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秦暉的「共同的底線」
【破土編者按】繼作者之前在破土網上刊發的若干對話秦暉先生文章，本文是作者對之前指出的「共同的底線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的劃線」這一觀點的深化。作者認為，秦暉先生所支持的社會經濟制度中，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以及各個社會階級並不處於對等的位置，而「共同的底線」將會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權力關係繼續維持，甚至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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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之前曾經寫過文章對秦暉先生提出的「共同的底線」提出質疑，指出這個所謂「共同的底線」實際上是以自由主義劃線。這裡筆者以為需要進一步澄清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秦暉先生形成他自己的「民粹主義」的觀點的依據，亦即他們夫婦對沙俄晚期直到十月革命的這一段歷史的解讀是不準確的。首先，秦暉先生在對這段時期俄國歷史的描述中集中考察俄國農村的狀況，比如土地問題，卻忽視了俄國城市和工人的狀況。這樣就給人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俄國革命的主力不是城市工人，而是農民。而且在討論城市工人的時候，秦暉夫婦也極力縮小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人中的影響。但是，只要我們考察歷史實際，就知道，秦暉夫婦的觀點不能成立。其次，秦暉夫婦(主要是他的夫人金雁女士)對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戰之間關係的描述直接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比如，就在十月革命的當天，莫斯科的起義就遭到了反動派的鎮壓而幾乎失敗，就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而不是金雁女士一直以來宣稱的「立憲會議」被解散之後——俄國的反動派們就以職員「罷工」乃至直接的武裝叛亂等形式對十月革命進行了反叛(以上均引自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Russian Revolution)。再次，秦暉夫婦在描述1905年之後列寧思想的變化的時候，不僅要求列寧繼續認同即使按照他們自己的觀點也是倒向「國家主義」了的俄國自由主義(這一點也足以使人懷疑秦暉先生一直以來切割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觀點的有效性)，以此為標準將列寧和「民粹派」掛鉤，而且直接要求列寧繼續維護資本主義，不反對資本主義。同時，列寧對俄國革命的看法的變化事實上可以追溯到1905年革命的時候。而且這個問題並不是列寧個人的觀點，比如盧森堡以及托洛茨基等革命者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並得出了相同或相近的結論。對於這個問題Norman Geras：Between the Russian Revolutions(見其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一書)一文進行了出色的總結。秦暉夫婦的觀點很顯然是片面的。在這個問題上，秦暉夫婦玩弄的把戲就是用所謂的俄國「特殊性」否認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普遍性(事實上就差不多在同一時刻，第二國際內部對改良主義的右翼和中派也發展出了一套反對思潮和運動，這一點我們在奉第二國際特別是其右翼和中派為「正統」的秦暉夫婦那裡也是看不到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秦暉夫婦不僅是對俄國玩弄了這種手法。
大家都知道，秦暉夫婦在其俄國革命敘事中特別喜歡拿1918年1月的立憲會議說事，但是秦暉夫婦隱瞞了起碼的歷史事實：那就是在幾個主要的工業城市中，布爾什維克都獲得了選舉的勝利(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p.112，相關數據見Victor Serge: Year One of Russian Revolution, pp.127)。這個事實直接就使得秦暉夫婦對於俄國革命的敘事不攻自破了。不僅如此，即使是秦暉夫婦欣賞青睞的「正統」派亦即孟什維克，也不得不承認，蘇維埃才是無產階級的機關。例如金雁女士曾經引用過的孟什維克蘇漢諾夫就承認，如果俄國當時進行的是資產階級革命，那麼立憲會議就應該得到支持;如果俄國當時進行的是社會主義革命，那麼立憲會議就不應該被召集(轉引自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1: pp.116)。而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的選舉中恰好是獲勝的，換言之，布爾什維克得到了多數工人的支持(參見John Rees等In Defence of October，及其引用的Robert Service的觀點)。總的來說，秦暉夫婦在他們對俄國革命敘事中，尤其涉及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時候，其結論是十分可疑的。秦暉夫婦的「共同的底線」論調的基礎也就十分可疑。
第二個問題是，秦暉先生對社會民主黨的稱讚恰恰是從維護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角度出發的。比如一戰之後，不僅在俄國，而且在中歐乃至西歐的各個國家，都出現了工人運動和革命的浪潮。例如在德國和奧地利，都湧現了「工人委員會」等類似俄國革命中的蘇維埃的組織。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倒是按照秦暉先生的教導以「共同的底線」為依據鎮壓了革命，馴化了工人委員會，參加了立憲會議和之後的資產階級政治活動(關於德國的情況，請看筆者關於一戰之後德國革命到納粹上台的文章，關於奧地利，參見Janek Wasserman: Black Vienna，Helmut Gruber: Red Vienna等)。但是，1933年在德國，1934年在奧地利，這條「共同的底線」的結果是什麼大家也都知道了。而且，無論在義大利，還是在德國，都有不少自由主義者直接轉向法西斯和納粹(比如秦暉先生多次引用的義大利帕累托，比如大量違背秦先生教導，轉向納粹的德國自由主義選民，還有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等)。換言之，秦暉先生的「共同的底線」，對且只對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起作用。但是，我們在這裡卻看不到秦暉先生對自由主義者違反、破壞「共同的底線」片言隻字的譴責和批評。這個方面另外的著名例子就是1970-1973年的智利，阿連德政府倒是始終堅持「共同的底線」，但是其結果更是眾所周知。秦暉先生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更加從來是故意輕描淡寫，故意避重就輕，逃避自由主義(以及整個資產階級)在這些歷史事件中的作為。那麼筆者不禁要問一下秦暉先生：秦暉先生所謂的「共同的底線」，到底「共同」在何處?這個「共同的底線」，到底能夠對誰形成有效的約束?或者，秦暉先生的本來目的就是，他所謂的「共同的底線」只對左派和革命派起作用，而不對自由主義和右翼起作用?事實上我們考察一下歷史就會發現，秦暉先生及其同道們推崇的「憲政」，從來只是對革命者和工人階級構成約束，對於自由主義乃至更進一步的右翼活動從來無能為力。
