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恭親王奕訢政海沉浮錄（3）

《恭親王奕訢政海沉浮錄》------------趨利避害的守勢外交（1）------------　　政變之後，為了集中精力剿殺農民起義，奕訢推行一套「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方針，以圖趨利避害，實現中外和好、相安無事的局面。　　同治元年二月初，在湖南省出現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張貼的合省公檄，痛詆法國教堂的種種罪惡。檄文傳入江西，被迅速翻印，貼遍大街小巷。很快，兩省各地群眾發動暴動，捕殺傳教士，砸毀教堂、學堂、育嬰堂及教民房屋。這就是湘贛豪紳們掀起的驅逐洋教運動。　　早在1844年，美國通過《黃埔條約》獲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的權力，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條款，其他西方國家也同樣享有此特權。法國接著通過《黃埔條約》，進一步迫使清政府開始放棄對天主教的禁令。至1846年，法國獲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權利，基督教隨之也獲得了同樣的權利。外國傳教士紛紛在中國建立教堂、學堂、辦報紙，有的甚至進入中國的官僚階層和參與軍事指揮活動。在那以後，由於中西文化在碰撞過程中的衝突，以及確實有一些傳教士借傳教之名做一些擾民侵民的事情，傳教士與中國本土居民的衝突時有發生。奕訢也屢有耳聞，只是這次湘贛豪紳們掀起的驅洋教運動鬧得比以往都大，法國公使對此已經提出嚴重交涉，因此不得不想出一個有效的對策來。　　從奕訢內心真實感情出發，打擊一下這些「洋教士」的囂張氣焰又何嘗不可，然而，當前朝廷內外交困，北有俄國虎視眈眈，內有「發捻」興風作浪，貪得無厭的英法聯軍剛剛退去。理智告訴奕訢，當下局勢，應以「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現在首要任務是剿滅洪水猛獸般的農民起義大軍，目前他必須將紳民們的反洋教運動進行疏導，先致力於與西方國家修好，待平定各地之後再圖抗外。這就是著名的「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和路線。　　歷史進入近代以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有著廣袤的土地，令其他國家艷羨的財富，綿延數千年的文化。這些均讓每一個首次踏入這片富庶土地的外國人震驚，當義大利人馬可波羅依依不捨地離開之後，他向全世界傳達了這樣一個關於中國的信息：這是一個遍地是黃金的國家！而這個龐大帝國的統治者們也一直以為，寰宇之中，惟我獨尊，其他皆為向我臣服和「朝貢」的蠻夷之國。尤其是晚清以來，大清王朝閉關鎖國、盲目排外，沉迷於自己天朝上國的美夢中。殊不知世界的格局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被自己視為「蠻夷」的英、法、美等國早已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並正策劃著如何并吞這個歷史上的大帝國！直到兩次鴉片戰爭被打得遍體鱗傷，才有林則徐、魏源等胸懷強烈救國之志的開明人士開始「開眼看世界」，放下原有天朝大國至尊的觀念，客觀地去認識世界。　　奕訢顯然比他們更進一步，議和之後，自幼受到傳統「天朝上國」思想影響的奕訢，迅速改變了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由以前的拒斥轉而為合作。他當然沒有忘記曾被侵略者凌辱的經歷，但是，已經集軍政、內外大權於一身的他，為了國家大計，他不得不暫時忘卻往日的國讎家恨、是非恩怨。　　這次教案發生後沒幾天，一輛西洋轎車便停在了總理衙門前，從車上走下幾名法國人。他們是法國駐京公使，受其政府指使前來質問中國當局教堂被毀、教民被斬和傳教士被捕殺的處理一事的。奕訢很客氣地將他們迎進總理衙門大廳內。法國公使一改往日的親善風格，先是很不客氣地批評指責清政府方面沒有信守條約內容，保護法國教民和教堂，接著提出賠償要求。　　從大局考慮，奕訢雖然在骨子裡不認同西方宗教，但還是答應了法方的要求。同時奏請皇上發布了一道上諭，指示地方當局：　　「各地方官仰體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妥為駕馭，弗令滋生事端。」　　地方紳民能同仇敵愾，反對教會的侵擾行為，這何嘗不是民族正氣的寶貴體現呢？群眾的這種排外心理，在抗擊外來侵略的過程中是非常需要的。政府這時也應該加以保護，不能涼了他們的心呀！所以上諭中又有指示：　　「妥籌辦理，既不可使洋人有所借口，亦不可稍失士民之心。務令中外相安，不生他變，方為妥善。」　　時任江西巡撫的沈葆楨明了奕訢暗含的處理反洋教運動的方針：用疏導瓦解而非鎮壓的方法平息群眾此時的激憤，落腳點仍為保護傳教、維持當前中外關係。不幾日，一份「調查報告」遞到了總理衙門奕訢手中，查辦結果，「莫能查出何人所撰（檄文）」。這樣也就對反洋教事件的煽動者和參加者均不予追究，對法國教會方面賠償一些財物了事。　　就在湘贛教案發生前的這年元月（1862年1月），前方清軍與太平軍激戰正酣之時，葡萄牙趁火打劫，來京與總理衙門談判，要求取得英美法俄等國通過天津條約獲得的同等權利。法國公使也攙和於其中，支持葡萄牙的權利要求。奕訢只得派總理衙門大臣恆祺為中方代表談判，簽訂條約。結果令人驚愕，葡萄牙公使回國後，因他們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大受政府嘉獎；中方因不懂國際法，匆匆簽訂條約，被套進了葡萄牙人設置的曲解澳門地位的陷阱之中，為後來有關澳門問題的糾紛即中國喪失對澳門的主權埋下了伏筆。　　一切從「剿發捻」出發，為此，維持現有的「和局」，犧牲一點國家利益是不要緊的。這是處理反洋教事件和對葡條約談判中表現出來的奕訢的內外策略。但「借師助剿」之策將「狼」引入室，結果狼的胃口越來越大。　　英、法、美、葡等國幾年內均從中國獲得了令人驚異的權利和財富，歐洲其他二流國家以為中國好欺負，也躍躍欲試，想乘機從中國撈一把。　　同治二年（1863年）春天，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普魯士新任駐華公使李福斯滿懷希望地來到北京，企圖取得與英、法等國一樣常駐北京的權利。奕訢不予理睬，態度很冷淡。李福斯只得於六月底悻悻離京。六年之後的丹麥和荷蘭也曾因不滿長期滯留天津不能駐京的現狀，公然撞進北京。對他們，奕訢痛快地指責他國背約。直到英美公使從中斡旋，稱丹麥公使是作為賓客應他們邀請而來京的，事情才得以收場。　　這樣，自同治元年（1862年）以慈禧——奕訢為首的統治集團決定「借師助剿」以來，清政府上下堅持走奕訢所推行的「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路線，利用列強所支持和援助的先進的軍火武器、派遣前來訓練部隊的外國教官和衝鋒陷陣的外國官兵，最終擊敗了太平軍，了結了困擾清廷14年的心頭大患。------------趨利避害的守勢外交（2）------------　　擊敗太平軍後，清政府立即要求葡萄牙公使前來總理衙門，商討撤銷給予葡萄牙的與四大國同等的外交特權。其實，直到這時，奕訢等人對國家、民族的利益還沒有清楚的認識。　　同治年間，清政府與西方各國訂立了諸多條約。奕訢主持對外關係期間，第一個與清政府締約的國家是普魯士。1861初，普魯士人來華，要求獲得與英、法、美等在《天津條約》中大體相當的權益，談判進行了幾個月，奕訢等人僅將爭執的焦點放在老問題「公使駐京」上，卻失去了國家、民族利益中關係甚大的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等項。普魯士利用了中國官僚大臣對國際知識的懵懂，不費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英法國家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才「收穫」的果實。　　中國痛喪對澳門的主權是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同治元年，乘中國內亂之機，葡萄牙特使、澳門總督來到中國，七月雙方簽訂了中葡《和好貿易條約》。條約第二款規定：　　「從前大清國與大西洋國（指葡萄牙）來往交涉……一切舊章自應革除，永遠不得別有異議。」——這就是說，以往清政府與葡萄牙所達成的一切協議，均已無效。其實，此前，除了澳門問題外，雙方並沒有簽訂什麼實質性的協議，此項內容無非是要抹煞以前規定的清政府對澳門的主權。　　「大清國大皇帝任憑仍設立官員駐紮澳門，管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但此等官員……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官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這句話實際上是承認了澳門屬於葡萄牙，因為此項內容已將清政府駐紮澳門的官員，置於外國領事官的地位。　　葡方還在條約中文文本中添加有這麼一句：「大西洋國大君主現即諭令澳門官員實心出力幫同防備該處……」，「幫同」一詞，看似承認澳門的主權屬於中國，但英、葡文本則沒有。中文文本與葡、英文本不一致，必然導致雙方關於澳門主權的爭端。而條約又規定，爭端發生後的「剖斷」權交由其他與清朝締約的列強。這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吃虧的必然是中國。　　圈套就這樣設定了。同治三年，問題被發現。發現這個問題的是當時頭腦還算敏銳、對國際法相對有較多認識的前江蘇巡撫、頭品頂帶通商大臣薛煥，此時已調任總理衙門大臣。於是總理衙門立即提出修改條約，尤其是其中關於清政府派駐的澳門官員被視為「領事官」的內容，葡萄牙拒絕接受。最終，條約因未批准和互換而不能產生效力。同治七年，奕訢根據總稅務司赫德的建議，打算用100萬兩白銀贖回葡萄牙在澳門的建設成果，因故也未能實現。光緒十三年（1887年），雙方簽訂《和好通商條約》，中國最終喪失對澳門的主權。　　中國人在整個澳門事件的交涉過程中，顯得是那麼地被動和懦弱！清朝官員無知盲目達到驚人的地步！與前人相比，奕訢等人雖然對國家知識、國際環境、國際法的認識是有長足的進步，但是與國際社會相比，差距還是非常大的。　　在奕訢主持總理衙門期間，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大清王朝先後與英、法、俄、美、德、丹、荷、比、意及奧匈帝國等，建立了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並於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七年（1868年），兩次派出大清出國考察團；又於光緒二年（1876年），派出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儘管奕訢在辦理外交事務時，顯得有些幼稚笨拙，有著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無論如何，他開創了中國近代外交，並對中國近代外交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二遭嚴譴（1）------------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日，太平天國最後一個據點江寧光復！這一天，對大清朝來說，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一時間，京城內外、朝野上下一片歡騰。