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後不和：清末光緒維新變法為何失敗

　　1.帝黨的雛形

　　光緒帝「親政」時，他原封未動地接受了慈禧經營20多年而形成的一個舊班底。而且在光緒帝「親政」之前，慈禧就對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又進行了一次大調整，排除異己、安插心腹，集結了她的親信勢力——後黨。後黨的骨幹成員，可以說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繼承封建傳統觀念的人，是封建「聖道」的頑固維護者。在當時中國已經遠遠地落後於世界潮流的時代里，仍死死地抱著「天朝至上」的陳腐觀念不放。儘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漸對外國的堅船利炮產生興趣，並試圖以此自救。但這些人對於社會的變革仍是極端的仇視。

　　漸漸成長起來的光緒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發的明顯。光緒帝受制於人的處境，一方面使其思想發育受到極大的限制，嚴重消磨了他的自為能力；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其辨別力的增強，這種不得志的境遇，又變成了光緒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戰爭期間，他對國勢、朝政的敏感反應，即是一種突出表現。

　　在其「親政」後的19世紀90年代初，鑒於慈禧撥弄下的朝局越發昏暗，他又進而產生了對朝政現狀的不滿情緒。其實，在國勢日衰的情況下，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了裂痕。

　　早在慈禧強立載湉為帝時，清廷統治集團的核心已經存在著的矛盾便因此出現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雖然儘力使之彌合，但是卻不能消除它的根源，這一裂痕便只能隨著光緒帝的長大、君主地位的顯露和影響的日益擴大而日益凸顯。

　　於是在光緒帝「親政」之後，那些憤於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張謇者」，深感憤懣和不平，便把光緒帝作為自己的希望和寄託，逐漸在思想傾向上「附之」，開始圍繞光緒帝在清廷統治集團里聚結起另一支政治勢力——帝黨。

　　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還有他的漢文師傅翁同龢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禮部侍郎志銳等人。

　　在這些人中，翁同龢居於較為突出的地位。作為帝師，翁同穌既對光緒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對帝黨的形成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權和軍權為後黨掌握的情況下，以「延攬新進」為救時要務，利用科舉考試拔擢人才。文廷式、張謇就是翁同龢拔識的人才，他們成為帝黨的中堅。而一些不滿於後黨專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繼聚集在翁同龢的周圍，以擁帝相標榜。

　　在清政府面臨重大的內政分歧和軍事外交鬥爭中，帝黨人物關心社稷民生、國家和民族的危亡，與後黨對內保守、對外妥協形成對立。因此，他們已經在不斷的政爭中有了日益明顯的分野。

　　但是帝黨的成員大多是無實權的京官書生，而且其中還有一些人與後黨聯繫頗多，在帝、後兩黨間進行政治投機。這些都決定了帝黨的虛弱。

　　儘管如此，年輕的光緒帝在帝黨骨幹成員的支持下，開始走上前台，尋求著救國的道路。

　　2.甲午戰事

　　19世紀末，中國和朝鮮成為列強爭奪殖民地的角逐重點。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爭奪的空隙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逐漸走上了向外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並把目標定在了依山連水的大清帝國上。從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開始對我國的台灣進行武裝侵犯。

　　光緒二十年(1894年)春，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政府所請，於光緒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鮮，協助朝鮮政府鎮壓人民起義。日本借口「保護僑民」向朝鮮大量運兵，並蓄意向駐朝的中國守軍挑釁，從而把中日兩國推到戰爭的邊緣。

　　1894年7月，日本軍艦突襲朝鮮半島附近海面中國的運輸船隻，同時進攻牙山清軍，中日戰爭一觸即發。

　　面對日本帶來的戰爭威脅，帝黨主戰，後黨主和，帝後兩黨演變為主戰派和主和派，帝後兩黨的矛盾衝突日趨公開和尖銳。光緒帝和以他為首的主戰派，為了積極地推行備戰抗敵的方針，對以慈禧為首的主和派進行了堅決地抵制和鬥爭。由於光緒帝公開主戰，使得朝廷上下激起了一股衛國抗敵的主戰波瀾。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發布了基本體現主戰派的對日宣戰上諭，正式對日宣戰。

　　但是在平壤失陷、黃海重創後，日本取得了陸海兩方面的戰爭主動權。相反，中國的抗戰卻陷入了被動的地位。這時，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主和派佔了上風。

