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日強化安全合作的動因、影響及趨勢

　　2016年11月23日，韓國政府在國內一片反對聲中與日本正式簽署了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根據這一協定，韓日兩國不必再經過美國便可進行情報共享,在應對朝鮮核導威脅上將加強軍事合作。這是二戰後韓日兩國簽署的首份雙邊軍事合作協定，同時也意味著韓日安全合作關係的進一步強化。

　　韓日強化安全合作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既有應對朝鮮核導威脅和中國潛在挑戰的現實需要，也有美國的極力推動，同時也體現了韓日雙方政治、安全戰略的共同考量。韓日力推《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簽署，提升兩國軍事合作關係的水平和層次，對夯實美日韓三邊同盟起到了對接的作用,同時也將對東北亞安全環境及國家關係產生深刻影響。本文圍繞韓日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分析韓日強化安全合作的動因，闡述韓日日趨緊密的安全合作對該地區國家關係及東北亞政局帶來的影響，並探討韓日安全合作關係的未來走向。

　　1冷戰後趨於制度化的韓日安全合作關係

　　戰後韓日關係是在美國的推動下定位的,是美蘇冷戰的直接產物。韓日分別於1953年和1951年與美國結成聯盟，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下，韓日同屬美國陣營，美國為推行全球戰略，企圖在東北亞地區形成一個以韓日為中心的東北亞防禦聯盟。

　　但是，由於歷史上日本曾經對韓國進行了長達36年的殖民統治,韓國由此對日本產生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警戒之心，在朝鮮戰爭時期,韓國甚至拒絕了日本的軍事援助。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由經濟大國謀求向政治大國轉變，這使得韓國深感擔憂。在這種情況下，冷戰時期韓日兩國以應對朝鮮軍事威脅和蘇聯的擴張為基礎，主要是以美國為中介進行了以人員交流為中心的較低水平的軍事交流與合作。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為適應冷戰後的國際環境，東北亞各國相繼進行了對外戰略調整，韓日關係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另一方面，朝鮮核問題不斷升溫，朝鮮潛在威脅的挑戰，使韓日兩國在安全問題上不斷進行協商與對話，冷戰後韓日兩國的安全合作不但沒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加強，韓日安全合作逐漸走向制度化，促使兩國之間強化安全合作關係的直接原因是由朝鮮核試驗而引發的朝鮮半島核危機。

　　首先，1994年4月，當時正值第一次朝核危機，朝美關係處於膠著狀態，半島局勢陰晴不定，韓日舉行了首次國防部長會談，並實現國防長官會談定期化，此次會談為兩國國防高層交流、國防當局之間的定期磋商、國防部門留學生及研究人員的交流打下了基礎。

　　其次，1998年10月，韓日領導人發表了《21世紀新韓日夥伴關係共同宣言》(以下簡稱《共同宣言》)及其附件《21世紀新韓日合作夥伴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兩國將安全領域的合作作為首腦會談的重要議題之一，並將開展兩國安保合作明確寫入《行動計劃》。以《共同宣言》為基礎，韓日國防部長會談及國防部門的對話渠道進一步制度化，從1998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部長級防務、外交安保對話，從1999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國防政策工作會議、韓國聯合參謀本部和日本統合幕僚會議、防空工作會議，每年舉行兩次情報本部與陸、海、空軍隊間的情報交流會議。

　　1999年，兩國還首次實施了以搜索、救助為目的的「聯合海上演習」，並開設了兩國陸、海、空司令部的三條「防衛熱線」，以備在非常時期及時有效地交換情報。最後，2009年4月，韓日兩國簽署了國防領域的首個協議文件《韓日國防交流意向書》，進一步強化了雙方在高級別軍事人員、教育與研究、國防部門以及國際維和與國際緊急援助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另外，兩國還決定定期實施以搜索、救助為目的的聯合海上訓練，韓日軍事關係由此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台階。

　　在韓日關係的發展進程中，由於影響兩國關係的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未得到妥善解決而曾導致雙邊關係惡化，安全合作也一度中斷，但是冷戰後韓日安全合作關係的強化卻是不爭的事實，兩國一直在美日韓三邊框架內強化軍事合作關係，韓日安全合作的方式也更加重視實質。2012年，李明博政府曾採取「暗箱操作」的方式試圖與日本秘密簽訂《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但就在簽字儀式前不到一個小時，迫於韓國國內強烈的反日輿論壓力，首爾退出簽字儀式，中斷了與東京的關係。

