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初:對民族主義的社會性盲視是如何產生的? | 專業視角
本期作者:鄧文初(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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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老子提出文化之「偽」,到荀子提出「解蔽」任務;西方自柏拉圖揭示的「洞穴」處境,一直延續到現代、後現代,「解蔽」這個穿越時代卻歷久彌新的主題正好說明一個無奈的事實:淹沒事實的力量,遠遠超出人類的自我解蔽能力;製造幻覺的理論家們,遠遠多於拆除幻象的思想家。而就歷史學家來說,至少有一大部分並非為清除這種幻覺而努力,而是在製造幻象。
面對民族主義,思想家們竟然是那樣的盲目
民族主義無疑是18-20世紀人類史上最為巨大的政治力量與社會運動,不管它給人類帶來的是什麼,作為歷史事實沒人能夠否認。然而,這樣的說法只是後見之明,對於當時代那些以思想為職業的人——尤其是那些歷史家們——來說,這樣顯而易見的事實並不存在。可以說,他們幾乎陷入一種集體盲視之中——如果以18世紀末為民族主義運動之起點,歷史學與政治思想史對民族主義的學術研究則要等到海斯的《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出現(1931年)才算是正式進入嚴肅的歷史敘述,而在此之前的一個半世紀的時間中,「科學幾乎把民族問題完全留給抒情詩人、雜文作家以及國民大會中、議會裡和啤酒桌旁的演說家去議論」。(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理論家鮑威爾說辭)
1848年,民族主義壓力下的歐洲革命
這麼巨大的事實何以看不見?事實是如何被淹沒的?社會性盲視又是如何產生的? 這個問題,為二十世紀人類最睿智的觀念史家、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提出,因此,我稱之為「伯林問題」。
在1972年《壓彎的樹枝:論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文中,伯林以少有的嚴肅態度發問:在18世紀末以來的近兩百年時間中,幾乎沒有一個嚴肅的思想家預測到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生及其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也沒有一個大思想家認真對待這個持續了兩個世紀、且仍在主導世界歷史進程的政治事實。這種盲視,不僅包括自由主義、理性主義者,也包括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看來,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是往昔野蠻歷史的一種非理性的遺存,或者說是文明的倒退。」人類社會最敏感的思想家們何以會在這一問題上如此盲視,竟然整體性處在失語狀態?
以賽亞·伯林
1979年,伯林在《民族主義:往昔的被忽視與今日的威力》中再次發問: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界上各種社會運動中最強大的運動之一,在有的地方則是唯一強大的運動,它的影響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任何社會運動或革命如果不與民族主義結盟,至少不直接與之對抗,就幾乎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大多數開明的自由派乃至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民族主義將會衰落,因為各民族最深的創痛正在逐漸癒合」。其中那位被認為19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預言家馬克思對於民族主義則更是無視,他相信民族主義是人類必然的歷史道路上暫時受到挫折的產物,因此,不必太在意。這種忽視甚至延伸到二十世紀早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才有所改變。在此之前,「甚至沒有那個思想家曾經暗示過,民族主義有可能主宰我們這個世紀的過去三十多年,以至除非與它攜手合作或至少不同它作對,幾乎任何運動或革命都沒有成功的機會」。
伯林的質疑尖刻而沉重,在其思想生涯中且一再反覆,這是少見的,也說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他之後,一些社會學家也沿著他的思路做進一步追索,比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他在20世紀80年代做「民族——國家與暴力」的系列演講時,即提出過伯林式的疑問,他說,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不同程度忽視了「民族——國家」的重要意義,即使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也缺乏「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理論。
事實何以消失不見?社會盲視何以產生?史學界需要嚴肅反思,思想界更要自我批判。
事實總是淹沒在意締牢結之中
伯林認為,思想界之所以對民族主義缺乏敏感、在民族主義問題上一再失語,這與意識形態的頑固性有關。思想界被意識形態控制了,無法逃離自己設置的陷阱。他認為,思想界不能理解民族主義,就是因為,整個思想界的工作框架或者說是思考範式是理性主義的,這種理性主義認定,人類歷史總是按照一種進化的邏輯、一種理性設計的邏輯,一步一步由遠古走向現代。歷史是人類理性的歷史,政治也是依據理性而行動。
這種理性主義不僅遮蔽了人們對政治現實的認知,也扭曲了人們對歷史的感受與敘述。在這種理性主義視角下,民族主義被認為是一種暫時的、偶然的或一種錯誤的現象。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者就認為,民族主義是階段性的思潮,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特有現象,它會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而出現,又隨其消亡而消亡。按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解釋,世界歷史本應把自己的使命交給「階級」,但卻不小心送到了「民族」手中,於是就有了民族主義這個「錯誤」。但他相信,人類歷史最終還是要回歸理性,沿著規律的大道一路前行。
在這種理性主義視角下,民族主義只是一個小小的「失誤」,是暫時的、偶然的、現象的。自然,它的平庸面目也就不值得那些偉大的理論家們稍予青眼了。
以賽亞·伯林的《觀念的力量》
伯林還提出,思想界普遍存在著一種用歐洲中心主義視角來看待世界政治與解釋世界歷史的現象。歐洲邊緣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被認為是一種反應性的運動,它沒有自主性,只是歐洲啟蒙運動擴張過程中引發的不適狀態,是土著民族、落後社會在面對新事物時的某種本能性應急反應,相當於「刺激——反彈」式的膝跳運動。只要啟蒙運動完成其歷史使命,人類將會走向理性化的統一世界。在歐洲,它表現為以法國為中心、以德國為邊緣的這一軸心,民族主義從德國興起只不過是對法國大革命以來理性主義運動的反動,因此,它是一個反命題,一個鏡像。在20世紀歐洲之外的地域,那些亞非地域興起的民族主義,表現為殖民地解放或反抗運動,也是歐洲啟蒙運動引發的不適症,因此,它同樣會隨著全球理性化時代的到來而煙消雲散——隨著這一波歷史消失的,自然還包括這些邊緣民族本身,在融入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其民族之特殊性必然要被人類歷史的普遍規律消滅。
比如中國——
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這段論述歷史必然性的話出革命導師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儘管馬克思一向以同情弱小者著稱,但歷史的鐵律是不相信眼淚的,正如木乃伊必將解體一樣,中國——其制度與文化——在歷史的必然進程中也將消亡,民族主義自然便成為無所皈依的孤魂野鬼,何所惜哉?!
