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的起源

編者按: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悠悠華夏五千年的文明，但事實上，我們卻只有商周以後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如果沒有考古遺存發現，沒有當世的文獻資料，後世著述中的記載只能是「傳說」。具有悠久歷史的中華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為了回答種種問題，2000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

　　目前，探源工程第三階段工作即將開始，經過多年的工作，在大量考古發現的基礎上，最早的中國正在一點一點揭開她神秘的面紗。

　　演講人:王巍

　　演講人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課題組長。致力於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研究以及環境變遷與人類生活方式及文明演進關係研究。

　　緣起:為文明求證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從根本上說是源於中國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長期所承受的壓力。中國古代史籍把黃帝和炎帝時期作為中國歷史的肇始，把夏代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王朝。中華文明被認為具有五千年的歷史。但是，古代文獻中對黃帝、炎帝乃至堯舜禹時期的記述均屬古史傳說的範疇，對夏代歷史的記載也極其簡略，僅僅根據這些後世文獻的記載，很難全面地研究當時的歷史，更無法判斷當時的社會形態。依據西方現代考古學的觀點，如果沒有考古遺存發現，沒有當世的文獻資料，後世著述中的記載只能是「傳說」。正因如此，國內外學術界很多人對中國是否擁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懷疑的態度，部分國外學者甚至懷疑夏朝是否為真正存在過的王朝。面對這些詰難，我們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來解答。

　　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學應運而生。經過80多年的發掘研究，新的考古材料對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歷史有了一個輪廓性的記錄。同時，人們也認識到，《史記》中有關五帝時代的記載，絕非憑空杜撰，其中的確傳遞著一定的歷史信息。20多年前，夏鼐先生曾提出進行文明起源的研究，並不斷有研究者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進行探討。但是，要想消除社會上及學術界存在的上述懷疑，現存的文獻資料是難以做到的，必須通過考古學家的工作，讓最新的考古學研究成果站出來說話。近20多年來，中國大批重要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梳理中華文明早期歷史的發展脈絡、論證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提供了重要依據。但是，要論證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必須全面和系統地回答以下問題:具有悠久歷史的中華文明是如何起源的？它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為什麼會經歷這樣的發展歷程？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有何特點？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特點？促使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動力是什麼？作為中華文明主要物質內涵的科學技術發明和創造與精神文化的發展的具體狀況如何？這些關係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迄今還缺乏較為系統的綜合研究，更遠未得出比較一致的認識。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學者，對上述有關中華文明的一些基本問題拿不出較為系統的見解，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汗顏的事情。針對這種狀況，在2000年完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即開始了這項迄今為止中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考古工程。

　　實踐:考古發現與資料

　　下面我想結合一些考古的資料來談中華文明的起源。

　　中國史前農業的起源:首先看中華文明起源的基礎——農業的出現和發展。如果沒有農業的出現，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起源，農業是出現在文明起源的第一個基礎。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農業的出現應該是距今12000年左右，比如說在南方的江西、湖南等一些地方都發現了1萬年左右的與栽培稻有關的遺存；在江西萬年縣的仙人洞遺址發現了距今1萬年前的陶器和刀子的植物硅酸體；湖南道縣的玉蟾岩遺址，發現了陶器和稻子的顆粒。但是在當時，普遍的特點都是在洞穴裡面居住，所以栽培的稻數量很少，應該是農業起源的階段。

　　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中國或者說世界水稻的起源地問題。到上個世紀70年代，一些搞農學的人認為水稻的起源於印度；還有一些人認為雲南是水稻的起源地，因為雲南至今仍有很多的野生稻的種類。兩種觀點的同一前提是，栽培稻應當起源於野生稻的原產地。開始是人們認識和利用野生稻，後來由管理野生稻逐漸發展為栽培稻，這應該是很順理成章的。但是，我們在考古中發現雲南水稻的年代都比較晚，大概是出現於距今4500年前，沒有發現更早的。而我們在上世紀70年代，在長江下游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了7000年左右的栽培稻，近20年來，在長江中游地區還發現了1萬年前的栽培稻。所以，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就考古發現來看，距今1萬年左右在長江流域已經開始了水稻的栽培，後到距今8500年左右往北或者往四周傳播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水稻的栽培很可能是在長江中游首先開始的，但是也不排除下游的可能性，因為考古發現就是這樣，只能根據迄今為止的發現來做出推論。

　　長江下游地區的古國——良渚文化的社會變化:在江浙滬地區，也就是太湖沿岸地區，分布著大量良渚文化的遺址和墓地，距今5200年到4200年。良渚文化時期是當地文明起源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首先是農業的發展，在這裡出現了迄今年代最早的石犁，表明耕作技術和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另外一個是石鐮，這也是跟耕作有關的農具，可以看出當時長江下游地區已經脫離了鏟和鐮的組合。良渚文化的手工業生產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一些陶器製作相當精美，有的表面還有刻畫圖案或符號。

