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眼中的魯迅——專訪台灣元智大學王潤華教授

王潤華,台灣著名的魯迅研究者，現任元智大學國際語言文化中心主任，擁有多元文化背景。他祖籍廣東，生在馬來西亞，求學於台灣和美國，又長期在新加坡和台灣任教，著有《魯迅小說新論》等學術專著。9月7日，記者就海外華人和學術界如何看待魯迅等話題，採訪了王潤華。

為何重新認識魯迅

鳳凰周刊：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魯迅，研究魯迅的？

王潤華（以下簡稱「王」）：說起來蠻有戲劇性。我1941年出生在馬來西亞，當時，馬來西亞非常左傾，共產主義的活動很熱烈，因為反殖民嘛。馬共覺得拿政治人物來當旗幟不太行得通，而魯迅當時幾乎就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的一面旗幟。高中時候的讀書小組，大家都在討論魯迅，認為魯迅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國未來的方向。

高中畢業後我去台灣讀大學，也帶了魯迅、郁達夫的書，結果在松山機場就被查收了。後來才知道，在台灣讀魯迅的書是要坐牢的。當局說我們是華僑，年幼無知，所以沒有追究。1983年，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文學院剛剛成立幾年，要找人教現代文學，包括魯迅。當時清華都是留美的老師，比較開放。但那時還沒有解嚴，他們想，我是新加坡人，大概政府也不敢怎麼樣，所以把我從新加坡請過去，在台灣第一個開現代文學課，講魯迅、聞一多、丁玲等現代作家。

鳳凰周刊：1966年你從台灣政治大學畢業後，到了美國求學。當時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你的思想狀態如何？對魯迅是什麼看法？

王：到了美國，當時就知道了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我在威斯康辛大學讀文學博士，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剛剛出來，我的老師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都有談到魯迅。在我們當時看來，不管中國大陸怎樣把魯迅神化，魯迅還是非常重要的大師級作家，很值得研究。當時美國漢學界也非常重視研究魯迅。他們認為，在現代中國，文學思想、社會意義比較重要的作家中，很少人能夠跟魯迅相比，他是世界級的作家。

鳳凰周刊：1992年，你曾經在香港《二十一世紀》上發表了《重新認識魯迅》的文章，為什麼要重新認識魯迅？

王：我們過去常常從單一的視角和立場來看魯迅。比如說，有的人發現魯迅的寫實主義，就從這個角度來解讀他；看到魯迅作品中存在主義的東西，就抓住不放。我們更不能把魯迅神化，說他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化的導師什麼的。首先我們要還原魯迅是一個普通人，他也是一個老百姓。他有他的悲喜，各種文化資源他都吸收。我們要從他的複雜性來研究他。

海外華人學者從夏志清那一代以來，受過嚴格的文學訓練，懂得文學分析，特別是文本分析，我們就會發現，魯迅是現代文學家裡面，小說散文的技巧是一流的，到張愛玲，建立了一個現代文學的典範。這個理論是可以站住腳的，不管什麼時代都不會改變的。

西方漢學界對思想史有專業的訓練，他們非常注重魯迅思想的複雜性。比如，他們認為魯迅的作品裡面反傳統是顯在的，而對傳統的很多東西的懷念是隱性的，他的複雜性和深度，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人。西方漢學家不基於政治或者民族的偏向，努力尋找一種客觀的論斷。比如，捷克的漢學家普實克 (Prusek)認為，魯迅1911年用文言文寫的第一篇小說《懷舊》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先聲」。魯迅小說中的抒情的東西，是中國文學的精華，是從中國傳統中帶出的新的寫作的方向。而過去，我們認為這個傳統魯迅是從西方學來的。有了類似的研究，我們就會慢慢認識魯迅了不起的地方。他思考的很多問題不單單是中國的，而是全人類的，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如何看待魯迅思想的轉變

鳳凰周刊：你在當年的詩里寫到：「我突然聽見/魯迅在樓上咳嗽/便立刻上一樓尋找/瞿秋白沒有匿藏在客房裡」。這最後一句如何解讀？

王：你知道，瞿秋白這種革命人士是生活在社會中間的，不會在一個小角落裡躲藏起來。

鳳凰周刊：是不是還喻指魯迅和中共的聯繫？

王：（笑）這裡確實有指他跟左派的關係。但是據我的了解，魯迅和瞿秋白的關係比較好，瞿秋白不是代表一個黨派，到魯迅身邊去左右和利用他的那批人。

鳳凰周刊：你的意思是，魯迅還是比較獨立的文學家？

王：對！魯迅有很多的文化資源，包括共產主義。魯迅覺得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的資源，有可以參考的地方。但他曾經接近左派，並不代表他認為這是唯一的道路。不能說，中共的文藝路線就是魯迅最嚮往的文藝路線，不能這樣去解讀。

