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教研究（六）：道教對日本有本質影響

文／孫亦平

若談到日本道教研究就必定會提到福永光司。

福永光司（ふくながみつじ，1918－2001）作為當代日本道教研究的先驅者之一，在學術界享有很高的聲譽，這不僅是因為他出版了一系列觀點獨特、內容精彩的道教研究著作，而且還在於他所研究的問題大都是在中日文化視野下，圍繞著道教與日本思想文化而展開。

福永光司（資料圖 圖源網路）

福永光司從實證主義出發，通過對中日古典文獻的爬梳剔抉，以歷史敘述與文化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道教對日本的神道信仰、天皇制度、哲學思想和文化習俗的影響。這既觸發了日本人對自己國家起源於神代歷史和「萬世一系」的天皇制的神聖感情，也推動了中國人對道教在東亞社會影響力的思考，同時還引導了西方學者對道教在東亞傳播的看法。

福永光司與道教之緣：童年記憶和從軍經歷

福永光司曾任東京大學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關西大學教授、北九州大學教授等職，一生致力於中國哲學與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道家和道教研究方面成績卓著。福永光司之所以進入道教研究領域，似與他早年生活經歷中「所具有的先驗性根源主要在兩個地方」密切相關：一是他度過幼年、少年時光的家鄉北九州中津，二是二戰末期到戰後度過苦難從軍生涯的中國。

福永光司是北九州大分縣中津市人。中津市面向大海，境內多山，綠樹蔥蘢，氣候溫和，自古被稱為「豐國」，據說是古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約157－247年）建國的地方。此地神社佛寺林立，長期以來流行著祈天神、拜灶神、祛旱魃、求雨術等類似於中國道教的信仰與風俗。福永光司就是在這種宗教文化氛圍中長大的。

卑彌呼女王（資料圖 圖源網路）

1942年，福永光司從京都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畢業，不久就作為南下支那派遣軍師團副官隨軍轉戰太平洋地區，後來到中國廣東。在這個古代稱為「百越」的地方，他深入少數民族居住地，觀察他們的生活習俗，了解中國民間宗教的原生態。在殘酷的戰爭中，時刻面臨著死亡威脅，而福永光司有空就誦讀隨身攜帶的《莊子》，以此來緩解緊張情緒，於絕望中尋找著希望，最後他在中國廣東迎來了二戰的結束，重返日本。

一個人年輕時所經歷的生存性體驗往往會影響他一生的事業發展。退伍後，福永光司先去京都大學文化研究所讀了兩年研究生，畢業後又去大阪府立北野高等學校、愛知藝術大學（現愛知教育大學）任教。1961年，福永光司返回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開始將「京都學派」的學術傾向與治學方法貫穿到自己的教學與研究中。

「從先秦時代的『道家』，到魏晉以後『道教』的演變，是中國文化研究中一個重要課題」：

20世紀60年代，福永光司陸續將《莊子》《老子》譯成日文。翻譯的過程其實就是對文本的理解和再創作的過程，福永光司曾表達自己的翻譯理念：「既然要把玄而又玄，難以把握的《老子》文章，用書面語言表現出來，把其混沌邏輯分明地加以譯解，就要遵從書面語言的『自然性』，儘可能正確地解讀《老子》的文章。」此後，福永光司陸續撰寫了一批研究老莊道家的論文，不僅提出莊子是古代中國的存在主義者等新穎觀點，而且還提出「從先秦時代的『道家』，到魏晉以後『道教』的演變，是中國文化研究中一個重要課題」。

福永光司家鄉：北九州大分縣（資料圖 圖源網路）

由此，他的研究重心逐漸轉向老莊道家的影響問題，如《關於王充思想——王充和老莊思想》著重探討王充思想與道家的聯繫；《僧肇與老莊思想》則研究老莊思想對佛教的影響。後來，福永光司又將研究視線轉向了具有老莊風骨的魏晉玄學，從1958至1970年，他在《東方學報》等刊物上連續發表了《阮籍における懼れと慰め——阮籍の生活と思想》、《謝靈運の思想》、《嵇康における自我の問題——嵇康の生活と思想》、《陶淵明の「真」について——陶淵明の思想とその周邊》、《郭象の〈莊子注〉と向秀の〈莊子注〉——郭象盜竊説についての疑問》、《〈大人賦〉の思想的系譜——籍賦の文學と老莊の哲學》等數十篇論文，幾乎涉及所有重要的玄學家。這些研究玄學的成果既體現了福永光司對老莊道家影響的理解，也為其後的道教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在研究道教之初，福永光司既要面對那種認為道教是「屬於脫離實際理論的異端」因而沒有研究價值的看法，也要面對日本學者長期以來有關「道教與日本」的爭論。

爭論的源起是因被譽為20世紀日本「最大的東洋學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提出「道教作為思想是淺薄的、基本上不值得注意的，但它在社會中逐漸取得勢力，又不是無意義的」的觀點，他認為，「作為中國民族宗教而形成的道教，沒有以宗教的形式傳入日本，不過，與之相關的一些書籍或知識無疑被輸入了」。因此，在日本可以看到道教的某些因素，例如「天皇的尊稱」就是「來自道教的有關的書籍」，「神道」這樣的辭彙也是從道教中借用。但道教（某些因素）的傳入，既沒有在日本形成一種能夠主導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信仰，也沒有產生像佛教與儒學那樣的文化影響。

而另一方以黑板勝美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至遲在奈良、平安時期，中國道教的經典、長生信仰、鬼神信仰、方術、科儀等就大量傳入日本，對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間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

日本學者道外論道之原因：民族主義思想與佛學僧之影響。

為什麼這些對道教進行拓荒性研究的日本學者大多「道外論道」，有時還對道教往往抱有「傲慢與偏見」，且評價較低呢？福永光司在《日本の古代史と中國の道教——以天皇の思想と信仰を中心として》中作了分析：「在日本，這種認識的形成和普及主要有兩大原因。其一是以江戶時代本居宣長等人為代表的國粹主義思想家們的觀點……另一原因是佛學僧的主張。」

津田左右吉（資料圖 圖源網路）

福永光司指出：「由於國學者和佛學僧們的宣揚，這一神學（指道教哲學）在日本受到普遍的輕視，或說是無視（古有收於奈良時代的葛井廣成《經國集》的《對策文》和收于吉備真備《私教類聚》的《仙道不用》論等，今有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與日本》和和辻哲郎《日本精神史研究》等日本文化論為代表）。迄今為止，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們關於日本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仍只專註於佛教，幾乎沒有學者想對道教神學或教義進行學術性研究，並對其教義與日本古代宗教思想的密切關係進行實證探究。」當國學家和佛學僧把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尊重放到學術研究上，這時所形成的對文化與歷史的看法，其實就不是探求事件真實原貌而是一種感情宣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