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奧巴馬怎麼玩美國軟實力——摘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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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This韓毓海：奧巴馬怎麼玩美國軟實力字型大小:小中大 2014-02-13 10:42:44關鍵字>>奧巴馬美國軟實力硬實力價值觀戰略金融東亞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這些年來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空前地增強了自身的硬實力。歷史和殘酷的現實都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硬實力是不行的。今天，中國經濟總量和進出口總量位居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位居第一。不過，中國也存在不足和危機，很突出的一點就是：硬實力講得多，軟實力重視得少，經濟方面講得多，政治、社會、文化乃至生態文明講得不夠，導致的結果是經濟飛速發展，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信和自覺反而有所下降，最終暴露出經濟發展的合法性的問題。

當然，若沒有硬實力作基礎，軟實力就是虛的。但是，如果在今天中國有了硬實力和一定的經濟基礎的情況下，還不重視政治合法性和軟實力建設，長此以往，就不僅僅是喪失文化自覺和政治自信的問題了。當前流行的一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講的就是這個問題。法國大革命就發生在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時期，但是正如馬克思在同時期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所揭示的，當時主導法國的上層利益集團相互之間已經發生了裂隙，大地產商與金融集團之間存在矛盾，而中小企業主與大地產商和金融集團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矛盾，而法國的政治領導人卻沒有注意從協調各階層矛盾的角度，去抓住文化和政治建設的領導權，更遺憾的是：法國的社會精英和文化精英不但沒有戰略眼光去注意到這一點，而是一門心思去做那些破壞法國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事（包括在沙龍和媒體上散布極端情緒，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所以有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文化人掀起的革命」的說法，是因為法國實際上是在沙龍和媒體掀起的革命中倒下的，經濟發展的勢頭也是這樣被終止的。這也說明了當年的法國為喪失文化領導權所付出的代價。

當今世界發展變化的大趨勢是：中國綜合國力持續上升，美國總體實力相對下降，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有利於我們。但是，在人類歷史即將發生大轉變的關頭，我們尤其需要以警醒的目光和警覺的心態注視著世界格局的變遷。與當下美國相比較，就會發現中美兩國在同一時期工作、建設的著力點是不太一樣的，這就警醒我們：在總體實力即將發生變化的關鍵時刻，尤其要保持頭腦清醒，更不能小看了奧巴馬的「價值觀戰略」，奧巴馬上台的時候，美國正面臨著金融危機並陷入伊拉克戰爭的泥潭，美國的形象一下子變得很糟。奧巴馬上台之後，轉變了思路和戰略，一改美國一貫提倡實力和經濟總量的做法，開始大講西方政治和文明的先進性，努力佔領世界意識形態的制高點。

奧巴馬上台後，努力佔領世界意識形態制高點

總體來看，奧巴馬上台之後打了四張牌：

第一，環境牌。這就使他站在了「全人類根本利益和人類未來」的制高點上，哥本哈根環境峰會是美國由金融危機之後的全面被動轉向主動的第一步，通過這一步，奧巴馬把人類發展的根本困境，由嚴重的貧困問題、嚴重的世界不平等和經濟差別轉到了「地球變暖」上來，並進一步把「溫室氣體排放危害全人類」的大帽子扣在了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頭上。

第二，東亞牌。東亞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增長點，美國經濟要恢複發展，就必須主導東亞並從東亞經濟增長中撈取最大的「便宜」，所以他的這張牌就是挑動亞洲各國之間以及某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領海和領土爭議，然後再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秩序維護者」角色，從而一改美國一貫的以強凌弱的戰爭販子形象，搖身一變成為東亞地區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乃至小國利益的保護者。日本右翼政權就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重回「脫亞入歐」的「明治道路」，成為美國「價值觀外交」的積極「擁躉」。

第三，貿易牌。他不是把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歸結為美國高收入、高負債造成的企業外包和外逃，更不是歸結為美國長期通過發行國債維持的高消費，而是歸結為所謂的「貿易不公正」——即他所說的：美國的貿易夥伴是通過剝削勞工方才實現了廉價產品的出口以及大規模的貿易順差。這樣一來，只有3億人口的美國卻幾乎無償地消費著世界最廉價的商品這種不公正現象就被掩蓋了，美國人均佔有並消費的資源是中國的20倍這個巨大的不平等被掩蓋了，而奧巴馬倒是因為假惺惺地「同情勞工處境」，反而成為被一些左派人士熱捧的「社會主義者」，風頭出盡，人情作足。正因為今天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是打著「勞工神聖」的旗號，於是他便由不勞而獲者成為了公平正義的代表者，甚至成為了弱勢群體代言者。

