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 社會、行政體制改革與中國的經濟增長

（2012-12-18）早報導讀● 鄭永年鄭永年專欄社會體制的改革和中等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在很多人那裡並不是很清楚的。這裡，人們首先要把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區分開來，從而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區分開來。中國早期的改革者並沒有做這種區分，他們簡單地把社會領域視為是經濟領域，把經濟政策應用到社會領域，已經導致了無窮的惡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好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高峰時期，不可避免受到這種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要從原先的計劃經濟轉型成為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在引導中國經濟改革方面扮演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之後，很快就有了中國變種。人們把新自由主義簡化成為GDP（國內生產總值）主義。在國有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遭到了龐大的國有企業的強有力的抵制。但在社會領域，新自由主義則長驅直入。結果，應當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領域沒有足夠的市場化，而不應當市場化的社會領域則高度市場化。1990年代中期之後，新自由主義首先進入醫療領域，使得這個領域成為暴富領域，其主體醫院、醫生、製藥商成為暴富者。直到2003年，中國一半以上的居民還沒有醫療保險。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當時的人們把應付危機僅僅理解成為維持高GDP增長，結果導致了教育領域的產業化。在中國的傳統中，家長為了下一代，可以不顧一切投入。儘管官方從來沒有正式提倡過或者承認過教育的產業化，實際上，教育產業化成為應付危機的一個有效手段。今天，中國的教育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有產業化性質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新自由主義又攻克了另外一個最重要的社會領域，即住房，導致了住房的產業化，房地產成為了中國的經濟主柱。民眾為應付醫療、教育、住房這三座大山, 盡量存錢, 不敢消費。客觀地說，在過去的10來年裡，中國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樹。但這些努力遠遠抵消不了醫療、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會領域的「新自由主義化」所帶來的惡果。儲蓄率居高下, 內需社會無法形成, 同時社會抗議活動層出不窮。在19世紀的歐洲，原始資本主義的結果就是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的興起。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類似於歐洲。社會抗議運動不斷，城市工人罷工和各種抗議形式（包括自殺），是對低工資和惡劣勞動條件的反應。所不同的是，中國還存在著農村農民的抗議運動。儘管中國還沒有發展到歐洲當時的程度，但如果社會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會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國很有可能演變成歐洲的發展道路，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將被打斷。東亞經驗可供參考【上一則新聞】【下一則新聞】【前七天新聞】 【回頁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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