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給近代中國造成惡劣後果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是與非

1859年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提出生物進化論，被恩格斯稱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達爾文根據大量調查研究，證明地球上各種生物是在遺傳、變異、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中，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等到高等，不斷發展變化的。但是，達爾文可能沒有想到，他創立的生物進化論會被斯賓塞等人發展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將他在生物界發現的原理應用於人類社會；他更不會想到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遙遠的中國產生了廣泛、深遠而複雜的影響。

社會達爾文主義是由著名啟蒙思想家嚴復在戊戌變法時期介紹進中國的。當時的情形是，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打敗了中國，列強進而群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為挽救民族危亡，康有為等維新派掀起維新變法運動。康有為從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尋找變法的根據，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康有為的變法理論新奇但充滿臆斷，自然遭到守舊分子的猛烈抨擊和抵制。正當此時，嚴復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赫胥黎是達爾文的朋友和堅定支持者，他的《天演論》（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翻譯的是進化論部分）是宣傳生物進化論的著作。但是，嚴復翻譯這部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向國人介紹這一自然科學學說，而是藉以說明「自強保種」的道理：「天演之事，不獨見於動植二品中也，實則一切民物之事……乃無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因此，他並不嚴格按照赫胥黎的原文翻譯，而是用加按語的形式，往裡面加進了斯賓塞的觀點和自己的發揮。他是在借赫胥黎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即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喚醒國人：如果再不變更舊法，發憤圖強，亡國滅種的危機就在眼前。他加進的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才是他要向國人傳達的核心思想。

在這裡，我們發現了歷史的弔詭之處：斯賓塞提出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同生物界的進化過程一樣，也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生物界生存競爭的原則在人類社會裡也起著支配作用，是一種鼓吹社會不平等、種族主義和為帝國主義侵略落後弱小國家服務的理論。而嚴復則是反向用之，意在說明中國應該順應「天演」的規律，發奮自強，避免被列強瓜分的慘禍，保持民族的獨立，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生存競爭的理論適應了救亡圖存、反對帝國主義的需要」（陳旭麓先生語），它的說服力和感染力，顯然是康有為囿於傳統文化概念的「新學偽經」、「孔子改制」理論所無法比擬的。

正因為如此，《天演論》一出，馬上就抓住了中國人的心，迅速風行。《天演論》對中國變法救亡產生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胡適的回憶中可見一斑。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描繪說：「《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作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丑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的心和血。」在這種思想觀念激勵下，中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前仆後繼，英勇奮鬥，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改革和革命的歷史劇，推動著中國社會向著現代社會邁進。

但是，且慢。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把雙刃劍，這不但是因為它在強弱兩極對立的格局下，既可以為強者欺凌弱者服務，又可以為弱者發憤自強服務；還因為它在勢均力敵的各方之間，既可以促進各方的發展，也可以使他們之間互相殘殺。孫中山對西方文明知之甚深，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孫中山早年也服膺社會達爾文主義，1896年說他「於西學則雅癖達文（Darwinism）之道」。1912年他修改了自己的觀點，指出：「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但嚴酷的現實提醒他，人類還沒有進化到這種理想狀態，於是不久他又強調：「當此二十世紀，為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世界，如政治、工業、商業種種，非競爭何以有進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消極作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無遺，人們開始反思西方文明，並重新審視中國文明。在他們看來，社會達爾文主義導致了「強權主義、奮鬥主義、活動主義、精力主義，張而大之為帝國主義、軍事主義」乃至「戰爭萬能主義」，導致了世界大戰，宣告了西方文明的破產。而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講究秩序與和諧（雖然是不平等的秩序與和諧，但也優於平等競爭的互相殘殺），可補西方文化之弊。嚴復一改先前的態度，1918年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災難予以激烈批評：「親視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胡適則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被列強誤用了，本來「弱肉強食」是「禽獸之道，非人道也」，列強「以禽獸之道為人道」，「不知『天擇』之上，尚有『人擇』」。在這方面，新文化運動的不同派別有一定程度的共識。當然，他們的這種看法並沒有發生多大的社會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已經紮下根來。以後的歷史——不論是中國的，還是世界的——還在反覆上演著弱肉強食的歷史悲劇。

社會達爾文主義必然導致崇尚力量、強權和利己主義，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不僅傷害別人，也會傷害自己。強者恃力凌人，可能會得到暫時的利益，但是，一來強中更有強中手，二來弱者會反抗，強者自己最後必付出代價，有時是很慘重的代價。國內，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可為明證；國際上，日本近代從擴張到失敗的歷史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可為明證。

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社會進步和個人進步的推動力，但是，競爭必須限制在一定條件下，非此，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當今世界，它已是一種過時的理論，必須摒棄。這「一定條件」，關鍵是兩點，一是機會要平等，二是規則要一致，即參與競爭的各方必須要有相同的機會、按照相同的規則進行競爭。由於每個國家、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和所處地理環境不一樣，每個人生長的家庭、地區、國家不同，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所有國家、民族或個人不可能都站在一個共同的起跑線上賽跑，這是一個雖然殘酷但又無法避免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以公平、正義價值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和國內秩序，用法律、政策制定公平的競爭規則，創造平等的競爭機會，就是絕對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