　　2016年，朝鮮進行了兩次核試驗和數十枚導彈試射，使韓日處於朝鮮核和導彈最直接的威脅之中，為兩國之間的防衛協調提供了新的動力，為共同應對朝鮮的核和導彈威脅，兩國決定加強針對朝鮮的軍事情報交流。2016年11月23日，韓日簽署了首份軍事合作協定——《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從而實現了對朝鮮及周邊地區軍事情報的直接共享，兩國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事同盟，但卻是不得不攜手的「安全夥伴」，冷戰後兩國在安全方面的合作逐漸走向制度化。

　　2韓日強化安全合作的動因

　　韓日關係對彼此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雙邊關係，儘管受到歷史問題和領土爭端的困擾，但韓日兩國一直在美日韓三邊框架內加強合作與協調，特別是近年來韓日雙方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明顯呈現不斷強化之勢,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朝鮮核和導彈的現實威脅

　　自韓國建國以來，一直面臨著來自朝鮮的軍事威脅，從常規武器到核武器，朝鮮對韓國的安全威脅可謂是全方位的，朝鮮的威脅是促使韓日開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原因，也是韓日能夠成功簽署針對朝鮮核導情報的軍事協定最直接的理由。

　　這種威脅一方面來自朝鮮不斷增強的核和導彈能力。自20世紀90年代朝鮮半島第一次核危機爆發以來，朝鮮已經進行了六次核試驗,據日本媒體稱，朝鮮核彈已經實現了小型化和輕量化，朝鮮擁核的決心已不可逆轉，儼然以擁核國自居，並不斷進行導彈試射活動，朝鮮在閱兵式上多次展示彈道導彈以顯示其實力。

　　另一方面，朝鮮領導人的行為具有不可預知性。金正恩執政以來,不斷擴大對韓強硬的威脅言論，並一度採取行動備戰，包括切斷朝韓通信線路，關閉開城工業園區，將遠程導彈移動到戰略位置，並一度警告其他國家撤離駐韓大使館。朝鮮的導彈試射和核試驗都牽動著韓日兩國的神經，雖然朝鮮大部分具有威脅性的言辭重在反美，但同時也包括美國的盟國韓國和日本。

　　但是，由於對美國的直接攻擊超出了朝鮮的能力，所以朝鮮可能會將更鄰近的韓國或日本作為打擊目標，朝鮮也擁有足夠的導彈技術能力給韓國和日本造成嚴重的破壞。朝鮮接連進行核試驗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稱朝鮮的核試驗是對日本安全的重大威脅，絕對不能容忍，他對此進行強烈譴責。朝鮮的威脅成為韓國與日本加強安全合作的重要誘因。

　　(二)中國崛起的潛在挑戰

　　在應對朝鮮威脅和中國的挑戰方面，韓國和日本共享安全利益。中韓日三國有著複雜的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中日之間經歷了數次的戰爭，並且在東北亞地區一直都是競爭對手，導致韓日兩國對於中國的認識也是錯綜複雜的。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國內一直大肆渲染所謂「威脅論」，而在韓國方面,將中國作為「可視和潛在的威脅」的論調也有一定的輿論基礎。2012年10月，正是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不斷深化、兩國政治經濟關係順利發展之時，韓國民主統合黨發表了「有關統一和外交安全的國民意識調查」結果，調查顯示，四成韓國人認為中國對韓國未來安全造成威脅。「如果中國變得強大，其膨脹的影響力就會對韓國構成更大威脅。」

　　不難看出，韓日兩國都在追求和中國平衡的策略，都面臨著如何平衡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崛起的選擇，中國崛起的潛在挑戰給韓日兩國開展安全合作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為了確保生存和進一步發展，雙方都感到加強合作的必要性。韓國認為，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給東北亞帶來的形勢變化，也應該與日本保持適當水平的安全合作關係。除了歷史上的特殊經歷外，對於中國強大的核武力量，也促使作為無核國家的日本和韓國開展更深層次的合作，韓日兩國也希望通過加強美日韓三邊聯合體制來制衡中國在東北亞地區日益擴大的影響力。

　　(三)美國的極力推動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謀求在東北亞建立由其主導的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特別是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以及俄羅斯不斷加大其遠東地區的軍事部署，這種訴求越發強烈。但是，由於歷史上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問題導致韓日兩國一直很難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而美國要實現其控制東亞、維護地區霸權的目的，最佳辦法就是保持軍事上的優勢。

