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明代的覆滅不可避免

　　數百年來，無數人哀痛於明代的滅亡，在他們看來，清朝的一統，意味著漢民族的又一次徹底淪陷。人們或想到，先於明代數百年的北宋王朝，也經歷過與晚明相似的繁榮，而北宋以其軍事力量的羸弱聞名於世，然而，靖康之難後宋朝畢竟保住了半壁江山，在南方繼續了150年的統治。但曾經兵進漠北，平定安南，萬國來朝的明朝卻垮得那樣快，那樣慘。在崇禎年間，清軍五次入關，席捲直魯，如入無人之境。明亡後清軍自山海關長驅直入，迅速控制了北方，次年又揮師南下，數月內佔據江浙，數年內進抵廣州。除了揚州等少數地方稍有抵抗外，清軍可謂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儘管明朝最後的永曆政權為留住殘山剩水，與過去的勁敵——農民軍余部攜手抗清，但畢竟大勢已去，十餘年後便宣告徹底失敗。　　不少人對明代的滅亡怨天尤人，耿耿於懷。殊不知，正是晚明盛行的病態政治、賦役苛擾與民心的喪失決定了明代的覆滅乃是歷史的必然。　　病態政治　　說到晚明的病態政治，人們自會聯想到宦官專權，然而宦官專權其實不過是病態政治的種種表現之一。病態政治的根源在於政體。明太祖創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權專制，廢除丞相職務，由所謂的「內閣」秉承聖意處理政務。但內閣的意見「票擬」往往是君主施政的主要依據，因此說「內閣」仍具有一定的權力，只不過它的權力完全依附於皇帝的「批紅」。對於勤於政務的君主而言，內閣作為其行政秘書，不難予以駕馭;而一旦君主怠於政事，則內閣的權力便會急劇上升，為權力所誘惑的官員也會為了內閣的執掌權而明爭暗鬥，互相傾軋。內閣首輔要保證其地位，又必須獲得那些代行「批紅」的權閹的支持，從而形成腐敗的官僚——宦官集團，攫取各種政治私利。專制制度下最高統治者的疲軟，引發官僚對於權力的爭奪，形成政治利益集團，使腐敗日益加劇，這是明代一再發作的政治病症，也是一切專制政體難以避免的通病。　　賦役苛擾與兩極分化　　對於一個專制君主來說，天下的地土民眾都是其家產，而將這份財產經營得當，傳與子孫，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各級官員則如他的管家與僕人，負責管理家業，維持家中的開支用度。一個善於治家的主人，不僅要選擇勝任的僕人，也要密切監督考察，規範其行為操守，還要善於培養僕人們的忠誠度。明太祖支給官員們難以接受的低廉俸祿，但其嚴苛的監管與殘酷的刑罰遏制了官吏的瀆職腐敗。而時至晚明，荒淫貪婪的明神宗、玩樂無度的明熹宗無暇監管，致使整個官場的腐敗登峰造極。隆慶、萬曆之交明廷推廣「一條鞭法」，將諸項賦役歸併後折銀繳納，本意在於減化賦役制度，減輕人民負擔，然而各級官吏為中飽私囊，在正稅外濫行科派，臭名昭著的「火耗銀」便源於此時，其少則占正稅的十之二三，多則達正稅的數倍。百姓艱於完稅，不得已或售賣地產，或逃亡他處，或詭寄地產於豪紳名下，極大地刺激了土地兼并，加之明廷動輒濫賞宗室地產，以致催生出一批地跨萬頃，田連阡陌的藩王與官僚地主。與此同時，據顧炎武估計，富甲天下的蘇州、松江等地，晚明時9/10的民戶淪為無地的佃農。大量的失產民眾與嚴重的兩極分化，體現了晚明社會的空前危機，劇烈的社會動蕩迫在眉睫。　　民心的喪失　　病態政治與苛捐雜稅帶來的是官民的離心離德，最終將明王朝推入了萬劫不復之地。當民生難以為繼之時，民眾自然而然地將生死置之度外。崇禎年間，明王朝沉痾已極，又逢旱災、蝗災、瘟疫齊襲，官府疏於賑災而急於苛斂，導致民變蜂起。加入起義隊伍的除了農民，還有過去的明軍士兵和一些文人。內外交困的明廷，為籌措軍費支出，加派「三餉」，無異於飲鴆止渴，促使越來越多的民眾加入了反抗隊伍，加速了明朝的滅亡。到京師被大順軍攻陷之時，除了東南沿海一帶，全國大部分省份都已被義軍所席捲。　　即使是起義未曾涉及的地方，民眾也普遍對明王朝失去了忠誠。這一點或許有人會舉出江南人民抗清的事例加以質疑，但應當看到，除了史可法在揚州領導的抵抗，江南大多數地方的抗清活動都並非發生在清軍佔領之初，而是在順治二年五月「剃髮令」頒布之後。江南人們所捍衛的，並非明王朝的社稷，而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人倫信仰。後人所謂的「反清復明」，多數要恢復的是漢族的政權，而非朱明的統治。反觀清軍入關後，迅即昭告天下，豁免明末遼餉、新餉、練餉、召買等加派，並規定清軍途經之地當年田賦減半，清軍未途經的歸順地方當年田賦減1/3，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以前拖欠的稅賦予以豁免。在佔領南京後，清廷重申了減免賦稅的措施。清廷的這一舉措讓普通民眾得到了實惠，對於廣大人民接受、服從新政權無疑起到積極作用。　　不僅是民眾，明朝眾多的官僚也最終拋棄了明朝。崇禎末年，明廷內憂外患，財政捉襟見肘，明思宗動員朝臣獻產助餉，內閣首輔魏藻德竟表示家無餘財，群臣亦多虛與委蛇。崇禎十六年清軍入關，內閣首輔周延儒出京督師，竟滯留通州，終日飲酒作樂，並頻頻假傳捷報。首輔如此，上行下效，明朝地方官員在農民軍或清軍兵臨城下時，或棄官遁走，或開城投降，鮮有盡職堅守者。明思宗臨死前在袍服上大書「諸臣誤朕」，而明臣面對崇禎帝遺體，「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過之」。清軍南下時，南明諸政權中也僅有史可法、瞿式耜等少數官僚能夠背水一戰，為國捐軀，眾多文武官員或鳥獸潰散，或望風而降。官僚群體對明廷的背棄，大體有兩個深層原因：官場的腐敗風氣與君主對官僚的一貫猜忌。腐敗滿足的是官吏的種種私慾，當私慾膨脹時，對於社稷的忠誠度隨之下降，欺下瞞上、見風使舵、黨同伐異、明哲保身等一系列官場惡習四處蔓延。晚明的官場，結黨營私層出不窮，派系傾軋屢見不鮮，正直的官員多遭排斥，真才實學者難受重用，致使軍政大事多被貽誤。　　有人指責南明弘光帝「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下」，然而當時當地，面對日積月累的弊政沉痾，即便開創江山的明太祖在世，恐怕也回天乏術吧?話又說回來，明朝的衰亡，制度上的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於明代的覆滅，晚明諸帝固然難辭其咎，然而，這與創立明代諸制的明太祖朱元璋，難道就一點關係也沒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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