　　由於光緒帝在戰和問題上態度鮮明，公開拒絕與主和派合流。慈禧便採取了殺雞做猴的手法，企圖以此來脅迫光緒帝和削弱主戰派勢力。

　　慈禧借口珍妃「賣官」事宜，先是用後宮的「家法」，將珍妃當眾杖責，並將其和瑾妃降為貴人，將光緒帝及珍妃身邊「涉案」的太監或殺或充軍，死者達60餘人。更嚴重的是，不準二妃在平時向光緒帝呈送物品，企圖切斷他們之間的感情紐帶。然後明旨給皇后，授意她打探光緒帝與嬪妃的一切事宜，並隨時上報。

　　從表面上看，慈禧懲處珍妃，是為了維護大清的祖制家法，冠冕堂皇，實際上是「後黨」對「帝黨」的一次反撲和嚴厲打擊，是皇權鬥爭中的插曲。「帝黨」遭到這次打擊後，元氣大傷。

　　3.馬關條約

　　威海衛保衛戰的瓦解和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使得清政府在戰略上遭到沉重打擊。以慈禧為首的主和派完全陷於失敗主義的泥潭中，認為只有屈從日本，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九(1895年3月5日)，慈禧派李鴻章作為全權代表赴日談判，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中日《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是中國要把遼東半島和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包括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兩，添設湖北沙市、四川重慶、江蘇蘇州、浙江杭州為通商口岸。還規定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可以自由從事工藝製造，並可以將各種機器自由裝運進口，日本在中國製造的貨物與進口貨物享受一樣優待的權利。最後一條對當時的日本來說並不是太現實的需要，但是根據列強利益均沾的原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可借這一條款，進一步拓展他們在中國的投資，對其極為有利。這個條約表明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已開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機。

　　經李鴻章草簽的《馬關條約》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消息傳開，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要求廢約的呼聲高漲。在京參加科舉的各省舉人1300多人公推康有為執筆上書光緒，反對簽約，提出改革政治，建議以賠款為戰費，遷都再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公車上書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衝破禁制，第一次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群眾性運動。台灣人民得知台灣被割讓，痛哭流涕，堅決反對。他們紛紛組織義民軍，推舉台南守將劉永福任軍統，共同抗日。台灣軍民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仍然堅持戰鬥。最後，義軍大部分戰死。台灣軍民4個多月的抗戰，給了日軍以沉重打擊，殺傷敵人3萬多。在這以後漫長的半個世紀中，台灣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過。愛國詩人丘逢甲於1896年所作的《春愁》反映了台灣人民的悲憤之情：

　　春愁難遣強看山，

　　往事驚心淚欲潸。

　　四百萬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灣。

　　《馬關條約》割地面積之大、賠款之多大大超過了當年的《南京條約》，引起了白鴉片戰爭以來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最大震驚和痛心，連在疆臣中很有影響的洋務派頭面人物劉坤一和張之洞也激起愛國良知，上書朝廷要求廢約再戰。

　　但是由於清朝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內部爭論不休，光緒親自到頤和園向慈禧請求，慈禧也只是含糊其詞，並不明確表態。四月初八，光緒揮淚批准了《馬關條約》。十四日，中日雙方代表在煙台正式換約生效。

　　《馬關條約》的簽訂，在中國人民的身上增加了一道沉重的枷鎖，中國社會在半殖民地的陷阱里又加深了一步。光緒在山窮水盡的困境中揮淚簽字批准《馬關條約》，對此他一直耿耿於懷，心中常存「朕何以為天下主」的白愧。

　　甲午戰爭對遠東戰略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日本既佔台灣，又獲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其資本主義經濟以此為契機更加迅速發展起來，並進一步擴軍備戰，遠東的主要戰爭策源地開始形成。

　　中國割地賠款，半殖民地化速度進一步加快，民族危機愈益深重。巨額的賠款轉嫁到廣大農民身上，人民流離失所。

　　同時也促使中華民族日益覺醒，資產階級維新運動和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迅速高漲。

　　4.不做亡國君

　　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尤其對手是歷來被中國視之為「倭寇」的島國日本，這對全國上下特別對光緒是一個很大的觸動。光緒沒有被這次失敗所擊倒，而是進行了深刻的反省，決心振作精神，安定人心，重新建樹皇帝的權威，不做亡國之君。

