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卜鍵：模稜首 ——由嘉慶帝申斥劉墉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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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模稜」者，歷久彌新。

1796年，嘉慶皇帝顒琰有過一次選擇性發飆，對象是大家熟悉的劉羅鍋——當時的吏部尚書劉墉。少皇帝指斥其辦事「模稜」。這與大眾心中斗過和珅、戲過乾隆的清官形象可實在有點偏差。

至於劉墉是如何由不模稜到模稜，由模稜手到模稜首的，恐怕和父子兩位皇帝也脫不了關係。

模稜首

由嘉慶帝申斥劉墉說起

文 | 卜鍵

嘉慶元年十月初六，是顒琰登基後的第一個萬壽節。次日午後，剛滿三十六歲的嘉慶帝顒琰發布諭旨，一改通常的謙慎溫煦，矛頭直指吏部尚書劉墉。旨意峻厲，切責劉墉「以模稜之詞塞責，不勝綸扉」。劉墉在史上享有清譽，他調侃戲弄權臣和珅的軼事亦傳播甚廣，竟被皇帝如此責斥，其間有冤枉乎？

清仁宗嘉慶皇帝朝服像（資料圖）

模稜，又作摸稜、模稜、模稜兩可、模稜兩端，做人圓滑，遇事不置可否之謂也。尚未在先秦經典中檢索到該詞，當是隨著官場運作的繁複細密、居官智慧的日增月長，始應需而生。模稜，之意明顯背離儒家倡導的擔當精神，《明史·余珊傳》曰：「堅白異同，模稜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但在中國官場，模稜卻長期為官員所信奉，歷朝歷代屢禁不止。

一、選擇性發飆

事情起因於當日的召見。

清代任命官員，知府以上者一般要由皇帝親自召見。新選浙江處州知府戴世儀，不知是緊張還是心虛，表現得手足無措，應對皇上垂詢，更是驢唇不對馬嘴。其時仍是太上皇帝弘曆主政，但典儀祭祀、御門聽政、中下級官員的任免等項已交給顒琰（時稱「嗣皇帝」或「子皇帝」）。召見引見官員乃常朝之大項，經過十個月的歷練，顒琰閱人甚多，已練就一雙銳眼。在皇上跟前適度緊張，本不是什麼大事，有時還顯得忠厚老實，可這位戴兄在緊張中透著庸劣。再看其履歷單，系捐納出身，更讓子皇帝心中厭嫌，認為不可擔當一府之職責。戴世儀下去後，顒琰詢問吏部尚書劉墉印象如何，劉墉答以「尚可」。子皇帝通常以謙謹寬緩示人，連老師朱珪進京受阻都忍了下來，這次聽後卻勃然而怒，實錄里留下這樣一段諭旨：

大學士缺出，久逾匝月。現在各尚書內，若以資格而論，則劉墉、紀昀、彭元瑞三人俱較董誥為深。但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即如本日召見新選知府戴世儀，人甚庸劣，斷難勝方面之任，朕詢之劉墉，對以「尚可」。是劉墉平日於銓政用人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稜之詞塞責，不勝綸扉，即此可見。彭元瑞不自檢束，屢次獲愆，紀昀讀書多而不明理，不過尋常供職，俱不勝大學士之任。董誥在軍機處行走有年，供職懋勤殿，亦屬勤勉，著加恩補授大學士。至王傑因患腿疾，久未入直，現在軍機處漢大臣止有董誥一人，著左都御史沈初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朕於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績程材，無不權衡至當。劉墉、紀昀、彭元瑞皆當捫心內省，益加愧勵！（《清仁宗實錄》卷一〇，嘉慶元年十月己卯）

這番話信息量極大，涉及官員層級亦高：由一個從四品知府的選任，引出內閣大學士的補選；由對劉墉的不滿，牽連到當朝好幾位大臣；再由內閣補選擴展到軍機處的人事變更，擴展到對另一位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王傑的安排。太上皇在禪讓前明確說過「大事還是我辦」，這樣的頂級人事調整當然是大事，不屬於子皇帝決斷的範圍。

