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共和「仁」心

　　辛亥革命之初「別的同志大都忙于軍政事務，惟獨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從《鄂州約法》，到《臨時約法》，宋教仁以三權分立為理論基礎，基本勾畫出了共和國的制度設計方案

　　本刊記者/劉炎迅

　　1913 年3 月20 日夜，上海火車站。

　　三聲槍響過去，宋教仁倒在地上。周圍的黃興、陳其美、于右任、廖仲愷等人大驚，圍過來呼喊：「鈍初（宋教仁的字）——」

　　兩天後，宋教仁身亡。死時年僅32歲，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孫中山。

　　宋教仁臨終前，托黃興給袁世凱發去一封電報。電報刊登在1913年3月22日的《民立報》上。

　　宋教仁稱，自己「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他自思「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

　　但他不明白，他或許未結怨於私敵，卻結下了一個最強大的政敵，此人就是袁世凱。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宋教仁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仍然不疑袁世凱，所以還要上書總統，作最後的諫諍。

　　「今國基未固，民福未增，猝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起草《鄂州約法》

　　宋教仁遺願中希望確定的「不拔之憲法」的藍本，就是他所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

　　武昌起義後，肇建民國共和政體已是人心所向。但如何創立共和政體，對革命黨人卻是開天闢地的新課題。

　　對此，宋教仁卻早有思考和準備。

　　宋教仁曾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的民主共和思想的成熟，始於日本時期。

　　1904年，因華興會策劃的長沙起義事泄未遂，宋教仁潛赴日本。在日本的6年時間裡，宋教仁接受了新思想，在《二十世紀之支那》《醒獅》等刊物上撰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他開始運用西方民主憲政的原理評論和說明問題，在其所作的《清太后之憲政談》中，揭露了清政府的立憲騙局。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擔任司法部檢事長的宋教仁深感有必要學習西方法律制度，以備日後國家建設之用。這段時間，他潛心研究法律，翻譯了大量西方法律制度類的文獻，如《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俄國制度要覽》《奧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奧匈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普魯士王國官制》《日本地方漁政法規要覽》等。他的日記中做了詳細的記錄。他曾寫道：「立憲政治，以代表國民公意為準則，而最適於運用此制者，則莫如政黨政治。」

　　關於《鄂州約法》的起草經過，據賀覺非、馮天瑜合撰的《辛亥武昌首義史》所述，宋教仁於1911年10月中旬抵達武昌，協助湖北軍政府辦理外交。「別的同志大都忙于軍政事務，惟獨宋教仁注意民主立法……如此二十餘日議論，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國之長。」還有一種說法是：宋教仁在湯化龍家「奮戰幾晝夜」，終於完成草案，經約法起草委員會居正、湯化龍、胡瑛、陶德琨等人審定。

　　在武昌起義後的危急形勢下，《鄂州約法》仍然在最大範圍內廣為徵求意見，依多數原則議決。長期研究民初法制的徐州師範大學副教授安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制憲過程的民主性不獨為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在世界制憲史上也是極為突出的。

　　1911年11月9日，經「公同審訂」，湖北軍政府頒布了《鄂州約法》，將其「刷印成本，遍布在外」。

　　武昌起義後成立的湖北軍政府，到1912 年元旦前，實際上一直代行中華民國中央臨時政府的職權。因此，《約法》一開始就不是以「地方性憲法」面目出現的。它在第一章第一條中即明確規定：「迄至中華民國成立，既已取得和將來取得的鄂州土地及他州土地都暫受鄂州政府之統治。」

　　安宇認為，《鄂州約法》從立法精神和結構、內容上都迥異於此前所有冠以「憲」或「憲法」的文獻。總體看來，它是一部以三權分立為理論基礎的資產階級憲法性質的法律，基本勾畫出了共和國的制度設計方案。

　　中南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學院講師張繼才認為，《鄂州約法》是中國第一部具有濃厚聯邦制意味的憲法文件。它明文規定：「中華民國完全成立後，此約法即取消，應從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但鄂州人民關於鄂州統治之域內，得從中華民國之承認，自定鄂州憲法。」

　　《臨時約法》：從總統制到內閣制

首都博物館所藏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封面。圖/FOTOE

　　1912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這一年為民國元年。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宋教仁僅被任命為法制局局長。

