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市金融：三流、三難、三亂——以中部v省為例

一、「三流」：人才外流、資金外流、有效需求外流。

1.人才外流，導致縣域金融原始化。

本世紀初以來，縣域金融人才持續外流，主要是因為城市機遇多，發展空間大，生活設施好，教育水平高，既有利於自己發展，也有利於子女教育。

人往高處走，這是正常現象。但人是社會經濟活動的靈魂，人的層次決定社會經濟活動的層次。縣域金融人才的持續流失，使得縣域金融活動由一般人士掌握，長期在低層次上重複進行，難以充分發揮金融作為「加油機」、「催化劑」、「助推器」的應有作用，極大地制約了縣域經濟發展。

2.資金外流，導致縣域經濟荒漠化。

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如果將縣域經濟比作一片生態完整的廣袤大地，那麼，金融就是一個與之配套的蓄水池，金融活動產生的資金流動，就象涓涓溪流一樣滋潤著萬物，使得這片土地永葆勃勃生機的生命之水。資金外流一旦超過臨界點，縣域經濟就會失去生機，逐漸變成令人窒息的荒漠。

縣域資金外流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本的逐利性。縣域資金外流的主要渠道，一是儲蓄性外流，如：非地方性金融機構通過上存資金、上劃保費等外流。二是投資性外流，如：本地資本到外地投資並從本地貸款到外地使用，本地居民移民造成儲蓄和投資外流；三是消費性外流，如：本地居民到臨近城市消費，青年外地務工，大學生外地求學。

3.有效需求外流，導致縣域經濟空洞化

投資、消費、出口，是中國經濟連續30多年，持續高速發展的三架馬車。但是，對於大多數中西部欠發達省份來說，出口只是可遇不可求的補充。由於縣域經濟活力不足、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特別是遠離交通幹線的邊遠縣（市），招商引資始終是令人頭疼的工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限。

這又導致當地就業困難，大量青年外出務工，雖然每年能夠帶回相當規模的儲蓄（其中不少又因「資金外流」重回城市），但這批最活躍的消費群體的日常消費也外流了，本地消費市場因而呈現季節性特點，難以做大做強。

另一方面，從存量角度看，縣域內有限的優質企業，由於發展的需要，新增投資往往轉移到投資環境更好的城市及其近郊，有效信貸需求也被大銀行、尤其是股份制商業銀行，通過網上銀行等手段吸引到異地；而財政供給人員的工薪收入，大多被科技水平更高的商業銀行，通過代發工資等方式集中，繼而大部分外流。

如此持續20多年，除了少數區域中心城市周邊縣（市）外，大多數縣（市）縣域經濟至今仍增長緩慢、欲振乏力。加上最近幾年城市化進程加快，居民向城市加速集中，公務員「走讀」現象明顯，縣域金融有效需求增長緩慢、甚至不升反降，縣域經濟空洞化頗有加劇之勢，前景堪憂。

二、「三難」：貸款難、借款難、監管難

多年以來，經濟欠發達的縣（市）一直存在著「借貸兩難」現象，即：中小企業、個體私營經濟組織、普通城鄉居民「借款難」，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放款難」並存，不僅嚴重製約了縣域經濟發展，也使得縣域內的銀行、信用社難以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縣域借款人主要是小企業和農民，有效抵押物不足，是其「借款難」最主要的原因。同時，農民長期小規模分散經營，社會保障少而負擔重，缺乏向非農領域轉移的相關技能，收入低而抵禦風險的能力差，農產品市場交易成本高且交易風險大。因此，農民信貸需求具有額度小而分散、時效性強、借貸資金的生產性與生活性用途不分、信息不對稱等特徵，加上農業生產的特殊性、農業收入的不確定性、農業投資的長期性和低收益性等特點，導致了農村金融的交易成本、資金的使用成本等都相對較高。

而在一些欠發達的縣域，企業、個人的信用意識和觀念淡薄，失信行為時有發生。個別企業利用不實會計與資產信息騙貸，懸空金融債權，轉移金融資產，造成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對稱性、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進一步惡化了信用環境。

而目前我國徵信體系建設相對滯後，社會信用信息系統與信用中介服務機構不完善，信用風險防範與分擔機制不健全，加上現行法律對債務人的約束效力不足以有效保護債權人，案件執行期長、費用高、抵押擔保物品處置難，失信懲戒機制尚未有效建立等，增加了縣域金融交易費用和制度實施成本，縣域金融生態呈現運行高成本和高風險雙重屬性。

所有這一切，既制約了縣域金融的有效需求，又抑制了金融供給者的放款意願，導致縣域金融機構「惜貸」、「慎貸」、甚至「懼貸」。當成本過高或超過收益時，交易將無法進行。於是，「借貸兩難」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可見，「借款難」本質上是擔保難，「貸款難」本質上是：風險控制難、損失補償難。

為了防範新增的貸款風險，避免重遭被「逃廢債」的厄運，銀行、信用社紛紛對原有的信貸制度安排進行了深刻檢討和重大修訂。其基本特點有二：

一是重點突出了借款客戶的信用可靠度。由於整個社會公共信用制度實際上已經崩潰，銀行、信用社只好懷疑一切、「六親」不認，大幅度提高貸款條件，對借款客戶提出相當苛刻的擔保（抵押、質押、保證）要求。由此將大部分客戶排斥在外，客觀上形成借款人求貸無門的狀況，「借款難」問題凸現。

