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社會文化思潮解析

　　後現代主義作為西方一種主流文化，對當代中國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解析後現代，取其利，去其弊，對加強主流輿論，提高文學的正能量，弘揚核心價值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

　　自文藝復興始，到20世紀中期，是西方世界走向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過程。從總體和全局上看，以封建宗法製為標誌的前現代社會已到終點。這一歷史轉型時期的主導的文化精神是充滿活力的理性啟蒙精神。此後，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西方社會進入以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為特徵的「後現代社會」。從社會文化性質而言，前者的關鍵詞是「現代性」，而後者的關鍵詞是「後現代性」。在「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關係問題上，我傾向於吸納和借鑒審美現代性的批判精神和合理因素，採納與啟蒙現代性相和諧、相配合的另一種形態的審美現代性，以有利於推動和加速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如何評價後現代性？既不能因為現代性具有負面影響，而否定現代性的歷史功績：也不能反過來因現代性的歷史功績，忽視現代性的負面作用。應當全面地辯證地對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做出客觀公允的歷史評價。其實，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在反傳統、非理性和反對現代化給人帶來異化等方面也存在著精神意向上的一致性。我們既要看到現代性到後現代性的歷史連續性，又要看到在這種高度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新質態和新質變。忽視現代性的負面作用，誇大現代性的歷史功績，否定後現代性；或誇大現代性的負面作用，貶抑現代性的歷史功績，消解和顛覆現代性，甚而主張倒退回前現代，都是不妥當的。

　　後現代和當代中國國情

　　最為重要的是，應當考慮當代中國如何面對西方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需要探討西方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對作為發展中的國家的當代中國的適用程度和適用範圍問題。我們的國情定位，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從前現代性向現代性的過渡與生成。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三種形態多元並存。由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在廣大農村，雖然啟動了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但還存在著濃厚的前現代性。在高度發展的大都市，加速實施著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同時確實滋生著越來越多的後現代因素。前現代的那種封建宗法制的社會生活形式固然表象上具有溫馨、和諧、凈美、安適的一面，同時實質上又具有貧窮、落後、愚昧、專制的一面，前現代的社會生活形式正在或已經成為歷史。我們必須面向未來，向這種前現代的社會形態揖別，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是違反人民大眾意願和歷史發展規律的；加速從前現代向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符合當代中國的國情的；正視並適當抑制社會歷史文化結構中的後現代因素是有利於社會的穩健和正常發展的。從整體和全局上看，後現代主義對尚處於發展狀態中的當代中國來說，確實存在著明顯的時空錯位和時代反差。應當說，後現代還沒有成為當代社會的主導因素，只部分地適用於當代中國。即使置於全球化的共同背景中，不同國家存在著歷史發展狀態的差異。不能無視這種差異，把歷時態的歷史社會狀態共時化。後現代主義社會文化思潮移植到處於發展過程中的當代中國，顯得有些水土不服，所謂「南方為橘，北方為桔」。從總體和全局上說，把後現代主義社會文化思潮普適化，不加選擇地加以泛用，對距離後現代還十分遙遠的當代中國來說，顯得太過奢侈和超前消費。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忽視當代中國正在增長著的後現代現象。從發展趨勢看，後現代現象的適用範圍正在不斷擴大著，後現代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對當代中國逐步向後現代的趨近，對促進和確保歷史的穩健和正常發展，防止和克服後現代和後工業社會可能產生的各種社會弊端具有前瞻性的預示和警策作用。

　　後現代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後現代主義社會文化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

　　在文化與社會變革的關係問題上，後現代主義者多半都是通過語言文化闡釋謀求社會變革的左翼文化思想家。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後現代主義者，實施顛覆性新思維，通過解構和改寫文本，培育大眾的變革意識，製造改變現實的輿論。這種富於批判精神、懷疑精神和解構精神的顛覆性思維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的。這種後現代主義的精神意向對啟發人們解放思想，消解和破除超穩定的社會體制和思想文化結構都是有益的。特別是解構主義者都是出於消解、顛覆、改變、重塑舊的社會歷史結構和文化思想結構的語言革命家。他們所體現出來的批判精神、懷疑精神和變革精神，有利於破除僵硬的理性桎梏、異化環境的壓抑和超穩定的社會體制和思想文化結構。他們操演顛覆性思維的戰法，對過時的凝滯的僵硬的理性加以否定和攪擾，反、非、去那些在他們看來不公平、不合理、不民主、非人性的社會體制和文化思想結構，有利於推動思想解放運動，對顛覆、反叛、抗擊、否定、拒絕、抵制歷史的非人性化和社會的非民主化，提供了顛覆性和否定性的思想武器。

