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和中外交流

葛承雍 　　在漢唐之間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圖上，長安無疑是一千多年前「絲綢之路」的起點和東西方文化交流薈萃的盛地，當時歐亞大陸上外國人都將長安稱為「胡姆丹」（Khumdan），在敦煌發現的公元312年前後的粟特文信件，真實地記載了長安以「胡姆丹」譯名走進了千年歷史的民族記憶，在古羅馬、敘利亞、波斯等異邦遠域傳揚流播，對世界文明史產生過重大影響。 　　考古學家根據已發現的文物判斷，大規模的歐亞游牧民族遷徙運動從公元前7世紀就揭開了歷史的序幕。公元前5世紀巴澤雷克（今俄羅斯烏拉干河畔）古墓群和公元前4世紀前後在中亞、印度等國的古墓中，都發現有精美的中國絲綢殘片，甚至出土了刺繡著鳳凰圖案的中國絲綢。所以，公元4世紀前的希臘古典著作中稱中國為「賽里絲」（Seres絲國）是有史料根據的。 　　絲綢古道的存在，必然使地處關中地區的周人、秦人們與西域、中亞地區有著物質和文化的交流。1980年秋，陝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中發掘出兩件西周蚌雕人頭像，高鼻深目，頭戴堅硬高帽，與居住在中亞地區「塞種」人像完全一致。不管這種蚌雕頭像是周人製作，還是中亞游牧部落獻給周王朝的貢品，都說明雙方已有著文化交往。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開地千里，稱霸西戎」，迫使居住在河西地區的塞人向西遷至伊犁河地區，現在新疆伊犁地區、中亞北部地區和阿爾泰地區都發現許多塞人活動的遺址文物，在天山東部阿拉溝墓葬中還發現中原絲綢（菱紋鏈式羅），在楚河發現關中西周式的曲柄刀、銅鼎、銅釜等，說明了早在漢代張騫通西域之前很久就存在著絲綢之路的古道聯繫。 　　公元前330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穿過裏海戰勝了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同時征服了中亞，公元前一世紀將版圖擴展到印度西部。這時期匈奴人興起，控制了天山南北綠洲上許多城邦國家。中國的秦漢王朝為了抗擊匈奴的侵擾，不得不修築長城防禦。漢武帝時期，一方面聯絡西域各國夾擊匈奴，另一方面亟需發展與中亞各國的商業貿易，故在公元前138年派遣城固人張騫出使西方。張騫幾經風險歷時13年才返歸長安，並將西域各國和中亞的地理、物產、風俗上報給朝廷，這些材料均載入《漢書•西域傳》，成為中國最早記載絲綢之路的歷史文獻。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率領300餘人的使團出使西域，到達大宛（烏茲別克國費爾干納）、康居（今撒馬爾罕）、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安息（今伊朗）諸國，這些國家都派遣使節和商人紛紛來到長安，《漢書•西域傳》記載長安上林苑裡「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從此開創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 　　西漢長安是中外交流的既是得益者，又是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的集中地。首先，西方物產源源不斷輸入。天馬（大宛馬）、西極馬（烏孫馬）被成批運入關中，促進了漢代養馬業的發展，僅中央掌管的軍馬就有40萬匹之多。到3世紀時，盛傳「天下有三眾：中國為人眾，大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從西域傳入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核桃）、胡豆（蠶豆）、胡瓜、胡蒜、胡荽（香菜）等被大量栽種於關中。印度的胡椒、生薑，阿拉伯的香料，埃及的琉璃，羅馬的火浣布、夜光璧、明月珠等，也在長安皇宮內不時出現，充作貴族的生活奢侈品。 　　其次，西方文化藝術傳入內地。由於月氏貴霜王朝向東擴張和印度人的商業活動，犍陀羅藝術中的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被傳入，漢代圓雕動物中新出現的獅子、有翼獸來自於波斯，以後演變為石獅、石馬和天祿、辟邪。