　　良渚文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出現了祭壇——平面為方形，周圍是用石頭壘砌的牆壁，在祭壇上往往都有良渚文化的墓葬。這些挖在祭壇上的墓葬大都是出土玉器比較多的高等級的墓，而且跟祭祀有關的玉器也很多。我們認為，埋葬在祭壇上的人很可能就是生前主持祭祀的祭司，他們的身份比較高，生前在這兒主持祭祀，死後便被陸陸續續地埋在祭壇上，成為後人祭祀的對象。在墓葬中發現了很多玉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玉琮，外面是方形的，裡面是圓形的孔。還有一種就是圓形的玉璧，有的一座大墓中就隨葬20多件玉璧。琮、璧還有幾種玉器是長江下游高等級墓葬特有的隨葬品，也是墓主人身份的體現。

　　近年，在良渚文化的中心區浙江餘杭良渚鎮一帶，發現了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牆基部的寬度達40到60米。修建於沼澤地區的這座城址的牆基底部鋪墊一層石塊作為基礎，其上的牆體用黏土築成。石塊和黏土都是從別處搬運過來的。建築這座城所需工程量之巨大，令人嘆為觀止。據初步估算，動用1萬名勞動力，需要4年才能建成。可見當時位於社會金字塔頂端的權貴階層所具有的動員、組織和管理一個龐大的、結構複雜、分化明顯的社會的能力。

　　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我個人認為很重要的是權力的出現和發展。原來都是平等的，後來怎樣出現有一些人掌握了權力，掌握了哪些權力，或者這個權力是從哪兒得來的？我們覺得一個是宗教——對神的祭祀，如果某個人作為一個集體的代表，能夠跟神進行交流，他的一些意志可以假託神靈的意志來發布，周圍的人會無條件地服從。第二個來源是軍事權利，首領跟外面部落打仗，必須要統一，有絕對的指揮權。這個軍事指揮權逐漸地增加了權威，對內也逐漸地實行了強權的統治。所以說，神權和軍權是王權的重要來源。

　　探尋堯都——陶寺遺址的發現:在據古史傳說在堯活動中心地區的山西南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遺址新發現了距今約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到了中期(約距今4100年前後)，建成了長1800米、寬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在城內的東北部，為一個高等級居住區，這裡發現了規模達1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築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牆皮。遺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還發現了朱書的「文」等文字，表明當時已經使用了文字。遺址中還出土了純銅諤的銅鈴和青銅器環以及銅容器的殘片，表明當時已經掌握了冶銅術。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發現了一個平面呈大半圓形的特殊遺迹。經過1年的模擬觀測發現，從該半圓的圓心經半圓形夯土牆有意留出的二十道縫隙中向東望去，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農時節氣時恰好可以觀測到太陽從遺址以東的帽兒山升起。發掘者和天文學家都認為，這個遺迹極有可能是與當時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節氣的活動有關的觀測天象和舉行祭祀的場所，這使學者們感到，《尚書·堯典》中關於堯「觀象授時」的記載很可能並非後代史家的杜撰，而是具有「史影」。

　　陶寺城址的規模比夏代後期的都城二里頭遺址小約100萬平方米，但與全國各地發現的早於夏代的城址相比，則要大1倍乃至數倍之多，頗有傲視群雄之感。陶寺城址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城內功能分區明顯。高級貴族居住區與社會下層居住區相隔絕，並已出現專門為上層貴族所掌控的倉儲區和墓葬及祭祀區。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階層分化，城內的統治集團已經掌握了軍事指揮權和祭祀權，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主宰，已經具有「王」的雛形。課題組認為，至遲在距今4000多年前陶寺大城修建和使用的時期，已經進入到初期文明的階段。

　　夏代後期的都城——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陽市以東。是1959年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的。上個世紀70年代，在遺址的中部發現掘過一號宮殿和二號宮殿，後來又發掘了鑄銅作坊遺址和一些墓葬。這些發現表明，這個遺址的規模很大，規格很高。由於其年代比商代早期略早，很多學者認為，它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都城所在。但是，及至上個世紀末，對該遺址的布局了解得很少。進入21世紀以來，配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這個遺址再次開展了大規模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首先發現了幾條寬度在10到20米，相互交叉平面呈井字形的道路網路。後來，在道路的內側發現了圍牆，先後發現的一些宮殿均位於宮城城牆圍繞的範圍之內，形成了邊長300多米，面積10萬平方米的宮城。在位於宮城東側的二號宮殿的南邊，發現了修建時間略晚於二號的四號宮殿，雖然時間不一樣，但一前一後的兩座宮殿是方向一致，左右對稱的。1996年到1998年我帶隊在位於二里頭遺址東北6公里的偃師商城進行發掘時，發現商代早期前、中、後三座宮殿建築在一個中軸線上，且多座宮殿都是左右對稱的格局，表明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故宮的這種前後幾進院落，具有同一中軸線，每座宮殿內左右對稱的宮殿布局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現在看來，在夏代後期，這種中軸線的布局已經出現了。但是我們在比二里頭早數百年的陶寺遺址卻看不到這種布局的跡象，因此，這種都城的布局制度理念很可能產生在夏王朝時期。