　　中日甲午戰爭使光緒得到鍛煉，他經歷了自親政以來最險惡的風浪，接受了嚴峻的考驗。在抗戰過程中，光緒深深地體會到雖然親政但仍處在不操實權的地位，也看到了現實制度的腐敗，官吏的無能，朝廷大臣們的門戶派系之爭，他在失敗中得到有益的教訓和反思。

　　光緒維新變法的思想萌發于洋務運動時期。而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是不可能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的。改變中國的命運，要從政治制度人手。

　　康有為等維新派的思想萌發了光緒維新革舊的意念。甲午戰爭剛結束，光緒多次頒發諭旨，提出了一攬子的新政項目，雖然其主要內容還沒有超出洋務派所策劃的範圍，可是在很短的時間裡什麼修鐵路、造機械、開礦產、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校等繁多的新政都一齊泉涌到光緒的腦中，並加以積極催辦，可見他圖強的迫切心情已經升華到如饑似渴的程度。光緒帝和康有為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都是一致或相近的，都認為中國的積弱是守舊派墨守陳規造成的，而解決的辦法就是變法。

　　《馬關條約》簽訂之時，康有為發動一千三百多名舉人聯名上書，主張拒和、變法、遷都，震動了海內外，但由於頑固派的封鎖，光緒沒能看到這份上書。二十多天後，康有為又寫了一萬三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即第三次上書，又稱《請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呈》。這次上書比公車上書的內容更加具體和廣泛，陳述了變法著手之方和先後緩急的次序，條理清楚考慮周密。他向光緒建議，《馬關條約》剛簽訂，朝野圖強雪恥之志有不可遏止之勢，此時即下哀痛之詔，以鼓舞士民的勇氣，選舉賢士參政，以備顧問，轉敗為勝，重建國基也為時未晚。康有為除了建議光緒廣選賢才外，還提出了自強雪恥的大方案，即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四策。

　　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皇帝終於第一次看到了康有為的上書。他讀了以後，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啟迪，耳目為之一新。光緒對康有為的建議極為重視，當即命謄錄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發軍機處，一份存乾清官，原件留勤政殿。

　　光緒想親自召見康有為，詢問變法事宜，但恭親王奕訴以「清朝的成例，非四品以上的官員皇上不能親白召見」為由勸阻了皇帝。光緒便命總理衙門向康有為問話，康有為還通過翁同龢向皇帝呈進了自己所寫《俄皇彼得考》《日本變政考》等宣揚變法的論著。

　　日本，這個令人憎恨的侵略者，今天，反而在希望變法圖強的一些中國人眼中，成為了「先生」，這說明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已經不再局限於「華夷之辯」了，這也符合歷史的辯證法。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尤其對於身居深宮的光緒帝來說，加上語言文字上的限制，光緒帝所閱讀的「西書」實在有限，但是對於急切想了解外界情況的光緒帝來說，也引起了不少的觸動，開闊了眼界，思想認識開始有了明顯提高。開始逐步擺脫「天朝至上」等固守觀念，進而以中外對比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現實問題。

　　光緒在陸續閱讀了很多日本、歐美各國的變法著作之後，深感中國在面對「各國環處，凌迫為憂」的形勢下，「非實行變法，不能立國」。此時已銳意變法的光緒帝，向高高在上的慈禧提出了要權的要求。他對慶親王奕勖說：「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

　　無論光緒要權的主觀動機如何，為了不做亡國之君，為了支持和推行變法維新，而決然向大權獨攬的西太后提出「收權」的要求，可見光緒帝的變法決心之大。

　　奕劻向慈禧報告了光緒變法的決心後，慈禧怒氣沖沖地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但慈禧說完這句氣話後，經過慶親王奕劻的耐心解勸，漸漸心平氣和，答應說：「由他去辦，等辦不出模樣再說。」變法終於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勖把慈禧同意變法的話轉告後，光緒心中有了底，便興沖沖地到頤和園面見慈禧。慈禧直視著光緒，嚴肅地說：「你所實行的新政，只要不違背祖宗的大法，不損害滿洲貴族的權勢，我就不阻止。」

　　光緒便進一步將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呈給慈禧審閱，這是一部新興的學西方、謀自強的時代精神論綱。慈禧太后看後，說寫的不錯，同意光緒變法，但告誡光緒不要操之過急，並且明確表態：「如果可以使國家富強，你白可以進行，我不從內牽制。」