　　近年來，隨著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不斷調整，美國藉助美韓全面戰略同盟的建立和升級了的美日同盟關係，希望以此為契機強化韓日兩國的安全合作關係，為日後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的形成作鋪墊。因此，美國一直極力推動韓日兩國強化軍事合作，其中最明顯的動向就是敦促韓日兩國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2012年該協議簽訂受阻，之後由於安倍政府加速軍事「右傾化」，多次參拜「靖國神社」，韓日關係也一落千丈。但在美國國防部看來，冷淡的韓日關係與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格格不入，雖然韓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仍存在分歧，但韓美日三國共同參與的聯合軍事演習越來越多，因此三國之間的軍事合作也必須更加深入。在美國的極力要求下，2014年12月29日，美日韓三國簽署了《美日韓關於朝鮮核與導彈威脅的情報交流協議》備忘錄，協議簽署後立刻生效。備忘錄的簽署實際上是在美國的撮合下「迂迴」實現了韓日間的軍事情報交換，間接實現了韓日軍事情報的共享。

　　儘管如此，美國仍不遺餘力地堅持推動韓日間的直接情報共享，藉助韓美「2+2」會談以及韓美年度安保會議等機會敦促韓國「必須在部署『薩德』和簽署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兩個問題上取得進展」，並以《協定》的簽署與美國對朝鮮核導挑釁的應對相掛鉤。美國為韓日直接進行情報交流做了大量工作，美國不僅將協議的簽署視作是對朝鮮防禦能力提高的契機，而且更樂見韓日兩國關係的改善。基於此，美國以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為基礎，致力於韓日建立更廣泛、更直接的軍事合作，並由此逐步推動美日韓三國同盟最終確立。

　　(四)韓日國內因素

　　韓日關係對彼此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雙邊關係，韓日兩國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相近的國家發展水平，共同的地區競爭者，並且都與美國結成軍事同盟。雖然受到歷史問題、領土爭端的困擾，戰後韓日兩國關係齟齬不斷，但日本仍然是韓國重要的友邦國家，無論是安全合作還是經濟交流一直是兩國關係中尤為重要的兩大領域。

　　對於韓日安全合作，在韓國國內形成了尖銳對立的立場，一方面普通韓國民眾對日本二戰後在歷史教科書、慰安婦等問題上的態度極度不滿，對日本殖民歷史記憶猶新，因此普遍反對韓日軍事合作;另一方面，以軍方和軍工集團為代表的政治保守勢力，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一直積極推動韓美日軍事同盟的建立。另外，韓國與日本強化軍事合作也符合美國鼓勵韓日加強雙邊關係的立場。

　　從日本方面來看，為實現其「正常國家化」的目標，日本一直希望與韓國建立更為緊密的軍事合作關係，安倍執政後，日本政府的歷史觀存在嚴重問題，日本軍國主義思潮重新抬頭，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通過實施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從而獲得了對外使用武力的許可權，初步實現了長期追求的「正常國家化」目標。在此背景下，與韓國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實際上是為了提高日本的軍事情報收集能力以及自衛隊未來應對各種緊急狀況的能力，同時為未來日本介入朝鮮半島事務打開了一個通道，為日本插足朝鮮半島提供條件，進而提升其在東北亞局勢中的影響力。

　　3韓日強化安全合作對東北亞政局的影響

　　情報交流是安全合作的核心部分，在美國意欲強化在東北亞地區的主導地位，重新在該地區進行戰略部署的背景下，美國兩個盟國之間潛在的更緊密的防務關係將對該地區的國家關係及東北亞政局產生重大影響。

　　(一)助推韓日安全戰略互動

　　《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是韓日兩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簽署的第一份國防合作協定，表明韓國和日本已經同意直接分享軍事情報，從而消除了美國在韓日間情報中介的作用，反映了兩國對朝鮮加速實施核計劃的密切關注與合作應對的戰略態勢。

　　例如，兩國可能通過共享資源來應對朝鮮咄咄逼人的姿態，對朝鮮的導彈進行衛星跟蹤，推進簽署以相互提供軍需物資及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相互提供物資、糧食和燃料援助。以情報合作為發端，將助推韓日間的安全戰略互動，未來韓日兩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可能會得到拓展與深化。

　　儘管韓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並未得到妥善解決，但《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簽署反映的是韓日雙方最終是出於現實政治、安全問題的共同考量。另外，制度化對韓日關係至關重要，會對韓日關係產生功能「外溢」效應，這種實用主義可能將兩國間的合作從安全領域擴展到韓日雙邊關係的其他領域。