　　有人為宋教仁未擔任內務總長抱屈，他卻說：「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共和肇造，非我黨負起責任，大刀闊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舊官僚模稜兩可，畏首畏尾，哪裡可與言革命、講共和？」

　　有人說《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宋教仁起草的，但是1983年，張亦工先生在《歷史研究》上根據《參議院議事錄》等資料考證指出，《臨時約法》實際上是由參議院組織人起草的，其間先後參與的有23人之多，並沒有宋教仁。

　　但是，誰也無法否認宋教仁對《臨時約法》的貢獻。

　　1912年1月28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成立。據民國史學家范福潮考證，孫中山當時咨文參議院，請其迅速編定民國組織法，並將法制局局長宋教仁擬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送去，「以資參敘」。

　　但這一建議卻被參議院拒絕。

　　參議院認為，首先，《組織法》是為組織臨時政府用的，無法包括「人權」等憲法內容，因而應另訂一部法律，取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次，立法如果受命於政府，「有損立法獨立之尊嚴」，此法應由臨時參議院自行起草。所以，將原案退回了政府。

　　2月7日起，參議院召集臨時約法起草會議，組織編輯委員會，著手起草《臨時約法》。

　　參議院最初擬訂的約法條文，是採取總統制。宋教仁雖然未能參與具體編撰工作，但卻發揮自己的影響，不斷呼籲責任內閣制。

　　2月12日，清帝溥儀宣布退位。根據南北議和的協定，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袁世凱不日將就任民國大總統。

　　時局緊迫，如此一來，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很多人開始轉變觀點，複議宋教仁的主張。

　　據居正回憶，為討論約法問題，同盟會曾專門召集過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由於有了孫中山的支持，會上同意「改總統製為內閣制」。自這次會議後，參議院對《臨時約法》的審議開始向宋教仁的《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的精神靠攏。

　　3月8日，參議院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約法》共分總則、人民、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院、法院、附則，共七章五十二條。「采法國制，參議院為最高之機關，而國務院為責任之實體。」

　　《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並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立法制約行政，法官獨立審判，不受上級官廳干涉。」並規定：「臨時大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均需國務員副署。」即，國務員不同意即可駁回總統的命令，國務員對參議院而不是對總統負責。

　　可以看出，對國務員權力的這種規定來源於宋教仁主持制定的《鄂州約法》第36條：「政務委員於都督公布法令及其他有關政務之制令時，就於主管事務，須自署名。」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3月13日，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唐紹儀被任命為民國第一屆內閣總理，負責在北京組織臨時政府。

　　為憲法流血第一人

宋教仁（1882~1913）

　　1912 年8 月，宋教仁在孫中山、黃興等人支持下，將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等合併為國民黨，任理事並代理理事長，準備參與國會的選舉。

　　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中認為，宋教仁和袁世凱的關係是微妙的。宋教仁看到袁世凱的權勢和影響力，希望將袁世凱推在前台，作為一個權力象徵，來控制當時亂局之下的各方勢力，但同時，又試圖用制度建設來制衡和架空袁世凱。

　　如在地方制度建設上，宋教仁堅持省長民選。他認為：「吾國今日為共和國，共和國必須使民意由各方面發現。現中央總統國會俱由國民選出，而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長官，亦當由國民選舉，始能完全發現民意。」

　　這樣的主張，本質上是分化中央的控制權，削弱袁世凱的權力，讓袁世凱這個大總統束縛於一套共和的分權體制中。

　　彼時的宋教仁，理想主義滿懷。他自信地認為，雖然國民黨手中沒有掌握著軍權和治權，但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所以，當前要停止一切運動，專註於選舉。「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1912年秋冬之際，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進入高潮。在宋教仁的策劃與領導之下，國民黨得392席，大獲全勝，此外的民主、共和、統一三黨的得票總數，不及國民黨票數的三分之二。

　　宋教仁曾不斷說，要組織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這一刻，似乎曙光在即。

　　躊躇滿志的宋教仁到南方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省宣講，鼓吹成立責任內閣，制定民主憲法。據見證者回憶，宋教仁當時顯得勝券在握。他已準備好出任內閣總理。