　　有了慈禧的應允，光緒開始了他的變法之路。

　　5.《明定國是詔》

　　由於慈禧已經首肯，維新派的大臣們認為光緒變法的時機已經到來。於是他們更加急迫地希望光緒儘快頒布詔書明定國是，所謂「國是」就是國家的大政方針，從而排除干擾，啟動變法維新。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康有為於四月初相繼寫出數份請定國是的奏摺，從四月十三日(6月1日)起分別以支持變法的御史楊深秀、康有為本人、侍讀學士徐致靖三人的名義先後呈給光緒，希望仿效日本，皇帝擇日齋沐，大集群臣，於天壇祭拜告天，詔示天下，決定變法維新，從而形成了請求光緒詔定國是的呼聲。

　　康有為、梁啟超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求光緒帝頒詔明定國是，其意圖是學習日本明治維新並鑒於中國守舊勢力之強，力求以皇帝的權威來肯定變法維新，而且主張以此作為國家的「行政方針」公佈於天下。康有為認為，如此似乎就可以排除疑慮，擺脫守舊勢力的干擾與阻擾，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這樣，就可以使朝廷上下有所遵循實行變法新政了。

　　光緒決定迅速頒詔，在此之前，他特意去頤和園，將楊深秀、徐致靖的奏摺交給慈禧進行請示。由於慈禧此前已經答應不禁止皇帝辦事，所以覺得現在進行鉗制不太合適，何況楊、徐要求定國是的奏摺對她的權勢也並沒有什麼威脅，便稱二人的奏摺非常好，並說今後「應專講西學，明白宣示」，表示贊同他們的見解。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光緒召集全體軍機大臣，發布上諭，明定國是，正式向中外宣告進行變法維新。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白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業，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特此通諭知之。」

　　光緒帝

　　在詔書中光緒雄辯地駁斥了攻擊維新變法的錯誤言論，適度地提出了進行變法維新的指導思想，為變法維新在實行上明確基調。並具體點明了維新變法的第一個項目——京師大學堂的籌辦設想，為以後陸續出台的變法維新項目提供樣板。光緒下令這一項目由軍機大臣、總署大臣迅速擬定妥善辦法後議奏，並號召編檢司員、世職子弟、下級官吏均可以報考。這同科舉考試相比是一大歷史進步。

　　《明定國是詔》的頒布，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及光緒在推動變法的過程中，歷經反覆、曲折的醞釀與鬥爭，所取得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進展。它反映了人心所向，因此當宣布變法的國是詔頒下，在社會輿論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奮發精神。

　　光緒的這一舉動，是他在支持變法維新的道路上，邁出的決定性一步，標誌著百日維新的正式開始。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告推行變法新政為起點，到當年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發動宮廷政變宣布變法維新是非法為止，光緒實行變法共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先後發布有關革新的各種詔令一百八十餘條，如果按日計算，少的一天發布一道諭旨，多的一天十幾道諭旨，它們像雪片一樣飛向了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清王朝的神經中樞重新放射出振奮人心的異彩，其影響衝擊著幾千年來不斷加固的封建壁壘，使人們看到了一絲晨曦的陽光。

　　據統計，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頒布的改革維新詔令不低於180次，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面，主要的如下：

　　1.設立京師大學堂；

　　2.分遣宗親去外洋考察歐美的政府狀況；

　　3.獎勵藝術、科學以及現代農業；

　　4.皇上表示願意傾聽守舊派對進步和改革的異議；

　　5.廢除科舉考試中作為主要項目的八股文；

　　6.譴責那些企圖拖延設立京師大學堂的人；

　　7.催促儘快修築盧漢鐵路；

　　8.倡導所有的八旗軍隊採用西式武器和操練；

　　9.下令在各省設立農業學校，教農民改進耕作方式；

　　10.下令引進專利和版權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務部就武舉改製作出報告；

　　12.對發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別獎勵；

　　13. 下令官員們鼓勵商業，幫助商人；

　　14.下令全國的每個城市都設立中小學堂；

　　15.成立鐵路礦物總局；

　　16.鼓勵記者對政治發表議論；

　　17.要求水師增添學額，購置戰船；

　　18.號召軍機大臣和各省地方當局協助；

　　19.下令所有的駐外使館建立學校，以便於當地的華人兒童學習；

　　20.為了鼓勵商業，下令在上海設立商務局；

　　21.裁撤北京六個無用的部院；

　　22.准許一切人上書言事；

　　23. 禮部的兩位尚書和四位侍郎因為阻格上書言事而被革職；

　　24. 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因為冗費而被裁撤；

　　25. 下令成立學校教授絲茶加工方法：

　　26.建立郵局，裁撤驛站；

　　27.同意建立西方國家式的預算制度。

　　光緒發布的變法諭旨內容涉及的範圍很廣，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文教改革方面。主要是廢八股，設學堂，設翻譯局及報館等。

