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關進秦城監獄的洋人李敦白

[摘要]李敦白：被壓迫者又在他們取得權力的瞬間搖身一變成了壓迫者。

原載《同舟共進》2013年第6期

一個美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卻捲入了狂飆突進的「文革」風潮，甚至一度成為單位造反派領袖。這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如何經歷群眾運動的狂喜和幻滅，又如何反思？

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未來二十年或許是中國現代民主建設最關鍵的時期。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我們應從歷史中汲取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一百多年中，全國規模的「民主嘗試」有兩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後民初議會政黨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這兩次嘗試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敗得很慘。民初議會政黨政治實際上只是少數精英知識分子、上層政客、軍人的遊戲，並沒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只帶來了軍閥混戰；「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確實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其失敗除了高層的因素外，群眾本身在民主理念、行為習慣和綜合素質上的不足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驚異於為何在像北大、清華這樣的中國最高學府，「文革」中興起的各群眾組織也不能通過民主選舉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選擇以慘烈的武鬥解決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勸阻下，武鬥也始終難以平息，最後靠高層派軍宣隊、工宣隊強行進駐繳械才解決問題。

李敦白是一個美國人，從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時他又非常深入地參加了「文革」，甚至成為單位造反派的領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響。所以，他對「文革」中群眾民主嘗試的觀察相當深刻犀利，對於關心民主建設的中國人來說，這是相當珍貴的歷史記錄。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個單純、富於同情心的美國左翼青年，參加過美國共產黨。他在二戰期間參軍，因學過中文被派到中國戰區，對中國革命發生了興趣。退伍後，李在宋慶齡、周恩來的幫助下到了延安，決心投身中國革命，並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紹人，經中央五大書記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要擔任中共對外宣傳廣播的英文翻譯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勝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製的斯特朗間諜案牽連，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單獨監禁，直到斯大林去世兩年後才平反釋放。這樣慘痛的冤屈並沒有摧毀李敦白對中國革命的信心，他沒有選擇回美國，而是決定留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李敦白也因此獲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禮遇，擔任廣播事業局高級外國專家，負責對外英文廣播稿的把關，月工資高達600元，是普通中國職工的10～15倍，超過了國家主席毛澤東。這使他過上了優裕的生活，有大筆的余錢購買許多昂貴的明式紅木傢具。毛澤東曾兩次當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響，還被吸收進《毛澤東選集》英文翻譯工作組。

接下來，他見證了「文革」初期的群眾民主，並熱情深入地參與其中，以其獨特的視角，為我們留下了富於啟發性的觀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著，丁薇譯《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對優裕生活的自責，對官僚等級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相對於普通的中國人，非常優越的生活並沒有讓他感覺自在，他擁有的級別反而讓他覺得違背了共產主義理想。有一天在報紙上讀到焦裕祿的故事，他受到極大的心理衝擊。

他寫道：「這位名叫焦裕祿的書記，簡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樣，也符合黨一貫的要求。他不只坐在辦公室里，而是每天走在泥濘的鄉村小路，聽取農民的傾訴，詢問他們的狀況……讀完報道時，我發覺自己已經淚流滿面。這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表現，這才是為人民服務。」 「我不禁悲從中來。突然間，自己過去幾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敗的面目。我低頭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這就是過去幾年養尊處優的結果。」

「我們這群人有特別的住房，特別的伙食，還有專車……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實也成了腦滿腸肥的一員，我感到深深的後悔和自責。」

「難道就這樣下去嗎？從大學時代到現在，26年過去了，我一直自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一個願為人民服務的人。難道我願意晚節不保，讓自己蛻變為資產階級特權分子？我沒能信守自己為革命奮鬥的理想。我一向鄙視偽君子和騙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獨立的辦公室。」

但是，官僚等級體制已經形成，李敦白想憑藉個人理想擺脫制度的行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寫道：「我的部分轉變也令某些人不高興。例如當我向上級要求工資降低一半時，就遭到堅決反對，最後我只得說，我會在銀行開個賬戶，把一半工資存到這個用假名開立的賬戶中。我也避免坐專車，改騎自行車往返友誼飯店。於是一個安全部的領導特地來勸說我不要這樣做。」「當我決定恢復定期體力勞動，去單位對面的地鐵工地挖土時，黨組織也發話了。『讓我們的外國專家到工地勞動，對我們而言是個安全問題。』……」

