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格斯曼：德意志民族國家是怎樣煉成的？

文 / 威廉 · 格斯曼，著名文學理論家，杜塞爾多夫大學德國文學教授，《德國文化簡史》作者。

從文化史的角度看，19世紀到20世紀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文化極其繁榮的時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則打破了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氛圍。

復辟與民主追求

一種新的政治意識統治著形成於解放戰爭的德國。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裡，追求公民自由的意志與既存於王室貴族等大大小小領地的統治秩序之間，仍然存在著一種可以感知的緊張關係。一方面是主要以貴族和教會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另一方面是追求公民自由和國家主權的自由派勢力。這就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出現了一種政治黨派的前期形式，兩個不同的黨派分別按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對立而命名。

即使是在19世紀仍益發顯得重要的歷史科學，也被拉過來為政治目標所用。曾在普魯士國家主張解放農民階級、職業自由和地區自我管轄的社會改革家和政治家男爵馮·施泰因，成了歷史資料集大成的《日耳曼歷史文獻》的創建者。歷史應當為政治和國家法律的思想指明方向，人們可以在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著作中清楚地辨認出這一點。

作為一種對民族意識的認可而在維也納會議上建立的德意志邦聯議會，成為各種政治希望和期待的紐結點。甚至可以這麼說，民族主義運動在這個時期佔據了統治地位，並影響著一切政治潮流。正因為當時還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社會上激起了如此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首先是奧地利作為一個由四個民族組成的國家，自然從民族主義思潮中看到了對自己生存的威脅，迫使它堅守古老帝國理念中的超越民族的原則。如此便導致普魯士必然地承擔起建立民族國家的政治要求。

德國官方稱考古學家在 2015 年 9 月 17 日於該國西部法蘭克福一建築工地施工期間發現了 200 具拿破崙一世時期士兵遺骸。

但人們絕不能就此認為，當時德意志民族的所有階層都參與了這一新的歷史進程。在平息拿破崙給德國帶來的動亂之後，人們更多的是為國家終於回歸安寧、秩序而感到高興。這時，民眾更關心的是全家團聚的家庭生活、聊以謀生的農業生產和手工業，以及與自己家鄉有關的鄉村和城市建設。針對這樣一種封閉在生活小圈子裡的生活情感，後人稱之為「畢德邁耶爾」，以表現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感。

《德國文化簡史》，威廉·格斯曼著，王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與市民生活情感有著明顯不同的是大學裡的青年，他們不願就此輕易放棄解放戰爭的自由理想。許多學生結成了以爭取民族統一和個人自由為宗旨的學生社團，聚集在「榮譽—自由—祖國」的口號下。在1817年的瓦特堡（Wartburg）的慶祝大會上，他們公開（在此之前，通常只是秘密集會）打出自己的口號，並焚燒了禁止他們公開活動的邦聯法案，以表達追求祖國統一和個人自由的理想。

德意志各國政府（或各個諸侯政府），尤其是普魯士和奧地利，都以極度懷疑的眼光看待這類所謂「蠱惑人心的煽動」，並擔憂自己將會遭受革命的衝擊。因此便在1819年做出了卡爾斯巴德（Karlsbad，今在捷克境內）決議，對大學和在當時已有極大影響力的新聞媒體做了嚴格的限制，並將一切傾向於改革的官員趕出政府機構。法國資產階級通過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所獲得的政治承諾，為德國早期的民主力量注入了新的能量。德國南部和西部的部分諸侯國順勢滿足了人民制定國家憲法的要求。但在普魯士和奧地利，新生的資產階級仍在徒勞地等待選舉的權利，以便通過選舉議會參與政府和國家的管理。1832年召開的漢姆巴赫（Hambach）會議上的文件，記錄了人們對國家和國家憲法的進一步理解。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通過揭露新興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和危險性，尖銳指出了漢姆巴赫會議與瓦特堡學生慶祝大會的區別：