鳳凰周刊：瞿秋白有一句話，魯迅「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你怎麼看魯迅的思想轉變？

王：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化一個很特別的現象，我反對從狹窄的角度來解讀魯迅。

作為研究者，我很驚訝於魯迅吸收文化資源之廣泛，他對世界文化認識很深。他利用資源，但從來不會被資源控制和利用。比如，他曾經喜歡共產黨，這沒有問題，但他不會因為曾經認為共產主義是可行的文化資源，就失去自己的聲音。是不是要用「轉變」這個詞呢？魯迅不斷吸收世界文化的資源，不代表他的轉變。他沒有變來變去。懂得尼采、歌德、馬克思，可以對問題看得更全面，更有判斷力。

鳳凰周刊：大陸有人認為，魯迅後期也寫過一些「遵命文學」。

王：這要看你怎麼界定遵命文學。不能說，他剛好寫了一篇文章對左派文學有所肯定，就是「遵命」。事實上，左派文學不是一無是處，不是沒有它的歷史任務和價值。把它回歸某個歷史的時期來看，也有其歷史意義。魯迅一直認為，文學應該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他對與東歐文學、少數民族的文學都很肯定。左派文學代表被壓迫階層的聲音，魯迅對左派文學有所肯定，一點都不奇怪。但如果他只是肯定左派文學，那就有問題了。事實上，魯迅對各種流派的文學都肯定，如頹廢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等等，但早期魯迅研究資料裡面就把這種文章都剔除了。

如何看待大陸目前對魯迅的研究狀況

鳳凰周刊：大陸現在官方對魯迅的宣傳關注度似乎不如從前，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王：記得當年閏土的後代帶著我和陳思和，去參觀魯迅在紹興的故居，經過當年魯迅和原配朱安結婚時的新房時，他就說這沒有什麼好看。很多傳記都把魯迅早年和沒有文化的朱安的婚姻這一段忽略，這實際上妨礙了我們認識真實的魯迅。魯迅考過科舉、娶過朱安，代表魯迅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折磨，更促進他思考中國怎麼樣走出來。這些東西會更增加魯迅的偉大性，不會給魯迅帶來不光榮的一面，不應該遮遮藏藏。

最近學界在討論劉禾的觀點，劉禾說魯迅當時寫《阿Q正傳》，是因為受了美國傳教士史密斯《中國人的氣質》一書的影響，而史密斯的觀點是非常東方主義的。現在，在中國大陸很多保守的學者罵劉禾。我想，西方殖民者到了中國，可能會有他的文化優越感，對中國的解讀也有錯誤的地方，但是他們看到了中國的缺點，我們能夠說中國就一定沒有這些缺點嗎？這有點太過於為中國文化、中國人遮羞。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有哪一種是純正的文化？好的文化，是複雜性的文化，魯迅吸收了史密斯的看法，並不代表他就是用東方主義的觀點來批判國民性。

鳳凰周刊：大陸1981年提出「魯迅學」的說法，也曾經是一時的顯學。你對現在的魯研界怎麼看？

王：我感受最大的就是，中國大陸一旦形成所謂的魯迅學，研究者如果只研究魯迅，其他的都不看，就只會重新神化魯迅。就像紅學，很多專家只讀《紅樓夢》，其他一概不讀，這種做學問的方法不是很適當。研究魯迅，你必須要了解中國整個現代史、現代文學、當代世界文學，你才能夠看到魯迅是怎樣的。魯迅學沒有問題，值得研究，但不能只鑽牛角尖。

海外魯迅研究狀況

鳳凰周刊：和大陸相比，海外的魯迅研究有什麼不同？

王：國外非常重視魯迅研究，比如日本著名的鏡子理論，就是把魯迅當作一面鏡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的魯迅研究跨越學科，對魯迅做全面的了解。

