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看，張藝謀的《英雄》，真有國人批判的那麼差勁嗎？

了不起的蘇小姐，《布林客》雜誌創始人/主編（公眾號：blinkzine）

毋庸置疑，《英雄》是張藝謀最具爭議的電影作品。最有意思的是，《英雄》在國內外之大相徑庭的評價和口碑。國內的影評人和觀眾對這部電影多持負面態度，統一的認為這部電影缺少內在精神價值判斷，充斥藝術靈魂的空洞，華麗有餘而內容不足；而西方媒體和觀眾卻視這部電影為神作，例如我一個畫畫的美國朋友認為此片是他看過最好的非英語電影，用「無盡的詩意」和「純粹的藝術想像」去讚譽它。

官方信息來看，美國《紐約時報》曾用整整兩個版面報道這部電影，稱「《英雄》這部電影經典得就像中國的《紅樓夢》，也是我們美國奧斯卡的無冕之王。」 而在 2005 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的「2004 年全球十大最佳電影」里，《英雄》更是排名第一，成就了華語電影首次問榜登頂的神話。

這樣的口碑差異是值得研究的。張藝謀曾在一次訪談里說，從《英雄》開始，他的大部分電影都不叫觀眾滿意，而原因就是因為他是張藝謀。用他自己的原話就是，「這電影擱在別人那兒，都是好電影」。

這句話也很令人回味，道出了觀眾對於大導演的藝術期待，你是張藝謀，你就應該水平比別人高；同時，也反映出觀眾對於導演「人藝合一」的期待，超生風波，包括接手奧運會開幕式，都讓張藝謀的影迷對於一個藝術導演的純粹性打了折扣。

但話說回來，就《英雄》這部電影本身而言，它真的有國人批判的那麼差勁嗎？

首先，我認為有幾點是可以作為客觀評價這部電影的基礎。

第一，「武俠」的概念是主觀的。沒有一個今天的人是真的生活過在一個「武俠」的世界裡的，也有沒有一個字典或一本教課書來給出「武俠」這一含義的標準解釋。所以，人們對於武俠的理解都是基於文學、美術、影視等人為創造的、間接建構的信息，那麼，這個「武俠」的概念和觀點就是絕對主觀的。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武俠」，一千個「江湖」。張藝謀拍的是一個自己臆想里的「武俠」精神，所以，有人叫好，有人批評，是很正常的。

第二，「武俠」不是張藝謀成長的世界，也不是他骨子裡的精神。張藝謀是個典型的「中國式」導演，他的成長環境、審美品位、藝術理念，都是很傳統的，中國式的大紅大綠，透露著人多、地大、黃土高坡的壯美和豪情。所以，類似於《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等傳統文化的、鄉土環境的、內陸氣息的、現實主義的電影題材才是張藝謀根子里的東西。他深有體會，包含情懷，所以這類題材的電影他拿捏得當，立意深刻，飽受好評。較徐克這樣的導演而言，《英雄》想表達的武俠世界絕對不是張藝謀的主場，也不是他的專長，所以電影拍得不進油鹽滋味，可以理解。

第三，《英雄》是張藝謀的野心之作。不可否認的，張藝謀拍《英雄》是受到了李安的《卧虎藏龍》的影響，他也想拍一個叫西方人大開眼界的視覺奇觀，並進軍好萊塢，最好能拿個奧斯卡。新千年後的張藝謀，已經憑藉《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活著》、《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包括《我的父親母親》在國內獲得了無數的聲譽，已經是國內一線大導演，於是野心放大，想征服國外市場，也是情理之中。這種國內大導演想在國際市場獲得認可的心態在後來的馮小剛身上體現的更明顯。作為一個賣座但不得獎的導演，馮小剛自己也坦言，《夜宴》算是他進軍國外、企圖得獎的野心之作，最有趣的是《卧虎藏龍》、《英雄》、《夜宴》有一些一以貫之的元素，例如章子怡的形象，譚盾的電影音樂（這三部電影音樂完成了譚盾自己的「武俠三部曲」）。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該明確，張藝謀拍《英雄》的主要目的是給外國人看的。他選擇了一條自己不擅長走的題材道路，目的是證明自己的視覺藝術控制力，至於結果怎麼樣，我們細細來看。