　　然而， 後現代主義的變革意識是通過「詞句革命」、「語言造反」和「文本解構」的途經、策略和手段來表現的。自西方「語言學轉向」以來，語言哲學成為起支配作用的主導哲學。假手於解構和顛覆文本的語言結構，妄圖改變現實生活中的社會歷史結構和文化思想結構，成為歐美左翼人文知識分子的耽於幻想的時尚。追求語言的人文主義解釋學變革，從策略上解讀文本所蘊涵著的權力意志、意識形態和邏格斯中心主義。但由於只停留在語言和輿論層面，不可能推動現實生活發生實質性的變革。運籌帷幄於語言文本之中，無異於「紙上談兵」，或許會影響社會心理，但並不意味著對書齋以外的世界發生切實有效的改變。忽視人民的力量和脫離社會實踐，是後現代主義突出的理論缺憾。因為，只有社會實踐，才能實際地改變現實生活環境，實現社會歷史變革。在解構和建構、破壞和建設的關係問題上，解構是為了建構，破壞是為了建設，只解構不建構，只破壞不建設都是不行的。誠然，只有解構和破壞那些應該解構和破壞的舊東西，才能建構和建設新東西。後現代主義只強調解構，很少談建構。有感於對後現代只主張解構這種理論偏執的不滿，從後現代的營壘中開始分離出以羅蒂為代表的呼籲建構的一翼，開始發出呼籲，但缺少作為，顯得空泛不實。由於後現代主義具有很強的破壞性、反叛性、消解性、顛覆性，從來沒有成為歐美官方的主流文化。對當代中國來說，為了加速現代化建設，增強主流文化輿論，適應社會轉型和歷史發展的需要，適當地抑制後現代主義的破壞性、反現代性和非主流性是完全必要的。

　　在文化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後現代主義者多半都是「自然中心論」者和自然生態的維護者。受到現象學深刻影響的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包括具有東方哲學色彩的晚年的海德格爾，都不同程度地反對「人類中心論」，關愛和呵護自然生態。他們看到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給人類的生存帶來的危害和弊端。由於不適度地高揚人的主體性和人類中心論，把人和自然的關係視為統治和被統治、利用和被利用的關係，「竭澤而漁」式地開發和「殺雞取蛋」式的索取，使得自然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地球已變得不堪重負，大氣污染、能源枯竭、天災頻發、人口爆炸、地球變暖、可耕土地銳減，使人類萌發了生存危機。科學並非至上，它給人帶來了福祉，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異化。然而，不能把自然和人類完全對立起來。以自然中心論反對人類中心論是幼稚的，也是行不通的。不應當在抵制一些貪婪的勢力集團對自然的瘋狂掠奪時，把人類對自然的合理的適度地開發和索取也一併反掉了。人類向大自然擷取和分享必要的生產資源和生活資源的活動永遠不會終止。人類的生存永遠無法擺脫對自然的從屬關係和依賴關係。特別是處於發展中的國家、民族和人民對自然的開發和索取的力度和份額還很不夠，以維護自然生態名義，對之進行打壓和限制尤其悖謬。人類呵護自然，自然也要哺養人類。兩者的關係是互哺互養的關係。

　　在文化與人的關係問題上，一些後現代主義者是反對「人類中心論」的。尼采宣稱「上帝死了」，實際上是宣揚有信仰的理性的人死了。德里達宣告「人的終結」，認為作為主體的人只不過是人文科學構造出來的「一個幻象」，終會像「沙灘上的臉一樣被抹去」。斯特勞斯竟然這樣說：「人文科學的最終目的，不是構成人，而是消解人」。海德格爾借用推崇的「此在」，取代被形而上學污染過的「人」。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語言符號學認為，人只是孤立的封閉自足語言系統中被遮蔽著的正在消失的對象。福柯作為反人類中心主義領軍人物，動搖了西方人本主義主體性哲學的基礎，認為19世紀才出現的人道主義的系統學說只具有短暫的歷史合理性。筆者開始領悟到，上述這些看來聳人聽聞至少是十分偏激的人學觀念，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後現代主義的人學理論反對「人類中心論」，系指自文藝復興以降那種古典的、先期的、傳統的人道主義所倡導、所規範的人，反對被啟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所制約、所支配的人，反對被權力意志、形而上學和意識形態所壓抑、所污染的人。概而言之，只是反對理性意義和層面上的人，而凸顯非理性意義和層面上的人。這種人學理論為相對遊離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那些處於邊緣域，具有隨意性和自由度的人提供了生存空間，特彆強調個體的經驗、感受和訴求，尤其關心和寄情處於社會下層的弱勢群體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狀態。從實質上說，完全排斥和脫凈非理性元素的純粹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在重視理性的人和人的理性元素的同時，也不應當忽視非理性的人和人的非理性元素。兩者是相互關聯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後現代主義的人學理念可以理解為是對傳統的理性的人學思想的豐富和補充 。