第四，金融牌。他不是把美國金融危機歸結為以高債務驅動高消費的資本主義發展痼疾，甚至不是歸結為華爾街金融騙子利用金融衍生品進行的投機詐騙，而是歸結為中國等國家的高儲蓄造成的高流動性，引起了金融泡沫，最終使美國受害。這種荒唐邏輯一舉把造成世界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變成了經濟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奧巴馬上台後，在經濟方面不是沒有成績（他在油頁岩等新能源的開發方面就很有成績），但他最主要的著力點卻是放在了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生態和重新修復美國發展道路、美國制度和美國意識形態合法性這個「大窟窿」上。通過工作重心和著力點的轉移，他幾乎成功地把美國由一個反面典型，重新樹立為「政治正確」的典範，起碼是改變了他上台之初美國發展方式被全世界唾棄的極為被動的處境，重新為美國發展方式披上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外衣，全力去掌握當今世界發展的話語主導權；而一旦有了這種政治正確的合法性外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美國的問題轉嫁給中國和世界，可以變經濟上的被動為主動。坦率地說，奧巴馬上台後的一系列「組合拳」，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政治決定經濟、政治引領經濟，通過爭取政治主動來改變經濟被動的例證。

當然，美國從金融、外貿、環境和外交等四個方面做文章，其目的之一就是從意識形態上全面否定中國發展道路的合法性，否定中國發展的成就。概括起來說，美國今天的戰略核心就是：在其硬實力不斷下降的同時，轉而通過掌握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和扮演公平正義化身的形象來遏制中國經濟發展，以其所謂巧實力和軟實力來打擊中國的硬實力。關於這一點，大家可能都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了。

當今世界的發展告訴我們，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空前增強的同時，必須審時度勢、從戰略高度出發，切實增強全社會對於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以從根本上改變工作中長期存在的「一手軟、一手硬」的大問題——而在這個方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必須肩負起自己應盡的責任，以清醒的自覺，為宣傳、研究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作出應有的貢獻。但是，必須承認，恰恰是這一方面的既有工作成效十分令人慚愧。必須直言不諱指出：

第一，馬克思作為研究資本主義的權威，曾經深刻地論述過信用與虛擬資本以及與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之間的關係，社會主義反對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馬克思本人從沒有反對把生產資料以金融的方式組織起來，從沒有反對資本為勞動和勞動者服務，馬克思一貫倡導破除金融和資本壟斷、不斷創新金融民主化、資本為勞動服務的道路，但是面對今天空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試問：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中可曾有人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振聾發聵地揭示金融危機的根源，國家重點扶持的馬克思主義學科，可曾對當今世界和資本主義的深刻變化作出了馬克思那樣的深刻揭示。毛澤東同志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中曾經指出，經濟學離開了哲學，就會成為「沒有思想的經濟學」，甚至流於統計；而哲學離開了經濟學，就變成了教條和空話，這些話對於我們改造學風和文風，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第二，面對中國燦爛的歷史、近代的屈辱、現代的復興，中國可有李約瑟、宮崎市定那樣的學者，以恢弘的視野和深刻的問題意識，提出並致力於回答「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何以走向衰落，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何以走向偉大復興」這個根本命題。第三，面對中國持續發展和美國持續衰落的大趨勢，建立在舊世界基礎之上的舊的思想文化共識已不再適用，因此，只有立足於當今世界轉變的現實，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識和普世價值，而中國的文化領導權，只有在積极參与制定新的世界共識的基礎上才能確立——但我們今天可有這樣的理論自覺、文化自覺與自信？可有這樣的知識準備並開始付諸行動？

學術應該講政治，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學與研究，必須講政治。而講政治是指學術必須服務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目標，並深刻呼應當今世界和人類歷史大轉變這個政治背景。相反，我們的教學和研究長期存在著一種令人感到不滿和憂慮的情況，並集中表現為形式主義泛濫。學風、文風敗壞是當前最為嚴重的問題，而這就是最大的不講政治，因為它掩蓋了根本的問題——文化領導權的失落。

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學面臨的根本問題，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經費缺乏，因為絕大多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除了那些必須進行大規模基層調研的項目），其實是不需要大筆經費的。當然，這麼講絕不是反對給予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研究項目以國家資助，而是要在做出成果後，對那些確實引起社會反響、確實解決了問題的研究給予資助和獎勵，但當前的機制卻是相反。以行政下撥的方式運作大筆的科研經費，不僅效率不高，而且易生腐敗，長此以往，只能造成既得利益集團瓜分經費，而學者的精力都用在申請項目上、利用關係評獎邀虛名上，沒有心思去做研究。

中央倡導要切實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這是面對危機和挑戰作出的戰略回應——但中國當前的研究和教學離這個目標還很遙遠！時間緊迫、形勢逼人，我們應該警醒起來。自省是形成自覺和建立自信的第一步，如果沒有自省，就沒有自覺。

相對於今天的中國學術界而言，美國的學術更關心天下興亡，比我們更講政治。而關心天下興亡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的體現。古人說，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所以，要增強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首先就要從自己做起，從對工作的自我批評做起，從改造學風與文風做起，從自省做起，甚至是從知恥做起，此所謂「知恥近乎勇」（《禮記?中庸》）。

（本文為作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何而自信？》一文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