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後，回首鄧麗君

07-03

如果鄧麗君還活著，今年她應該剛好走過一個六十甲子。1995年5月8日,鄧麗君於泰國清邁的湄賓飯店因病離世，讓世人無法從回憶錄里品味她人生點滴。這麼多年過去，聽著她的歌走過人生黃金歲月的那代人仍然在懷念，家人亦挂念。曾是國軍少將的鄧長富是鄧麗君的三哥，是鄧麗君藝術基金會董事長，他和妹妹年齡相近，成年後又一起在美國留學多年，在幾個兄弟中，鄧長富與鄧麗君的感情最深。

這個給人謙和印象的三哥多年研讀史學。當問起他在妹妹鄧麗君下葬時給她的最後禮物時，他說那三本書是他根據妹妹生前閱讀的口味精心挑的，分別是《唐詩三百首》，李清照的詞，還有一本張愛玲的小說集。因為張愛玲是她生前很喜歡的作家。這是做哥哥的送妹妹的最後一份禮物，是他親自放進了棺木。

倘若由一個兄長談及自己的手足胞妹，又恰好是感情甚篤的那個，無論是誰，講述一切的言語總歸是溫暖的。鄧長富是個談話時氣質清矍的人，「很多人因為並不了解鄧麗君，在回憶時只一味在強調重複著『真善美』，我也覺得多少難免有溢美之詞。作為哥哥，我很客觀的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她，我的妹妹畢竟是一個凡人，是一個女人，她也有像其他女孩子一樣對愛情的幻想和失敗。但即使是從親人角度看，妹妹也是個極其敬業的歌手。她從小愛唱歌，非常敬業。我記得妹妹無論去哪裡演出，不管台下有多少人她的認真態度都一絲不苟。」鄧長富說，「她辦演唱會從不馬虎，非常累非常投入，這也是她後來不大願意再做商業演出的原因。她對商業演出這個概念太較真了，覺得今天你們是花錢來看她表演，不把最好的表演呈現出來就一定會自責。所以她每一次演唱會之前籌備都累得要命。」

鄧長富回憶有一次鄧麗君做勞軍演唱，表演完了之後坐了一艘小船回來。在沙灘上有十來個士兵幫她拉船。那些人那天因為還在駐守崗位沒能聽到她唱歌，鄧麗君就跟他們說：「你們都沒聽到呢，我給你們唱幾首歌吧。」她就站在黃昏海灘的風裡給那十幾個拉船的士兵唱了七首歌。

妹妹再是如何絕世名伶的風範，哥哥也永遠記得她羊角辮的模樣。有的女孩子會在成長過程中因為經歷了一些事之後性格發生改變，而鄧長富的記憶里妹妹就從來都是一個溫和的性子。她年少時和其他女生沒有兩樣，除了升學壓力就是沒完沒了的補習課。「當時她念書時除了數學以外功課都很厲害，我比她高兩個年級，她小學的算術是我來輔導。那時候她放學回來也是補習，一個小小的孩子背著個大重書包，把那個肩膀壓得，我們每次看她放學回來肩膀都被壓斜。她小時候時常梳著個辮子，昨天晚上我在石景山她的紀念餐廳還看她十歲的照片，我就在想她以前那個樣子的確蠻可愛的。」

鄧長富說他和妹妹兩個人都是不藏任何秘密的個性，妹妹遇到什麼事也都會跟他講。所以說她從小到大交往的朋友，一般的友情到男朋友，當哥哥的基本都認識。「她幹什麼我都知道。她交往的一些男生朋友並不是男女朋友，只是媒體非要把它寫成這個樣子，但我們家也從來不解釋，也沒什麼好說明，就是這樣。根本不去解釋。」

「她獨立得早，很小就登台，當時我母親陪著她。從那時候起因為她緊張，養成一個習慣，做任何演唱會，上台以前她都要去燒香。我們家是比較傳統，父親是軍人，要求我們幾個孩子但凡選擇走的路就走好，別後悔。走了就要把它做成功。當年去香港發展也是一樣，她年紀輕什麼也不怕，學東西也快，語言進步得很快。1971年去日本，這個是很大的轉折。那個時候去日本考慮了很久，包括我父親都不太贊成，你也曉得我們老一輩人跟日本人有一個情結。最後還是讓她去了，她人生也有幾個不好的時段，比如說上世紀90年代本來是要來大陸，我一直在想，要是妹妹1990年來了她的人生肯定會不一樣，肯定現在還會活著。」

關於這一點，彷彿是鄧長富常常在想的一個問題：「她那時候要是來了，生活重心就不一樣了，肯定會有一些變化，不像她那幾年商業演出都已經不怎麼做了。我跟她說來大陸，大陸這個市場這麼大這麼多的人，相信你光去大陸走走看看都能有不一樣的人生。我想人生的轉折點這回事，就是有一個走下去了，可能一切就又不一樣了。有個地方要是沒有走通，可能這個機緣對她來說就失去了。後來我安慰母親也這樣說，人生就是這樣子的，你不能不信，命運已經發生了，你不能重來，只能接受它。」

關於坊間一直把鄧麗君跟政治聯繫在一起，鄧長富說：「因為那個年代就是一個政治年代，避免不了，沒有一點政治觀點怎麼可能，你不參與政治可以，但你不能脫離。人們不了解台灣那個時候的葬禮，她過世時中華電視公司成立一個制喪委員會，很多事情是這個委員會在做，我們家屬都不能參與，只在操持家祭的部分。那些公開、公祭，申請覆黨旗的細節，都不是我們操持的。政治人物來參加葬禮其實也非常正常，當時差不多有20萬人在那邊，整個外面都是人龍，影響十分浩大，葬禮也是開放性的，所有的民眾都可以看。為什麼大家會看到政治人物來就驚訝，其實像台灣的鳳飛飛過世時，因為歌手生前影響力大，政治人物也來過，並沒有大家賦予的那麼多神秘的幕後原因。一點政治因素都沒有。」

所以鄧麗君的家人最開始在聽到那種捕風捉影的傳得很神秘而且愈傳愈烈的間諜傳言時開始很生氣，後來也就對台灣當時媒體的狀況習慣了。曾經有一個吳正文說過關於她是間諜的話，後來也做了澄清了。「關乎名譽的我們一定會要求澄清，但不會總是去解釋，要追究下去沒完沒了反而幫人家在做宣傳。」

那年鄧麗君離世時的直接元兇——哮喘病，據鄧長富說，是忽如其來的，而非舊疾。「她一直都沒有哮喘，1995年那年台灣的冬天一直陰雨，是個死冷的冬天，她過年回家一直感冒都沒好，我們說帶她去看醫生她卻沒有去看，說隔幾天就好。後來她說台灣冬天冷，到泰國去可能就會好。我們也不在意，走了以後我們只打電話問身體怎麼樣了她只說沒事兒沒事兒。但是我在4月份的時候有跟她通過電話，當時中華電視公司希望她去勞軍，因為陸軍、空軍都去過了，沒有去過海軍。她說好，但是最近身體不怎麼舒服要緩一緩，後來我常常想對她的病疏忽了，要是那年多去追蹤她看看病，多逼著她做一些事，她不會走得那麼早那麼突然。」

17年後再回首妹妹的人生時，數十年的歲月在三哥的回憶里也不過浮光掠影的幾瞬。鄧長富說一直很感激這麼多年來有這麼多人在懷念妹妹。所以2008年後，他穿梭兩岸之間聯繫安排並籌辦各項紀念鄧麗君的活動，使得有華人的地方,到如今依然有她的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