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毛澤東

魯迅先生對於舊中國社會的無情解剖與鞭撻，是永遠值得我們追念與學習的。但魯迅先生生前所作出的傑出貢獻，當時並不為革命隊伍內部所有人都能理解。有人說他只不過是「革命的同路人」，有的說他只是「革命的追隨者」，還有說「他的雜文不能入文苑」，說他寫雜文是「浪費生命」。但魯迅先生卻是毛澤東同志一生最崇拜的文化人物。

　　毛澤東對災難深重的舊中國的意義在於改造，他畢生精力都用於改造世界中去。他是舊時代的叛逆者，正是因為他的頑強不懈奮鬥，象徵著幾千年的舊秩序在他及戰友們手中崩潰。從而使得這個龐大、古老的龍的國度天翻地覆換了人間。即使取得政權之後，當他發現為之奮鬥半生的人民解放許多時候還只是一個概念，還只不過僅停留在外在形式上，只不過又一定程度重複因襲了中國傳統社會幾千年成王敗寇、改朝換代的規律，而真正意義的人民解放還非常遙遠。1966年，他帶著那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冒著與昔日戰友決裂的可能，以自己穿透時空的睿智思考和無人能及的威望，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依然是向傳統秩序、傳統思想和人們固有思維觀念的宣戰與挑戰。

　　無論我們今天從什麼角度看，也無論人們對他的評價如何，誰也不能否認的是，只有毛澤東，才是當之無愧的時代驕子、世紀偉人。他的名字連同他的影響，將會一直影響著他以後的世界，將會流傳幾代、幾十代、甚至更遠。

　　然而，歷史留下的遺憾是這兩位對現代中國以至於未來世界打下如此深刻烙印的偉人與巨人，在其生前卻僅是心靈溝通卻未曾謀面。我們知道，毛澤東給予魯迅的評價是很高的，他說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

　　後來曾有人這樣評價：

　　「魯迅以他不朽的作品，創造了我國現代文學的最高峰，為中國和世界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文學遺產」;

　　說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是因為魯迅有政治遠見，「他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與透視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譬如1936年當托派的反動嘴臉還沒有暴露之時，魯迅就大膽指出其危險傾向。他能從現實和歷史的聯接點上發現今與古的聯繫，從而揭示現實現象的本質。他能從歷史中跳出來，不為歷史所駕馭而能自由地駕馭歷史，使自己的思想具有一般文學家和思想家難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

　　「第一，他發現中國封建社會是吃人的社會，中國人從來沒有取得做人的資格。他的《狂人日記》最先道破這種現象：中國人在被吃，只有做奴隸和做牛馬的資格，所以中國人要講民主，首先要爭得一個起碼的前提，就是要爭得做人的資格，而這就要推翻封建專制，推翻吃人的筵席。」

　　「第二，他發現了阿Q。……阿Q的形象包含的社會思想內涵十分廣闊，魯迅把自己對民族性的深刻了解熔鑄在這一形象之中。阿Q的精神勝利法，阿Q的恨假洋鬼子，阿Q的恨小尼姑，阿Q的革命，都是中國民族靈魂的典型表現。中國近代有不少思想家在研究中國的民族性，都想喚起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所窒息的中國的「死魂靈」，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象魯迅那樣對中國的社會心理了解得那麼深刻，達到那樣

　　成熟的深度。」

　　「第三，魯迅發現了『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這是最深刻的人生悲劇，是『五四』以後一代覺醒者與奮鬥者的悲劇。『五四』時期，不少人提倡個性解放，這當然是進步的。但魯迅想得更深，他看到中國社會舊勢力的根底十分堅固，要前進一步是非常困難的，沒有社會的解放，個性也難以解放。」