劉墉畫像（資料圖）

筆者兩年前閱讀及此，頗覺不太像顒琰的口氣，也不太符合子皇帝的作風。再看《清史稿校注·董誥傳》所記「高宗謂劉墉、紀昀、彭元瑞三人皆資深，墉遇事模稜，元瑞以不檢獲愆，昀讀書多而不明理」，倒也有幾分信真。今人著作如《清史編年》等，皆將這些話列為上皇所說。可此處評說朝中大員，明確說出於諭旨，而非太上皇的敕旨；錄入《清仁宗實錄》和《嘉慶帝起居注》，而非《清高宗實錄》和《乾隆帝起居注》。若指為上皇所說，也難以解釋得通。

依照禪讓前關於最高權力的運行原則，召見中層官員，應由子皇帝承擔。《嘉慶帝起居注》收錄有當日諭旨，記敘略詳：

初七日己卯，內閣奉諭旨：本日召見新選處州知府戴世儀，本出捐納，人甚庸劣，應對全不明晰，豈可勝方面之任？戴世儀著留部在員外上學習行走，以資造就（若好著該部奏請外用）。所有浙江處州府知府員缺，著王績著補授。

此為稿本，括弧內文字為御筆所加，復行抹去，亦留下皇帝閱批時的思緒之痕。榮晉新職，赴京接受皇上召見，是一種榮耀、一個機遇，也會是一道致命關卡。如這位戴世儀，先是拿錢買官，再一步步巴結到這一層，白花花銀子不知送出多少，眼見到手的一個肥肥的知府，說沒就沒了。顒琰還算寬厚，心知人家的官是用銀子買的，另給了一個員外郎的差事。若換了乃父乃祖，沒準還要嚴旨追查，訊問抄家，搞得戴兄雞飛蛋打。

接下來的另外一道諭旨，才說到劉墉等三人，指斥劉墉一向不能實心任事，並以召見戴世儀為例：

即如本日召見新選知府戴世儀，人甚庸劣，斷難勝方面之任，朕詢之劉墉，對以也（尚）可。是劉墉平日於銓政用人諸事全未留心，率以模稜之詞塞責，不勝綸扉，即此可見。彭元瑞不自檢束，屢次獲愆，紀昀讀書多而不明理，不過尋常供職（人所不數上列者，尚覺不及劉墉），俱不勝大學士之任。……朕於用人行政悉秉大公，考績程材，無不權衡至當。劉墉、紀昀、彭元瑞皆當捫心內省，益加愧勵（莫謂朕不知人也）！

以上兩處引文皆見稿本，括弧內為御筆改動文字，應當屬實，出於子皇帝之口應無可懷疑。問題在於，這是顒琰的真實想法嗎？

後來的史料證明，這只是子皇帝的一次選擇性發飆。

二、蘇模稜

遇事模稜的滑頭官員，歷史上豈可枚數，唯唐朝的宰相蘇味道最稱擅名，得號「蘇模稜」，載入史冊。《舊唐書》卷九四載：「味道善敷奏，多識台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摸稜』。」

蘇味道畫像（來源：澎湃歷史）

前人著史，用筆煞是傳神，簡簡數語，勾畫出一個圓熟大吏形象。脂韋，本作如脂如韋，語出《楚辭·卜居》「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比喻阿諛或圓滑。廁身初唐文章四友之列的蘇味道，一代才子，弱冠舉進士，以一手漂亮文章洊升高位，也栽過幾個不大不小的跟頭，此一番為政妙語，應屬數十年混官場的心得。味道被稱為宰相，緣此被嘲戲為「模稜首」，即模稜官員的總舵把子也。實際上，那時所謂「居相位」，原也有種種差別。首相是相位，輔相也稱相位，同列輔相的分量輕重又大不同。蘇味道主要仕宦於武則天時代，年號變幻，台閣名稱紛更，相權不穩且分散，「同鳳閣鸞台平章事」云云，離決策核心遠著呢。