從很大程度上說，中國內地有一整個時代的電影觀眾都是在張藝謀那寫意又寫實的電影里成長的。例如我爹，是絕對的張藝謀腦殘粉，視鞏俐為心中的第一女神。他的《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等電影，敘事風格充滿了中原文化的豪氣，講究的色彩和構圖形成了獨特的電影語言。張藝謀的電影注重寓意、象徵意味豐富，這個陝西漢子用樸實的獨白和激情的畫面講述了一些我們文化「根」里的東西，剖析中國的社會、中國人的命運。所以，當 2002 年，這個黃土地導演用巨星雲集的商業大片描述一個虛幻的「武俠」故事時，人們都驚訝了。無論是題材，還是製作，《英雄》都一反張藝謀電影的常規，打破了人們的預期。

這部電影斥資 3000 萬美元，成為了當年投資最高的中國電影。在演員陣容上，此片彙集了李連杰、梁朝偉、張曼玉、章子怡、陳道明、甄子丹這一批國際國內知名的當紅影星，就連電影主題曲的演唱者也是天后王菲。這種製作陣容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觀的。最終，這部電影在國內的票房高達 2.5 億人民幣，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票房過億的影片，創下了無數個歷史奇蹟。兩年之後，電影於 2004 年八月在北美地區上映，連續兩周奪得票房冠軍，全球票房達到 1.77 億美元，這種華語電影在好萊塢地區的驕傲成績至今也非常可觀。

所以，就中國電影進程來看，《英雄》毫無疑問是中國電影「大片時代」的里程碑。自此之後，中國電影拉開了商業大片的時代帷幕。砸投資，拼明星，狂宣傳，這開始成為一種商業操作的模式。

於是，電影觀眾在大量的「大投資」、「大明星」、「大爛片」的惡性循環里感到失望，也開始埋怨起這種大片模式的怨始作俑者，張藝謀的《英雄》。

我個人就十分懷念八十年代末中國電影的誠摯時期。有張照片我記得清楚，畫面里有三個光著膀子站在高粱地里的男人，分別是莫言、姜文，還有一個帶著一身黃土、笑眯了眼睛的導演張藝謀。

但話又說回來，撇開導演的個人野心和商業大片的操作，《英雄》作為一部電影又如何呢？

《英雄》的故事情節簡單得幾乎可以不用複述，張藝謀版的「荊軻刺秦王」，在電影語言里描寫了一個「講故事」的故事：刺客無名背負著刺秦的使命來到秦王面前，為了完成自己十年練就的「十步一殺」的絕技，他需要長空、飛雪、殘劍三位刺客的犧牲而接近秦王。電影的整個架構就在無名與秦王二人的對話中產生，回憶和現實不斷交織，真實和謊言相互交錯。幾位刺客的形象在風格化的色彩敘述分支中不斷豐滿成型，秦王的回憶和猜想也推進了故事的進展。最後，無名受到殘劍「天下」概念的啟發，在與秦王面對面的交涉之後，決定為了天下的大一統而放棄刺秦的任務，犧牲自己，最終完成了故事對於歷史上秦國統一天下的結局對接。

這種電影構成和敘事模式展現了自 20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西方世界頗為流行的多視角、分段式敘事，展現了同一故事的不同角度，刻畫了不同人物在同一事件中的各自經歷和感受。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敘事模式給予了觀眾多元化體驗的可能，完整了單一敘事中的情感缺口；同時，在哲學思想上，也表達了藝術家對於「真實」和「體驗」的辯證關係、複雜結構的反思，試圖用多人、多角度的私人化體驗去拼貼一個集體事件的「真實」外衣，從現象學的角度去考量個體和群體的聯繫。