　　近代史上，那些曾經同情革命和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有的改道易轍，有的隱退，有的前進。但是，那些願意前進的，往哪裡前進呢?戰友在哪裡?出路在哪裡?目標在哪裡?在找到馬克思主義之前，這是願意前進的知識分子的時代大苦悶。當魯迅找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之後，就堅定不移地為之奮鬥，因為魯迅深信：「在你們(中國共產黨——筆者注)身上，寄著中國與人類的希望。」——(魯迅《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毛主席慶賀長征勝利的電報》)。

　　「說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是因為魯迅具有堅強的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他在同敵人的鬥爭中，『是一支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他的威脅、利誘和殘害，他一點也不避鋒芒，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戰士的血跡中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

　　——(毛澤東：《在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演講》)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認識魯迅的革命精神：

　　一：「魯迅對中國了解得透徹。當時的社會正是遍地黑暗，正是沒有出路，而革命者正是要在黑暗中踏出光明，在沒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條路來。魯迅相信『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的真理。他不把希望作為一種偶像來感召自己，而是在艱苦得幾乎沒有希望的環境里自己創造希望。正因為魯迅這種超常的韌性精神，才使得他在舊中國那樣異常惡劣的社會環境中創造出輝煌的業績。」

　　二：「他有著在戰鬥中智勇結合的深沉理性，這是韌性精神的另一種表現形態。魯迅看到中國舊的力量那麼強大，單靠一鼓作氣進行鬥爭就難免要碰壁，一碰壁難免灰心，一灰心難免半途而廢。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為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必須用堅實的韌性來代替不堅實的『氣』才有希望。」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面對黑暗、腐朽的舊中國，魯迅與毛澤東都表示出對社會的極度不滿和抱有改造社會的堅強信念。所不同的是，「魯迅在上海文壇舉了10年進步文化的大旗，聚集了一支新文化大軍。毛澤東從南方到北方鑽了10年山溝，帶出了一支『武化』大軍。」——陳晉《文人毛澤東》

　　正是由於這兩支大軍，奮鬥道路有所不同，但珠聯璧合，最緊密地結合起來，最終達到了改造社會的目的。如果說魯迅發現了「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他發現了有路可走的希望，所以，致畢生精力努力做著揭露黑暗與喚醒民眾的工作。而毛澤東最終通過不懈奮鬥把「有路可走」變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他和戰友們團結帶領著日益覺悟的和被喚醒的中國人民，使得新中國巍然屹立在人類世界的東方。

　　與歷朝歷代依靠造反成功得天下的統治者不同，毛澤東並沒有因為眼前的勝利而停止改造中國的步伐。如果歷史可以假設的話，倘若魯迅不死，在毛澤東仍舊從事的新中國建國後的社會改造運動中，魯迅先生一定會與毛澤東心心相印，攜手前進，共同書寫改造社會與傳統國民性的偉大篇章。

　　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進步作家斯諾來到延安，在延安的經歷使他深刻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也從而得出希望正在冉冉升起的中國正處於劇烈變革的歷史關口，也才有針對西方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缺乏了解和認識的而作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問世。在當年延安的黃土窯洞里，毛澤東穿著打補丁的皺巴巴的布衣服，有時在一起的時候，甚至一面用手搓著脖子上的污垢，有時毫不在乎地鬆開褲腰帶伸手進去抓虱子。當斯諾對此感到非常驚異之時，毛澤東對他說，如果你身上還沒有虱子，那你就還沒有了解中國。

　　在此，毛澤東的思維穿越了幾千年的時空，把舊中國的黑暗和落後看做了一件充滿著嗜血的依附性虱子的臟衣服，而那些虱子就正是附著於人民身上的剝削者、壓迫者和統治者。可以這樣說，無論是魯迅還是毛澤東，都是從事著暴露、清理、滅絕這些寄生於社會之上虱子的工作。

　　曾幾何時，這些嗜血的具有強烈依附性、寄生性的虱子又回來了，難怪是，魯迅從中學語文教材中被驅逐了，毛澤東被否定和妖魔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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