　　後現代主義具有明顯的非理性、非理論、反本質主義的傾向。不能在反對那些過時的僵化的理論的同時，把那些正確的有生命力的理論也一併拋棄了。如果不去探索事物的本質，只能使人們陷入盲目狀態，無法遵循「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的原則，實現自己的預期目的。這種意圖是違反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的。當然，也不要把科學精神絕對化。後現代主義不加分析地對理性、理論和本質的否定，導致了真理和價值滑向絕對的相對主義、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自尼采提出非理性主義以降，抗擊理性成為一種時尚。非理性主義對壓抑人、非人、使人處於異化狀態的僵硬理性的批判、消解和顛覆，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進步性。然而，非理性只是人們的思想意識結構中的一種因素，不能取代佔主導地位、起支配作用的理性意識。對處於發展狀態中的當代中國來說，需要更理性的人和人的包括啟蒙理性、道德理性和科技理性在內的理性元素。啟蒙理性和道德理性對培育和提升適應現代化發展需要的高素質的人是至關重要的。西方世界，隨著工業革命的迅猛發展，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實際上主導了人文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轉化不同程度地壓抑著人，甚或造成人的異化。其實，科技理性不只是有壓抑人的一面，同時更有提高、增強和延伸人的智慧和才能的一面。人們或許被科技理性所侵蝕，但也分享科技成果帶來的實惠和福祉。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國家，由於現代化的發展程度的差別，發達國家的人可能感受到高科技對人的壓抑，而像還處於發展狀態中的當代中國則多半由於缺少高科技而感到被壓抑。歷史的沉痛教訓和現實的嚴峻威脅警示人們，不用高科技武裝起來的國家和人民是要被動挨打的。只有掌握了世界上最先進最尖端的科學技術，才能使中華民族抬起高傲的頭，挺起堅韌的脊樑，從而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在文化與藝術的關係問題上，後現代主義的解構性和開放性的思維方式 有利於確立文化思想結構的多元格局。後現代主義倡導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審美樣式和平實、直朴的個體的審美體驗，凸顯普通人的自由、閑散，或表現附麗浪漫色彩的生活情趣，或反映帶有悲劇意味的小人物的命運。後現代主義對文本和表徵符號提供多層面解釋的可能性。由於淡化文學與政治的聯繫，拒絕理性思辨的傾向、回歸感覺，追求消閑、娛樂和舒適的感官享受。後現代憑藉科技手段，推行著複製、模擬、拼貼、類像等創作方式。在拒絕經典的同時，後現代作品的創造者受市場原則、利益原則和快樂原則的驅動，還可以給處於底層的低消費的大眾提供「大眾快餐」，分享審美愉悅。

　　然而，後現代主義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一種「非藝術化」和「矮藝術化」的傾向。後現代否認藝術的本質屬性，破除和抹殺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有人甚至斷言「藝術已經死亡」。最能體現藝術的本質和功能的傳統的經典作品被消解。「去經典化」幾乎成為一種時尚。追求藝術的世俗化和低俗化蔚然成風。後現代主義把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全然對立起來。後現代主義者操「去深度化」的平面思維，使文學的價值下滑，降低作品的思想性，造成文本內質的孱弱，從而缺乏振奮人心的力量。文字編碼和解讀的遊戲化、無中心意識和多元的價值取向，必然造成價值標準的低落和貶損。後現代主義反對「宏大敘事」，追求「非英雄化」，消解和淡化文學表現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的重大題材，漠視美好的人生理想、崇高的歷史使命，偉大的英雄業績，淳樸的傳統美德，導致文學創作的低俗化和遊戲化。事實上，任何國家和人民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宏大敘事」。推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是當代中國的「宏大敘事」。實現壯麗的中國夢，是史無前例的宏偉事業，必然湧現出一批批既平凡又偉大的英雄形象和先進人物。我們的文學藝術要塑造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但應當在塑造新人形象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為只有新人形象才能體現歷史發展的推動力，表現出促進社會進步的正能量，負載著、實踐著和凸顯著先進的思想體系和核心的價值體系。因此，籠統地 「反元敘事」和「去英雄化」是有悖於歷史發展要求和有違於人民意願的。