　　(二)加劇朝韓對抗

　　韓日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不僅對韓日關係產生深遠影響，而且將加劇朝鮮半島的對抗。聯盟困境理論認為，如果一國為了自身安全而選擇強化聯盟，可能會引發對手的敵意，從而加劇緊張局勢，引發不必要的軍備競賽。韓國與日本強化軍事合作，簽署針對朝鮮核與導彈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無疑將會進一步刺激朝鮮，從而加劇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朝鮮在國家媒體上嚴厲批評了該協議，朝鮮外務省發言人譴責韓日以應對朝鮮核導威脅為由強行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稱其是對朝鮮的敵對行為，將破壞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加劇對抗和緊張。

　　韓國與日本聯合的立場可能會給朝鮮金正恩政權施加更大的壓力,加劇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敵意。當前，美日韓缺乏和平解決朝鮮核導問題乃至半島問題的誠意，頻繁舉行以朝鮮為作戰目標的聯合軍事演習，這不僅進一步堅定了朝鮮發展核導的決心，刺激朝鮮加速擁核的勁頭，而且隨著美日韓對朝壓制的加大，可能導致朝鮮鋌而走險，加劇地區局勢緊張。

　　(三)中韓關係再度受挑戰

　　韓日強化安全合作，引起了中國的關注，中國國內出現了警惕韓日軍事合作的氛圍。早在韓日意欲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之際，就有專家指出：「日韓兩國共享軍事情報，朝鮮威脅只是借口，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美國重返亞洲的背景下圍堵中國崛起」。韓日通過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不僅可以分享朝鮮的軍事情報，而且還可以共同涉及周邊地區及中國的軍事情報。2016年以來，由於美韓執意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重傷了一直以來中國社會對韓國的友好感情，已經導致中韓關係冷淡。

　　一方面，「薩德」入韓，其反導系統的監測預警範圍遠遠超出朝鮮半島，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威脅，危害到了中國國家戰略安全;另一方面，該協定的簽署為韓日交流涉華軍事戰略情報提供便利，並在美日韓「情報圈」內分享中國戰略情報數據。因此，該協定招致了中國的指責，中國將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簽署視作對中國戰略安全的挑戰，明確表示韓日此舉將增加該地區的緊張局勢。

　　中國認為韓日加強軍事情報合作，是固守冷戰思維的表現，「將加劇半島對立對抗，給東北亞地區增添新的不安全不穩定因素，不符合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不符合地區各國共同利益」。「薩德」入韓、韓日共享軍事情報，韓國的安全與外交政策向美日一邊倒的趨勢明顯，將使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領域承受長期的戰略壓力，並消耗中國大量的外交資源，嚴重損害中國地緣戰略利益與國家安全結構，並嚴重衝擊中韓關係，使中韓關係陷入了建交以來最大的困境。

　　韓日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將使韓日得以實現技術、地緣以及人力等方面的優勢互補，不僅大大提升韓日共享情報的時效性和快捷性，而且讓美日韓情報傳遞和應用更具針對性和統合性。

　　韓日走近進一步增強了美國應對所謂新興大國的信心和決心，特朗普政府把進一步提升美國軍力置於優先位置，繼續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奧巴馬時期極力推行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集政治、經濟、軍事為一體的全面的戰略體系，而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視軍事安全戰略。在軍事安全方面，美國新政府仍會向亞太地區傾斜，突出美國在本地區的軍事優勢，重視與韓日在地區安全問題的合作，凸顯韓日在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重要性，繼續藉助同盟力量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主導地位。

　　在應對朝核問題方面，與奧巴馬政府採取的戰略忍耐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明顯更加重視朝鮮的核導問題，視朝鮮為美國的重要威脅，下一步，美國可能加快推進美日韓軍事一體化進程，藉助強化了的韓日安全合作關係加強對美韓、美日雙邊同盟的控制，韓美日三邊聯盟體制必將得到鞏固和加強。如此一來，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軍事優勢將進一步擴大，必將打破東北亞地區的戰略平衡，一旦「薩德」最終在韓部署到位，中國的軍事應對措施必將跟上，中俄的合作應對也應是重要選擇之一，就會增大大國發生直接對抗的風險，破壞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4韓日安全關係的未來走向

　　韓日強化軍事合作將使美國與東北亞盟國之間的關係超越傳統的「樞紐與輻條」結構，美國不再是連接韓國和日本「輻條」的「樞紐」，後者將能夠直接分享彼此之間相對敏感的軍事信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地區影響力下降，而是恰恰相反，通過韓日更緊密地合作處理地區安全問題，更有利於美國對「韓美日三邊協調體制」下兩個「雙邊同盟」的控制。隨著美國的持續推動、朝鮮核試驗及導彈試射等外部環境的刺激，韓日間可能進一步強化安全合作，韓美日三方將會舉行次數更多的聯合軍事演習，凸顯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軍事優勢，進而實現美國維護地區霸權的地位。