當日武則天時代大興告訐之風，來俊臣等酷吏當紅，皇家枝葉尚且多被剪剔，狄仁傑尚且不得已誣服，宰相、大將軍也逃不脫殺頭命運，血雨腥風，官員終朝惴惴，蘇模稜正是這種時代背景的產物。他的那段名言應是很私密的，或對子女，或對好友，卻被公之於眾，大險！所幸蘇味道與則天大帝的面首走得較近，話語中找不出叛逆詛咒的意味，以故保位無恙。曾有人為老蘇辯解，如明顧大韶《秉燭齋隨筆》：「世傳蘇味道模稜之說，蓋古人處衰世，是非從違不敢太分明，所以避謗遠害耳......」解釋為謹慎遠禍，自也不無道理。

可話又說回來，與蘇味道同時在朝的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等，仍是持正直諫，身處危境而不改。比較之下，便見出品格德行的差異。「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摸稜之病，尤足可譏。」處於政治壓力之下的含混模稜，反映的仍是節操和忠貞的缺失，可以理解，難以原諒。

「模稜」一詞涵蓋甚寬，雖賢達明練、奮發勇為之士，亦不免受譏。如明中期兵部尚書劉大夏，「弘治三君子」之一，公忠體國，一代名臣，因極諫裁抑監軍宦官，深為爾輩嫉恨，正德初竟以七旬高齡被流放煙瘴之地。劉統勛對之仍多批評，《評鑒闡要》卷十一：

劉大夏不肯進揭帖，且言用人行政與大臣面議，而行久之天下自治。帝因袖金以賜，屬勿廷謝。

弘治帝將劉大夏視為「特達之知」，悉心採納，並囑其有事可進呈揭帖（頗類後來雍正朝的密折）。而劉大夏建議皇上與大臣面議國事，堂堂正正，故弘治帝深以為然，袖金與之。此事通常被作為一段君臣佳話，該書卻大加指責：「孝宗之於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敷陳，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益國家，又何嫌之可避？」說理也很透徹。統勛認為劉大夏迴避現實弊政，推脫應盡之責，轉而去說一些無謂的漂亮話，「復以天下自治為言，尤為模稜無實」。細味劉大夏之言，還真的有些迴避矛盾和含糊其辭，統勛雖求之過苛，但也是一語中的。

劉統勛為乾隆中期的內閣大學士，「罷而復入」，「決疑定計」，弘曆「許為有古大臣之風」。他辦事結實，作風明快，厭惡含混模稜，怎知卒後二十餘年，被皇上責以模稜的，正是他的長子劉墉。

三、盛世的眾官相

乾隆帝登基之初，降詔求言，左都御史孫嘉淦上《三習一弊疏》，先盛讚新帝「仁孝誠敬，明恕精一」，接下來對君臣關係，以及帝王的積漸成習、由明入蔽，做了極為深透的論述。所言「三習」，皆從皇帝的耳目所見、內心感受談起，節錄如下：

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

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

意之所欲，信以為不逾；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

注意，這裡所說不是昏君暴君，而是明君令主。在一片頌揚敬畏中，皇帝由英明聰察、愛惜人才，到喜歡阿諛柔順，厭惡剛直與違拗，皆於耳濡目染間漸漸生成，鮮有例外。嘉淦說「三習既成，乃生一弊」，此一弊，即用才而不用德，喜小人而厭君子。

孫嘉淦

德與才，向來是選拔官員的標準；進君子而退小人，亦為多數主政者的意願。為何常會出現小人橫滋的局面？嘉淦認為在於用才不用德：

德者君子之所獨，纔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保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

這是一道名疏，青年皇帝弘曆當時傾心接納，後來的幾朝皇帝也曾奉之為座右銘，至於真正產生了多大作用，則難以檢驗。中年之後，乾隆帝已是「三習」俱全，其快速提拔和倚重和珅，更是「一弊」的顯證。他多次在朝堂誇讚和珅之才，也為「用才不用德」做了註腳。