「我的下一步行動更厲害。我把家裡漂亮的古董傢具捐了出去……對我而言，將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邊欣賞，跟那些花錢雕刻它們並留在家裡欣賞的富貴人家一樣腐敗。」

「文革」初期：自由、解放的狂喜

1966年初夏，李敦白和一些外國友人重訪延安。在延安的小旅館裡，他們收聽到了北京台的廣播，廣播帶著一種久違的狂熱激情：「一個國家的腐敗是從內部開始的，黨內有修正主義分子，在鎮壓、控制人民，領我們走上錯誤的道路，甚至還攻擊毛主席本人。不能讓這種事在中國發生！……想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不要聽信任何相衝突的命令！造反有理！這些話語彷彿電流擊穿身心。」

「我激動地將這篇報道逐句翻譯給其他外國人。剎那間，我覺得我又找回了自己。黨曾經束縛了我，現在卻解放了我。我可以掙脫以往困擾我的束縛，用自己的判斷，為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業奮鬥。」

李敦白回到北京後，立刻狂熱地投身於他期盼已久的「文革」。此時，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已經被打倒。雖然李敦白相信梅益是好人，兩人的私交也很好，但他「準備好了站在黨和群眾的立場評判梅益」，不受「個人交情的影響」。

李敦白不僅在批鬥會上發言對梅益進行了揭發，還貼大字報發動對自己的批判。當時大家都很興奮，有個翻譯高興地說，「和以前的運動完全不一樣。大家可以對任何一個人寫下批評，他們也可以爭辯政治體系和理論。人人都參與，個個受教育。」當時有通知，不得批判外國專家。李敦白想：「如果沒有人批評我，我就該自我批評。我……邀了幾個人幫忙，一起將新聞紙粘起來，然後我用『雞飛狗爬』的書法寫下自我批評。『李敦白必須革除資產階級優越感』，我寫下標題，然後列出我的缺點……」李敦白貼自己大字報的行動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一時間成了單位的風雲人物。

在機密檔案室里，李敦白讀到了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與「文革小組」聯席會議的記錄，其中林彪的演講像電流擊中了他。林彪說：「這場革命，是針對上次革命的再革命。1949年，我們獲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並沒有發動千百萬的群眾起來解放自己。我們從舊政權中接收了大部分的政府官員，讓他們繼續在原崗位工作。我們還沒有機會徹底解決舊觀念和舊文化。」「現在我們必須要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同時立四新。」「這場鬥爭……是一場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鬥爭。」

或許李敦白又想起了他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的情形，感受到久違的言論自由。他寫道：「我有被解放的感覺。我喜歡聽這樣的辯論，我喜歡聽人們自由的言論。我同意陳伯達說的每一句話。黨應該是人民的公僕，而不是主人。現在人民是主人。」

厭惡暴力：「難道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動？」

但是，自由解放的美好感覺沒有持續多久，李敦白就看到了「文革」醜惡的一面——無處不在的暴力。他發現，即使毛澤東公開號召「要文斗，不要武鬥」，但對蜂擁而起的造反派而言，自由只是自己一派的自由，並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被認定為敵人的、必須打倒的，不僅沒有任何自由，甚至連個人生命、財產也可以被任意剝奪，這完全違背了他的自由民主的理念。李敦白寫道：「林彪的號召不僅帶來了革命小將，更是放出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蓋下，正進行著一場難以防備的醜惡暴力。」

「難道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動？那群年輕人中，我認得一個錄音工程師，我知道她對梅益心有芥蒂，此刻她正拿著從梅益腳上扯下來的一隻布鞋，用力敲打他的頭，梅益的眼鏡被打落在地下，蒼白驚恐，從頭到腳打顫。」

「毛澤東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個人都要作出選擇：與革命同志一邊還是與壓迫者一邊。我雖早已作了自己的選擇，但卻不贊成這些年輕人粗暴的造反方式。」