過去我們認為，魯迅是因為看了有關日俄戰爭中中國人被殺頭的幻燈片而放棄學醫。日本曾召開一個很大的學術會議，醫生、社會學家、仙台的居民都參加。會上討論魯迅在仙台留學到底受了什麼刺激，結果很多東西跟原來的看法不一樣。把魯迅當年的解剖學筆記用幻燈片一張張地看，在場的日本醫生看過藤野用紅筆改過的批語，就說藤野太過苛刻，這樣改一個外國學生的日文，有點吹毛求疵。尤其藤野說魯迅把腿上的血管畫歪了的話，根本不成立，因為這是人體模型，而不是具體的某個人，血管的位置沒有那麼固定。所以，當時有人提出，藤野很嚴格地批改魯迅的作業，使魯迅失去了學醫的自信心。東北大學（原仙台醫學院）把魯迅的成績單給我們看，魯迅唯一不及格的學科，就是藤野的解剖學。

此外，當年仙台醫學院的學生都派去隨軍侵略中國。仙台的排華情緒非常厲害，這種氣氛也可能使魯迅受不了。所以說，魯迅離開仙台是有很複雜的原因的。

中國收藏了魯迅的解剖學筆記，但從來沒有人去研究。魯迅的資料應該公開，讓世界各國來研究，因為魯迅是世界的。公開魯迅的資料，讓更多的人參與，國外的人、別的領域的人可能有特別的見解。

鳳凰周刊：新、馬、台等地華人是怎麼看魯迅的？近年來有怎樣的變化？

王：我最近到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參加一個博士答辯，這個學生的論文就是講魯迅與台灣客家作家鍾理和的。原來一般以為台灣作家二戰後才開始用中文寫作，受日本的影響很大。但當一個個作家去分析的時候，台灣慢慢發現，魯迅對台灣早期文學，包括日據時期的文學，有很大影響。我想，戰時的台灣，也是像東南亞一樣，幾乎左派的人都把魯迅當作中國文化的一面旗幟。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到台灣後，要把魯迅禁止得那麼厲害的原因。台灣在解嚴後，大家對魯迅的熱情越來越高。大家重新閱讀魯迅以後，覺得魯迅的深度、文學技巧、文化震撼力，處處都在。台灣的當代文學研究，沒有不談魯迅的。當然，比較起來，還是台灣本土作家知名度更高一些。但魯迅的書翻印出來，都會有銷路。這個是了不起的，這不是政治宣傳，而是文化自然而然地感染人。

我研究馬來西亞華人文學，沒有想到魯迅的文化和政治影響會這麼大，一直影響到今天。我看二戰前後的資料，工人階層的魯迅紀念會很多，他們根本不識字，沒有讀過魯迅著作，但都去崇拜他，幾乎當作現代的孔子。我念中學的時候，寫畢業紀念冊都寫上「路是人走出來的」這樣的話！

現在新、馬對魯迅還是很熱衷的。第一，左派文化的傳統還在繼續，第二，現代作家裡面，魯迅的作品還是一流的，白先勇等人的作品還是有魯迅的影子。魯迅作品不多，但作品非常有現代性，他的偉大是永遠存在的。

鳳凰周刊：在《從反殖民者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一文中，你說，魯迅1930年後的聲望「主要不是依靠對他的文學的閱讀所產生的文學影響，而是歸功於移居新、馬的受左派影響的中國作家與文化人所替他做的非文學性宣傳」。是不是在當時的新、馬，魯迅也被簡單地當作一種鬥爭的符號？

王：是啊，有些研究者比較感冒，說魯迅怎麼會變成殖民者。我認為，研究魯迅，要到當地來分析更多的資料，包括一些非文學的資料。我從報紙看到，新馬的左派作家要求所有寫作人學魯迅，去罵國民黨派的人。包括郁達夫在內的文人學者都認為，應該罵的是英國殖民者，而不是林語堂這些「第三者」。郁達夫就提出，不要在這些方面學魯迅。這並非否定魯迅的偉大。你人在新馬，應該去寫東南亞的問題，發掘本地題材。殖民地有很多問題值得你關注、批判，要把這種文筆換過來，不要人人都是魯迅，寫魯迅寫的題材。沒有眼光的左派說，魯迅在上海寫了什麼文章，新馬的作家就要跟著去罵。魯迅本來是反殖民的，結果被人家拿來，變成去殖民本地作家的一個政治符號，導致新馬作家不敢在東南亞的土地上，寫東南亞的問題，發展東南亞的文學風格。

1932年11月27日，魯迅應北師大文藝研究社邀請演講。校方極力阻止，學生卻非常踴躍。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