三日後，兩宮太后大獎功臣：奕訢以議政王主持樞廷居首功，賞加三級軍功；曾國藩封為毅勇侯，世襲罔替；曾國荃為威毅伯，各路統兵大員李鴻章、官文、左宗棠為伯爵。軍機大臣、前敵將帥、各部、院、督撫，均有重賞。其中，奕訢更是獲得時人的高度肯定，頌揚他為「豁達大度」、「定亂綏邦」的「賢王」，稱他「削平僭偽，綏靖邊陲」，使大清王朝實現了「同治中興」，其豐功偉績為史書記載以來所罕見。　　奕訢似乎被勝利和榮譽沖昏了頭腦，變得忘乎所以。　　每次入宮議政，太監給太后和皇上獻茶時，慈禧必命也給奕訢獻茶。有一天，詔對頗久，慈禧忘了命太監給奕訢獻茶，結果，奕訢一時忘形，徑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飲，但馬上意識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處。奕訢此舉，在慈禧眼裡，無疑是目無皇上、目無太后的放肆之舉。　　另外，奕訢在與太后議政時，有時佯裝沒有聽到，請太后重述一遍。每與太后有不同意見時，則高聲抗辯。還有，兩宮太后召見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無論是誰，不經總管太監傳旨，不得徑入。而奕訢往往不經太監傳旨，就徑直入內。　　這些，慈禧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時機一到，她要好好給奕訢一點顏色看看。　　這時，善於察顏觀色的慈禧的寵監安德海屢進讒言、從中挑撥，使兩人之間的矛盾愈益激化。安德海，為人狡黠多智，是慈禧最為寵信的御前太監。一次，他奉慈禧之命向總領內務府事的奕訢索要奢侈物品，奕訢不許，聲稱國家正值多難，宮中不宜過多求取。安德海不服，反問道：「你說我不宜求取的是什麼？」奕訢一時不能應對，即說：「例如瓷器杯盤，照例每月供一份，總計積存的已不少，幹什麼又要？」安德海說：「往後不要了。」第二天，安德海把奕訢的責言全部告訴慈禧，慈禧怒道：「這是約束到我每天的飲食用度了嘛！」更加對奕訢記恨和不滿。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20日）恭親王奕訢照常入值進見兩宮太后。慈禧拿出一件奏摺嚴肅地對奕訢說：「有人蔘劾你！」奕訢一愣，忙問：「是誰上的奏摺？」慈禧非常不滿意奕訢的傲慢態度，極不情願地答道：「蔡壽祺！」奕訢脫口而出：「蔡壽祺不是好人！」　　一聽說是蔡壽祺，奕訢的氣就不打一處出。這人曾在四川招搖撞騙，現正處於犯案審查之中，他的話居然也聽信。於是奕訢平日不拘小節的個性特點又顯露出來了，他大聲辯說道：「蔡壽祺非好人！他舊案未消，是應該速速拿問的壞人。」　　此時的奕訢哪裡知道，這個新近以翰林院編修補上日講起居官還不滿一個月的蔡壽祺背後若沒有大人物作後盾，怎會膽敢彈劾權傾一時的恭親王奕訢呢？而這個大人物就是慈禧，正是她策划了今天的彈劾案。蔡壽祺是一個很會投機取巧、苟且鑽營的人。最近他通過內廷太監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那邊最近的意向，連上兩份意欲扳倒恭親王的摺子，正好藉機沽名釣譽。奕訢在大殿內的反應失態了。這也讓兩位太后非常地震怒，她們立即喝退了各軍機大臣。　　事後，兩宮太后避開軍機處，單獨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書朱鳳標、戶部侍郎吳廷棟、刑部侍郎王發桂、內閣學士桑春榮、殷兆鏞等。慈禧哭哭涕涕地說：「議政王植黨擅權，漸漸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議政王的罪！」諸位大臣看見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覷，膽戰心驚，不敢答話。　　慈禧接著說：「諸位大臣應當以先帝為念，不要害怕議政王，議政王罪不可逃，應當從速議罪！」還是周祖培老謀深算，他叩頭說道：「此惟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　　慈禧厲聲反問：「如果什麼都要我們太后說話，那還要你們這幫人幹什麼？等以後皇帝長成人，你們能逃過處罰嗎？」　　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個緩兵之計，他答道：「此事需有實據，容臣等退下後糾察以聞。並請與大學士倭仁共同審理這個案子。」　　慈禧不好再作駁斥，遂准奏。　　周祖培和倭仁不敢遲延，立即著手辦理此事。他們就蔡壽祺在奏摺中所稱奕訢貪墨、驕盈、攬權、舞弊四大罪狀一一訊問證據。貪墨，即指收受賄賂，任用私人。蔡壽祺只就此一項，指出薛煥、劉蓉二人，並且也還只是風聞，並無實據。其他幾項更是含混其詞，純系誣告。這下他們犯了難，如據實回稟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誣告之罪，況且她處理此事的底細是什麼，也還沒摸清。最終大家在復奏中用了甚為謹慎的語言敘述審訊的結果和處理建議：　　閱原折內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各款雖不能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況貪墨之事本屬曖昧，非外人所能得見。至驕盈、攬權、徇私，必於召對辦事時流露端倪，難逃聖明洞鑒。臣等伏思黜陟大權操之自上，應如何將恭親王裁減事權，以示保全懿親之處。　　次日，兩宮皇太后又召集周祖培、倭仁等人。見了面，慈禧並不急著追問審查的結果，更不看大家遞上的復奏，反而徑自拿出一份已事先擬好的懿旨，讓諸位大臣傳閱。　　這是一封由慈禧親自執筆書寫的懲戒奕訢的諭旨，整個硃諭文字之尖刻激烈，讓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大家這時也全明白了慈禧的用心。　　「諸位還有什麼異議，若無異議，就這麼著吧。」慈禧冷冷地說道。「倭仁、周祖培，你二人稍稍潤色後，由內閣明發。今兒到此為止，散了吧。」說罷，擺擺手，示意大家離開。　　慈禧不經奕訢主持的軍機處，而直接指令內閣明發此詔，表明了她罷黜奕訢的決心。同時，她此次不憑證據而革除重臣職權的做法，也是太后、恭王聯合政權一步步走向破裂的開端。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天下已定，我固當誅」！一連十幾天靜坐於王府之中，奕訢暗暗品嘗著自己種下的垂簾聽政的惡果。想當初，這對母子要用到自己穩定內外局勢的時候，是多麼地客氣和給予優待！自己也原想通過垂簾這種形式使實權掌控於手中，直到皇帝親政之時為止，沒想到兩宮太后，確切地說是西太后，有著這麼強烈的權利慾望，以往是小瞧了她。　　奕訢被罷黜的消息一時引起軒然大波。王公貴族和諸大臣紛紛上疏，發表不同意見。一向很少過問政事的惇親王奕誴首先上一疏，表達了與慈禧不同的政見。惇親王所言頗有道理，但並不一定見效；然而道光帝第五子惇親王是現存的子弟中排行第一、地位最崇的一位皇子，他的話，慈禧不得不重視。------------二遭嚴譴（2）------------　　當日，兩宮太后召見了孚郡王和軍機大臣文祥，令其將惇親王和蔡壽祺的摺子發至由各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組成的內閣會議討論。在這次召見中，兩宮太后說了一些嘉獎奕訢的話，事情似乎有了轉機。奕訢心裡稍稍輕鬆了些。　　然而第二天，情勢陡變。慈禧召見倭仁、周祖培、瑞常、吳廷棟等八大臣，又當面百般數落奕訢的種種不是，同時對惇親王為奕訢說情也表示了不滿，極盡嘲諷之能事。並怒稱：「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復用」，鐵定了心要懲辦奕訢。慈禧內心想削去奕訢的一切權力、排擠奕訢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然而此時，她也還得顧忌證據不足和各位王公大臣的極力勸阻等因素。在國家用人之際，王公大臣們希望不要隨意廢黜像恭王這樣才能具佳的重要宗臣。恭親王自辦理夷務以來，一向主和，頗稱西方國家之心；若突然撤換執政，西方國家也會懷疑，乘機要挾，外務就又陷入難辦的境地了。慈禧從懿旨發出去後中外的反應已知，現在時機並未成熟。她兩次召見大臣，商議懲處奕訢，突出最後決定權在自己，然後靜待時機成熟，順梯子下台。　　大學士倭仁等從兩宮太后處退出後，迅速趕到內閣，與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起開會。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爭論雙方都以自己聽到的懿旨為準，認為對方所說不實。其中只有鍾郡王一個人是參加了這兩次召見的，他兩次均以押班者的身份帶領諸臣進見。於是雙方都將目光不約而同地集中到鍾郡王身上，希望他能為自己作證。　　鍾郡王也不隱不藏，據實說：「你們雙方所聽都是真的，那都是太后所說的話。」一下子在座的人都驚呆了。太后前後話語大相徑庭，這可怎麼決斷呢？　　一連幾天，朝野一片寂靜。平靜的背後，大家都在積極醞釀、思考和行動。　　等到十三日，從東陵工程處風塵僕僕趕回的奕譞，未休息片刻就立即書寫奏疏一封為奕訢聲援。他在奏疏中首先稱讚了兩宮太后的「知人善任，措置得當」；接著寫奕訢自任職以來，事務繁重，責任重大，力圖報效、不敢有半點疏忽之心，所有這些中外臣工都有目共睹；最後著重替奕訢檢討，稱其不事小節，有失禮之處冒犯兩宮太后的，請兩宮太后原諒，同時令其改過自新，以觀後效。　　兩宮太后接著又收到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孫翼謀的上疏，也均希望太后能寬容奕訢所犯過錯，酌賞錄用，觀其後效。其中，孫翼謀疏中從國內外形勢分析，認為「今外難尚未盡平，民氣尚未盡復」，國家尚未豐盈富裕，平息內外紛亂後的事情尚未處理妥當，因此處置奕訢的事情不能不慎重。　　兩宮太后隨即將上述三疏一併交與十四日的內閣會議商議。會上大家提出了種種看法和建議，無非為以下種種：清官難斷家務事，這是叔嫂之爭，外人不便插手；奕訢既然屢遭非議，必然有行為不夠檢點之處，看來是難當輔佐重任；沒有確鑿的證據，應給其改過自新的機會，雖國家大危難已過，但也還處用人之際，如此天潢重臣，棄置可惜；太后懿旨已下，無可更改，遵旨執行；既然懿旨有不妥之處，就應收回成命，另行考慮。議論紛紛，無法達成一致。倭仁估摸著慈禧的意思仍為嚴懲奕訢，於是拿出自己事先擬好的疏稿，因在新政問題上向與奕訢不合，且一直跟太后的風跟得最緊，因而他主張打擊奕訢。但大家均感不妥。　　肅親王華豐見時機成熟，才將自己擬就的奏疏拿出來。疏中大意為：醇郡王、王拯、孫翼謀上疏中的提法都可行可取，自己對恭親王遭嚴譴事也甚為驚異，當前雖有惇親王、醇郡王和諸臣工力保，但最終的決斷權仍在太后那裡，其他人豈能妄擬。實際上肅親王這是間接地否定了倭仁的疏稿，他同時提議，將會議情況據實陳奏太后。　　眾人紛紛贊同肅親王的提議。倭仁見情形已難再堅持己見，遂同意修改疏稿，經四次修改，一份與肅親王奏疏意見一致的奏摺形成了：　　「臣等伏思黜陟為朝廷大權，恭親王當皇上即位之初，維持大局，懋著勤勞，疊奉恩綸，酬庸錫爵，今因不自檢束，革去一切差使，恭親王從此儆懼，深自斂抑，未必不復蒙恩眷。以後如何施恩之處，聖心自有權衡，臣等不敢置議。」　　軍機大臣列名於倭仁奏摺之上，禮親王世鐸及王公、宗室、大臣等70餘人列名肅親王奏摺之上，均懇切地希望兩宮太后對奕訢施恩，再行錄用。其他人也紛紛上奏，一時「朝論大驚疑」，情辭懇切，論說有力。其中有督察院、宗人府的奏摺，內閣學士殷兆鏞、潘祖蔭等的單銜上疏，給事中譚鍾麟、廣成等的上奏，御史洗斌、學士王維珍的上疏等等，從中外情勢、國家領導核心的穩定團結與全局的關係等角度，分析當前罷斥奕訢的不妥，請兩宮太后三思。　　慈禧見議到這種地步，宣示權威和理順上下尊卑的目的已經達到，自己也該收手了。十六日即以同治帝的名義發布上諭，按照各王公大臣的意見，明白宣示，恭親王奕訢「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但罷黜議政王和首席軍機大臣的職務，內政方面的一切樞密大事不再聽聞和參與，實際上將奕訢排擠出了最高領導層。　　這是奕訢政途中又一次的跌落，對奕訢振興皇朝的政治抱負和由他推動、倡行的新政是一個打擊，對已經滿目瘡痍、急需救治的皇朝來說無疑也是重重的一擊。