　　後現代的思維方式

　　我們既要吸納改制後現代主義社會文化思潮中可貴的思想理論文化資源，同時也要破除在學術理念和思維方式上對西方現當代社會文化思潮的迷信和盲目崇拜。後現代主義社會文化思潮同樣也要得到人民心理的認同，接受當代社會實踐的檢驗和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選擇。

　　後現代主義使用體現懷疑精神、批判精神、變革精神的顛覆性思維方式。反對、否定、消解、非、去、差異、多元、分延、撒播、零散、混沌、流動成為這種學術理念和思維方式的關鍵辭彙。我們應當借鑒和利用後現代的顛覆性思維方式，批判和消解那些不合理的舊體制和舊觀念，同時又要防止後現代的這種思維方式的泛化，扶持和呵護那些進步的有益於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新生力量和新鮮事物。

　　後現代主義強調流動性、變化性和不斷生成性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把流動性和穩定性、必然性、主導性、統一性、共同性、集體性、權威性完全對立起來，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形而上學的偏執。以流動性和穩定性的關係而論，事物的發展是既流動又穩定的。流動、質變和不斷生成需要相對穩定的環境，量的積累、具備或創造必要的條件。新的流變不可能一蹴而就，總是呈現出不停頓的混亂無序的瘋長、飈升、突發、驟變、冒進的大躍進情景。穩定中求發展，發展中求穩定，才是兩者關係的正常狀態。以主導性和多元性的關係而論，文學是具有多元性的，但也不能拒絕主導性。無主導的多元和無多元的主導都是不健全的。以統一性、共同性和差別性的關係而論，應當既要重視差別性，也要從差別性中尋覓出體現不同程度的統一性和共同性。以集體性和個體性的關係而論，文學活動是個體行為，但作家評論家理論家作為社會結構、文學流派和文學社團的成員，他們的創作、評論的研究也必然不同程度地表現出群體的利益、意志和願望。以權威性和民主性的關係而論，權威性應當體現和發揚民主性，民主性應當補充和制約權威性。我們應當謀求建構具有權威性的民主性和具有民主性的權威性。

　　後現代主義者是主張多元和差異、反對二元對立的。但這種主張多元的學術理念和思維方式，把主導與多元、現代與後現代、統一性和差異性、同質性和異質性、總體性和局部性、必然性與偶然性、集體性和個體性、穩定性和流變性、權威性和大眾民主性、理性和非理性、經典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英雄化與非英雄化、宏大敘事和微觀敘事、建構與解構、傳統與創新、生活與語言，統統視為絲毫不能兼容的對立的兩極。大多數後現代主義者是主張多元的，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只推崇後一系列的那些「元」，硬是要消解前一系列的那些「元」。實際上還是推崇他們所鍾愛的一元或獨元。他們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上舉一系列範疇之間的關係不只是存在對立的一面，還同樣存在著互補互滲、兼容共生的另一面，表現出一種執拗的幼稚和偏激。他們的思維方式表面上反對二元對立，卻頑強地表現出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弊端：即一點論、絕對化、走極端。片面性，用一種傾向反對和掩蓋另一種傾向。多元並存事物之間的矛盾，總會呈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當這種主要矛盾激化到白熱化的程度時，矛盾雙方必然表現出二元對立狀態。多元的矛盾可以理解為是這種二元對立矛盾的發酵、延伸和擴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立統一規律並沒有過時，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和範圍內的合理性。一些後現代主義者反對二元對立，實際上又使用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他們正是在「二元對立」的框架內，用他們所主張的東西反對他們認為與之相對立的東西。他們並沒有超越「對立統一」規律的制導，仍然在「二元對立」的籠子里談哲學。如他們反對宏大敘事，實質上他們正是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顛覆了與之對立的傳統和現代主義，實施了向後現代主義轉型的「宏大敘事」。他們反對中心，拒絕權威，主張多元，卻又把後現代擁上了中心地位，視為統攝和壓倒一切的權威，統領多元的主元。他們在反對主流意識的同時，又把後現代樹立和崇尚為當代社會的主流文化。他們在反對文化霸權的同時，又製造了一種以後現代惟命是從的新霸權。他們正是假手於「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推行惟我獨尊的理念，這種附帶痴迷的「自戀情結」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不僅有違藝術辯證法，而且也是與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多元精神相背離的。

　　我們應當樹立和運用宏觀、辯證、綜合、創新的思維方式，本著「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擇善而從，優化組合」的原則，吸納和改制後現代主義所倡導的具有合理性的學術理念和思維方式，傳承和重構傳統文論中那些有生命力的思想，儘可能地把上述第一系列的學理和第二系列的學理有機地結合起來。惟有這樣，才能創造出更加系統、完整、全面、豐富、深刻的能夠適應新時代歷史要求的新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