　　還有一個重要發現就是在二里頭宮殿區周圍的道路上發現了車轍，這就牽扯到了中國古代車子的起源問題。目前，我國古代最早的馬車是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商代晚期的，也就是說距今約3300年左右，在此之前沒有發現馬車，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商代晚期的馬車是本土起源，還是外來的影響？搞古代動物研究的人發現，家馬在中國的出現也是在3300年，也就是說兩者是同時出現在中國的。還有一個特點，我們中國的馬車基本的性質，跟西亞一類馬車有相近的地方，在高加索那一帶馬車出現很早，不晚於公元前2000年。所以，我曾經提出一個觀點，中國馬車的出現很可能是西邊的影響通過歐亞草原過來的。那邊的馬車從年代來看，比我們早很多。1996年，在偃師商城也發現了這樣的車轍，兩輪之間的距離是1米左右，但是這個是夏代的，不過這個車跟馬車有很大的不同，因為殷墟的馬車兩輪之間的距離(軌距)是2.4米左右，這個才1米，所以，無論如何不可能是馬車。但是，這個車轍的發現表明，中國使用車的歷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夏代，我們聯想傳說中有「黃帝造車」、「奚仲造車」的記載，說明在夏代以前就有車的使用了。

　　結論:延續發展的文明

　　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社會的分工和分化:從現在看來，距今8000年左右，社會分工和分化初現端倪，到6000年左右，已經較為明顯。到了距今5000年前後的時候達到了第一個高峰，像良渚那種上百件隨葬品的大型墓葬說明當時等級分化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所以，距今5000年左右的時候很可能已出現一個「王」的雛形。以「王」的出現為標誌，包括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包括宗教、祭祀的高度發展，可以說中國早期國家或者說早期文明在那個時候已經出現了一個雛形。所以，五千年的文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是可以的，當然同以夏王朝為代表的王朝文明有階段性的不同，它是一個初期階段的文明。

　　到夏王朝的時期，從宮殿的布局規劃性，青銅容器的製作，玉制的禮儀性玉石器以及玉戈、玉璋的出土來看，應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跟5000年到4000年的文明應該有質的不同。

　　文明不應該僅僅是包括國家或者社會方面的變化，它應該首先是物質方面的發明、創造和進步，然後是精神方面的進步，包括藝術、知識、對周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宗教的相對發展，然後權貴掌握了這些權力開始發展這個社會的變化，所以，現在有人講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其實我們研究文明的起源也包括這三個方面。如果要劃分成幾個階段，那麼，距今6000~5000年是一個文明起源加速的階段，距今5000~4000是初期文明形成的時期，距今4000~221年是王朝文明的誕生和發展的時期，到秦代以後，中華文明進入到了帝國的階段。

　　關於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背景的原因:首先是以生產發展為基礎，同時以剩餘的財富作為前提，然後出現了權貴、等級的分化，還有一個就是環境的變化有可能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治水傳說當中，有堯舜禹時洪水的記載，在考古發掘當中，我們確實發現跟環境變化有關係的線索，比如說洪水的一些跡象，比如說某一個時期的氣候異常，因為距今4000年前後世界範圍內有一個氣候變化非常劇烈的時期，在中國開始也有反應了。當然這種反應並不是說中國文明起源就是洪水，只是治理洪水有可能使首長的權力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或者是相對一個群體的人集中地服從指揮。

　　關於各個地區的文明化進程:還有一個特點是各個地區文明進化的過程，叫文明化進程，比如說良渚有它自己的道路，中原有中原的道路，都是在發展。所以，我們覺得文明起源研究，應該把重點放在各個地區的文明化進程中，怎麼演變的，經歷了哪些變化，從考古發現然後再看這些變化怎樣共同導致中華文明起源的形成，各個地區在這個過程當中起到什麼作用。

　　關於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中國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可以用「多元一體」來概括。多元就是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的過程，一體是逐漸融合到以中原夏商周王朝為代表的文明當中。先後地融入以中原為中心的大熔爐當中，只不過融入的時間不同，融入的方式有可能也不同，有些是被軍事征服，有的是可能通過別的途徑，共同構成這樣的主題。所以，我們現在要搞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際上就是追溯這樣一個過程。

　　關於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匯聚」與「輻射」:我們在以夏商周為代表的中原王朝文明當中可以看出，周圍地區因素很多，比方說玉器、漆器以及陶器製作工藝等都是周圍的地區率先發展起來然後逐漸地被中原所吸收的。而以青銅容器為代表的文化和技術則在中原地區率先出現，然後再逐步擴展。

　　我曾經發表一篇文章說，中國文明起源模式之一，可以用「匯聚」和「輻射」來概括。匯聚主要是在夏王朝之前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匯聚，輻射主要是商王朝及其後高度發達的文明向周圍的擴展，當然這始終是相互的，只不過在夏王朝及之前，尤其之前主要是匯聚的過程，夏商王朝之後主要是變成輻射。從這個角度來講，各個地區的互動應該是中華文明起源非常重要的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