特別是如果與另一次會議，即那次也是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的榮耀而召開的瓦特堡會議相比較，漢姆巴赫會議表現出一個巨大的進步。這兩次聖山慶祝活動的特點：兩者在外觀和偶然性上非常相似，但絕不是較為深層的本質相似。漢姆巴赫所召喚的精神，與瓦特堡的精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盤旋在瓦特堡會議上的幽靈）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漢姆巴赫，人們以歌頌太陽升起的歌曲歡呼進入現代，以舉杯暢飲慶祝與全人類結成的兄弟情誼；而在瓦特堡，卻以令人厭惡的烏鴉嘴嘶啞地叫喊著過去，在火炬的焰光下說著蠢話，做著一些只有在中世紀才會出現的最愚蠢最荒唐的事！法國自由主義在漢姆巴赫做了令人心醉的聖山寶訓，人們雖然也說了許多不理智的話，但理智自身仍在那裡享有最高的權威，具有凝聚和排遣的力量，是立法的準繩；而瓦特堡則相反，狹隘的條頓主義在哭喪地叫喊著愛和信仰，但它的愛只是對外來者的仇恨，它的信仰基於非理性，因為無知而不懂得可以做些其他更好的事，只能以焚書來表現自己的歇斯底里。

—— 海涅《伯爾納書簡》

德意志精神

1848年法國的二月革命，波及德國，成為三月革命。在一個短時期內，民眾似乎又被允許擁有擴大公民自由以及建立民主新秩序的希望。

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圖片。

在柏林和維也納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街壘戰之後，君主政府被迫做出最初的讓步。在法蘭克福的保羅教堂召開的國民議會上，人們力圖建立一個以民族主權和公民權利為基礎的德意志帝國。

參與大會的成員，包括德意志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些領袖，大家共同商討了未來的帝國憲法。他們提出的基本法，核心的條款為：所有德國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廢除一切等級特權。另外涉及的重點有：人身權利的不可侵犯性，人們有表達意見、信仰和科學研究的自由。後來的魏瑪共和國以及今天的聯邦德國的憲法，採納了當時那份憲法草案的大部分內容。會議期間，與會者就如何建立一個德意志帝國的問題，出現了分歧，形成了兩派政治集團。其中一派要求排除奧地利，單獨建立一個所謂小的德意志國家；另一派則要求把奧地利包括在內，按照老的帝國邊界建立一個所謂大德意志帝國。

就在國民議會於法蘭克福召開期間，德意志的一些統治家族利用站在他們一邊的軍隊，採取了抵制措施，阻擋革命前進的步伐。這就導致德意志憲法停留在草擬階段。會議預選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為德國國王，但卻遭到他的拒絕，這就使得德國的三月革命實質上只剩下了對德意志邦聯的堅持，其他方面毫無成果可言。這次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德國大部分的民眾仍然非常虔誠，俯首聽命於他們的諸侯。

1848年2月，法國爆發「二月革命」。在這場革命中，法國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利浦的君主政體，共和國宣告成立。

法國的1848年革命，導致大多數的市民階層與工人階層出現了尖銳的對立。無產階級第一次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與法國不同，在德國，革命主要是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共同承擔的一場民族運動。

德國的市民階層在革命之後越發遠離政治，轉而投身經濟活動。這就使得因工業化進程而變得激進的部分工人力量，一開始並未顯示出自己的激進傾向。但是1848年，也是卡爾·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完成《共產黨宣言》的年份，他們在書里提出了一個鼓動性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俾斯麥時代

19世紀後半葉的政治歷史中，鑄刻著一個偉大的德國政治家——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現實主義政治主張。如同他概括自己的政治成就時所說的那樣：「如果我不相信有一種神聖的秩序，使德意志民族具有善意和偉大的秉性……如果我沒有神奇的宗教基本信仰，也許我早就放棄我的外交官生涯，或者根本不會接受這個差使。勳章和頭銜打動不了我。」普魯士能夠按保羅會議上「小德意志」的理念建立帝國，這一歷史功勛應歸於俾斯麥。

經濟是政治統一的先導。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倡導，並得到普魯士竭力支持的德國關稅同盟，已經註定了「小德意志帝國」的歷史解決方案：奧地利並不在關稅同盟之內。解除關稅壁壘、擴建鐵路網路，推進了生產和商業的發展。地處德國南部，原先在經濟上更多傾向於奧地利和匈牙利的諸侯國，受此影響紛紛轉向北方，加入了關稅同盟。