1841年,清軍水師與英國海軍激戰。
因此,按照啟蒙理性主義觀點,按照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兩者在此是合二為一),民族主義是一種暫時的邊緣性的現象,是一個沒有自主性質的現象,是歷史的副產品,自然,不值得歷史的關注。
由此,民族主義運動這樣一種巨大的事實,竟然就這樣給淹沒了。
事實究竟要怎樣才能浮現?
事實是平庸、卑賤的,因為它的多樣性、它的瑣碎和不受約束的偶然性,而概念才是嚴肅的、莊嚴的,因為只有概念才能構建偉大的理論,而只有理論才是科學。所以,歷史研究如果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就會淪為餖飣考據的平庸之作,被具體現象迷惑,看不到現象背後的本質。科學史學的任務就是要發現歷史的本質,揭示出被紛繁複雜的具體事實所掩藏的人類社會規律——這段陳述,在漢語世界,要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成為歷史研究的正統觀念,但它卻是18世紀以來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話語。
自理性時代開始,思想家形成一種見解,這種見解可以以斯賓諾莎的意見為代表。他認為:科學不應該從平庸認識所感知的現實入手、思考具體事物,而是必須從抽象概念出發。要科學地理解具體的歷史、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我們就必須從最抽象的概念如價值、工作、價格、剩餘價值等等出發,只有從這些概念入手,才可能在科學上重建經濟體制,並最後重建具體現實。
哲學家斯賓諾莎的雕繪,題字為:「一個猶太人和一個無神論者」。
具體世界乃是歷史學的工作地盤,但其工作的合法性卻由抽象的理論賦予,具體事實的發現、理解與重建更需要依據抽象的理論,於是,這種「從具體到一般,再從一般到具體」的過程,便被稱之為科學的歷史研究過程。
然而,在這種「科學歷史學」中,事實從此被淹沒在滔滔的理論之中了,尤其是,當那些理論所陳述的往往只是某種意識形態的邏輯版本。
人類自認有著比動物更高的智慧,但如果僅從直面事實的能力講,人類也許已經退化到一個可笑的地步——越是巨大、赤裸裸的事實,越是無法感覺、無法認知。如果這就是所謂的文化,人類確實是太文化了。
相比於動物,人類自詡擁有文化,也正是這種文化的偽飾,將人類自我認知的能力——一種直面事實的感知能力消滅殆盡。因為「文化」,人類很難再像以前一樣直面經驗世界,而是必須藉助符號的中介——概念、理論、模型等——以感知與理解事實。也正是在藉助符號的過程中,人類被誘導、被拐騙、被帶離事實,以至於離真相越來越遠,離理論、概念、符號越來越近——台灣學界將意識形態翻譯為「意締牢結」,真可謂繪聲繪影——人類的大腦因此被高懸在這種「意締牢結」的鐵絲網上。面對恢恢天網,我們如何越獄?
難怪自軸心時代起,一些思想家就提出「解蔽」的命題,且這一命題貫穿人類思想的全部歷程。中國自老子提出文化之「偽」,到荀子提出「解蔽」任務;西方自柏拉圖揭示的「洞穴」處境,一直延續到現代、後現代。哲學家們幾乎一致認為,他們的任務就是解蔽。這個穿越時代卻歷久彌新的主題正好說明一個無奈的事實:淹沒事實的力量,遠遠超出人類的自我解蔽能力;製造幻覺的理論家們,遠遠多於拆除幻象的思想家。而就歷史學家來說,至少有一大部分並非為清除這種幻覺而努力,而是在製造幻象。
柏拉圖的洞穴之喻
所以,不要太信任那些歷史學家們,尤其是那些國家的史官們;也不要太相信那些系統的建構者,尤其是那些歷史規律的發明者,而要多多親近那些思想的解蔽者,雖然他們的工作看起來瑣碎、雜蕪、帶刺,有時還得冒那些自以為是的歷史繼承人之攻擊、舉報、起訴的危險,而且還難以予人夢想和激情,然而,雷峰塔的倒掉還得靠一磚一瓦的拆除,幻象不會自己倒塌的,事實更不會自己呈現。
所以,不要太信任那些歷史學家們,尤其是那些國家的史官們;也不要太相信那些系統的建構者,尤其是那些歷史規律的發明者,而要多多親近那些思想的解蔽者,雖然他們的工作看起來瑣碎、雜蕪、帶刺,有時還得冒那些自以為是的歷史繼承人之攻擊、舉報、起訴的危險,而且還難以予人夢想和激情,然而,雷峰塔的倒掉還得靠一磚一瓦的拆除,幻象不會自己倒塌的,事實更不會自己呈現。(作者:鄧文初;編輯:鬍子華;文中圖片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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