《御筆平定台灣二十功臣像贊》中的和珅像

文中的君子、小人之辨，追求極致，不免有些絕對化。弘曆暮年的內閣和軍機處，和珅誠一機巧小人，其他如阿桂、嵇璜、王傑、董誥等都堪稱正人君子。從數量上仍是眾正盈朝，小人進用，而君子未退，上皇對阿桂等人的信重也未有大的改變。仕宦之途的每一個層級，都意味著嚴酷淘汰。能成為樞閣重臣，阿桂諸人自有過人之才具，有守有為，能寫能講，皆非木訥笨拙之輩。閱讀史料，可知和珅在很長時間內備受冷落，處處受制，過得並不舒服。

君子、小人之分，邊界常也不是那麼清晰。皇權之下，所有的臣子都是奴才，卑躬屈膝所必然也。晚年的弘曆，自矜為十全老人，的確是「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明知已然盛世不在，秕政叢雜，頌聖的人群中，不光有和珅之流，阿桂、王傑等始終在前列。

這就是劉墉受責的大背景，就是弘曆禪讓時期的眾官相。不管是內閣還是軍機處，都在看上皇臉色行事；不管是將軍督撫、翰林科道，都深忌違拗之言。滿朝望去，說話辦事模稜的，自然不止一個劉墉；且模稜也能傳遞出不太贊同之意，似比應聲附和略勝一籌。

四、劉墉的入閣

責斥劉墉模稜的關鍵，在於內閣大學士的補選。非補選，便不會逐個議及幾位大臣；亦可知被依次點名批評的劉墉、紀昀、彭元瑞，都在上皇考慮斟量之列。

這是弘曆禪讓後的一件痛事，一件難事。該年五月，他的第一愛將福康安卒於苗疆軍中，年僅四十二歲；一個半月後的六月下旬，備受信重的老臣孫士毅卒於四川軍中。兩人皆以內閣大學士兼任總督，接連故去，令太上皇帝極為震悼。內閣連出兩缺，將身邊大臣扒拉來扒拉去，也覺難有合適人選。顒琰諭旨中說到三人的各自缺陷，應也不無依據，又有一些過分：劉墉經歷宦途沉浮，清操挺然，遇事有些滑頭，也是格於時勢，一生大節無虧；紀昀和彭元瑞都是文學巨匠，才華過人，做事也嚴謹認真。所有這些品題評價，必出自上皇之口。三人都是弘曆多年選用和器重的人才，紀、彭以文筆才思深得眷注，其性格和為人做事方面的缺陷，也難逃聖主法眼。在議論閣僚人選時，靜聽父皇縱論朝中精英，顒琰自是頻頻點頭，謹記在心。此時見劉墉的確是模稜推搪，不覺怒從心頭起，一通訓斥便爾湧出，由劉而紀而彭，雖以自己的話語道出，大體仍是父皇的原版。實錄將二事捏合為一，起居注則甚明了，這是兩道諭旨，第一道將處州知府改換他人，第二道才是內閣的補選。當日顒琰與父皇同在圓明園，頒發諭旨前必先得到俞允，是為禪讓時期的一項政治規矩。

上皇對劉墉三人的看法，背後隱約可見和珅的影子，幾句評語也有點兒和珅特色。內閣和軍機處雖然以阿桂為首，和珅則是雙料老二：次輔與次樞。阿桂老矣，兩耳重聽，時常不能到值，主事者實際為和珅。在朝中布局是上皇的事，子皇帝一切遵奉，和珅卻總是想方設法夾帶點私貨。福康安和孫士毅與他走得較近，尤其是孫，關係更不一般，已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奉命入閣辦事，因苗變暫留四川，未想到染病而逝。劉、紀、彭三人習性風格不同，卻都不買和珅的賬，加上還有一個公開與之叫板的王傑，所以不能不予以阻擊，又不便表現得太明顯。在上皇（也包括皇上）那裡傳遞些閑話，上點兒眼藥，和珅最是擅長，效果絕佳。

《御筆平定台灣二十功臣像贊》中的王傑像

同日發出的另一份諭旨，即關乎王傑的使用。「直道一身立廊廟」的王傑律己極嚴，無可指責之處，但年過七十，「自六月內染患腿疾，即賜醫予假，令其加意調攝，乃至今將及四月，步履尚艱，驟難望其平復」（《嘉慶帝起居注》）。王傑奏請解去軍機大臣等職，諭旨予以照準，將其在軍機處、南書房及管理禮部事務的職務一併解除。