所以，《英雄》的電影模式雖談不上新奇，但卻是中國電影在傳統敘事模式上的突破，也展現了中國導演在西方文化語境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產生的藝術實驗。

這種多線多角度的分段敘事成為了《英雄》故事本身的情節矛盾，到底哪裡是真實、哪裡是謊言成為了無名和秦王鬥智斗勇的交鋒，它們的互補和互斥也成為了觀眾思考的主題。

西方導演在使用分段敘事、多角度回憶的電影創作時，多習慣於用文字標題來提醒觀眾，最著名的例子要算鬼才導演昆丁·塔侖蒂諾的《低俗小說》。這部電影由「文森特和瑪莎的妻子」、「金錶」、「邦妮的處境」三個故事，加上序幕和尾聲這五個部分組成。風格化的字體和標題的運用把這五個環環相扣的小故事分隔開來。這種由標題統領的「環形敘事」的結構成為了電影史中的經典，其中標題的運用也影響了好萊塢的類型化影片的發展。這種文字標題的使用既體現了導演的個人風格，更體現出了美國主流文化里受到自六十年代後的「波普藝術」的影響，文字和語言在視覺藝術里的直接參与表達了以廣告為主的大眾文化和商品經濟對於流行文化的入侵。

而張藝謀作為中國導演，在進行風格化的分段敘事時，沒有採用「文字標題」的手段而是使用「色彩」這一元素對不同主體的故事進行分割。這既符合中國文化里內斂寫意的氣質，點到為止而不必點破，也符合導演個人的審美喜好和一貫創作風格。張藝謀的色彩美學在這部電影里發揮到了極致：色彩不僅僅成為了渲染電影情緒、人物心情的元素，色彩更是成為了電影情節推動和故事邏輯構成的主角。所以，色彩分段敘事成為了《英雄》的巨大視覺標識，讓人們記住了張曼玉和章子怡在黃色樹林里決鬥時的紅衣飄飄，也讓人們記住了李連杰和梁朝偉在碧水山巒上對戰時的俠氣青衣。

電影的色彩分段敘事主要分為四大色塊：

第一塊是黑色主題，主要為無名和秦王在現實主線中的色調，這個黑色的主線貫穿電影始終，從二人的衣服髮飾，到秦宮大殿內的擺設，到衛兵大臣們的一眾黑色，都象徵了那個鐵器時代的風貌，秦國的威嚴和歷史的殘酷；

第二塊是無名講述的第一個故事，以飛雪、殘劍在趙國書館的紅色基調為主，紅色映照著這個故事中對於愛欲的描寫，體現著愛、恨、佔有、嫉妒等激烈的人類情感；在另一方面又伴隨著秦軍大部隊的箭雨腥風，紅色象徵著歷史興衰滅亡的血液，而與硃砂這一書寫材料的顏色相呼應，又在情感上體現了導演對於文化血脈這一重要情懷的暗指；

第三塊敘事主要由秦王的回憶和想像講出，以三位刺客的藍綠色調為主，刻畫了一個仙氣十足的境界，水藍色既表現出秦王內心世界的縝密心思、鎮靜強大，又在氣質上體現了殘劍飛雪這一對俠義眷侶的超脫世俗的氣質，在形式上模仿山川、江河的流動與飄逸，也包含了秦王對於俠情義膽的崇敬，對於胸懷坦蕩的劍客精神的尊重；

而最後一個色塊是表現真實世界的白色敘述，白色在本意上體現出真實，本質，乾淨，統一，既是最簡單的存在，也是最難得的純粹。光可以看作是白色的，水可看作是白色的，風可看作是白色的，白色構成了這個複雜世界的基本元素，導演在賦予真實以「白色」的外衣之時，也在對這個意義複雜的存在基本付諸個人化的思考。