「在我看來，真正的問題不是這群年輕人的行為，而是民主。共產黨以前的管理體制都被推翻了，那接下來誰來管呢？」

不久，李敦白見識了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規模盛大的批鬥會，參加者多達15000人，受批判的也是大人物：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人民日報》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中宣部掌管文藝的一把手周揚等。「群眾的吶喊聲響徹了整個體育館。觀眾席上的人看起來很快樂，笑容滿面。看到這批被批鬥的人不久前還在權力巔峰呼風喚雨，如今卻落得顏面掃地，凄涼慘淡，大家覺得十分痛快。挨斗的人不能說話。時不時的，其中的某個人，比如周揚——會因為受不了紅衛兵的拳打腳踢而痛苦地尖叫。」「我坐在貴賓席上，跟其他人一樣高舉拳頭吶喊。群眾已經被激醒，要起來對抗代表舊專制的一切事物。他們被教導要去仇恨舊體制，仇恨任何與它有關的事物。」

「話說回來，整個批鬥的殘忍暴戾還是讓我生厭。我轉問穆欣（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當時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編者注），『這樣做是不是違背了毛主席政策？他不是說要文斗，不要武鬥嗎？』」「他狡猾地一笑。『這只是群眾處理衝突時的傳統作風而已。』他回答：『這還算不上真正的暴力。』這樣說起來，只有人民的敵人這樣做才算暴力，群眾做就不算？我覺得這是一種自私的想法，但我沒開口，只是沉默著。而下次我在體育場再見穆欣時，他自己卻成了批鬥的對象，跪在那裡『坐飛機』。橫幅上寫道：『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穆欣下台』。」

造反派：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身份轉換

雖然李敦白厭惡「文革」中的暴力，但他仍然認為「文革」本身是好的，是為了建設一個新的社會，而暴力只是群眾獲得自由初期不成熟的表現，以後會逐步改善。

李敦白和造反派越來越接近，很快加入了造反派。他寫道：「這些年輕人要建立一個新社會，這是我在入黨之初就一直期盼的社會。他們要建立類似市政廳的民主，讓每個人在選舉領導時都有發言權。他們要有完整的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要求完整的人權，不再有個人檔案，不再有個人背景審查。『你的歷史只能說明你的過去，』他們寫道，『你的行動表明了你的現在。』這些人就是我的同道中人。」但是，造反派掌權之後，期待中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並沒有到來。「人人都在享受新的自由和獨立自主，樣樣事情變得一團糟。每次開會都變成幫派鬥爭。人人有主意，個個有道理。如果我們試圖加快進度，便被指責為驕傲自大，不聽群眾。對於長期夢想著權力和影響力的人來說，這無疑是痛苦的打擊」。

舊造反派不能令人滿意，於是新造反派出現了，他們要反抗舊造反派的壓迫，他們要重新開始奪權。李敦白從自己的自由民主理念出發，「認為新造反派自有其道理。雖然我們的本意和出發點都是好的，但自從接管以來，的確沒有把自己管好。也許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小組要我去跟新造反派協調，贏回我們的地位。以我對他們的觀察，我認為新造反派健康熱心，態度鮮明，真誠信奉我們曾為之奮鬥的理想。他們希望參與領導，而不是聽命於新的領導」。

李敦白代表舊造反派與新造反派協商後，提出兩派共同掌權。他認為，「如果雙方能友好相處，那麼我們通往民主領導的道路一定會更平坦。」但是，「事情並非如我想像。我立刻發現自己人和我意見相左。我的組員給我的不是讚賞，而是憤怒」。「在整個討論過程中，我的感覺是，對我那些同事而言，民主遠不如維繫自身的權力來得重要。當批評我們的派系開始形成時，我方領導人擬出一系列對付他們的戰術。首先，不準新造反派使用大會議廳，這樣他們就不能贏取廣泛支持。同時，他們制定了一套監督體系，派人跟蹤新造反派，調查與他們來往的人和談話內容，並在新造反派中安插間諜」。

1967年1月，江青和陳伯達突然出現在廣播事業局。江青聽完舊造反派的彙報後，詢問李敦白的看法。「『自從接管了這裡，造反派已經染上官僚作風，居高臨下了。』我毫不客氣地說。『他們取得了批評的權力，現在卻拒絕給他人批評的權利。』江青的眉毛立刻往上一挑。剎那間，我已經從她的盟友變成了反對者。」「她說，『你要記住，革命者取得權力後，接下來的工作便是鞏固權力。如果不能鞏固權力，他們就保不住江山。』這番話明顯是在指責我，我一時呆住了。」