皇朝需要奕訢，奕訢需要軍機處的權力來實現皇朝振興之志。上諭下達，奕訢一改最初被罷黜時的震怒，心情平靜了下來，暗中想著對策。　　多年來，軍機處已經形成了沒有皇室成員行政命令決策就難以定奪和執行的情況。沒有了奕訢的軍機處，明顯顯露出運作不靈的跡象。肅親王華豐、醇郡王奕譞、惇親王奕誴、大學士周祖培以及軍機處的文祥、寶鋆、曹毓瑛等人又開始思量如何恢復恭親王奕訢在軍機處的職位。他們知道，奕訢將文祥和寶鋆安排在內務府的兩個重要職位上，給慈禧的予取予求、任意享樂造成了障礙。慈禧一直想把內務府牢牢控制於自己手中，以便隨時「需索」。順著慈禧的意思，他們決定文祥和寶鋆主動提出辭去內務府大臣職位，並由奕訢呈遞一份意在懺悔的請安折，表悔過之意和盡忠之心。　　此策果然奏效。多日來一直對奕訢的召見請求不予理睬、態度冷淡的慈禧，於「悔過書」呈遞上去的第二天，即上諭發布的20多天後召見了奕訢。召見時，奕訢失聲痛哭，慈禧對奕訢的認錯悔過態度也表示非常地滿意，於召見奕訢的同日又發布一道上諭：恭親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無庸複議政名目，以示裁抑！」奕訢恢復了軍機大臣職務，卻永遠地失去了「議政王」封號。　　通過這次波瀾，奕訢被好好上了一課，他真正認識到，自己再不可能像政變之初那樣與這位嫂子以平等合作的方式相處了，如有關評論所稱：雙方的關係在「當親王認識了他在國家中的地位的時候，才像主婦和管家一樣」。他開始注重傳統的禮制，凡事以「禮」和「臣道」為先，施政時也較之從前更為瞻前顧後了。　　這種變化也影響著皇朝的政局。奕訢的追隨派做事也不得不相機而動，而反對變革的人迅速結成反對派，並利用慈禧和奕訢之間的裂痕千方百計地牽制和阻撓奕訢派的改革舉動。洋務運動進入了與守舊頑固派勢力鬥爭更加困難的階段。------------反擊誅殺安德海（1）------------　　大凡王朝衰微之際，多有太監或外戚干政的情形出現。明朝情況尤為惡劣，直接威脅著明王朝的統治。鑒於明朝太監禍國的慘重教訓，清代順治帝明令禁止太監干政，並定為祖制讓世代遵循。　　同治帝時，偏偏有一太監要觸犯此條禁律。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出生於清代盛產太監的直隸省南皮縣。年少時他就羨慕那些因在宮中當太監而發跡的鄉人，於是自殘入宮當了太監之後，為人「藝術精巧，知書能文」，能讀《論語》、《孟子》，且很善於察言觀色、阿諛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歡」。憑藉種種伎倆贏得慈禧太后的器重，當上了總管太監。從此，他的意見，慈禧無不採納，無論是誅殺肅順還是削奪奕訢「議政王」的封號，都有他參與其中。朝廷官員、士人也紛紛賄賂他，安德海門前一時來往人員絡繹不絕，安德海本人更是肆無忌憚地籠絡朝士，納賄招權。　　奕訢早就想除掉這個奴才。遭慈禧懲戒之後，得知其中有安德海屢加挑撥的因素。在此之前，有一年春節前夕，奕訢向慈禧進獻了二十多株含苞未放的臘梅以供賞玩，慈禧十分高興，下令安德海將這二十多盆梅花擺放於宮中欣賞。可安德海不知作了什麼手腳，二十株臘梅一夜之間全都凋謝枯萎。本期望在春節期間這些臘梅花齊綻放以討個吉利的慈禧心裡犯嘀咕了，安德海又在一旁瞎附會、進讒言，使她認為這是「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的徵兆，並將禍端歸之於奕訢，對奕訢備加懷疑和警惕。　　奕訢一向認為太監只是皇朝的奴隸，按祖制，太監干政是萬萬不可的，所以他不像其他王公大臣那樣去諂事太監，拉攏安德海。有一次，奕訢請見慈禧，慈禧正和安德海講話，對奕訢竟視而不見。奕訢深感受了侮辱，認為安德海明顯觸犯了禁令，嚴重地干擾了管理朝政的大臣及時地奏報軍機大事。也許就在那時，奕訢定下了除掉安德海的決心。他在尋找機會。　　奕訢知道，在同治帝年少時，安德海就與這位小皇帝結下了怨仇。安德海驕橫跋扈、挑撥是非，眾人皆知。一天，同治帝訓斥安德海，安德海心懷不滿，立即到慈禧太后那裡告狀，慈禧因此責罵了同治帝。十幾歲的孩子已都能明了一些事情，他判斷這肯定是安德海搬弄是非、造謠中傷的結果。此後年少的同治帝時常做一小泥人，用刀邊砍泥人的腦袋邊喊「殺小安子」，宮中太監宮女都知道，這事也傳到了慈安太后和奕訢的耳朵里。　　安德海以慈禧為靠山，不把慈安太后放在眼裡。他培植黨羽，勢焰熏天。慈禧自垂簾聽政以來，干政擅權之舉日甚，慈安心裡清楚，嘴上不說，她也正想借殺安德海挫一挫慈禧的專權氣焰。　　這樣，從同治帝、慈安太后到諸多王公大臣都有除掉安德海的動意，奕訢有了支持者，只在等待時機。　　同治八年七月（1869年8月），在京城玩膩了的安德海，徵得慈禧的同意，去廣東為同治帝置辦大婚時需用的龍衣。當慈禧將這件事告訴同治帝時，同治帝欣然答應。　　按制度，太監是不能擅自離京的，所以安德海出京赴廣州一事沒讓奕訢和慈安知道，其實奕訢早已通過宮中的內線得知此事。並派人通知山東巡撫丁寶楨。　　丁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人。咸豐三年進士，同治二年（1863年）升為山東按察使。此人為官清正剛嚴，膽大心細。當時僧格林沁親王率兵在山東一帶剿殺捻軍時，見司道官時從不給他們坐座位，態度十分傲慢。丁寶楨不吃這一套，稱「給座位就見，不給座位就免談」，僧格林沁很佩服他的膽量，接見丁寶楨時，對其禮遇有加。山東前任巡撫十分推崇丁寶楨的才能，主動請求退休，並保舉丁寶楨繼任其位，這樣丁寶楨就由按察使升任山東巡撫。丁寶楨曾經奕訢的介紹進京覲見過同治帝。同治帝同慈安太后也認為丁寶楨是有肝膽之人，可以信賴。於是，「帝遣人與之密謀誅安德海」。　　安德海攜帶20多輛大車和前站官、標兵、蘇拉、僧人、妻妾、女樂等數十人，自稱欽差，乘兩條大船，船上掛有一面日形三足鳥旗，船旁插龍鳳旗幟，浩浩蕩蕩地順大運河南下。所到之處，觀者如潮，地方小官員也紛紛前來拜謁。安德海算是過足了癮，還撈了不少油水。　　此時，丁寶楨在接到奕訢的通知和同治帝的密諭之後，正加緊部署。他首先秘密囑咐德州知州趙新：「總管太監安德海將要路過山東，若發現其有不法行為，可一面捕拿，一面稟聞。」趙新深知官場的險惡，搞不好會要了自己全家老小的性命。若不通報，得罪丁寶楨；若通報而殺安德海不成，自己反倒遭殃。他找來幕僚商議，幕僚們提議，以夾單形式秘密稟報安德海的行蹤，即使殺安德海失敗，由於通報形式是夾單，並非例行公事，不會存卷，安德海也不會知曉。丁寶楨得到消息後，若參奏，禍福自由丁寶楨個人擔待。　　就這樣，丁寶楨得到了趙新用夾單送來的密報，掌握安德海不法行為後，一面派泰安府知府緊急追趕，一面具折參奏安德海。　　奏摺不幾天就到了京城。適逢慈禧太后正生病，由慈安太后單獨召見諸位大臣，商討擬定諭旨，為防夜長夢多，允許丁寶楨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審訊。奕訢、軍機大臣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等均參與了意見的表決和諭旨的擬定，並表示支持殺安德海，最後由寶鋆擬寫了令丁寶楨就地正法安德海的諭旨。為防止安德海途中逃脫，密旨同時發往山東、河南、江蘇三省巡撫和直隸省總督，無論安德海逃往何處，一旦抓獲，立即予以正法。　　慈安太后在奕訢的堅持之下，依然懼怕慈禧怪罪。蓋印之時，還稱：「西太后必殺我。」果然，慈禧知情後，大為惶駭，立即前往質問慈安，為什麼沒有與她商量就做決定。慈安一向懼怕慈禧，將所有的責任推到奕訢身上，慈禧大發雷霆。但由於王公大臣均異口同聲地堅持「安德海違背祖制，死無赦，當就地正法」，慈禧的妹夫奕譞也據理力爭，認為安德海應該斬殺。慈禧也只好勉強簽署了這份上諭，慈安等擬定的上諭就這樣被留中了兩日。　　泰安府知府程繩武那邊，緊緊跟蹤了安德海三天，未敢下手。丁寶楨只得又令總兵王正起率兵追趕，到泰安將安德海一行抓獲。安德海被抓時還口出狂言，「我奉皇太后命，誰敢犯我，那是自己找死罷了！」在場的官員一聽此言，均不敢動。泰安知縣何毓福見有動刀的架勢，更是嚇得長跪不起，力諫丁寶楨殺安德海事非同小可，當就此罷手。丁寶楨不為所動，就在安德海被押往濟南後的當天晚上，丁寶楨處死了安德海和其隨從20餘人。------------反擊誅殺安德海（2）------------　　就這樣，在上諭到達的前五天，安德海就已被正法，之後又暴屍三天。他隨身所帶的貴重物品一律收繳，其中有駿馬30餘匹，黃金1150兩，元寶17個，珍珠鼻煙壺1個，極大珠5顆，翡翠朝珠1掛，碧霞朝珠1掛，碧霞犀數十塊，其餘珍寶眾多，都陸續送往內務府。貪賄罪證俱在，朝野上下一片呼聲，支持斬殺安德海。　　吸取明亡的教訓，清朝的祖制家法對太監的管束是相當嚴格的。清太祖努爾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極時均未設太監。順治帝進京後始仿明制設立太監，但卻對太監的言行舉止做了嚴格的規定，立一鐵牌於交泰殿，云：「（太監）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良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乾隆帝對太監的管束尤其嚴厲，稍有不法行為，便棍棒相加。乾隆帝認為明代太監擅權，是因為頗通些文墨便於交結營求之故，所以他下令太監只能略知字體，不能多識文化，太監官職不能高於四品；且命令內務府兼代管理太監。曾有太監因稍泄機密，就被處以磔刑。　　慈安、同治帝、奕訢和諸位大臣正是利用祖宗成法，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事已至此，慈禧只好順水推舟，她連頒兩道上諭，表明自己的支持態度，在上諭中她反覆強調：「我朝家法相乘，整飭宦寺，有犯必懲，綱紀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乃該太監安德海，竟敢如此膽大妄為，種種不法，實屬罪有應得。經此次懲辦後，各太監自當益加儆懼。」　　安德海伏誅後，人心大快。在整個事件中，丁寶楨所顯露出的勇猛剛毅的個性，受到了朝臣的讚揚。李鴻章讀了邸報之後，拍手叫好，連忙給幕客傳閱，並稱讚：「丁稚璜成名了！」曾國藩也評說道：「我眼睛染疾已數月，聽聞安德海被誅一事，積翳為之一開，丁稚璜是真豪傑！」奕訢居於整個事件的幕後，積極策劃，雖然發言不多，但一言一行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他促成了安德海伏誅而慈禧無法保護的局面，顯示了謀事的周密和除奸的勇氣。　　在與慈禧的政治角逐中，奕訢和慈安太后、同治帝合謀，誅殺了安德海，敲山震虎，取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然而，這次事件無疑加深了慈禧對奕訢的仇恨。寵監被誅，慈禧痛心疾首，同時她也感受到與慈安、奕訢的權利之爭非一朝一夕之功，他們還有眾多的支持者和強大的勢力，現在仍要隱忍，等待時機，切不可心急。她要穩紮穩打，一步步除掉通向權利巔峰道路上的這兩個絆腳石。------------諫阻修園添嫌怨（1）------------　　在紫禁城的黃瓦紅牆內住久了，人難免生膩煩之感，於是清代自雍正時便開始修皇家園林圓明園，集各地山水名勝、文物珍奇於一園。雍正帝以後，移居圓明園幾乎成為宮廷風尚。每年正月皇室郊祭禮畢，直至冬至大祀前夕，一年之中皇室人員有一半的時間就住在圓明園內。咸豐帝更是流連此地，常年居住，移園為宮。西太后慈禧自聽政以後，也一直念念不忘圓明園，只因內亂未平，國事繁重，加之園子又剛被英法聯軍劫掠焚毀，慈禧也只好強忍著居於宮中。內亂平定之初，慈禧已開始悄悄地著手修園一事了。　　1865年，修圓明園北路春兩軒、紫碧山房值房；　　1866年，修圓明園圍牆和綺春園值房；　　1867年，修圓明園閘口、圍牆、值房和黑龍潭等處。　　慈禧修園的心思，被善迎奉之人摸透了。待全國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滿朝上下歡慶之機，在慈禧寵監安德海的授意下，1868年滿洲御史德泰根據內務府庫守貴祥按戶畝鱗次納捐的建議，首次上奏請修圓明園。　　奕訢等人聽之此事，上折表示強烈的反對，認為加派捐餉，必致民怨沸騰，搖動國本，前明因此加速了亡國的進程，今天不能不引以為鑒！