「治亂之機，千古一轍。」這個事件很有點代表性，深與「三習一弊」契合。太上皇帝以睿智英察自視，大權獨攬，卻已患上嚴重的和珅依賴症，「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和珅「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深諳高層運作之道，處心積慮地打擊異己，安插親信。雖有一個已正大位的嘉慶帝，則仍屬於「學習行走」，每日聽上皇訓政，亦步亦趨，在觀點、語言和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對和珅也是處處推崇謙讓，溫煦親切。

子皇帝的位置，決定了顒琰沉穩持重的風格。這次直斥朝中大員，既是為召見現場情形所激發，又是深思熟慮後的精準表述，也包含著很深的機心。至高無上的皇帝本不需要有什麼機心，喜怒皆可形於色，但子皇帝不同，不管上皇在不在跟前都不行。嘉慶帝的惱怒看似偶然，看似緣事所激，實則是一種選擇性發飆，借發怒發飆以做政治表態，貫徹父皇有關人事安排的最高指示。上皇決定入閣的為戶部尚書董誥，久為文學侍從，充任軍機大臣已十七年，清正淵雅，雖亦為和珅不喜，卻也不便再加阻撓。

朝廷的人事運作歷來是微妙的。嘉慶帝對劉墉的指斥，本是父皇評價的翻版，可一經言出，上皇翻覺不算什麼大事。模稜，也可以解釋為缺少野心、不爭權奪利。模稜兩可的態度，常雖會激怒帝王，卻並非最不能容忍的罪過。以乾隆皇帝為例，對劉墉的模稜圓滑知之已久，斥責應有多次，但均很快原諒，念及其種種優長，仍是一路帶病提拔。至於和珅，由此察知新帝對劉墉的厭棄，警覺之心大為減弱，無意多加阻擊；且劉墉如果入閣，吏部尚書的位子必須讓出，於管理吏部的和珅也有許多便利。

嘉慶二年二月，董誥丁母憂回鄉，內閣中再次空出位置。上皇決定補選劉墉為大學士，子皇帝即發布諭旨：

大學士缺出已屆匝月，現在各尚書內劉墉資格較深，著補授大學士。但伊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茲以無人，擢升此任。朕既加恩，務當知過，倍加感激，勿自滿足，勉除積習，以副恩眷。（《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二，嘉慶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補選內閣大員的諭旨，照例要誇獎幾句，似這樣嚴加指責、列出一大堆不是者，應屬甚少。行走頗懶，指的是劉墉作為上書房總師傅，經常不到場履職，被處罰後也無大的改變。整出這麼多缺點，仍能升任閣老，一則上皇念乃父劉統勛之品性勞績，二則對劉墉見其廉正大節，三則朝中沒有看到更合適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劉墉並未進入軍機處，也未宣布其管理哪個部，倒是他的吏部尚書一職，立馬就有人接替了。

諭旨中雖已厲責，官場上無處不在的「模稜」，豈能一朝消除。作為從政技巧的模稜，早已跨越君子、小人之界，與「智慧」「練達」攜手登場，呈現出巨大潛能和實惠。和珅此人，囂張貪縱有餘，而心機不深，全不知子皇帝對劉墉實是深有好感。升至相位的劉墉，似乎未改模稜作風，備位伴食，對朝綱吏治皆未見有何建言，奉欽差到地方也是含糊無為。然嘉慶帝親政後，劉墉即一反常態：皇上擬將和珅凌遲處死，劉墉是諫阻者之一。其行為可解釋為以德報怨，說到底還是為了皇帝的名聲。這是劉墉的一次清晰表態，也是對嘉慶帝忠誠的體現。再後來劉墉做了內閣首輔，很快認清顒琰剛愎拒諫的本性，重又撿起模稜的法寶。先前的「模稜手」，也就成為真正的「模稜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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