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縮小貧富差距？

為什麼位於社會頂部的1%人口，境況會比其他人好那麼多？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為攝影技術帶來革命性創新之後，不僅自己揚名立萬，還因為他需要大量美國民眾幫助他實現設想，而讓羅切斯特市的中產階級延續了兩代人的繁榮。相比之下，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為個人電腦帶來了革命性的創新，他和蘋果公司(Apple)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東們都獲得了巨大的回報，然而流向美國中產階級的財富卻少很多。一個原因是生產外包，另一個原因是電腦和軟體的生產並不需要特別高的勞動密集性。

毫無疑問，比起該如何應對市場體制的問題，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對工業國家的政治更加重要——正是市場體制導致回報分配越來越不平等。但到目前為止，公共辯論卻令人痛苦地趨於分化。

一方面，討論一直跳不出零和博弈的圈子，將中產階級收入缺乏增長這一令人失望的狀況，歸咎於富人的成功。持這種觀點的人應當捫心自問，美國多一些像蘋果、谷歌(Google)、微軟(Microsoft)和Facebook創始人這樣的企業家更好，還是少一些更好？他們每個人都極大地推動了不平等的加劇，但值得強調的是，只有一位所有者的公司（如私人股本企業）向成功的CEO支付的報酬要超過上市公司。對於那些通過向廣大民眾提供優良的產品和服務而賺取大量財富的人，他們不應受到詆毀。

另一方面，一些人總是武斷地認為，任何對不平等加劇的擔憂都是不適當的，或者為其貼上「階級鬥爭」產物的標籤。這些人的說法則更加沒有道理。收入分配格局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如今，總體經濟增長率已經不再是中產階級收入增長的主要決定因素，經濟增長的成果如何分配也同樣、甚至更加重要。不平等的加劇，主要反映了收入最高的人群通過損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而獲得的收益。這一點進一步說明，只要經濟改善就能減少不平等的想法是錯誤的。的確，致力於保護美國的競爭力可能會加劇不平等——如果這意味著對那些主要生產活動不在美國的企業減稅、或保護它們的知識產權的話。

那麼，對於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當前的政治討論中幾乎沒有什麼好的想法，我們亟需想出更好的解決方案。以下是三個建議。

第一，政府必須謹慎地避免因給予富人特殊優惠而加劇不平等。在政府處置資產或發放許可證時，有必要更多地使用所有人都能獲得准入的拍賣手段。政府提供明確或隱性擔保時，保費的制定應儘可能地以市場為基礎，而不是通過與相關產業協商。政府表現出一個代表資本主義、而不是某些人脈尤其廣的資本家的立場，也有助於緩解不平等。

第二，支持公平、支持增長的稅收改革有其局限。在社會創造出的財富越來越多、但政府赤字卻越來越大之時，很難說廢除遺產稅的時機已經到了。由於家庭規模變小，富人的投資選擇又越來越多，「富不過三代」的老話可能真的會過時，富人的財富可能會像王朝一樣傳承。

第三，公共部門必須確保一些最重要的領域能夠更加平等。在市場經濟中，永遠都會有一些人擁有豪宅、享受藝術、能夠以奢華的方式旅行。但更嚴峻的問題是，學費上漲、公立大學和院校大幅削減經費，已嚴重加重了中產階級家庭子女上大學的負擔。

此外，在美國的許多地區，面向富人子女的私立學校的教育質量，與普通民眾享有的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之間，已經拉開了差距。最令人警醒的是，在過去一代人的時間裡，富人和普通人的預期壽命之間的差距擴大了近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