在眾人的極力反對下，慈禧只得下令不再談修園一事，並將德泰革職查辦，貴祥發往黑龍江為奴，以儆效尤。　　話雖這麼說，但慈禧修園享樂之心並未休止。內務府官員也積極策劃，投慈禧之所好，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藉機賺取私利。　　內務府相當於宮廷的賬房，過賬一般都有折扣，有花賬，內務府更是倚仗「親而要」的地位，處處借端要挾，營私舞弊，收受賄賂，從中漁利。就拿宮廷的興修大役來講，凡此類工程，都是由內務府會同工部承擔，工部營繕司負責施工，內務府營造司負責監修，檢查用材和施工。由於這種牽制關係，工部營繕司必須打通內務府關節，否則即使材良工巧，內務府營造司也會投否定票。對內務府借修繕興造之機大肆勒索、侵吞、受賄的行為，工部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予聲張。所以，內務府當然希望宮中大興土木！當他們摸清了慈禧修復圓明園的意圖之後，就積極慫恿，促成此事。　　1872年，同治帝載淳已經17歲，慈安和慈禧兩宮太后正醞釀著給他完婚，之後撤掉垂簾、完成歸政。在選擇后妃的問題上，慈禧和載淳母子倆發生了重大分歧，同治帝載淳選了翰林院侍講崇綺的女兒，舉止端雅、能詩善畫、聰敏多藝的阿魯特氏，西太后慈禧卻看中了員外郎鳳秀的女兒，資性聰慧、容儀婉麗的姑娘富察氏。最終慈禧雖然還是依了兒子的選擇，但心中卻留下了不快。　　這年的九月十五日（10月16日），同治帝大婚告成。婚後，同治帝和皇后感情甚篤，恩恩愛愛，幸福和睦。慈禧見了很不是滋味，對兒子的婚姻生活多加干涉，以種種理由阻止同治帝與皇后親近，從而造成了同治帝一生的不幸福。　　次年，同治帝18歲，該舉行親政大典了。選定的日子是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這一天，同治帝率王以下大學士、六部、九卿詣慈寧宮門行慶賀禮。然後同治帝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行朝賀禮，同治帝發布親政上諭，表達對兩宮太后的感激之情，同時表示不辜負兩宮厚望的決心。　　內務府無孔不入，他們早就瞅准了「不喜讀書，狹近宦臣」的同治帝，希望能以同治帝明發上諭的形式復修圓明園。於是同治帝一親政，內務府堂郎中貴寶、文錫和侍讀學士王慶祺等，便不斷地向皇帝灌輸修園的思想。同治帝果然心動，忘了親政詔書中「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誓言，關心起複修圓明園的事來。　　如同治帝自己所言，「自御極以來，未奉兩宮皇太后在園居住，於心實有未安」，為感戴慈恩，略盡孝心，決心修園。他對兩宮太后的感激之情真誠懇切，溢於言表。他修園還有另一層深意，那就是擺脫慈禧，獨攬皇權。親政以來，雖然名義上兩宮已經歸政於同治帝，慈安太后是樂得頤養天年、消遙自在了，但權欲極強的慈禧仍處處干涉朝政，有時甚至調折來看。同治帝想借修園之機，給慈禧找一個休閑娛樂的場所，轉移她的注意力，使她少過問政治。　　當時掌管內務府的戶部侍郎桂清得知復修圓明園之事後，力言不可。同治帝龍顏大怒，嚴厲責問桂清，還撤了他的職。之後，同治帝便以頤養太后為名，發布硃諭，言及修園一事。此前，他已派內務府司員到四代承辦園工的工程設計師雷思起家索取三園全圖，並諭稱要官員自認捐款「擇要興修」。　　御史沈淮立即上疏請求緩修圓明園，同治帝以大孝養志之義當面斥責了他。並於次日再頒修園上諭，重申值此物力艱難時機，一切可以從儉，但圓明園為兩宮太后息歇養老居住之地，可以不必華靡奢侈，但一定要加以修葺，勿需再言。　　兩道上諭剛一頒布，內務府司員便督雇民工，迅速拆除安佑宮、天地一家春、清夏堂、正大光明殿等兩千餘間殿宇的斷壁殘垣，清理工程正式開始。同時通令湘、鄂、粵、川、浙、閩等省各採辦大件木材三千件，限於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4月）內報明數字，迅速運往京城。慈禧更是對修園表現出特別的熱情，積極趕製圖紙。修園的陣勢越拉越大。　　五年前的第一次修園計劃曾被奕訢等人阻攔了回去，五年後再次提起時，奕訢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呢？　　一開始，奕訢表示反對。19世紀60年代的大清朝，暫時平息了內外紛爭，國際國內危機、隱患卻依然存在。國際上，倭逼於東、俄伺於西、法國侵犯西南的局面讓朝臣們甚感擔憂；國內，新疆阿古柏叛亂又起，左宗棠率兵西征，用兵關外，需要大量軍餉；洋務運動的開展也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大興土木，對財政本就緊張的清政府來講，無異於雪上又加霜。但後來眼見李鴻藻以帝師身份苦諫無用，其他諸臣也紛紛因提議緩修而遭革職，奕訢感到此次圓明園復修來勢洶湧，於是首先捐款工銀二萬兩表明報效心跡，這無異於對慈禧表示屈服。　　但是真修園又談何容易！說的是擇要興修，其實不然。當時重修的部分包括圓明園、萬春園、長春園三大部分共計六大工程的3000多間房屋。此外還有圓明園和萬春園之間的道路、橋樑、船隻、河道、碼頭、圍牆、門樓等附屬工程。算下來，不花上一兩千萬銀子是辦不下來的。清政府的財政難以支付這筆巨款，只得想法讓內外大臣捐修。奕訢率先捐資後，內務府貴寶緊跟其後，捐了一萬五千兩。起而效尤者漢族官員寥寥無幾，滿族官員即使捐獻，數量也甚微。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二日，捐款總數不到三十萬；至停工時，連帶其他方面的捐獻摺合起來總共不過四十五萬五千餘兩。以此修園，是杯水車薪，更何況還有很多人想藉機從中漁利。之後發生的李光昭詐騙案便使反對修園的呼聲佔了上風，直到同治帝等最終放棄修園計劃。　　李光昭，廣東嘉應州人，後寄居湖北漢陽縣，原以販賣茶葉、木材為生，此人素行無賴，同治元年在臨淮軍捐了一個沒有部照的知府銜，同治十二年進京販賣木材，與內務府大臣誠明、堂郎中貴寶、筆貼式成麟等人搭上了干係。他得知清政府因修圓明園急需木材的信息後，認為有利可圖，於是謊稱自己在湖北、四川等地購得楠、柏、梓樹巨木，價值10餘萬金存於當地，願意報效朝廷。內務府奏請之後，隨即派成麟前往，與李光昭一起辦理此事。------------諫阻修園添嫌怨（2）------------　　其實哪裡有什麼現存十數萬的木材，到了四川、湖北之後，李光昭憑藉候補知府銜，私刻「奉旨採辦圓明園木值李」的銜章，打著「奉旨採辦」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四川總督吳棠覺得事有蹊蹺，任職數年來，並未聽說有李光昭採購木材和李姓客商存留木材於川地一事，後經查實，乃為一大騙局。李光昭在四川騙取木材未成，遂改向湖北，但聞知進山伐木至少要用三年時間才可出山，成本太高。又南走香港欲購洋木以矇混過關。他以「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的名義與洋商簽訂合同，洋商木材到時，李光昭又拿不出銀子付給對方，反以種種借口賴賬。洋商氣憤不已，一紙狀書告到了直隸總督李鴻章那裡。李鴻章查實，此事確實為李光昭之詐騙行為，罪責有三：其一在虛報木價，欺罔朝廷；其二在李光昭與洋商簽署合同時僅付定洋，到後來既無力買木，又無力認賠，致使法國領事出面干預，並與法商極力譴責津海關道的瀆職；其三在於擅自以「圓明園監督李代大清皇帝」的身份與洋商簽訂合同，以致本案成為洋商與大清政府之間的糾紛，擴展為中外交涉事件。　　李鴻章根據審訊結果，以「詐稱內使近臣」和「詐傳詔旨」的律例，判處李光昭斬監候，秋後問斬，其他參與這起詐騙案的內務府官員一併遭到沉重的打擊。以此案為導火索，朝野掀起了要求立即停止修復圓明園的強烈呼聲。　　在修園的過程中，各大臣也曾屢次進諫，言修園之危害。但這些奏疏都如石沉大海，杳無迴音，同治帝依然時時關注工程之進展。李鴻章的摺子七月六日到京，七月十六日奕訢、奕譞等即聯銜遞上《敬陳先烈請皇上及時定志用濟艱危折》，列舉開國以來清朝歷代皇帝創業之不易，對兩宮太后垂簾聽政11年來所取得的成就給予了首肯，認為這是「內外協力，共濟時艱」的結果。接著指出同治帝親政以來的諸多弊病：經一載有餘，漸有鬆弛情形；推其原故，乃是因為視朝太晏，工作太煩，即指圓明園工程乃擾民之舉；同時此項工程使朝中耿直之人垂頭喪氣，庸懦之人屍位保榮，頹廢之風日甚一日。鑒於此，諸大臣提出六條建議：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動、納諫章、勤學問、重庫款；在「重庫款」一項中指出，近年來內廷工程絡繹不休，用款浩繁，內務府常向戶部借款支發，這樣有限的錢糧怎麼能夠供得上無休止的索求呢？言辭懇切，表現了諸臣對修園的厭惡之情和真摯的憂國憂民之心。　　在奕訢這個奏摺上署名的，包括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10餘人。奕訢等人怕同治帝將此奏摺擱置不予閱覽，一再請求召見。載淳不答應，經奕訢等再三請求，他才在接到奏摺三天後予以召見，如奕訢等人所料，同治帝果然沒有閱讀奏摺，當場拆閱後，看了數行，便不耐煩地說：「我停工怎麼樣，你們還有什麼饒舌？」　　奕訢答道：「臣籌所奏還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誦。」接著將奏摺中陳述的六條一一講來，反覆強調。　　同治帝越聽越氣惱，雷霆大發，怒吼道：「我這個位子讓給你怎麼樣？」　　眾臣聽到此言，都驚愕不已，軍機大臣文祥更是伏地痛哭，喘息幾近氣絕，最後由人扶了下去。　　奕訢被這突如其來的質問，弄得不便再言語。醇親王奕譞則邊哭邊諫，當講到請皇上戒微行一事時，同治帝料想皇叔無憑無據，拿自己也沒辦法，所以矢口否認。事實上同治帝借大修園庭之機，經常以視察工程為名出宮遊戲於酒肆、茶樓和娼寮之地，已經鬧得滿城風雨。對此荒誕之舉，奕訢早有耳聞，只是這事與其子載瀓有關，不便直言，但他一直在努力鼓動他人上疏旁敲側擊，然而，同治帝置若罔聞，並懷疑到是奕訢在幕後唆使。這次面見十餘位重臣重又提起微行事，就想賴掉這碼子事，便問奕譞：　　「這是何人妄言，你們這樣說，有何證據？」　　奕譞將時間、地點，一一據實陳述，同治帝一時語塞，十分尷尬。只得岔開話題，做退步說：　　「諸臣所言各條朕願接納，惟園工一事不能馬上停止。此乃為討太后歡心而修，故不能擅自做主，得容朕轉奏太后之後再行決定。」　　事情說到這個份上，眾臣也不好強逼，且同治帝所說屬實，正因有慈禧做堅強的後盾，同治帝才敢如此不顧眾議，無所忌憚，強令修葺。在還沒有最後決定停工前，同治帝依然去視察了工程情況。　　現在問題關鍵是讓慈禧降懿旨，停止園工。但誰敢犯顏直諫呢？李鴻藻再次挺身而出，約在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間上折兩宮太后，在詳述其事之後寫道：「修園一事積聚眾怨，只會傷及國體，諸事將越來越難辦，不如及早停工，以安天下民心。」這是關於停止修園一事兩宮太后收到的惟一的一份奏摺。　　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召見七叔兼姨丈奕譞，適逢奕譞去南苑驗炮未回。遂召見軍機，議及處置李光昭和幫同欺騙蒙蔽的官員一事。之後，同治帝單獨召見了奕訢，詢問微行一事到底是誰說的，奕訢以「臣子載瀓」做答，因為載瀓的確曾經陪同治帝出去遊玩。同治帝聽了很不高興。　　七月二十九日，同治帝召見王大臣及翁同龢等人，將停止修園的責任推到他們身上，反問諸臣為什麼不早奏，責問翁同龢為什麼根本不上奏。奕譞、奕訢反覆解釋，同治帝發怒，甚至指責他們有離間母子把持朝政之嫌，奕訢、奕譞趕緊叩頭申辯。朝堂辯論之間，同治帝看出停止修園已是大勢所趨，遂言語道：　　「待十年或二十年後，四海平定，庫項充裕，園工可以再開始嗎？」　　重臣們連忙答道：「如天之福，那時必當興修。」　　但作為交換條件，圓明園工程暫停，北、中、南三海要修。雙方互做讓步議定結果之後，方才退出大殿，去吃中午飯，軍機大臣們則回到軍機處擬旨。然而諭稿呈上之後，同治帝並未馬上批答，而是發給大家一道寫好的硃諭：盡革恭親王所兼軍機大臣及一切差使，降為不入八分輔國公，交宗人府嚴議。報復的心理已經讓他失去了理智。不入八分輔國公在清代宗室爵位中居第十等，將奕訢一下子由第一等和碩親王降至了第十等，可見同治帝對奕訢的仇恨之重。