如果說一戰之後的德國和奧地利的例子似乎太過遙遠，秦暉先生也可以用他也反對法西斯來逃避，那麼二戰之後各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更加能夠說明秦暉先生鼓吹的「共同的底線」是什麼貨色[1]。大家都知道，二戰之後歐洲的各個社會民主黨徹底放棄了消滅資本主義的目標，安心搞改良。但是，1960年代後期席捲全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直接揭穿了「穩定」神話。在其後的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中社會民主黨以及福利國家又一次成了資本利潤祭壇上的犧牲(雖然秦暉先生一直以來對此矢口否認)。當然啦，在秦暉先生看來，新自由主義得勢之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主要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社會分化不斷擴大的狀況並未觸及、傷及這個「共同的底線」——在秦暉先生看來大概只是「偏好」的不同?按照秦暉先生自己設定的「右派要自由」這個公式，新自由主義得勢之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主要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社會分化不斷擴大的狀況甚至可以在「自由」擴大的名義下而被歡呼、歡迎——自由主義右翼也正是這麼做的。
總結一下，秦暉先生的所謂「共同的底線」的最根本問題不是別的，而正是這樣一個事實：亦即在秦暉先生所支持的那個社會經濟制度中，「左派 」和「右派」，更進一步地說，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以及各個社會階級並不真的處於對等的位置中。秦暉先生企圖用「共同的底線」掩蓋的，正是他所支持的、鼓吹的那個社會經濟制度中，資產階級必然佔據的優勢地位和享有的「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換言之，秦暉先生和他的自由主義同儕們一直以來做的事情是一樣的，那就是用資本主義社會中，或者liberal democracy政治制度下抽象的、名義上的平等否認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強制、剝削和壓迫，並且否認為了維護這種強制、剝削和壓迫所需要的這樣或者那樣的強制措施。秦暉先生的「共同的底線」，運用到歷史實際中，其結果就是，也只能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說liberal democracy按照秦先生的理論不存在「強制」，那麼這個社會中、這個制度下發生的一切都可以在「共同的底線」的名義下大行其道。無論這些事件也好措施也罷是怎樣地強化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和強制，在秦先生及其同道們看來也只是一個有損「福利」——而且按照秦先生的看法似乎還可以促進「自由」——的問題，而不是對勞動者乃至越來越多的人們強化直接和間接的強制的問題(而且需要指出的，這些強制中至少有相當一部分正是由資本主義國家執行的，因此秦暉先生對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切割也是無法成立的[2])。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權力關係也就在這個「共同的底線」的名義下得到了維持乃至強化——只要這種維持和強化不觸及資本主義本身，秦暉先生的「共同的底線」不僅對之無可奈何，甚至可以對其推波助瀾(事實上秦暉先生也正是這麼做的)。秦暉先生站在哪一邊，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書架】秦暉，《共同的底線》，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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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48年的卡芬雅克，以及英國自由主義者(後者見John Saville: 1848)也是極好的例子。
[2] 另外，就算自由主義特別是自由主義右翼不倒向國家主義，亦即不依託資產階級國家的鎮壓來對付工人運動(以及比如黑人運動等民族解放運動)，那麼他們的唯一「選擇」就只能是各種各樣的右翼群眾運動。美國在這個方面尤其突出，見Berlet &Lyons: 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一戰之後初期的德國「自由軍團」Freikorp也是其表現，參見Nigel Jones: Hitler』s Heralds: The Story of the Freikorps 1918-1923。早期法西斯主義運動也正是這樣一種狀況。當前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見Hans Georg-Betz的研究。其它的例子還有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天主教運動，見Martin Conway: Catholic Politics in Europe 1918-1945。當然，各種各樣的右翼民族主義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兩次大戰期間中東歐諸國的情況見Martyn Rady , Rebecca Haynes: In the Shadow of Hitler。很明顯，我想稍有歷史常識的人們都不會認為這些右翼的群眾運動是值得欣賞、值得追求的。同時，這些右翼群眾運動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並沒有什麼絕對界限，納粹從「在野」到上台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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