鐵血宰相俾斯麥。

俾斯麥早就認識到這個發展趨勢，並且有意識地推進它。普魯士故意違背與丹麥的既定協議——地處北部的石勒蘇益格（Schleswig）應當繼續留在丹麥的協議，開始與丹麥爭奪；俾斯麥有意識地引導這一衝突，以此為德國的統一做準備。1864年對丹麥的戰爭，在德國喚起了高漲的民族主義熱情。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Holstein）最終由普魯士和奧地利共管。因為共管而產生的緊張局勢，導致普魯士在1866年動用軍隊佔領這兩個小公國，由此引發了對奧地利的戰爭。

普魯士軍隊在武器裝備和戰略方面的優勢，無疑要歸功於當時的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 von Moltke）；這種優勢幫助普魯士在科尼斯格拉茨（Kniggrtz）戰役之後，迅速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是俾斯麥勸說普魯士國王不要以戰勝者的身份進入維也納，而是儘可能地維護與奧地利的關係，因為俾斯麥在當時已經看到：奧地利是普魯士未來的盟國。奧地利由於戰敗而威望大損，匈牙利藉此機會向奧地利提出更多的民族自治要求，並要求制定新的憲法；新憲法使原先這個奧地利的附屬國，成為與奧地利並駕齊驅的多瑙河君主國。自此，這兩個國家統稱為奧匈帝國。

在這個時刻，對於唯一擁有霸主地位的普魯士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行動是繼續擴大疆土。在普魯士這一建國策略的推動下，原先一直與英國王室締結聯盟的漢諾威王國，首先落入普魯士國王的手中。1866年的戰爭宣告了德意志邦聯的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俾斯麥倡導的北德意志聯盟；南德地區各個獨立邦國則結成了一個共同防禦和進攻的聯盟，並承擔著援助普魯士的義務。一旦爆發戰爭，普魯士遭受外敵或外族侵略，聯盟必須出兵援助。這一局勢後來出現在1870年-1871年的反法戰爭中。在俾斯麥對法宣戰後，除了奧地利，其餘的德意志公國或王國都參與了普魯士的反法戰爭。

德法這兩個幾百年來一直互相競爭的歐洲強國，因為這場戰爭而結為死敵，這股仇恨直到今天才得以超越和解除。法國在色當（Sedan）的失敗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都被定為德國的國慶日。這場由普魯士領導的戰爭，最終在1871年1月17日以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簽署的皇帝公告而宣告結束。

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一世鏡廳加冕圖（局部）。

普魯士贏得第一次戰爭的勝利後，在北德的聯盟以及南德的各個邦國都出現了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的呼聲。但是要把這麼多大大小小的德意志邦國聯結起來組成統一的國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還需要經過漫長而複雜的協商過程，直到最後找到一個切實可行的國家聯邦的形式。新的帝國憲法主要依據北德聯盟的憲法修訂而成。外交政策和海陸軍的指揮大權把握在皇帝手中。除了個別限制，經濟、交通的立法由聯盟主管，這就使整個德國開始實施統一的刑法和民法，以及貨幣和度量衡。與此同時，各個邦國保留了內政管理、司法、教會和學校教育的權利。由此可見，新制定的帝國憲法明確體現了傳統的聯邦主義理念。

然而正如歷史發展所顯示的那樣，德意志第二帝國並沒有留下多大的歷史影響，更沒有德意志皇帝在中世紀所享有的神聖尊嚴；雖然人民下意識地把有關中世紀德意志帝國的古老記憶，轉化為對新帝國的期望。

這個俾斯麥用軍隊建立起來的帝國，其威望主要建立在與日益繁榮的經濟緊密聯繫的軍事力量上。儘管普魯士精神後來成為掌控和管理國家的主要模式，但關於國家的其他理念和思想仍得以發展和盛行，並主導著一些重大的政治決定。俾斯麥的目標是：在通過德法戰爭收回阿爾薩斯-洛林（Elsa-Lothringen）地區後，不再向外擴張，而是在政治層面進一步穩固德意志帝國。因此，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務便從軍事擴張轉化為確保與鄰國的外交關係；而且不久就在極其微妙和錯綜複雜的歐洲國家聯盟中，與奧地利結成了最重要的聯盟。

