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龍廉政文化研究的源與續--監察部網站
于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今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人。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等職。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于成龍「清廉儉樸、寬嚴慎刑、勤政愛民」,因政績卓著,曾三次被舉為「卓異」,深得百姓愛戴,被康熙皇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 近年來,山西省呂梁市離石區挖掘整理于成龍為官時期的勤廉事迹,將他出仕前讀書6載的著名人文景觀安國寺建設申報為山西省廉政教育基地,在運用歷史遺產服務文化建設方面作了有益探索。
1、「為官清廉」成就于成龍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于成龍於明崇禎年間考取副榜貢生,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被朝廷任命為廣西羅城知縣,時年45歲。 羅城當時被認為是邊遠煙瘴之地,很少有人願意到這裡來做官。羅城經過20多年戰亂,既無城郭,也沒有像樣的官廨。此地民情複雜,有些老百姓因為無法生活,或逃亡,或乾脆鋌而走險淪為盜賊。同時,瑤族人與漢族人之間由於歷史原因,互相仇殺,社會秩序混亂。 有朋友曾勸他不要去,做個清閑的官豈不更好?而于成龍依然從容赴任,給朋友的回答只是簡單的「古人義不辭難」,清脆而蒼勁。 于成龍到任羅城後並不以艱難為苦,深感自己責任重大。經過實地走訪了解情況,他迅速提出兩項措施:張榜告示招撫流亡,積極消除社會不穩定因素;奏請「寬徭役、疏鹺引」,設法復甦農村經濟。經過獎勤罰惰,數年後,羅城面貌大為改觀,百姓生活日漸豐盈。然而,于成龍自己的生活卻始終清苦,甚至離任時連盤纏都湊不齊。據縣誌記載「羅人憐公,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爺苦,聊供鹽米資』」,他都婉拒。他的親人來羅城看他,老百姓知曉他沒有幾個錢,親人千山萬水來一次不容易,又送錢來。于成龍依然拒絕。後來,于成龍因舉為卓異而遷四川合州知州,羅人「遮道呼號,追送數百里」。 于成龍還曾任黃州府同知鎮守岐亭。岐亭是魚米之鄉,物產豐饒。然而,于成龍依然生活清苦,閑錢多用來接濟鄉鄰,三餐常以豆腐為食,很少沾葷腥。于成龍後任武昌知府,一次,兒子看望他後將要還鄉,于成龍為人之父又是大官,竟然沒有像樣的東西給兒子,只看到廚房裡有隻腌鴨,便割了一半給兒子帶上。老百姓於是編了民謠:「於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 于成龍不但自己清正廉明,而且嚴管下屬,鐵腕治貪。在黃州上任伊始,他便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當時賄賂公行、請客送禮甚囂塵上的風氣,他發出《嚴禁饋送檄》,利用中秋節,從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青縣知縣趙履謙不顧災民,敲詐貪墨。于成龍立即把他免官問罪。 康熙二十年,于成龍從「牧民之官」升為「治官之官」。在直隸巡撫與兩江總督任內,他把整頓吏治放在首位。他說:「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按清朝規定,總督出門可乘8人抬的大轎,可有儀仗護衛等隨從26至34人。但于成龍平時只雇騾車一輛,察訪時也只有小兒子跟隨,父子二人各帶制錢若干枚,沿途投宿旅店,不住官家公館驛站,很少煩擾各地州縣為之張羅交通、食宿等事宜。有一次于成龍到江寧察訪,地方文武官員城外迎候,直到日暮不見總督到來。正在眾人驚疑之時,巡卒來報總督大人早已單騎進府,眾人根本沒有想到剛才單騎進城的竟然是總督大人。 在直隸巡撫與兩江總督任內,于成龍拒絕為其裝飾邸宅,拒受饋贈,謝絕宴請。他根據實踐經驗,制定了以「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為內容的《示親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員的行為準則。由於他極力反奢倡儉,使「官吏望風改操」,金陵士大夫家盡換布衣不穿絲綢,婚嫁不再用音樂,有的官員減輿從、毀丹堊,豪強猾吏率家遠避,世風大為改觀。 官至富甲天下的兩江總督,于成龍仍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老百姓親切地稱他為「於青菜」。 2、「勤政善政」成就于成龍的歷史價值 于成龍一生忠於國家、勤勉辛勞、崇尚實幹。他能從地方實際出發,創新治理政策和辦法,維護大局穩定,創造了卓著政績,深受朝廷器重,深得百姓愛戴。 于成龍到羅城時,滿目榛莽,殘垣斷壁,盜賊橫行,百姓逃亡。全城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數間。縣衙為三間茅草破房,他只得寄居於關帝廟中,編荊為門,壘土為桌。羅城地處萬山之中,盛發瘴癘,瑤僮狂悍。同來的五名僕從,或中瘴氣而死,或因艱苦而逃。他卻以頑強的毅力,扶病理政。 于成龍採用「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城鄉建立保甲制度,「嚴禁盜賊」。稍有安定後,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他冒著「未奉令而專征」的政治風險,在全縣搞鄉村聯防,組織鄉民練兵討伐為害城鄉的「柳城西鄉賊」。與此同時,他積極招募流民,恢復生產,獎勤勸懶。