　　自從宋朝的王安石開始按四書的經義考試選拔人才，到了明朝初年把八股文定為考試的固定文體，把先秦的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定為考試的範圍，當時的社會流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人為了求取功名，便孜孜不倦地研讀經書，而對國家大事漠不關心，讓他們來治理國家，其結果是只能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發展。它已經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而維新派學習西方，引進外來文化，就勢必要觸及到文化思想領域。所以光緒頒布廢除八股考試製度，以後改考策論，這一舉措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光緒在百日維新中所取得的一個重大成果。

　　而這一變革，既觸犯了廣大文人的世襲「領地」，又對封建統治者實行的「愚民」政策有所突破。

　　光緒深知要變法必須有人才，要想培養人才必須設立學校，所以在《明定國是詔》中就明確表示要設立京師大學堂，培養人才。同時設立翻譯局，翻譯西方的政治、財經、法律等方面的書籍，從而為思想文化界破除舊文化、建立新文化打下了基礎。光緒對近代中國文化教育方面的貢獻是空前巨大的。

　　第二，獎勵科技，興辦近代工業。

　　在康有為先進的資本主義維新思想影響下，光緒敏銳地認識到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生產代替封建主義傳統手工業生產的必要性，因此獎勵科學發明，鼓勵各省商辦鐵路、礦務，籌辦中國通商銀行，廣設郵政分局等，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第三，學西制，建新式軍隊。

　　經過甲午戰爭，中國舊式軍隊的裝備惡劣、戰術落後、鬥志低下，完全暴露了出來，因此有責任的官員紛紛上書，建議學習西方兵制，改革舊有兵制，建立現代軍隊。光緒下詔改革舊軍隊，建立新式軍隊，後來新軍成了辛亥革命的主要軍事力量。

　　第四，裁撤冗員，改革吏治。

　　在中央裁撤詹事府等七個閑散衙門，裁撤督撫同城的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及東河總督，裁撤各省不辦運務的糧道和沒有鹽場的鹽道等官。

　　對於清王朝上上下下重疊臃腫的官僚機構來說，裁撤幾個閑散的機構和冗員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封建頑固派看來，這些均是「祖制」，不可違背。光緒大膽而輕率的官制改革因此遭到了守舊派的強烈攻擊和極端仇視，守舊派把攻擊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光緒和他的維新派官員，光緒的官制改革是失敗的，為自己的維新失敗埋下了禍根。

　　到七月中(8月底)，新法推行了兩個多月。在這期間，雖有一定的建樹，特別是在社會上極大地鼓舞了人們的奮發精神，在沉睡已久的神州大地上，依稀可見未來的希望之光。

　　但變法革新剛剛起步，就遭到了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擾。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有的尚未公開推行就被扼殺；有的被改頭換面使原意走形；多數雖頒布予以推行卻未能得到貫徹執行。變法維新，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6.慈禧防範

　　坦率地講，把玩權術，慈禧無論是心機還是手段，都遠比光緒帝強得多。光緒帝空有一腔熱情，卻缺乏做政治家的資質，身邊的幕僚也多是些腐儒酸臣。帝黨成員不冷靜地分析現狀，也不懂政治謀略，只會一味刺激光緒帝，說出「太后雖穆宗(同治帝)之母，實文宗(咸豐帝)之妾。皇上人繼為文宗之後，無以妾為母之禮。本非母子，宜收攬大權」之類的話來。耳目眾多的慈禧聽到這些話後，對帝黨深惡痛絕。