漢代畫像磚上有許多獅、象、鷹頭獸、長頸鹿、裸體人像、神仙羽人等藝術造型，其表現手法有和希臘羅馬雕刻一致的地方。銅鏡中還有周穆王和西王母肩生雙翼的形象，與希臘有翼天使及愛神的人像相同。海獸、葡萄、孔雀、忍冬草、寶相花等圖案的銅鏡在陝西屢有發現。用胡角演奏的波斯音樂《摩訶兜勒》（月神、雨神）被改編後在宮廷演出，羅馬的藝人也在宮廷表演「百戲」，甚至還有成批的中亞人在長安表演人獸搏鬥。 　　再次，外交管理機構開始設置。漢朝在長安設立了專管外交事務的大鴻臚，並有「譯官令丞」，翻譯中還有女譯人。每當外賓來到長安時，朝廷都要盛情接待，遍覽各府，表演百戲。長安城內藁街聚居有西域商人的「蠻夷邸」，皇帝死了西域商人也供帷帳設祭，公元100年時羅馬帝國馬其頓行省和東方行省的商人組成商隊曾經過長安到達洛陽。1965年和1973年在漢長安城遺址與扶風縣姜塬村出土希臘銘文鉛餅共15枚，據考釋是安息「法拉克麥」錢幣，為中外交流提供了實物證據。 　　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的兩漢時代，中國絲綢的質量和品種均獨步世界，因此它才能作為商品向西方傳播。公元前64年，羅馬人征服敘利亞後，對中國絲織品需求急劇增加，羅馬貴族都爭穿綢衣，連教堂也用綢幕絲簾，以致羅馬人驚呼絲綢這種奢侈品花費了他們大量的金幣。「賽里斯（絲）國」由此聞名於歐洲。除絲綢外，中國的漆器、鐵器、銅鏡、軟玉、釉陶、麻織品等也輸出西方，關中長安使用的穿井開渠技術也在此時傳入中亞和印度，梵文中一些名詞都加「秦地」字樣，說明中外文化經濟交流是雙向的。 　　公元7至10世紀的隋唐帝國先後定都於長安，更使「絲綢之路」走向繁榮。隋代大業年間（605~613年）曾大力招徠胡商，並吸引西域大批商隊前往長安，以首都貿易取代邊境貿易。當時為了睦鄰安邊和「揚威異域」，通過「互市」、「賞賜」等渠道大量輸出絲綢，這種特殊的背景導致更大規模的東西交通，隋煬帝派出大臣出使波斯、罽賓（今阿富汗）、摩揭陀國（今印度比哈爾西南）、史國（今烏茲別克）等地，溝通了數千公里的絲綢之路。唐代由於西部疆域超過了漢代，在碎葉、龜茲、疏勒、于闐設立了安西四鎮，為絲綢之路暢通提供了保證。據歷史文獻記載，在各國進入長安的使節中，新羅有89次，阿拉伯有39次，日本遣唐使14次，林邑（今越南南部）24次，東羅馬7次，波斯、婆羅門（印度）、朝鮮、泥婆羅等不計其數，「絲綢之路」的聯繫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廣闊。考古文物所證實，僅中國境內就發現波斯薩珊銀幣近2000枚，在長安還發現了希臘文鉛餅、拜占廷式金幣和阿拉伯文金幣，這都是絲綢之路交流的珍貴證明。 　　8世紀50年代以後，回紇繼突厥之後又與唐朝進行「絹馬交易」，中原絲綢源源不斷地流入回紇，然後又經中亞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亞、拜占廷，而東羅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琉璃、香料、藥材、獅子、駿馬、馴象等大量傳入中國內地，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琉璃盤、琉璃瓶等均是阿拉伯伊斯蘭風格的精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貴實物。史書記載：「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長安成為各國商人會集之地，「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而且「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10世紀之後，由於中亞分裂戰爭不斷，中國境內也相繼動亂，絲綢之路漸漸失去了其風貌，特別是宋元以後，海上交通日趨重要和繁榮，陸地絲綢之路逐步處於凋敝和停滯，長安所起的中外交流紐帶作用漸漸喪失了。（作者系國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總編輯，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