　　然而，韓日之間會建立實質性的軍事同盟嗎?史蒂芬·沃爾特提出的「威脅均衡理論」解釋了國家如何應對來自外部的威脅。「威脅均衡理論」認為，在外部威脅增大的情況下國家往往更加傾向於通過聯合以加強合作，建立一個安全聯盟來對抗他們共同的外部威脅。在進攻性聯盟體制下,盟國的價值在於相互為對方提供軍事援助以增加彼此的安全性。然而，就韓日關係而言，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朝鮮不斷加大的核和導彈威脅以及中國經濟、軍事的崛起等不斷增強的外部挑戰，並沒有導致韓國和日本出現與之相應的高水平軍事合作。

　　維克多·車試圖用准聯盟模式來解釋韓國與日本的這種特殊關係，准聯盟可以被定義為兩個國家之間的間接關係，這兩個國家都與一個強大的國家保持同盟關係。在這個模型中，共同大國的安全承諾對於三角關係中的其他兩個盟友是必不可少的。不過，美國的安全保障反過來也限制了韓日結盟。在維克多·車看來，美國越脫離安全三角關係，韓日之間越能達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因此，韓國和日本之間的「虛擬盟友」關係取決於美國的安全承諾而非外部威脅，但是他又無法解釋同盟戰略選擇的內外平衡問題，如果美國減少對韓國的安全保障，那麼對於美韓同盟來講將是無法想像的。

　　因此，作為美國在東亞的「鐵杆」盟友——韓國與日本在安全合作和外交政策問題上本應密切合作，而到目前為止，這種合作僅限於美國-韓國-日本安全三角框架內。究其原因，主要是歷史上的相互仇視和韓國的反日情緒扭曲了現實中的韓日關係。在過去60年中，韓日關係在民族情感方面的特點是相互猜疑和摩擦不斷，韓日的這種矛盾由於美國在安全三角中的作用而被掩蓋。所以，這兩個亞洲國家從未建立雙邊安全聯盟。

　　歷史上，由於日本徵服中國的野心而導致朝鮮半島經常作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緩衝區，從1910年到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對朝鮮半島實行了異常殘酷的殖民統治，對朝鮮民族不僅在語言、宗教和文化方面造成巨大的傷害，而且有100萬的韓國人被迫成為勞工，20萬韓國婦女被迫害成為慰安婦，韓日災難般的歷史註定了二戰後兩國關係的脆弱與齟齬不斷，也正是因為歷史因素的影響才使兩國直到1965年才實現外交關係的正常化。

　　由於媒體和教育的影響，這種負面的情緒也轉移到了兩國的年輕一代。韓國和日本的民意調查顯示，韓國人傾向於關注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而日本人則認為韓國人太情緒化且地位低下，這些負面的國民情緒由韓日歷史教科書糾紛、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問題的爭議和在獨島的領土衝突中不斷得到強化，而韓日領土衝突的升級可能會導致兩國之間意想不到的軍事衝突。

　　韓國文在寅總統執政後,試圖重新規劃韓國的外交和內政布局,以「『慰安婦』協議沒有獲得多數韓國民眾通過」為由，拒絕履行2015年韓日兩國領導人簽署的「慰安婦」協議，並且文在寅此前曾經表達過要修改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的意願。軍事情報共享是建立在兩國互信的基礎之上，而韓日兩國間缺乏的恰恰是這種政治互信，韓日關係中的互不信任類似於「囚徒困境」，兩國可以通過相互信任與合作獲得回報，但由於害怕被對方欺騙而採取不合作。

　　由此可見，歷史問題與戰略利益上的衝撞，構成了韓日關係的常量。韓國民眾對日本的抵觸情緒，以及對日本「軍事大國化」動向的警惕，都讓韓日間的軍事合作難以進一步深化，韓日兩國將形成軍事同盟也是言過其實。韓日雙方軍事關係由「准同盟」向實質性「軍事同盟」的轉變並非是一個可以預見的目標，即使在特定時期達成一兩項軍事協定，雙方實質性合作項目的開展也將不可能順利實現。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韓日雙邊安全合作還會繼續局限於某些特定領域而難以拓展至全面合作。(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