　　當光緒決意採納楊深秀等人的奏請將要頒布國是詔時，慈禧也意識到變法之勢已不可阻擋，為了牢牢把握大權，慈禧預先做了防範措施，以防止對局勢失去控制。

　　此前一直在頤和園修身養性的慈禧自歸政以來已經很久沒有召見軍機大臣了，這時候也開始進行召見了。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慈禧召見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榮祿、剛毅，詢問皇帝的所作所為，並說「要緊的事你們要勸阻皇上」。剛毅伏地痛哭，說：「奴才婉言勸諫，屢次遭到斥責。」慈禧又問：「難道他自己籌劃，不同你們商量嗎？」榮祿、剛毅回答說：「只有翁同龢能承皇帝的意旨。」剛毅又哭求慈禧阻止變法，慈禧答道：「到時候，我白有辦法。」

　　這次召見兩天後，榮祿被授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授予剛毅為協辦大學士調任兵部尚書，從而進一步提高了後黨兩大骨幹的地位，又擴大了慈禧核心班底的權勢。

　　就在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的第五天，即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慈禧又勒令光緒宣布了三道諭旨和一個任命：第一道諭旨是以攬權狂悖為罪名將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革職勒令回鄉休養，第二道諭旨規定以後凡是補授二品以上大臣均須向慈禧太后具折謝恩，第三道諭旨是當年秋天光緒恭奉慈禧太后乘坐火車到天津閱操。一個任命是將王文韶調任軍機大臣，任命榮祿暫時署理直隸總督。

　　大學士、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已經是連續擔任皇帝老師二十多年的帝黨領袖，他一直在皇帝和太后之間進行調和，他也是最早接觸並向光緒推薦康有為的第一個清廷大員，在清政府的統治集團里，他是光緒決心變法的支柱。因此反對變法的官僚已經把翁同龢看成一個眼中釘、肉中刺了，慈禧任命榮祿管理戶部事務，就是為頂替翁同龢做準備的。隨後，當光緒去頤和園向慈禧請示頒布「國是詔」時，慈禧在表示同意此詔時，提出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撤掉翁同龢。

　　這一天，恰好是翁同龢的生日。離京之前，翁同龢急忙來到宮門希望能見光緒最後一面，他跪在路邊向皇帝叩頭，年輕的光緒竟然沒敢召見翁同穌。很快，翁同龢被迫離開北京，回他的家鄉江蘇常熟養老，直至終老。

　　慈禧在光緒頒令變法之初，先將他在內部的支持者翁同龢除掉，對變法革新事業來說，無疑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當時有的評論家認為：如果翁同龢沒離開，戊戌政變可能不會發生，翁同龢一定會有辦法進行調和的。翁同龢自己也在日記中寫道：我若在，決不會讓他們決裂到那種地步。

　　與此同時，慈禧太后重新收回對重要官員的賞賜和任命權，從而限制了光緒任用新人推行變法的活動餘地。並把王文韶調入軍機處，加強了自己在清中央的實力陣容，將其親信榮祿安插在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位置上，並以其統轄警衛京津的北洋三軍，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後方。慈禧讓光緒陪著自己到天津檢閱全國最有戰鬥力的北洋軍隊，閱兵是兵權所屬的示威性舉措，只有真正掌握兵權的人才有資格檢閱軍隊，這樣慈禧就向各界傳遞了一個信息，即兵權還在慈禧的手中。

　　榮祿當時曾懇請慈禧再垂簾訓政，但慈禧與光緒的矛盾並沒有達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慈禧感到沒有必要直接垂簾，還是退居幕後指揮為好。所以她一方面允許光緒實行變法，另一方面也做好了預防發生意外情況的防範措施。

　　7.變法失敗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底(1898年9月)，光緒帝又加大了反擊頑固派官僚的力度，一舉罷免禮部六堂官並將李鴻章、敬信逐出總理衙門，把鬥爭矛頭明顯地指向了慈禧的班底。幾天之內，光緒連發上諭，罷免了一些不稱職的大臣，從而引起了守舊大臣的恐慌，他們集體向慈禧告狀，誣告光緒變亂祖宗法制，敦請太后出面訓政，收拾殘局。此時慈禧雖然心懷不滿，但感到事情還不像一些舊臣渲染得那麼嚴重，不想自己出面訓政，只是想適當時候勸一勸光緒。

　　在口頭上的勸阻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情況下，慈禧便密派內務府大臣懷塔布等七人乘火車到天津找榮祿商議一下對策。