文祥等人見了，拒不接旨，並請求得到召見，以求事情有迴轉的餘地，同治帝一概拒絕。但第二天，同治帝又發下經更改的硃諭，稱自親政以來，「每逢召對恭王時，語言之間，諸多失儀。著加恩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載瀓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接著，他又以「朋比為奸，謀為不軌」的罪名擬了一道聖諭，革去恭王、惇王、醇王、伯王、景壽、奕劻、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等十位重臣的職務。　　同治帝越鬧越不像話了。兩宮太后知道後，趕緊駕御弘德殿見同治帝和十位重臣。同治長跪於下，兩宮太后流著眼淚撫慰恭親王，說：　　「十年以來，沒有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銷。」　　有太后這句話，眾臣也就放心了。同治帝懲處恭親王的上諭被慈禧扣下，留中不發。次日兩宮太后又頒發懿旨，賞還恭親王及其子載瀓爵位；這一日，也發下了停止園工、整修三海的上諭。至此，一場修園風波才得以平息。　　這場鬥爭，看似奕訢等人與同治帝的較量，實乃與慈禧太后的較量，在這場鬥爭中，奕訢從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出發，力阻修園一事，贏得了眾臣的支持和擁戴。慈禧開始站在幕後，當遭到抵制、修園的計劃無法真正實現時，慈禧又站到了前台，充當了正面角色，充分顯示了她的老謀深算和政治策略的精明；奕訢雖然成功地阻止了修園，但加深了與慈禧和同治帝的矛盾，地位也日漸削弱。當同治帝駕崩、慈禧再度垂簾時，權力的重心開始向慈禧傾斜，奕訢權力的巔峰時刻已然過去。------------再佐新皇（1）------------　　經圓明園一事，同治帝心中窩著一股氣。看來皇帝也不是那麼好當的，仍然處處要受到限制。他不知道，一國之君應以國事為重，以江山社稷為要。　　修園一事被阻止之後，同治帝是相當繁忙地忙著玩，忙著要宣洩心頭的這股憤懣之氣。停止修園的當月二十七日，他從大內的皇宮出發到南苑去玩，並駐蹕南苑；二十八日，閱御前大臣、乾清門侍衛等馬射，即傳統的弓馬之技，重溫八旗古風；二十九日，行圍打獵；九月初一日，到晾鷹台宣布撤圍；初二日，又到晾鷹台檢閱神機營操練，觀看近代槍炮射擊；初三日，檢閱御前五大臣和乾清門侍衛的射擊技藝；初四、初五日，頒賞行圍和校閱有功人員。初六日，同治經正陽門回到大內，心情相當舒暢。　　同治帝出遊前後，奕訢一直擔當著治理大清王朝的重任，處理一些重要國事：其一為多次寄諭指示盛京將軍派兵剿辦威脅皇朝勃興之地興京安全的奉天省馬賊；其二為處理台灣事件，在與日談判的同時，加緊建設台灣和沿海地區，使之早日走上近代化的軌道；其三是負責西征相關事宜，為左宗棠籌集糧餉和布置作戰方略。奕訢也相當地忙碌，忙著處理多項政務。　　在皇宮時，同治像其他皇帝一樣，每天召見軍機，「親理」政事；每早到鍾粹宮問慈安太后安，到長春宮問慈禧太后安；午飯時間侍奉兩宮太后進午膳；此外，還一直忙於籌備慈禧太后萬壽聖典的一系列活動，盡一個兒子應盡的「孝」道。慈禧對同治帝的一言一行都相當關注，然而她還是百密一疏，對同治帝的私生活沒有高度重視。　　慈禧本來就不喜歡同治帝所挑選的皇后阿魯特氏，加之皇后又不善迎奉，慈禧就更加不喜歡她，皇帝與這位雍容端雅、美而有德的皇后原本幸福的婚姻生活因而時時遭到慈禧的干涉。慈禧讓同治帝親近她所中意的鳳秀的女兒慧妃，同治帝又不樂意，所以經常獨宿乾清宮。日子一長，百無聊賴之時，便在小太監的引領下，偷偷去宮外尋歡作樂。北京外城本有高級妓寮，而同治帝又怕被臣下發現不敢去，於是專尋內城的私娼取樂。同治帝還與翰林侍讀王慶祺有曖昧關係。王慶祺是個「美丰儀」的男人，工度曲，擅長諂媚之術。初直南書房，帝愛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銜，毓慶宮行走，寵冠同儕，無與倫比，竟與王慶祺同卧起。《李鴻藻年譜》稱：「因之宵小乘機誘惑引導，遂至日惟嬉戲游宴，耽溺男寵，日漸羸瘠」，世間遂傳聞同治帝也有同性戀的癖好。　　放浪的生活最終致使同治帝一病不起。十月二十日之後，同治帝的健康狀況發生變化；十月三十日，病情加重；至十一月二十日僅一個月的時間，即出現腰間腫痛作癰流膿，項脖臂膝皆有潰爛；二十三日，脈息皆弱而無力，腰間腫處兩孔皆流膿、流腥水，而根盤甚大，內潰則不可言。二十七日，按雲脈滑緩無力，惟腎愈流注，膿汁雖稍見稠，而每日流至一茶盅有餘。此後，同治帝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御醫李得立、庄守和知已無力回天，後來也都用些調和之葯。　　就在同治帝病重的這一個多月時間裡，清王朝的最高權力出現了真空，一場關於權力爭奪的戰爭在悄悄地進行著。十月三十日，也就是同治帝生病後的第十天，上諭第一次宣布皇帝龍體欠安，但強調仍治事如常。實際上這時的同治帝已經不能握筆，批答奏章均由其老師、軍機大臣李鴻藻代筆，同治帝完全信任自己的老師，李鴻藻也並不擅自越權，每次僅僅在奏摺上披上「知道了」、「交該部議」等字樣，實際政事的處理全在奕訢。十一月初五日，惇親王領銜各位王大臣會奏，請求漢文批件由李鴻藻代筆，而滿文折件請交奕訢代筆。此後幾天內，奕訢做了一些重要的批示：指示李鴻章等繼續購買鐵甲艦和建炮台，增強海防；批准下撥和借款作為西征軍費等。　　慈禧豈能容許權力旁落於奕訢之手？十一月初八日，奕訢剛閱折不過三天，兩宮太后就在養心殿東暖閣召見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慈禧讓眾臣看視了同治帝的病情後，就在正室的寶座上面南而坐，訓示了眾臣一番耐人尋味的話：　　「眾卿，數日以來，皇上龍體欠安，不能躬身披覽奏摺、裁決事務，哀家甚為焦慮。爾等當思辦法，當有公論。」話語中隻字未提同治帝已令李鴻藻和奕訢代筆的事，慈禧意圖，無非是讓眾臣再次籲請太后垂簾聽政。當場即有一些宗室王公提出：「請兩宮皇太后權時訓諭。」之後擬折，交於兩宮太后。慈禧拿著奏摺，覺得由大臣們直接向自己奏請未免表現得太過直白，遂叫大臣們「先奏明皇帝，不必徑請」。　　次日，慈禧便會同慈安在同治帝榻前再度召見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與昨天的情形不同，今天的同治帝已能坐立，聲音宏亮有力，氣色甚好，他當面諭令奕訢，說：　　「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擬求太后代閱折報，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辦事。」同時特別告誡奕訢說：「當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習。」語氣相當生冷和嚴厲。奕訢不便申辯，叩拜接旨，眾臣也未敢再多言。這時慈禧發話了：　　「昨兒在西暖閣召見，代閱折報乃出臣工所請，本恐煩皇帝心慮，今當諸大臣即告皇帝勿煩急。」　　次日，明發上諭宣告依惇親王等的請求，今後閱折和裁決事由太后代行。所謂惇親王的請求，實際上是奕訢在同治帝和慈禧暗示他放棄閱折權力後，不得已聯合諸大臣，由惇親王領銜所上移交權力與慈禧的摺子。至此，奕訢總共行使了不過5天的代為閱折和裁決權。　　在這之後，為同治帝治病成了天下矚目的大事，經榮祿推薦，皇宮曾請過一位年近89歲治療外症的民間名醫祁仲來診治，祁仲診斷皇上的痘癰之疾發處並非腎俞穴，而在腎俞下，應用十全大補湯。但後來慈禧並未採用祁仲的藥方，可見慈禧對同治帝所患何疾是相當清楚的。在西暖閣召見軍機和御前大臣示意移交權力時，她也曾明確提過：　　「上體向安，必尋娛樂，若何以絲竹陶寫？諸臣諒無論議。」明確地將同治帝染疾與尋歡作樂的行為聯繫起來。然而當諸位大臣言及皇帝的宮闈瑣事乃是皇上致病之由時，慈禧還是生氣了。其中惇親王說得過於直白，慈禧更是多加詰責，最終大夥只得叩頭請饒，不敢再言此事。為尊者諱，對外只稱皇帝是逢「天花之喜」；開藥時，也只好按天花下藥，結果葯不對症，疾病越來越嚴重。對此，奕訢也無能為力。他對慈禧「沖喜」的迷信活動非常不滿，但又不能直言，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太醫院要將同治帝的病治好，由於種種原因，朝廷沒有聘請西醫。後來，一位美國公使給清政府的報告中說：　　「同治帝若以西醫及科學方法診治，決無不可醫之理，決非不治之症。」　　這樣，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2日），同治帝在生病45天後死去。　　同治帝的死，再次打破了奕訢與慈禧之間權力的均勢，接下來是重要的權力繼承問題，這時的慈禧已經可以拋開所有的顧忌，而獨自一手策劃第二次垂簾聽政了。------------再佐新皇（2）------------　　按照清代的祖制家法，皇位的繼承應該從皇族近支中選一位晚輩來繼任。同治帝是「載」字輩，他的下一輩為「溥」字輩。「溥」字輩中，大家一致認為溥倫最為合適。因為溥倫是道光帝長子奕緯的長孫，雖然他的父親是從別支過繼過來給奕緯的，但名分上，溥倫還是道光帝長子的長孫，符合祖宗家法，名正言順。但慈禧為了獨攬皇權，堅決要立「載」字輩來繼承皇位。因為如果讓「溥」字輩當了皇帝，那她將會因孫為帝而被晉尊為太皇太后，那樣也就再無機會垂簾聽政、干預政事了。　　慈禧不同意立「溥」字輩為帝，大家也無計可施。但同治帝死前，曾召師傅李鴻藻於病榻前，命其代草遺詔千言，有意將帝位傳給載字輩中年齡最大的載澍。慈禧看詔後，憤怒地擲於地上。她心目中未來皇位的繼承者，是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載湉其時年僅四歲，方便慈禧攬權；而載湉之母為慈禧之妹，將來即使皇帝長大成人，也會對慈禧恭順，聽她的話。　　所以，當同治帝死後，慈禧立即在養心殿西暖閣召集群臣，表明自己的心跡。她迫不及待地問眾臣：「此後垂簾如何？」　　樞臣中有人做答：「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　　慈禧太后馬上接下話茬，斬釘截鐵地宣布：「文宗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年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指與慈安太后）同此一心，汝等敬聽，則即宣曰醇親王之子載湉。」　　聽到這出人意料的結果，奕譞碰頭痛哭，昏迷伏地。　　以上是《翁同龢日記》中關於這次選嗣立帝的記述。其中有兩點是明確的：一是經過十多年的垂簾聽政，慈禧已確立了在最高統治集團中的穩固地位，所以她才敢說一不二；二是經過多次的打擊、罷黜，奕訢的勢力逐漸遭削弱，已經不是慈禧的對手，所以在選儲立嗣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奕訢只能表示緘默，防止遭致其父子覬覦皇位之嫌。文武大臣見名望最高的恭王如此，也不敢多言。　　次日，慈禧再次玩弄辛酉政變時的伎倆，命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垂簾章程，同時宣布，次年改元光緒。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載湉在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接受百官朝賀，慈禧二度垂簾的局面正式形成。　　奕訢則開始了不居輔政地位的第二次輔政。在當時列強環伺、險象叢生的局勢下，他極力主張避免戰爭，以爭取更多的自身建設的時間；他積極籌劃海防，維護主權、收復失地；他設計近代化的總體藍圖，積極拓寬近代大機器生產的領域，加強信息手段和鐵路交通建設等等。其間的阻力也可想而知，隨著年齡的漸長和世事的變遷，他的銳氣也漸漸在消磨，銳意改革的熱情也漸漸冷卻。　　光緒二年（1876年）五月初四日，在軍機處當值19年可謂三朝元老的資深重臣文祥病故。文祥為人忠誠、開明而又善於照顧傳統，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很受歡迎的人物。他的死，對奕訢是很大的打擊。