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眼看世界| 東方遇見西方

作者按 微思客WeThinker這是我兩年前為帕瑪強尼雜誌翻譯的一篇介紹伊斯坦布爾的文章,親臨這座偉大的城市之後再來讀自己的譯文,恍然間文中所提到的那些清真寺和皇宮以及大海,如實景般歷歷在目(圖片由我拍攝)。

東方遇見西方——伊斯坦布爾

何岸

沒有其他城市能讓人產生這種情懷,正如偉大的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Orhan Pamuk)出奇的定位:「伊斯坦布爾既不是中心也沒有終點。」橫跨兩大文明世界並跨越多重歷史,這座令人陶醉的城市把她的真實且動容的一面留在了混亂的現代建築之間。

在時空交錯的伊斯坦布爾需要學會讓時間的概念成為永恆,在箭頭指引的道路和諸如托普卡匹王宮(Topkapi)、聖索菲亞大教堂、藍色清真寺、Galata塔等必去景點之外,去發現這裡由希臘拜占庭王朝、羅馬君士坦丁堡王朝以及伊斯蘭奧斯曼王朝富有創見和修養的蘇丹——世界的征服者、「偉大的蘇萊曼」穆罕默德二世建造的帝王之門堆積而成的歷史坐標。

無水則無偉大的都市傳奇,水象徵著時間的流逝。伊斯坦布爾,這裡是金角灣和波斯普魯斯海峽。這裡奇特罕有的海浪沒有相同的兩片。「這裡」,帕慕克寫道,「是氣流、是狂風、是波濤、是深淵、是黑暗。」穿梭於城中的渡輪和汽車與土耳其特有的狹長輕舟以及獨桅帆船一道,構成了欣賞這座「七座山丘的城市」文明的衝突之最佳觀景地。乘坐這些搖晃的小船遊覽,伊斯坦布爾在《一千零一夜》里的都市倩影和不協調的雜亂建築之間顯得既真實又壯美。這種時空混亂的和諧佔領了伊斯坦布爾。

這是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秘密:時間與空間相互混淆。地理學家、地圖繪製者、天文學家昔日在這裡製造奇蹟,但他們的知識卻從沒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做出貢獻。直到今天,距離的單位還不一定是米或千米。為此,托普卡匹王宮位於距離藍色清真寺一根煙的時間。請理解為點煙和吸煙的時間……然而在西方旅行家的敘述中,土耳其人往往認為一天的中午從下午五六點才開始!

想要貼近伊斯坦布爾的神秘必須了解悠遠的歷史。「土耳其人不用小時來確定時間,正如他們計算距離沒有邊界一樣。」 1554年,Augier Ghislain de Busbecq,這位神聖羅馬帝國駐蘇萊曼大使在信中所述。自此,如果說一切似乎有了轉變,那麼本質依然:在伊斯坦布爾,與土耳其其他地方一樣,自然依然是時間的主人。即使中東的穆斯林很早就知道了一天24小時的劃分,這裡的時間概念依舊通常根據季節和光線而變化無常。

「通常根據可觀察到的自然變化把一天分為黎明、正午和黃昏,除此以外」,著名伊斯蘭歷史學家Bernard Lewis指出,「還有另一種對穆斯林來說非常重要的細分方式,那就是確定不同的禱告時間。」禱告根據穆安津每天五次的通報,比昔日更取決於觀測而非精確的片刻。

昔日有昔日的報時者:muvakkit,棲身於清真寺入口大門上方的muvakkitane。這類天文工作者求助於日晷、沙漏和漏刻來確定禱告的時間安排。Frédéric Hitzel認為,直到19世紀末期,伊斯坦布爾一共有69座muvakkitane,其中位於大巴扎入口的巴耶塞特二世清真寺內的那座為整座城市停止過時間。1660年以來,位於金角灣的耶尼清真寺(又名「新清真寺」)一直為船艦和渡輪安排時間。在托普卡匹王宮的第三宮,昔日由穆罕默德二世於15世紀建造的私人寢宮,一座水平放置的日晷見證著蘇丹生活里時間的存在。

然而這裡沒有精確的時刻,人們依據光線的三大變化來安排生活節奏:黎明、正午和黃昏。星象和天文卻可以用來確定宣戰、婚慶或出行的吉日。廣泛利用自古以來眾所周知的測量儀也會遇到問題:日晷在夜晚無法使用;通過遮蓋過去的時間來計時的漏刻具有精密的自動性,是真正的藝術傑作,但卻脆弱而難以維護。

15世紀以來,正是對時間科學的興趣而非出於情勢需要激發了蘇丹門對歐洲製造的機械鐘錶的熱情。如今陳列在托普卡匹王宮一間殿室里的罕見的鐘錶藏品反映出大蘇丹們的高雅品味,以及毫無疑問地是,面對穆安津和muvakkit等宗教勢力的崛起,想要掌控時間的意願。Augier Ghislain de Busbecq在1560年就寫到:「土耳其人認為安裝一座公用大鐘將會降低穆安津及其古老儀式的權威。

1640年起,五名鐘錶匠,其中四名來自歐洲,開始專門為皇宮工作。對於駐外使節們來說,送一座鐘或一塊表給蘇丹不失為一份好禮。1547年法國神聖國王亨利二世向蘇萊曼贈予了「一座里昂製造的大鐘」。來自瑞士、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的年輕鐘錶匠們在Galata的熱內亞街區安身立足並創建欣欣向榮的行會。這一行會主宰著這伊斯坦布爾的時間一直到18世紀。最近的一位代表就是盧梭之父——艾薩克·盧梭,他是托普卡匹王宮擺鐘的調鍾師。

「我的父親在我唯一的兄長出生之後」,盧梭在《懺悔錄》里寫到,「就被召喚去了君士坦丁堡,並在那裡成為一名宮庭鐘錶匠。他因為捨不得對妻子的愛從那兒回來。她催促他回來」,他繼續寫到,「我就是這次回歸的惡果。十個月後我出生了,既羸弱又患病;我使母親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的出生就是我噩運的開端。」

19世紀以來,伊斯坦布爾和土耳其進入有節奏的現代化,但是這段歷史的痕迹毫無疑問正如小說家Georges Duhamel與1947年發表的《向伊斯蘭國家請教》一書中提及的那樣:「匆忙有何用?侵蝕生命的甜蜜又有何用?這裡,所有人都在遲到。我們只是步調一致罷了。」

(作者何岸,蒙特利爾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微思客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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