　　真若如此，宋教仁將成為最大政敵，站在袁世凱的對面。

　　10月中旬，宋教仁忙裡偷閒，返湖南桃源老家探母。彼時，宋無官一身輕，頗享林泉之樂。但各省黨員不斷來信催促，稱大局初定，需他出來主持局面。

　　於是，當宋府家人正在預備慶祝農曆新年時，宋教仁拜母別妻，於1913年2月1日，自桃源動身，經長沙、武漢沿江東下，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視察黨務。

　　宋教仁四處走，四處演說。當時，國民黨選戰大捷，黨員們都很興奮，顯得鬥志昂揚，躍躍欲試。宋教仁享受著個人政治生涯里最輝煌的一刻，所到之處，無不人山人海，鑼鼓喧天，一時風光無二。

　　宋教仁的演講側重於論政，他批評國事，討論朝政，臧否人物，顯得鋒芒畢露。

　　在國民黨湖北支部講演時，他毫不留情地批評袁世凱政府「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並說，「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

　　3月9日，在南京，他言辭更激，稱袁政府是「不依法行事的惡政府」。他不斷重複自己的主張：應建立純粹的政黨內閣，總統不負責任；國會應先制定正式憲法，再依法選舉總統。

　　各地巡迴演講下來，很多黨內同志開始為他擔心，紛紛勸他稍作收斂，但他不以為意。唐德剛說：「宋少年氣盛，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也。」

　　他沒有想到，殺機早已潛伏。其實已經有很多人來告訴他，可能會有對他的暗殺，他不信，還說：「光天化日之政治競爭，豈容有此卑鄙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

　　但3月20日，悲劇發生了。

　　宋教仁的靈柩移往湖南會館時，前來送行的有幾千人，所到之處，祭者不絕，道路阻塞，氣氛靜穆。

　　孫中山連夜從日本趕回上海，親自主持了宋教仁的葬禮，並送輓聯：「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本文相關史實參考陳旭麓著《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唐德剛著《袁氏當國》等書，以及張俊、顏吾役合著《宋教仁之死與袁世凱逼選》、安宇著《鄂州臨時約法新論》等文。）

　　代草國民黨之大政見（宋教仁生前口述的國民黨之政見大綱。宋本擬至京後討論公布，但在路上即遇刺，死後發表於1913年4月2~7日的《民立報》。）

　　吾人曩者大革命之目的何在乎？日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設良政治也。今革命之事畢矣，而革命之目的則尚未全達，是何也？不良之政府雖倒，而良政治之建設，則未嘗有也。故民國成立已屆年余，而政治之紛擾，無一定策畫如故也，政治之污穢，無掃蕩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

　　今有將傾覆之大廈焉，居者知危象之日著，非補缺救隙所可將事也，乃共謀破壞之，而為永固之建設，則其目的非僅在破壞之成功，而在永固之建設可知也。及至破壞既完，乃不復殫精竭慮為永固建設，使第成形式，即為已足，風雨一至，其易傾覆，固無異於曩時也。此苟安之計，非求全之策也。而今日民國之現象則如是也。故吾人今後之進行，當覺悟於吾人目的之未達，本此現具之雛形，而為一木一石一椽一棟之選擇，堅築基礎，確定本干，則庶幾大廈之建設乃完成，而始不違破壞之本意也。

　　夫今日政治現象即錯亂而無頭腦，而國民意思亦無統系條理之可尋，則建設良政治之第一步，首宜提綱挈領，發為政見，公布天下，本此綱領以為一致之進行，則事倍功半之道矣。吾黨此屆選舉已佔優勝，是國民所期望吾黨者殷，而吾黨所擔負責任者重。爰舉關於建設之大綱，以謀良政治之實現，吾黨君子，其本此而奮勵其進行焉。

　　主張在中國建立民主法制政府而不是強人政府

　　辛亥革命後，中國該向何處去？當時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由強權人物領導國家。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很多人、北洋軍人和立憲派甚至梁啟超都持此觀點，孫中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種就是宋教仁的主張。他提出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法制政府，建立西方式的政黨政治、共和民主政體。這一點從革命之初，到《鄂州約法》，再到後來的《臨時約法》，他都一以貫之地堅持。

　　遲雲飛（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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