二是過分強調了發放貸款的責任追究制度。建立科學的貸款管理制度，本是現代商業銀行經營運作的基本要求。但是，實際操作中，不少銀行、信用社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忽視了「投資與風險總是相伴而生」這個亘古不變的真理，明文規定「新增貸款本、息必須100%收回」，有的甚至建立了貸款責任終生追究制度。

由此造成信貸人員產生畏懼、迴避心理，辦理貸款業務時往往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想法，增加貸款投放、開拓信貸市場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缺乏，從而加劇了「借款難」、「放款難」狀況。

進一步分析下去，我們就會發現，銀行、信用社檢討、修訂原有的信貸制度安排，並沒有從根本上防範住貸款風險。因為，貸款風險其實是一種可能性，在其未實際產生之前，誰也無法測定，更不用說準確量度。

所以，如其說銀行、信用社修訂製度是為了防範風險，倒不如說是出於控制、降低或轉嫁非正常交易費用的考慮，才出此下下之策。要求借款人提供遠遠超出其借款額度的擔保，可以限制借款人打「逃廢債」的主意，即便出現借款人無力償債的情形，銀行也可通過拍賣擔保物品，來收回貸款本息及有關交易費用；而實行貸款責任追究制度，其用意愈加明顯，就是為了預防員工瀆職、失職而加大銀行運作貸款的交易費用。

這樣做，既不利於擴大客戶群，又不利於調動員工積極性，客觀上還造成了前幾年屢招各界人士，口誅筆伐的「慎貸」、「惜貸」與「懼貸」現象，極大地損害了銀行、信用社自身形象。但是，設身處地想一想，銀行、信用社也是被逼無奈，實乃迫不得已而為之啊！

綜上所述，「借貸兩難」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而是社會信用淪喪導致銀行、信用社交易費用膨脹的必然惡果。社會公信制度的崩潰，使得銀行、信用社清收貸款的單位交易費用劇增，可以信賴的優質客戶減少，造成了「放款難」。

為了避免新的貸款運作交易費用率膨脹、控制新的貸款損失，銀行、信用社對借款人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和要求，以轉嫁交易費用，使得借款人取得貸款的難度和交易費用明顯加大，「借款難」狀況加劇。

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大趨勢看，在我國，「借貸兩難」是轉軌時期特有的社會經濟現象，在計劃經濟時代從來就不曾出現，將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完全按照市場法則運作後，「借貸兩難」現象也將自然消亡！

至於監管難，主要表現在縣域金融點多面廣、業務繁雜、良莠不齊，而監管機構各自為政、協調欠缺、人員不足、技術落後、能力不強、反應滯後。

（三）「三亂」是指機構亂、人員亂、業務亂。

1.機構亂。

從本省的情況看，縣域內的金融機構相對較少，分類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按照功能分，主要有銀行類（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信用社、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民間金融）、保險類、證券類、信託類，此外，還有具有部分金融屬性的擔保類機構。

另一種是按照合法性分，包括正規金融（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信用社、村鎮銀行、貸款公司、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信託公司）、准正規金融（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非正規金融（民間金融）。

無論如何分類，機構都很雜亂，尤其是小額貸款公司和擔保公司，可謂無處不在、五花八門。在我國各縣（市），幾乎沒有信託公司，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對縣域經濟的影響相對固定，本文主要以銀行類、擔保類機構為分析對象。

2.人員亂。

這主要表現在私營性質的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其人員構成很雜，尤其是業務骨幹，大多來自商業銀行、信用社，既有因退居二線而內退的人員，也有因故辭職的人員，甚至是在商業銀行、信用社犯過錯誤、受過處分的人員。這樣的人員構成，總是不怎麼讓人放心。

3.業務亂。

這也亂在沒有政府背景或國有股份佔比很低的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據了解，這些公司日常從事的主要業務，大多存在合法性問題。

一是資金「調頭」、「過橋」業務。為在商業銀行、合作銀行、信用社借款的企業、個人提供短期、高息的資金，助其歸還到期的貸款，待新的貸款發放到賬後，再歸還其從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借入的短期、高息的「調頭」、「過橋」資金。

二是驗資資金融資業務。為企業在工商部門註冊登記、增加註冊資本驗資時所缺資金，提供短期、高息的融資，待驗資完成再收回。

三是披著合法外衣的高利貸。

四是非法集資抽逃資本。主要表現在面向社會非法籌集資金、要求被擔保對象自行出質保證金，分期分批持續抽逃註冊資本。這些業務，看起來解決了借款人的臨時資金困難，似乎有利於縣域經濟發展。

但實際上：掩蓋了借款人的實際經營情況、現實還款能力、真實資本水平，掩蓋了現實的信貸風險，合夥編造了虛假的金融、經濟信息，欺騙了政府和社會公眾，一旦問題暴露，不僅危害有關當事各方，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也將給當地政府帶來巨大的麻煩，必須嚴加防控、及早查處、堅決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