奕訢於文祥逝世的次日亦即端午節時親臨哭祭，心情沉痛地賦詩一首以示悼念：　　大旱甘霖望未成，霾氛光掩輔星明。　　志安中外臣工瘁，功在旂常帝念縈。　　正直一生惟謹慎，匡襄廿載矢忠誠。　　從今別有盈懷淚，不向湘江哭屈平。　　感念之情，躍然紙上。文祥是奕訢的左膀右臂。奕訢很賢明，也很有能力。但在一些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他非常依靠文祥、寶鋆等人出主意。他們共同努力，度過了許多的難關。文祥的死，無疑使奕訢失去了一個忠實的助手和高級參謀。從此，寶鋆只在重大問題上發表意見和看法，軍機處大主筆的任務就落到了沈桂芬的身上。　　沈桂芬是同治六年由奕訢引進軍機處的。他以「洋務長才」著名，積極追隨奕訢，推行洋務，在軍機處與以傳統「正學」自居的李鴻藻常意見相抵觸。李鴻藻以「反對派」的形象存在於軍機處中，常常反對並阻撓某些改革措施的實行，與沈桂芬有矛盾，不肯附和。　　李鴻藻因是帝師，同時又深得兩宮太后的好感，地位甚為顯赫，且在他周圍聚集了一批政治保守的翰林、言官，形成一個有政治傾向的「清議派」（或稱「清流黨」）。沈桂芬感到勢單力薄，於是召門人王文韶入軍機處作為自己的支柱。光緒六年，沈桂芬死去，王文韶在兩年後也被李鴻藻排擠出軍機處。　　奕訢在整飭官場、糾彈時弊、抵制宮廷違制行為等方面利用李鴻藻「清議」的勢力，但在推行改革方面又提防著他們。由於日益感到自身孤立無援，他力圖在主張改革的「洋務派」和主張保持傳統的「清議派」之間尋求平衡，保持一種超然的態度。這樣，改革的步伐就逐漸放慢了，奕訢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大刀闊斧，許多近代化的設想也因礙於守舊輿論而被擱置。------------慈安之死（1）------------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下旬，李鴻章不顧軍機處令各地督撫原地維持地方不必籲請叩謁梓宮的寄諭，從保定的總督駐地趕赴北京奔同治帝大喪，他此行的實際目的是進京陳述其近代化的總體設想。他首先晤見了奕訢，雙方意見一致，認為值此緊要關頭，必須打破陳規，努力改革，實現近代化，這才是中國自強圖存的惟一方法。李鴻章請奕訢向兩宮太后陳述這種構想。　　奕訢何嘗不知道李鴻章所提建議的重要，數年前他也提過，曾有過宏圖壯志，想要改變大清腐朽面貌，建立近代化新國家，但多處碰壁之後，很多計劃都被擱置。如今，奕訢已不如當年那般有勇氣和魄力了。此時的他不願如教育大辯論時那樣成為眾矢之的，也不願像同治年間那樣為太后一一剖斷。多年的在朝經驗告訴他，兩宮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計，但他還是設法讓李鴻章三次覲見太后。李鴻章藉機將其關於經濟、軍事、外交、教育等全方位近代化改革的設想系統地向太后作了講解。如奕訢所言，知識和經歷均有限的太后也無法確定改革的正確與否。尤其對是否停止西征，將有限的資源用於建設近代海軍鞏固海防的提議不置可否。　　當時京內外大員關於停止西征、建設海軍的觀點形成兩種對立的看法，即近代史上的「海防」和塞防之爭。前者如李鴻章，主張停止西征，鞏固海防；後者則主張應以塞防為主。雙方爭執不下。奕訢和他的智囊人員向來是重視海防的，但對這種各執一端的爭論，奕訢認為，這不是愛國與賣國之爭，而是將有限的財力先用於何處的爭議。如果能夠開源和節流並舉，是可以做到海防和塞防兼顧的。奕訢的觀點遂成為大家一致贊同的觀點。　　軍事上的近代化，離不開信息手段的近代化。同治十三年（1874年）台事欽差大臣沈葆楨在處理日本侵台事件時奏稱：「台洋之險，甲諸海疆，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奕訢是早就想採用電報這項快捷方便的信息傳播技術了。他詳細向兩宮太后講解電報的功能，並說明信息手段近代化的重要性。兩宮太后接受了奕訢和沈葆楨的意見，諭令沈葆楨等迅速辦理閩台電報。英、美、德、法知道中國要鋪設電報的消息後，搶先一步，誘使福州通商局草簽了合同並開始施工，想藉此攫取電報線鋪設權。奕訢認為中國的電報一定要中國自辦。他反覆強調，並指示沈葆楨會同閩浙總督李鶴年「不在價值多寡」，宜及早買回、妥籌辦理。但這時又出現了傳統觀念的阻礙。福建守舊士紳進言：「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架設銅線，如此不顧祖宗之丘墓之舉，又怎能希望他們尊崇君親上呢？面對以忠孝為護符的迷信論調，奕訢也無辦法，閩浙設電報事因此久拖不辦。與此同時，發生了另一件更令奕訢棘手的事情。　　英國早就覬覦中國西南，並著手組織探險隊先行探測西南的地理資源。同治十三年（1874年），當英國第二次組織探險隊進入雲南邊境時，與邊民發生衝突。英國翻譯馬嘉里和隨行5名中國人被殺，這就是「馬嘉里事件」。事件發生之後，英國公使立即向總理衙門遞送了一份備忘錄，提出交涉條件。奕訢與來京祭奠同治帝的李鴻章會商，認為需要通過處理馬嘉里案調整中外關係和中央地方關係的策略。他認為處理中外關係，已經不能再按傳統的觀念行事，西方的國際關係準則不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央和地方關係方面，他認為當時只有總理衙門比較熟悉國際形勢，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他各部衙門及地方則與總理衙門嚴重脫節，地方官吏大多厭惡與外國人打交道，甚至無視中央外交政策，抵制既成條約，給外國侵略製造了口實。局部衝突足以影響大局。奕訢於是作出努力，並在赫德的斡旋下，光緒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76年9月11日），李鴻章赴煙台與英人談判，簽署《煙台條約》，滿足了英人的一些要求，但堅決拒絕了英方關於懲辦雲南官吏的要求。至此，馬嘉里案才告一段落。　　《煙台條約》簽訂不久，左宗棠呈上的關於西征軍攻克新疆烏魯木齊的奏報讓奕訢興奮了好些天。在報捷折中，左宗棠還特別提及軍機處和戶部籌措軍餉是勝利的主要原因，特別向奕訢表示了真誠的感激之情。西征軍的節節勝利，使盤踞新疆南八城和吐魯番的阿古柏政權惶恐不安，英國方面想以代阿古柏政權乞降為名，阻止中國收復新疆，從而以新疆阿古柏政權為屏障，防止印度落入俄人之手。左宗棠的復函中透徹地分析了英人意圖的本質，並充滿必勝信心地稱：「無須英人代為過慮也」。奕訢見到前敵將帥有如此的見識和信心，就放手讓左宗棠全力收復新疆。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877年12月18日），淪陷12年之久的喀什噶爾重回祖國懷抱，之後，南疆諸城全部收復。　　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同時，奕訢還積極擴展機器大生產的領域，發展本國工業。就在改革事業初見成效之時，光緒二年，南方五省發生大水災並相伴隨著社會風氣的惡化，反對變革的清議派藉此機會，以「災異說」攻擊朝政，稱當時朝政為以恭親王為首的樞臣所把持，腐朽拖沓至極，無法對當前災害採取有效措施；進而又以「華夏優越論」反對中國的近代化，以「道德」和「清議」壓制改革。改革再次遇到了重大的阻力。奕訢明哲保身，極力保持超然事外的態度。改革派人數雖多，呼聲卻很小。清議派因有慈禧做後盾，聲勢浩大，壓過了改革派。改革派人士很是失望。　　光緒五年三月（1879年3月），日本悍然吞併琉球，並立為沖繩縣。光緒六年，中俄戰爭烏雲密布。之後籌建海軍，建設鐵路，越南、朝鮮問題等，都需要奕訢和總理衙門去交涉，一項項地去處理。　　正當奕訢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光緒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戌時（晚7時至9時），慈安太后鈕祜祿氏突然死去。對慈安太后究竟是怎麼死的，大家有種種的疑問，一時間傳說紛紜。　　慈安在咸豐二年立為皇后，慈禧當時不過為貴妃，位在慈安之下。咸豐帝死後，慈禧的兒子載淳繼承皇位，母以子貴，慈禧也被封為皇太后。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中，慈安的正宮皇后身份，與慈禧在名分上的差別，對慈禧的掌權形成一種威脅，使慈禧永遠不可能凌駕於慈安之上。慈禧與慈安之間的矛盾，就由此而產生了。　　在咸豐靈前的「禮節細故」之爭，兩宮太后都落得不高興；此後，這種爭端頻頻發生。光緒六年在致祭東陵的時候，又在禮儀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這種爭執實際為地位之爭和權力之爭。多年來，兩人之間的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著。　　咸豐帝死後，肅順等八大臣輔政，不太把兩位太后放在眼裡。這時的兩宮太后為了能除掉這個共同政敵，過從甚密，雖說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比較容易化解。政變成功後，慈禧因懼怕祖制的嫡庶之分，小心謹慎不敢失禮，遇事均與慈安太后商量，以示對東宮的尊重。加之恭親王奕訢在中間調和，有話就直說，兩宮太后之間看上去是一團和氣。然而此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加深了兩者的矛盾，增加了慈禧對慈安的仇恨。------------慈安之死（2）------------　　開始是同治八年，慈安、奕訢和同治帝聯合起來按祖制處死了安德海，一時中外無不稱頌，而慈禧的心中卻留下了積怨。同治十一年關於給載淳立後一事，雙方又再起爭執，意見相左。慈安所爭的阿魯特氏後來被立為後，而慈禧所爭的鳳秀的女兒只屈居慧妃之位，慈安獲勝，慈禧記恨，雙方矛盾加深。同治帝死後，慈禧費盡心機立醇親王之子4歲的載湉為帝，本想趁皇帝年幼，一手遮天，把持朝政，誰料光緒帝入宮後，因慈安太后性情溫和，不像慈禧那樣嚴厲，所以小皇帝喜歡親近慈安太后，對慈禧卻相當地疏遠。這使慈禧感到恐懼。要是小皇帝被慈安唆使來反對自己，威脅自己的地位，該怎麼辦？慈禧的恐懼心理，隨著光緒帝年齡的增長，與日俱增，對慈安的防範心理也日漸急切。雙方矛盾漸如水火，因此便有種種關於慈安是慈禧害死的推測和傳說。　　據載，咸豐帝臨死前，曾交給慈安太后一道密諭，要她好好約束葉赫那拉氏。慈禧聽說後，行為便不太敢張狂。光緒朝時候，慈禧再度垂簾，慈安對政治有倦怠意，不多過問政事，有時甚至不出來垂簾攝政，慈禧更加縱恣無度。她一人召見廷臣，有事竟不復稟慈安，慈安太后內心多有不平。光緒七年發生的一件事讓慈安太后瞠目，這一年慈禧驟患重病，遍征中外名醫醫治均告無效，惟有薛福成的哥哥薛福辰給慈禧太后診脈後，得其病因，開藥慈禧太后服用後，病得痊癒。後得知薛福辰所開藥劑均為產後滋補之葯，慈安知慈禧失德，決定好好勸勸慈禧，讓她保全皇家體面。一日，擺酒宮中，慶賀慈禧大病痊癒，憶及協力清除肅順及同治十餘年的垂簾聽政事，慈禧悲不自勝，話語很討慈安的歡心。慈安聽後，也對慈禧坦誠相見道：「你我都是年過半百之人，不知何時均要去見先帝了，幸得20餘年來你我能同一條心。既然這樣，我也不瞞你，先帝升天之前，曾交給我一物，是關於妹妹的，現在看來是沒什麼用的了。此事不要聲張出去，以防外人懷疑我姐妹二人表面上和好而暗地裡互相嫉妒。」說完從袖中取出文宗遺詔，給慈禧看。慈禧看後，面色頓變，慚愧不已。慈安見慈禧有真心悔過之心，索要過函文，隨即於燈燭上燒了。慈禧又是羞慚又是憤怒，表面上仍做感激涕零狀，內心竊喜。以後時日里，慈禧對慈安甚為恭敬，慈安以為是自己的規勸起了作用，孰知慈禧已有歹意。　　又據說，慈禧欲害慈安的念頭始於慈安親見了慈禧的不軌行為。立載湉為帝，並非慈安之意，後垂簾聽政制度建立，慈安則多持齋念佛，長居宮中，朝中事實際由慈禧把持，慈禧從此為所欲為。當時都門有位唱戲的武生叫楊月樓，得到慈禧的專寵，隨意出入宮禁，每次進宮即恆久不出。一日，慈安有事欲告知慈禧，突然前往慈禧居所，適逢慈禧不在，卻見楊月樓袒卧於慈禧的床上，慈安驚懼，叫來宮中婢奴，授意此事不得張揚。後慈禧處死楊月樓，慈安雖久驚怒，實際並未追究，慈禧更加疑懼。遣宮婢多次進獻慈安食盒，慈安不疑，受而食之，不久即死去。　　又有一說，稱是因李蓮英起事。