農閑時帶領百姓修民宅、建學校、辦養濟院、築城牆。他剛柔並濟,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地方豪強「皆奉法唯謹」。一系列政策推行後,老百姓生產積極性逐漸恢復。 于成龍勤政善政,敢於革新除弊。他時常輕車簡從,穿梭田間,問詢疾苦,察吏安民。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很快頒布《興利除弊約》,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將積弊盡行痛革。于成龍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存有異議,選拔人才反對論資排輩,對他認為是廉潔有為的人才,屢次上疏直薦。 後來,于成龍總督江南,政務更加繁忙。他仍以古稀之軀,勤勉執事,不敢稍事寬假。他事必躬親,「治事嘗至達旦」。總督衙門「重門洞開」,彙報事情的官吏可以直接走到他的卧室,「狀如鄉里學博」。有人勸其注意休息,他說:「我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吾雖盡瘁,於國家所得,不已多乎!」 任職直隸和兩江期間,于成龍還組織編寫了《畿輔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對整理和保存當地政治、經濟、文化資料作出了重要貢獻。 誠然,于成龍「廉吏第一」的稱號無論從其堅持的道義和操守,還是從封建統治者對其進行宣傳的目的講,都有其歷史局限性,但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于成龍勤政善政以及其所起到的示範作用無疑有其積極的歷史價值。 3、「古為今用」續寫廉政文化時代華章 近年來,離石區充分挖掘于成龍廉政文化資源,把弘揚歷史優秀廉政文化與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素質有機結合,把挖掘廉政文化內涵和旅遊市場開發結合起來,建設「安國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著力將其建設成可看、可感、可聞的廉政教育景點。 于成龍在出仕前曾在安國寺讀書6載,對其日後勤廉從政產生了重要影響。2007年,離石區政府在之前小說《清官于成龍》、電視劇《一代廉吏于成龍》、京劇《廉吏于成龍》取得較大社會反響基礎上,將「安國寺于成龍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列為重點工程項目立項建設,注重拓展其廉政教育形式和內容,努力增強其廉政教育針對性和實效性。基地在讀書樓的建設上,以于成龍讀書6載談經論道、酬和對詩為主,突出「布衣讀書」志存高遠的主題;在祠堂建設上,側重「廉政與勤政」主題,以于成龍為官的地域為主線,突出其關心民眾、廉政勤政的感人事迹與人格魅力,培養黨員幹部紮根基層、服務群眾的工作理念。目前,基地建設初具規模。同時,區紀委也專門成立於成龍廉政文化基地研究科室,對與之相關的廉政文化進一步加強研究。 文化基地建設必須體現民族性、科學性和時代性。廉政文化基地屬於物質文化,是共產黨人對象化了的勞動,是馬克思所說的「第二自然」。廉政建設的精神內核,最終體現的是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念、情感系統和思維方式,體現與我們的制度相關聯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離石區紀委在安國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開展教育活動的過程中,注重把握廉政文化建設中實物、思想和人物三大基本要素,從培育黨員幹部正確的廉政認識和法制意識入手,重點突出廉政教育的「時代」主題。 古為今用、取其精華,幫助黨員幹部提高廉政意識。在廉政文化建設過程中,該區始終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於成龍進行歷史辯證地研究和評價,不把當前思想強加給歷史人物,或膚淺地作歷史類比。古代歷史人物的廉政,多是清廉自守,其思想認識受其所處時代和歷史的局限。唯共產黨人的廉潔從政,是以共產主義崇高理想,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官員所謂的廉政有本質的區別。在安國寺于成龍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建設中,該區不僅僅以于成龍一人之史實,更多地側重於以廉潔從政的共產黨人為主、歷史人物為輔的理念,對基地教育功能整體把握,更加突出當代共產黨人的廉政典範對於時代的教育意義,把主要「功課」做在引導黨員幹部和群眾正確認識「清官」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內涵,幫助其真正認識廉政思想的時代精神。 廉政教育,重在廉政的法制教育。古代歷史人物的廉政故事,「法」的觀念顯得較薄弱,多從情感與良心上講起。當前提倡的廉政文化,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基礎上的廉政文化。在基地建設過程中,該區注重強調樹立黨員幹部法的觀念、意識及守法的自覺性,在基礎布展和宣傳上主動貼合當前宣傳側重點,增加《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以及黨中央發布的「八項規定」等內容,以黨員幹部易於接受的形式進行宣傳教育,在突出新時代廉政建設的法制意識上下功夫。(成志斌王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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