　　雖然守舊的大臣們一直叩請慈禧再度訓政，但她卻沒答應，但後來守舊派的造謠以及維新派所做的幾件事卻徹底改變了慈禧的想法，使她痛下決心發動政變。

　　先是內務府大臣立山跪請慈禧訓政，慈禧沒有答應，於是他向慈禧造謠說：「皇上派太監到各國的使館，請求幫助廢去太后。」慈禧最擔心的是外國列強逼迫她下台，聽到這個消息，覺得不能容忍，非常生氣。

　　接著光緒召見了伊藤博文。伊藤曾經四任日本首相，三任樞密院長被認為是明治國家權力的象徵。他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由朝鮮來到天津，當時朝廷上下一片流言，說伊藤是康有為特意安排到中國來的，將要進軍機處，恰好光緒拍來電報，想見伊藤。光緒的本意也只是想當面詢問伊藤，日本究竟如何改革，如何富強的，深入地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維新的情況。可這一舉動似乎印證了光緒要聘用外國人為顧問官的流言。

　　伊藤在與康有為見面時試探性地打探中國變法的底蘊，康有為便敘述了慈禧太后牽制、光緒無權、守舊大臣阻撓的情形，並請伊藤能夠勸說一下慈禧太后，伊藤滿口答應。得到消息，慶親王奕劻等再赴頤和園，哭請太后訓政，並說光緒於八月初五會見伊藤，到時中國的事對外泄露，權力就會不歸太后所有了。慈禧聽了這樣的話，於前一天匆匆回宮，光緒接見伊藤時，慈禧便坐在屏風後面監聽，結果光緒嚇得只是與伊藤寒喧了幾句，沒敢多談。

　　而此時維新派卻對慈禧要光緒陪著到天津閱兵的事產生了誤解，以為慈禧要借閱兵之機廢除光緒。其時雖然慈禧退居幕後，但仍然牢牢地控制著皇權，如果她想廢掉光緒，只需一道懿旨就夠了，沒必要跑到天津，何況後來實際也正是如此。她發動政變之時，也只是從頤和園回宮，宣布一下，光緒便束手被擒了。

　　事實上到天津閱兵是榮祿為了迎合慈禧喜歡遊玩的心理而上奏摺請求的，並且是在慈禧允許光緒變法之前做的決定。而當時北京的大臣們聽說太后、皇帝競要冒險坐火車，都紛紛勸阻，但慈禧稱「自己從未坐過火車，現在初次乘坐，一定是很有趣的事。」

　　但是，隨著百日維新的深化，帝後兩黨矛盾的加劇，到天津閱兵之事卻逐漸複雜化了。先是後黨官員有意造謠，說到天津閱兵之時將對光緒如何如何，帝黨的一些年輕維新官員們聽到消息，卻信以為真，十分驚惶，便千方百計為光緒出謀劃策，這正好落入了老辣的守舊派設置的圈套。

　　維新派們此時才認識到抓軍權的必要，康有為徹夜不眠，為光緒想出了幾條辦法，建議仿照日本設參謀本部，由皇帝親自掌握，並改變年號，變更服制，遷都上海。但遠水解不了近渴，於是他們把眼光轉向了袁世凱。

　　他們認為，袁世凱曾經率兵遠駐朝鮮，了解外國情形，又積极參与強學會活動，是個有頭腦的人，但又擔心袁世凱與榮祿關係密切，怕袁世凱不聽光緒指揮，派人進行了試探。

　　書生氣十足的維新官員根本不是老於世故的袁世凱的對手，他們誤以為袁世凱可以信任。於是光緒於七月二十六日下詔召見正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這個不明智的舉動更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覺，從那一天開始慈禧的態度大變。

　　最後決定派譚嗣同去找袁世凱，想說動袁世凱起兵勤王。譚嗣同拿出一個行動草稿，提議袁世凱在初五聽皇帝訓示時，請光緒發給硃諭一道，令其帶兵到天津，趁榮祿聽硃諭時，將其正法，然後袁世凱帶兵進京，一半包圍頤和園，另一半保衛皇宮。

　　袁世凱口頭應允，思忖良久，回到天津後急忙密告榮祿，榮祿連夜打電報將此事稟告了慈禧。

　　八月初六日早晨，慈禧匆匆回宮。當天，清廷以光緒名義發布諭旨，以皇帝重病為由，請慈禧再度訓政，隨後光緒被囚禁在中南海中的瀛台。康有為、梁啟超得訊後在外國人的幫助下逃脫，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被殺，這就是近代歷史上有名的戊戌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