年的 3. 13∶ 1。全國收入最高的 10% 群體和收入最低的 10% 群體的收入差距，已經從1988 年的 7. 3 倍上升到目前的 23 倍。 全國居民基尼係數在 1990 年就已經達到 0. 445，接近國際上公認的 0. 45 警戒線，農村居民基尼係數 2011年達到 0. 3949，逼近 0. 4 的警戒線。2012 年，西南財經大學發布的一份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稱，2010 年中國家庭的基尼係數已達 0. 61。2013年 1 月 18 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新聞發布會上代表官方公布了 10 年來中國的基尼係數：2003 年 是 0. 479，2004 年 是 0. 473，2005 年 是0. 485，2006 年是 0. 487，2007 年是 0. 484，2008 年是 0. 491，2009 年是 0. 490，2010 年是 0. 481，2011年是 0. 477，2012 年是 0. 474。公布的數據顯示，除 2004 年出現下降外，從 2003 年開始，中國的基尼係數一路走高，在 2008 年達到最高點，此後中國的基尼係數開始逐年下降。與複雜數據相對應，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看到了部分中國人一擲千金、揮霍無度的畫面，與相當部分中國人收入低下、努力攢錢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無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貧富分化都是導致社會分裂和價值觀分化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中國，「仇富」及富人攜款去國以及與此有複雜關聯的「仇官」即官民矛盾就是因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的社會分裂和價值觀分化最典型的表現形式。可見，貧富兩極分化「無疑會加劇社會階層及思想意識的分化，這也為建立一個統一的能夠為各階層所普遍接受的價值觀體系和道德標準增加了困難」。須知，貧富兩極分化恰恰是道德衰落和價值失范的重要根源。

當然，我們還必須看到，價值觀分化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變遷的必然邏輯結果，是價值觀變遷客觀規律的體現。我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發生了從一元向多元、從整體向個體、從理想向世俗、從精神向物質的轉變，這一價值觀變遷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分化是相互涵攝的。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社會的價值觀通過一元價值觀、整體價值觀、理想價值觀和精神價值觀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保持著高度統一甚至同一的狀態，這一價值觀統一和同一狀態又得到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控制的單位社會體制的切實保障和強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價值觀發生重大變遷，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單位社會的解體，價值觀的多元化、個體化、世俗化、物質化必然導致價值觀的分化。譬如，當今中國已經具有某些後現代的特徵，多元取代一元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因為從古代到近代，在一與多的關係上，主流是一元論，而後現代卻是一元論的不斷解體，宣揚差異性、反對同一性和整體性的多元論成為了時代的主流，多元論及其導致的價值觀多元化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價值選擇自由，擴大了價值選擇空間，使社會對多元價值和價值觀差異更加寬容，最終為價值觀分化提供了適宜和正當的社會價值環境和氛圍。價值觀的個體化表明，每個人都是一個不同和獨特的價值主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價值追求、價值理想、價值實踐和實現價值的方式，價值觀的個體化必然使社會價值觀呈現出差異化、分化甚至碎片化的趨勢。價值觀的世俗化解構了理想價值觀對價值根據、價值本質和價值統一性的追尋，人們更多地是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和當下需求的滿足，而世俗生活和當下需求是多姿多彩的，價值觀必須適應世俗生活和當下需求的多樣性和分化性，其自身也必然隨之發生分化。價值觀的物質化失去了支撐價值觀統一性和永恆性的精神基礎，甚至使社會關係和價值領域也「貨幣化」，物質價值觀的蔓延和普遍化，導致了人們對感官刺激和物質享受的追求，而感官刺激和物質享受往往是短暫和易逝的，於是人們往往就會失去精神寄託，感到價值迷茫，並「接納了西方( 幾乎就是美國) 的價值標準———即以揮霍來衡量人的價值」，這樣，「中國的新階級系統如今似乎涉及的更多是等級而不是階級」，在這種情況下，價值觀的分化似乎已難以避免。

基於上述對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分化的三種狀態、三大表現和三個根源的分析，我們需要對當前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狀態和分化趨勢作一個基本判斷。正如上文所述，筆者以為，當前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正處於「矛盾」狀態。如果說這個判斷不一定適用於區域間和代際間的價值觀分化，但肯定適用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價值觀分化。上文指出，價值觀分化一般存在著三種狀態，即差異、矛盾和衝突。「差異」是價值觀分化的「常態」，「矛盾」是價值觀分化的「過渡態」，「衝突」則是價值觀分化的「裂變態」。之所以說當前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分化正處於矛盾狀態，主要是因為價值觀在不同社會階層和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發生著劇烈碰撞，並偏離了「常態」即差異狀態，在程度上也要高於差異狀態，另一方面，雖然出現了所謂「仇富」、「仇官」的價值觀，但還沒有發生價值觀的激烈衝突，沒有達到價值觀的「裂變」狀態。中國社會價值觀的這種矛盾狀態將成為未來中國社會價值觀變遷的重要趨勢之一，因為造成價值觀矛盾狀態的根源在短期內還難以消除，甚至還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強化，從而有轉化為價值觀衝突的可能。

探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價值觀的分化，其要旨是為了說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力求避免中國社會價值觀分化向「裂變態」即價值觀衝突轉變，並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促進價值觀由矛盾狀態向差異狀態轉化，實現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良性互動和「價值觀安全」，進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提供強大而堅實的價值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