這種極其風格化的敘事方法給張藝謀帶來了兩極式的評價。熱愛這種極度寫意化、舞台化表現手法的人對這部電影的讚美滔滔不絕，稱《英雄》成就了電影視覺世界的空前美景，其色彩的運用媲美黑澤明的電影經典《亂》。而習慣於張導早期電影的觀眾則失望於美麗的視覺世界裡缺少了一個震撼人心的故事，對於這種虛無武俠世界的淺層詮釋也讓他們無法在所謂的「天下」概念里找到人物轉變的合理解釋。

而這種「所見」與「所感」之間產生的巨大不平衡正是《英雄》這部電影飽受爭議的原因。

西方觀眾因為缺少對於秦國大一統歷史的了解，抱著對於武俠世界的無盡想像，驚嘆於這個詩意暴力美學裡的世界。面對這個他們並不了解、少有熟悉的東方環境和俠義精神，他們選擇完全的相信，賦予充足的尊重。可以說，西方觀眾多是抱著欣賞的態度去觀看這部影片，選擇沉浸和融化在那個美麗而遙遠的精神世界裡。

而對於中國觀眾而言，人們本著對於「荊軻刺秦」的個人歷史觀，對於「武俠」精神的自我理解，對於張藝謀電影的心理期待，都是帶著批判和審視的眼光去觀看這部電影的。還是那句話，西方世界裡，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英雄》放在中國觀眾的眼光里，也正是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武俠」，一千個秦始皇，一千個無名，一千個「英雄」的定義，一千個「天下」的價值觀。這種豐富的背景知識和情理常識讓中國觀眾很難在張藝謀給出的唯一答案里找到最讓自己信服的解釋。

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尼采曾將古代藝術分為兩類，一類是阿波羅式的藝術，指的是理智的、規則的、文雅的藝術；第二類是狄俄尼索斯式的藝術，所指的是混亂的、無序的、瘋狂的藝術。

而阿波羅式的藝術代表著知識分子理智的反思，而狄俄尼索斯式的藝術則源自於人類的心理潛意識。這兩種藝術形式與代表它們的神一樣，都是宙斯的兒子，彼此互不相容，但又無法分割。

尼采認為任何形式的藝術作品都含有這兩種基本的表現性質。而表現主義的基本特徵就是狄俄尼索斯式的：在視覺表現上，它們突出地呈現了鮮艷的色彩、扭曲的形式；在技巧上，注重形式的表意、表情緒，創作基於感覺，而不基於理性。所以，廣義的講，表現主義是指任何錶現內心情感的藝術。而從這點看來，張藝謀的《英雄》確實用他的藝術手法展現了表現主義的內涵。

電影的濃烈而分明色彩風格化敘事尤其體現了此片的表現主義手法，而這幾段小故事都源自於單一人物的回憶或是想像，這又符合了表現主義的感性特徵，反映了一個私人化的潛意識視角。

所以，從某一層面上說，基於這種私人化敘事的語言要求，邏輯思維和現實反思並不是電影鏡頭要表達的中心，在這種寫意抒情的語言環境下，苛求表現主義電影的現實反思功能是有些多餘的了。就如同其他表現主義電影那樣，張藝謀在《英雄》的故事裡強調的是觀眾的直覺感受和他藝術的主觀創造，不求複製現實、不對現實理性做出評價，崇尚的是一種類似原始藝術的非實在性的、裝飾性的美，並求在濃烈的色彩、強烈的明暗對比中創造出一種極端純粹的精神世界，致使超現實的藝術風格更進一步的發展。

但是，這種基於尼采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的創作本身就是會遭受到社會質疑的。

這種只表現私人內心、體現情感宣洩的作品從一定程度上講體現了虛無主義精神的本質，在影像世界裡只關注異化精神的表象而不去反思現實世界的矛盾。雖然人類的共性是企圖在現實中找到精神的安慰，逃亡不可避免的衝突，但這種類似精神鴉片般的藝術手法無法揭示生活的真諦，無法給我們的真實世界提出有力的反思。這也是為什麼人們覺得《英雄》這一電影，只有華麗奪目的外表，但無深刻的精神內核的根本原因。