李蓮英因得慈禧太后寵幸，仗勢胡為。一日慈安太后乘輦車過某殿，李蓮英與小太監角力，對慈安置若罔聞，慈安怒以杖責之，併到慈禧住處教訓了慈禧一頓。慈禧不服，兩人鬧翻。不幾日，即傳慈安暴崩一事。　　當時民間流傳的說法有多種，但多數經不住仔細分析。張爾田指出：慈安的病況，可詳見翁同龢日記，哪裡有食盒外進之猜疑？二十年來，排滿思想，深入人心，時人不痛詆清代則不快，即使是光緒帝的日講起居注官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也斷不可信。學者金梁也在《清帝外紀·清後列傳》中，對慈安焚燒遺詔和慈禧進獻毒盒事，提出質疑：「手敕既然焚毀，敕語內容又從何而知？食盒外進，又有誰見到了呢？」　　這麼說，慈安的死就與慈禧無關了嗎？也不盡然。當時的翁同龢、張之洞等人根據種種跡象，也心存疑惑。　　翁同龢的日記中留下了諸多疑點。皇帝皇后生病，按清祖制，應先由軍機、御前大臣詳細了解情況後傳御醫，然後御醫診斷、開藥方，藥方應交軍機、御前大臣傳視，以顯示慎重。而慈安九日患病，當日並未見醫方發下，這是為什麼呢？慈安因偶感風寒，卻不到一天就驟然崩逝，死後第二天公布的五個藥方，均未說明致病原因，這又是為何？死後第三天，似乎為了消除人們的疑慮，所發藥方才寫上「傷感過甚，諸症驟發」的含混言語，且藥方上也沒有御醫庄守和的名字。凡此種種，不能不讓人生疑。　　張之洞覺得事情蹊蹺，曾致信李鴻藻：「此事實出非常，殮奠一事，翰林院一向是派人輪班前往的，但至今未見知會一聲，也沒聽說到底是派了誰去？」並請教李鴻藻，「現在是應靜候呢？還是應徑直前往呢？即使翰林院沒有被派，應當沒有大礙吧？敬請指示，不甚感激。」張之洞對慈安逝世後的殮奠的反常跡象也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寫信求教李鴻藻。事過多年，榮祿才透露了殮奠的秘密。當時榮祿任內務府大臣，慈禧避開了那些好「遇事生風」的翰林院，派榮祿親自前往殮含，並諭示榮祿：「爾等詳細視殮，勿令人有疑辭。」榮祿聽慈禧這麼一說，反倒膽戰心驚，殮奠時，未敢多看一眼，趕緊殮畢退下了。慈禧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更顯示了背後藏有不可告人的隱密。　　慈安喪葬事，慈禧令減殺禮儀。據翁同龢的日記記載，慈安的梓宮是用的楠木，但卻是由厚度不過一寸七、八分的多塊木頭拼成，這與慈安正宮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慈禧修園、自我享樂那麼捨得花銀子，對已作別人世的慈安卻如此地苛刻，不知居心何在。在謚號問題上，慈禧又一反歷代皇后所上謚法的規則，欲以「欽」字居首，以否定慈安的正宮地位。後翁同龢等人極力抗爭，說：「貞者，正也。此乃先帝所命也」，且穆宗同治帝尊崇慈安二字，天下人對此也熟聞，謚號中必須用「貞」、「安」二字。最終，在堅持下，慈安才得謚號「孝貞慈安裕慶和敬儀天祚聖顯皇后」。　　至慈安崩逝，慈禧也不放過與她在地位上的爭奪，慈禧對慈安的仇視之心可見一斑。雖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慈安就是慈禧所殺，但多方面事實反映，慈禧難脫干係。　　慈安之死，對慈禧、奕訢均有影響。對慈禧來講，慈安的死為其專權掃清了道路。儘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極少參與政治，不像慈禧那樣有謀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對慈禧的專權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懾力量。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麼明目張胆、恣意妄為。慈安一死，政權盡歸西宮，慈禧可以惟己獨尊、專執國政而無所忌憚。從此兩宮垂簾局面變為一宮獨尊，光緒帝還未成人，慈禧大權獨攬，人們尊稱她為「老佛爺」，慈禧開始成為名副其實的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奕訢的勢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慈安的死，無疑使奕訢在最高統治集團中少了一個可以依靠的力量。多年來，慈安和奕訢與慈禧之間均有矛盾，奕訢多以「嫡庶之分」為由，通過支持慈安壓制慈禧的囂張氣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訢，無形之中，奕訢和慈安形成一種聯合力量，來共同對付慈禧。如咸豐陵前的席次之爭，誅殺安德海等等。慈禧感到勢單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勢力。如在內務府、軍機處相繼安排進自己的人或者是牽制奕訢勢力的人。慈安在時，儘管奕訢曾屢受打擊，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軍機處的位子、執掌軍機處大權；慈安一死，形勢大變，慈禧不再受約束，同時由於自己的黨羽勢力大增，她對奕訢也就不再顧忌了。　　慈安的死，使慈禧位及最尊，慈禧培植的勢力也隨之抬頭，奕訢派勢力則相應遭到壓制。清議派攻擊他的改革，七弟奕譞也攻擊他崇洋媚外，這兩種力量的抬頭，使奕訢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七弟醇親王奕譞早就想奪取奕訢手中的大權，這可以追溯到同治年間。當時兩兄弟就因政見不同而不合，奕譞思想保守固執，對奕訢重用漢人、提倡向西方學習，表示不贊成。他曾向慈禧上折，「請擯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對奕訢「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奕譞尤其表示反對，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處理上與奕訢發生過激烈的爭執，嚴厲指責和全盤否定奕訢的對外政策。1870年和1873年，奕譞曾兩次密奏慈禧和親政後的同治帝，兩折的意思分別為請求剝奪奕訢掌管的外交大權和表示對奕訢掌管軍機處中樞大權不滿。奕訢上奏抗辯，此事作罷，但恭親王和醇親王兩人因此隔閡日深。同治帝死後，光緒帝繼位，醇親王以太上之尊，依靠慈禧支持任用私人，結黨結派，勢力逐漸蓋過了奕訢。　　慈安死後的一段時間，鑒於恭親王的諳練老成，長於外交，慈禧並沒有馬上逐他出軍機處。至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慈禧才算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借口，以奕訢為替罪羊，與奕譞合力，罷免了奕訢的一切職務，取得了雙方多年來矛盾鬥爭的決定性勝利。從此，奕譞取代奕訢，活躍於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當然那已是後話了。------------甲申朝變，再遭罷黜（1）------------　　光緒八年，長期的勞累奔波，日積月累，奕訢的身體健康狀況迅速下降，經常感覺倦怠。進入八、九月份，身體更是不支，有時甚至幾天不能入直。十月，軍機大臣王文韶因雲南報銷案受牽連，被開缺。奕訢得知後，心情更壞，病情加重，經常便血，無法入直，只得請長假在家養病。十二月初一日（1882年1月9日），鑒於奕訢病情無法在短期內恢復，總理衙門許多事亟待處理，慈禧太后正式諭令李鴻章代理該衙門有關外交大事。　　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訢病癒，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見，見其依然難堪繁巨事務，於是又賞假一個月，安心調理。直至該年六月（7月），奕訢才重入軍機。在奕訢生病的大半年內，李鴻藻受慈禧之命主持機要。經常與李鴻藻意見相左的翁同龢也進入軍機處。這時朝野內外，開始共同注目來自西方國家法國的侵略。　　法國侵略的策略是先侵佔越南，進而以越南為跳板，打通進入中國西南地區的通道。早在1787年，法國傳教士百多祿就曾上書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建議佔領越南並開闢一條通往中國內地的商路。　　道光末年，法國不斷派傳教士和遠征軍作為先頭部隊侵略越南。　　咸豐八年（1858年），法國夥同英國組成英法聯軍發動侵華戰爭後，又單獨以武力攻佔越南南方三省，並於同治元年（1862年），迫使越南與之簽訂《西貢條約》，割占邊和、嘉定、定祥三省及崑崙島。　　同治六年（1867年），法軍又攻佔永隆、昭篤、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此前一年，法國的一個調查團在對中國雲南和越南北方進行勘察後，露骨地說：「法國必須佔領北圻……因為它是一個理想的軍事基地，由於有了這個基地，一旦歐洲各強國企圖瓜分中國時，我們將是一些最先出現在中國腹地的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末，安鄴指揮法軍相繼攻陷河內、海陽、寧平、南定等地。越南政府邀請劉永福及其率領的黑旗軍協助越南抗擊法軍。劉永福率黑旗軍在河內城郊大敗法軍，擊斃安鄴，迫使法軍退出紅河，困守海防。越南國王授劉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職。　　光緒七年（1881年），法國議會通過了240萬法郎遠征北圻的軍費案。光緒八年（1882年），法國海軍上校李威利指揮法軍再次進攻北圻，佔領河內。次年3月侵佔南定。在越南政府的邀請下，劉永福再次率黑旗軍開赴前線，於該年5月19日在河內城西的紙橋附近設伏，痛殲法軍，擊斃李威利。越南國王授劉永福以三宣正提督之職。　　光緒九年（1883年）四月，法國不甘心在越南的失敗，法議會再次通過增加遠征越南軍費550萬法郎和增派1800名侵略軍的議案。法國總理茹費理繼續鼓吹「必須征服那個巨大的中華帝國」。8月，法軍兵分兩路，攻入越南首都順化，強迫越南與之簽訂了《順化條約》，變越南為其殖民地。從此以後，法國便將侵略的主要矛頭指向了中國，並提出種種侵略條件，中法關係日趨緊張。　　面對法軍大舉進攻越南，危及中國西南邊疆的形勢，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主戰與主和兩種意見。　　主戰者為以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首的清流派、奕譞及湘系官僚，如左宗棠、劉坤一等。他們強調援越抗法是一場正義的和必要的戰爭，就道義責任而言，中越存在著歷史上的宗藩關係，越南受到侵略，中國「本應保護」。就利害關係而論，中越兩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法國侵越，「非徒並越，而特欲以越為根腳耳。粵邊之煤礦，滇中之金礦，無不垂涎」，所以中國斷無坐視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是其代表。早在戰爭之初，慈禧太后命令李鴻章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時，李鴻章因反對對法開戰，堅決請辭。光緒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鴻章給總理衙門的一封公函，從士氣、戰術、裝備、訓練等方面分析法軍優越於我軍的狀況，要奕訢或者避戰求和，或者下令前線避開陣地戰，展開叢林戰和游擊戰，方能取勝。這封公函表達了長久以來李鴻章一直主和的緣由。　　奕訢或許由於久病體弱，無力顧及，或者由於幾遭罷黜已無稜角之故，對戰事一直持消極的態度，他對言戰頗感猶豫，對言和又頗多顧忌。遭受多次打擊和大病初癒的奕訢此時盡量保持少言說的態度，看太后的眼色行事。　　光緒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國內外主戰的強烈呼聲下，慈禧態度變得強硬起來。