圖為德國統一三大功臣俾斯麥、羅恩、毛奇。

在西歐其他國家隨著美洲的發現而不斷擴張殖民勢力時，德國最初還是把著眼點放在歐洲大陸上，試圖先解決歐洲大陸的問題，再到非洲進行殖民擴張，並且隨後在西南非、東非、喀麥隆和多哥建立了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地區又落入戰勝國之手。俾斯麥後期的對內政策，有著所謂「文化鬥爭」和因工業化而要求社會立法的特徵。「文化鬥爭」指的是新建立的帝國與天主教會關於世界觀的論爭，因為教會不願被迫處入一種完全屈服於國家的地位。天主教徒在1870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組織——中央黨，他們的思想領袖路德維希·溫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希望面對信仰新教的普魯士國王，為天主教少數派爭取權益，由此引發了俾斯麥政權對教會事務的強硬幹預。俾斯麥的干預政策甚至還得到民族自由黨人的支持。但是儘管如此，德國天主教對俾斯麥宗教干預所做的堅持不懈的抵抗，還是引起了人們對此事的關注。最後在關注社會問題的教皇利奧十三世（Leo XIII.）的外交調解下，雙方平息了這場鬥爭。但是「文化鬥爭」中那些具有合理性的內容，如要求國家監督學校和監控婚姻合法性等呼籲，最終得以實現。

俾斯麥的第二個鬥爭主要是針對工會組織的工人起義。1863年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建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後來由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和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改建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該黨以馬克思主義為主旨的建黨思想和政治要求中，俾斯麥看到了對國家的必然威脅，因此他在1878年下令禁止「危害公共社會的社會民主主義」。所有以社會主義為導向的團體和黨派因此而遭到壓制，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卻在與日俱增。

俾斯麥通過了一系列社會立法，如醫療保險、工傷事故保險、殘疾和老年保險等，他想以這些法律有效地證明國家對工人階級的開放性。俾斯麥的社會立法中具有榜樣力量的基本條款，一直沿用到今天。但是俾斯麥沒有認識到，工人階級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歷史地位和使命，他們不再僅單純地希望改善物質生活，而且也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權利。因而，當時的德國並沒有出現俾斯麥所期望的社會民主黨的衰落。

德皇威廉二世。

1888年，威廉二世（Wilhelm II.）登基，他與俾斯麥有著不同的政治見解，因而放棄了對俾斯麥的繼續任用。帝國步入了自建立以來最為和平安寧的時期，但這個時代卻有著以武器維護和平的冷戰特徵。德國在此期間經濟開始起飛，並在世界市場上成為歐洲其他國家的最大競爭對手；歐洲各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卻得到再次平衡。

從文化史的角度看，19世紀到20世紀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文化極其繁榮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人們得以在一種安全生存的意識中享受生活，並為可以和平地擁有財富而感到高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打破了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氛圍。（完）

（本文節選於《德國文化簡史》，威廉·格斯曼著，王旭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經出版社允許刊發，編輯：豆姑娘，文章標題及圖片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路。）

作者介紹

威廉·格斯曼（Wilhelm G?；ssmann） ，著名文學理論家，海因里希-海涅協會的主席，杜塞爾多夫大學德國文學教授，曾任教於東京大學。 早年因戰爭和服兵役而被迫中斷學業，1946年—1955年在明斯特和慕尼黑學習日耳曼語言學、哲學和神學，並於1955年獲博士學位。 威廉·格斯曼著述豐富，作品包括《神聖的語言》（1965）、《句子，而不是散文——初級寫作》（1979）《海涅與德羅斯特人，一種文學的同時代性》（1996）、《文學作為生命線》（1999）等。此外，他還出版了一些詩集和以神學為研究主題的著作。

王旭（Xu Wang-Hehenberger） ，譯者，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現居德國。曾翻譯《自由的權利》《阿倫特手冊》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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