和江青發生衝突後，李敦白浮想聯翩：「我早該看出我方造反派領導人既舉棋不定又缺乏經驗，面對周圍起起伏伏的政治波濤，只能隨波逐流，任由擺布。他們想追求民主，但是卻不得要領。我早就應該明白，在中國根本沒有幾個人能真正了解民主的含義，即並不只是多數人執政，還在於保護少數人權利。」「我也早就該明白，只要上級的指示有利於鞏固他們的權力，我們的造反派就會遵循，但任何人只要想威脅其權力，他們就會設法暗中迫害……我尤其應該明白，如果我的建議與江青的計劃合拍，她會聽取我的意見，把我捧上天；而一旦我反對她的意見，她便會冷眼相待。」

「廣播事業局的情況便是整個中國的縮影。各地派系林立，有些地方的情況比廣播事業局更為激烈，敵對雙方用瓶子、石塊和棍棒互相攻擊，甚至動用真刀真槍，而江青、王力等人則手忙腳亂地四處撲滅他們自己放的火。《人民日報》天天呼籲造反派團結，警告不能出現無政府狀態，要求在資產階級紀律被徹底粉碎後，加強無產階級紀律。然而兩種紀律的差別對造反派頭子而言，已經失去了意義，他們學到的只是『造反有理』。他們已經嘗到造反的滋味，就算是最高指示也阻擋不了他們。」

廣播事業局新、舊造反派的鬥爭很快白熱化了。一天，舊造反派聚眾在音樂廳開大會鬥爭幾個新造反派。正在進行中，「中央文革小組」王力的秘書來到會場，宣讀指示，要求兩派團結，實際就是要舊造反派停止鬥爭新造反派。「讀完，他便準備離開舞台。這時我驚恐地發現，舊造反派全部站起來，堵住了走道，推推搡搡地形成一道人牆，他們非常憤怒。他們已經奪得權力，不會讓權力受到削弱，就算是文革小組的命令也不行。如果有必要，他們不惜撕破臉。」在緊急關頭，李敦白跳上舞台，搶過了麥克風。「『同志們！』我在一片喧囂中高呼。『各位同志！我們為什麼要從走資派手中奪權？』大廳里開始安靜下來，於是我繼續說。『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認為走資派沒有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經營電台。現在，我們接管後，如果我們也不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如果我們對待意見不合的人比走資派還要狠，那我們當初又有什麼正當理由去奪權呢？』……」

「『人是從哪裡學到這種行為的呢？』我動情地說。『讓別人坐飛機，打人，殺人，』這些都是剝削者用的手段，是壓迫他人的人的策略，是舊中國統治者的作風！難道也是我們壓迫他們的原因嗎？難道這就是我們破四舊、立四新的原因嗎？用暴君對付無辜人民的手段來對付和我們一樣的百姓？我覺得可恥，非常可恥！」

李敦白和舊造反派決裂了！回到家，他對妻子說：「現在我在廣播事業局完了，短短十分鐘，我已經從多數團體最受歡迎的人，變成只有自己的少數。」

但形勢發展出乎意料，「中央文革小組」連夜發出傳單，肯定李敦白的立場。王力親自打電話給廣播事業局保衛處，要求確保李的人身安全。舊造反派失去信任下台，新造反派上台，李敦白進入三人領導小組。北京各單位造反派也紛紛請李敦白作報告，李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

有人認為江青和「文革小組」是造反派武鬥的挑動者，但從李敦白獲得「文革小組」支持可以看出，雖然毛澤東和「文革小組」鼓勵造反派起來鬥爭當權派，江青由於個人性格、修養原因，時常表現得非常好鬥，但是他們大體上始終反對造反派之間的武鬥，甚至親自試圖勸阻過北大、清華的派系武鬥，主張各造反派都代表人民群眾，應該團結，應該聯合。

「文革」時期普遍的、大規模的武鬥，應從千千萬萬造反派群眾自身的政治素質上找原因：他們不僅僅是「文革小組」操縱下的木偶，他們同樣是積極活躍的歷史創造者；他們對自由民主的無知、他們野蠻粗暴的政治理念和行為方式是「文革」血腥武鬥的重要原因。

新三人小組開始領導後，李敦白「全力主張繼續舊造反派一直避免的調停工作」，希望「將兩派團結起來，找出權力共享的方式，實現我們一直追求的民主式領導。舊造反派已經背棄了自己的承諾，現在該由新造反派來完成。然而不到一天，新造反派也背棄了自己的承諾。」新造反派說：「我們目前真正的工作是消滅舊造反派的組織。」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被壓迫者又在他們取得權力的瞬間搖身一變成了壓迫者。」