有一次在召見軍機時，她竟然明確表示清朝不能再退讓了，語意堅決。她一面命李鴻章、曾紀澤兩人對來津談判的法國特使提出的「劃界撤兵，共剿土匪」的要求，堅持定見，一概不予允許；一面又令西南前線將領，督飭防營，嚴密布置，不能因法國言議和，就有絲毫懈怠。　　十月初（11月），又發布上諭，派廣西巡撫徐延旭飭令劉永福整軍進扎，相機攻取河內省城，不可稍有退阻。並特別布置了山西和北寧的防守工作。上諭稱「北寧為我軍駐紮之地，如果法人前來攻逼，應令督飭官員極力捍禦，毋稍鬆勁」，同時令雲南軍隊固守山西，以與北寧成犄角之勢；懲處不願遵旨的雲南巡撫唐炯，摘取頂帶；獎賞英勇抗法的劉永福黑旗軍十萬兩白銀，按每月五千兩的數目支給劉永福充做軍餉。　　見慈禧太后已明確主戰，奕訢也隨之附和「言戰」，朝廷內外一片主戰聲。這年底，雙方軍隊集結于山西和北寧地區。在山西的唐景嵩所帶滇軍懾於法軍炮火的威力，首先潰退，黑旗軍勢單力孤，山西失守。　　次年正月（1884年2月），中國又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與法軍決戰于越南北寧。中國方面包括黑旗軍、政府軍和越南愛國軍人共計3萬人與法國方面1.5萬官兵拉開了戰鬥的陣勢。二月十八日（3月15日），北京收到北寧失守的電報。　　山西、北寧相繼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大為震驚。李鴻藻和態度模糊的翁同龢此時也深感「海防不足為恃」，時局艱難，從此以後可能更加棘手！清流派這一群「不習戎事」的書生再也不敢言戰。御史們開始紛紛追究戰爭責任，按律最先逃跑的前敵將領應處死，統兵大員當拿問，於是清廷下令將唐炯、徐延旭革職拿問，任命潘鼎新為廣西巡撫，張凱嵩為雲南巡撫。層層追問，保薦統兵大員的薦主也應受處罰。誰來承擔失敗的主要罪責呢？這時的慈禧想到了奕訢。三月初八（4月3日）召見軍機大臣，慈禧為罷免軍機大臣改組軍機處製造輿論。分析戰爭責任時，她大談「邊方不安定，封疆大臣因循守舊，國用空虛，海防粉飾，這何以對祖宗呀！」言辭嚴厲。　　恰在當天，祭酒盛昱上了《疆事敗壞請將軍機處交部嚴議》的奏摺。特請慈禧明降諭旨，將軍機大臣交部議處，責令戴罪立功，認真改過。　　慈禧先將摺子留中不發。第二日，即三月初九日（4月4日），是清明節，慈禧派奕訢去東陵祭祀，主持慈安皇太后三周年祭典，支開了奕訢。也是在這一天，慈禧讓光緒帝到景壽山皇殿行禮，使其避開他的生父奕譞。之後，慈禧自己則以祭典九公主的名義前往九公主府並留下用膳。九公主也稱壽庄公主，奕譞的同母妹，排行第九，一個月前逝世，當時慈禧已經賜祭過一次。這次前來，目的是為專門單獨召見奕譞。------------甲申朝變，再遭罷黜（2）------------　　用過午膳之後，慈禧取出盛昱彈劾軍機的奏摺，兩人進行了秘密的商討。次日（初十日）在宮中，慈禧匆匆召見軍機後，再次召見奕譞，兩人又密談了三刻鐘。十二日時，慈禧依舊匆匆召見了軍機，然後相繼密召了孫毓汶和奕譞。　　十三日，奕訢辦理完祭典相關事宜後回來，本應召見，但這一日，慈禧只召見御前大臣、大學士、六部滿漢尚書，軍機大臣一概未得召見。有的軍機大臣也兼任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尚書等職，但也未能參加召見。　　就在奕訢和諸位軍機大臣耐心等待召見的時候，領班軍機章京傳出的太后懿旨，著實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大吃了一驚。這是一份革除奕訢及全體軍機大臣的上諭，上諭加給奕訢等人的罪狀是：　　「軍機處實為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是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等等。　　上諭最後宣布將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全班撤換。奕訢被革去一切職務，並撤去恩加雙俸，令家居養疾，處罰最重。跟隨奕訢二十多年的寶鋆也被開去一切差使，仍以原品休職；李鴻藻和景廉降兩級調用；翁同龢革職留用，退出軍機，仍在毓慶宮行走，繼續為光緒帝授讀，處罰最輕。　　同日還宣布：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在軍機大臣行走，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次日（4月9日），又有上諭宣布：「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諭旨」。　　這樣，清明節前後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慈禧完成了軍機處的變動。　　改組後的軍機處全然為「醇黨」人物所掌控。盛昱和御史丁振鐸等於事後上折，稱「恭親王才力聰明，舉朝無人能及」，因此請慈禧令恭親王等仍當差效職，奏疏上達後，慈禧留中不報，不予理睬。　　慈禧緊接著又對部院大臣作了調整。原禮部尚書徐桐接李鴻藻任吏部尚書，禮部尚書由原左都御使畢道遠接任，理藩院尚書烏拉喜崇阿接任景廉兵部尚書一職，理藩院尚書則由原左都御使延煦接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分別由原吏部左侍郎昆岡、祁世長接任。貝勒奕劻管理總理衙門事務，內閣學士周德潤、軍機大臣閻敬銘、許庚身後來也在總理衙門行走。八旗都統也相繼作了變動。　　光緒十年（1884年）為農曆的甲申年，這年的三月（4月），「當之無愧」的清王朝的女主人最終為其獨攬大權掃清了道路。她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徹頭徹尾地撤換了奕訢和以奕訢為首的軍機處；又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使王朝的官僚層實現了一次大換血，建立了完全聽命於她的官僚階層。這次重大的人事變動，歷史上稱「光緒甲申朝局之變」。　　這次奕訢遭罷黜，與十九年前的那次彈劾風波引起的反響完全不同。當時列名於倭仁奏摺和肅親王奏摺的王公、宗室、大臣共計70餘人，加上都察院、宗人府的大臣，內閣學士、給事中、御史等等紛紛上折，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迫使慈禧最終收回成命，恭王僅僅只被削掉一個封號。而這一次罷免卻呼聲甚微，僅寥寥數人上疏。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辛酉政變之初，奕訢重用漢臣，對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有求必應，不加遙控；對外實行「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路線，力求中外和好以借師助剿，最終撲滅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熊熊烈火，使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的統治得以穩定，奕訢因而獲得「中興賢王」的譽稱。此後，為防止漢族地主勢力的發展，從穩固王朝統治的角度考慮，奕訢大力剪除和限制湘淮地方勢力。李鴻章等都曾為此批評奕訢聽信浮言，抱怨總理衙門庸鄙無遠見。面對西方工業化的浪潮，奕訢為清王朝的長治久安計，倡導向西方學習，引進先進的機器設備和生產技術，開展洋務運動，這又為滿族親貴和封建頑固派所不容，認為是「以夷變夏」。此外，奕訢的「羈縻」外交並未使中外和好的局面長期維持，帝國主義也早看出這種外交政策的實質是在和平的背後排斥外國，遠不如李鴻章和奕譞順從於外國勢力。慈禧繞過奕訢，通過李鴻章和洋人拉關係，李鴻章集團權勢地位上升，漸呈取代奕訢集團的趨勢。　　慈禧則經過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實力漸長，熟諳宮廷鬥爭的藝術，政治經驗也越來越豐富。慈安死後，慈禧大權獨攬，常對臣下行不測之威。此次罷黜奕訢，不像十九年前指使蔡壽祺上無憑無據的彈劾摺子那樣，慈禧作了精心的準備。她抓住山西、北寧失守，徐延旭和唐炯遭逮問後，人們紛紛要求追究最終責任人的時機，將責任推究到奕訢和寶鋆的因循失職。與十九年前發下詔書讓廷臣討論相比，這次詔書的發布更顯果斷和威嚴。慈禧單獨召見了領班軍機章京，以「御前擬旨以上，朱書授之以出」的方式發下諭旨，表明這是宸斷，不容妄議。　　慈禧積聚了二十多年的力量就在這一刻完成夙願，清除了最後一名潛在政敵。從此她真正實現了「位至極尊」。　　奕訢此次反倒相當地平靜。沒有被八大臣排擠時的激憤，也沒有被削除封號時的憤懣，更沒有被同治帝暫時免去差使和撤去親王爵號時的堅強不屈。他累了。多年的公務纏身，刻無暇晷，他完全拋卻了自己的興趣愛好，以致「幾不知世間有吟詠事」。他也知道，慈禧早已對自己厭惡透了。為國家計，他屢次觸犯慈禧，反對她的專權和不顧國力而窮盡享樂之欲，這次的前敵戰敗不過是她罷黜的一個借口罷了。　　想到此，奕訢心裡好受多了，望著工作了多年的軍機處和曾經共事多年的同僚，他坦然地離開了。------------後記------------　　晚清歷史風雲變幻，爆發於19世紀中葉前後的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從內外衝擊著清王朝的統治基礎，有憂患意識的統治階層開始思索如何自強以抵禦外侮，於是自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他們發起並領導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自強」、「求富」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和甲午中日戰爭的相繼爆發使洋務官員寄予辦洋務以自強禦侮的夢破滅，在封建社會內部孕育出的新生資產階級力量則開始思索一條新的社會發展的道路——鼓動光緒帝進行改良變法。　　作為道光帝的第六子、咸豐帝的六弟、同治和光緒帝的六叔，奕訢歷經四朝，是晚清皇朝中頗有作為的一位皇室成員。他親身經歷了王朝的一系列變幻，在晚清的政治史、外交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活動是晚清宮廷權力鬥爭、社會發展和對外交往的一個縮影。鑒於此，本書力圖從奕訢這個人物的活動來看當時社會的大背景，同時又將人物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去作客觀的評判。奕訢天資聰穎，加之受到良好的皇室教育，能力優於其他皇室成員，因而自小道光帝就對他寄予厚望。然而在爭奪宮廷最高權力鬥爭中，他卻是個失敗者，一生幾起幾落，這是時代、制度本身的局限。他畢生都在盡全力維護王朝的穩定和發展，然而終究挽救不了大清的命運，這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了他一生的坎坷和悲劇性。　　從個性上講，他既先進又保守，既高傲又謙卑，既平易也孤獨；他聰敏多智，勤于思考，在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積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善於與洋人打交道，人稱「鬼子六」。如何立體地展現這樣一位個性豐富、政治思想複雜的人物，是我在寫作過程中一直在仔細思索的一個問題，我儘力做到客觀、真實，將人物描寫豐滿。但限於個人能力，難免有粗疏之處，敬希讀者批評指正。　　最後，感謝羅福惠教授對此書撰寫的組織以及湖北人民出版社李爾鋼先生的辛勤工作和所提出的許多寶貴建議。　　著　　者　　　　2005年9月29日於武昌桂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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