但是，這種源自於表現主義本身的界限不能完全否定《英雄》作為電影的藝術價值。相反，《英雄》這部影片之所以在西方世界獲得了歷史性的成功，正是源於此片對於表現主義影像的較好詮釋。在這種創作精神下，故事的文化內涵和人物的精神世界跨越了語言障礙和東西文化的差異，感染了處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中的生命個體。

通常說，表現主義電影的導演都在創作中注重具有象徵意味的造型和視覺安排，在構圖和布景上下足了功夫。這一點在《英雄》中體現的極其明顯。

總的來說，四大色彩板塊的安排就體現了四條人物主線的情緒和意義，這種通過顏色完成的精神暗指是超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的，讓中西方的觀眾在情緒和心理上都能讀懂人物的發展和情節的走向。電影的移動影像被設計平面藝術一般地精心對待，對於居中、對稱、平鋪等畫面結構的安排也展現了視覺語言的力量。

例如秦王大殿內的完全對稱象徵了秦王的嚴謹和畫面情緒的緊張，秦王在鏡頭裡的居中體現了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凝聚了劇情的張力。

而表現主義電影里常用的人物特寫和富有象徵意義的空鏡頭也在《英雄》中有突出的表現。在許多打戲中，導演刻意放緩了電影的鏡頭速度，用慢鏡頭去特寫人物表情，中國功夫在如夢如幻的服飾幫助下成為了令人沉醉的舞蹈，而主要人物的一顰一笑更是讓人記憶深刻，這种放大式的表演增強了影片的風格化和戲劇性。

而對於環境的渲染則可以看做是對於人物行為和人物內心靈魂的解釋，力圖揭示人物行為背後的情緒和社會原因。這一點從導演對於「沙漠」、「山水」、「樹林」等幾個重要場景的安排就可讀出。在大漠中出現的那幾次交鋒，包括最後殘劍飛雪的殉情，都展現了人物個體在大環境里的渺小和悲劇意味，體現了中原歷史的殘酷，人物心境的蒼涼之態。

而在那場無名和殘劍在意念中進行的湖中大戰里，九寨溝的迷人景色更是把這種意念之態推向了極致。在這種如夢如幻的畫面中進行的打鬥更多的是一種禮儀，一種對話，一種對於逝者的尊敬，和一種對於武俠精神的致意。那片山水呈現出永恆的寧靜之態，超脫了個體生命的愛恨情仇，展現了自然之超越人類的廣闊和純粹，這是對武俠意境和中國山水寫意的重要體現。

在這些導演藝術化處理的主觀鏡頭裡，客觀的寫實已經不是電影敘述的主要目的，情節和邏輯的分析讓位於情緒和意識的描繪。《英雄》的故事本身就是在探討「講故事」的私人化和主觀性，而電影鏡頭展現的也正是這種藝術處理後的「主觀的現實」。

這種主觀的現實讓西方觀眾簡單易懂地看到了中國山水詩意的美，武俠世界的瀟洒和無奈，中國文化的博大和深遠。在劇情的推進中，還順帶介紹了武功與琴韻的相通，讓西方看到了「大音希聲之境界」；揭示了書法和劍法的相似，傳達了「靠手腕之力與胸中之氣」的統一；同時還展現了中國文化的歷史，秦國統一度量、統一文字、最後統一天下的文化結果，等等這些內容都讓西方觀眾在看得著迷的同時看到了點中華文化的皮毛。

所以說《英雄》作為一部拍給外國人看的電影，我認為它的使命是完成了的。

形式的壯美附帶著中華文明的情韻被西方人欣然接受，這個結果是理想的。如果真的能讓所有中國觀眾也能在這個表現主義的主觀世界裡讀出點現實主義批判的深刻含義，那麼《英雄》也許真的可以成為中國電影史上最完美的作品了吧。

希望你們覺得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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