入獄九年後最終選擇葉落歸根

反覆的奪權，被壓迫者奪權後變成壓迫者，暴力循環，而自由民主卻沒有任何進步。李敦白對「文革」的信念動搖了，「喜劇的意味已經消失，反倒荒誕悲哀。我仍然認為我們可以在混亂中重生，創造和管理民主。但是我的期盼現在全罩上了陰雲，我們沒有征服混亂，反而被它蠶食著。」

李敦白和新造反派理念不合，顯得礙手礙腳，漸漸被排擠到一邊。王力的倒台，使曾得到王力支持的李敦白受到牽連。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以美國間諜的罪名被關進了單人牢房，這一關就是9年多。

直到1976年的一天晚上，李敦白回憶道：「自從我入獄後，幾乎從來沒有聽到過監獄外的田野里傳來任何聲音。農民都在默默地餵豬種糧食。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聽到鑼鼓喧天的音樂透過鄰近公社的大喇叭傳過來，農民們載歌載舞，敲鑼打鼓，鐃鈸齊響，四齣遊行。笑聲和中國民樂器高亢的聲音響徹八方。連著幾天的下午和晚上，爆竹噼噼啪啪，響遍了沉寂多年的大地。」「又過了幾個星期，有一天我聽見有個女人在叫，聲音似乎是從院子那邊，正對我的牢房裡傳來。這個聲音很熟悉，又高又尖，半哭地叫道：『噢，毛主席！噢，毛主席！我會永遠對你忠心不二！』……這個聲音我有九年沒聽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萬確。是江青。」曾經把千萬人投入監獄的江青，終於自己也進來了。

1977年11月，李敦白走出了秦城監獄，但是他看到的是一個十年浩劫後滿目瘡痍的世界。「我很快就發現，在坐牢的這段時間，世事發生了多麼大的改變。我回到的北京已不再是我離開時的那個北京，而這不僅是因為十年浩劫……」後來，李敦白攜妻子及四個子女移居美國，仍然從事中美友好交流活動。很明顯，李敦白和中國有割不斷的情感聯繫，但經過「文革」的狂喜和幻滅之後，他最終選擇葉落歸根，回到故土。

現代文明啟蒙：中國知識界的重要使命

民主制雖然表面是以分權、競爭性選舉為特色的一套政治制度，但在更深的層次上卻根植於一套以自由、平等、公正為核心的價值觀和以此為歸依的行為方式。擁有這一套現代文明價值觀的人，懂得尊重別人，在保衛自己權利的同時，懂得尊重別人的權利，不會總想讓自己的權利凌駕於別人之上。

為了保障每個人的正當權利不受侵犯，就需要制定一套規則——法律。法律就像是一套公平競賽的規則，是大家共同制定、自覺遵守的，破壞法律就像在比賽中作弊，侵害了別人的權利，違背了基本的行為準則，是正大光明的現代公民所不屑的。

但中國離這一切似乎有相當距離。從「文革」群眾造反組織奪權中可以看出，它們習慣野蠻專制的行為方式，推翻壓迫者並非為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秩序，而是希望自己成為新的壓迫者，所以短暫的自由只帶來野蠻的釋放、暴力的循環，不但不能帶來民主，反而離民主越來越遠，連最基本的人身權利都遭到踐踏。

如果沒有一套文明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作為底蘊，自由開放的權力競爭就會變成瘋狂的惡鬥，各方都不擇手段，沒有規則，沒有底線，最後走向極端野蠻的鬥爭方式——暴力。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民主能否成功的根本在於人民，所以民主建設中最根本的是開啟民智，使多數人逐漸放棄野蠻專制的習慣，接受文明法制、公平競爭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

在現代文明的啟蒙過程中，知識界無疑應該承擔重要的使命。不過，就中國知識界的現狀看，掌握學術權力的人常表現出缺乏自製的野蠻作風，把學術公權力變成私人關係的籌碼，從院士選舉、職稱晉陞、課題評審等學術競爭中暴露的亂象看，知識界本身還處於某種程度的混亂狀態。中國知識界必須首先自己清理門戶，建設文明的堡壘，然後才能真正承擔起傳播現代文明的歷史責任。

（作者系文史學者、北京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