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

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 六十多年前，馬克思主義開始傳播到中國，並且迅速地和中國的工人運動、革命運動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在它的幼年時期，就顯示了在中國的思想界和政治舞台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活力。 在那時，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的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已經陷入絕境，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先例打開了中國人民（首先是他們中的先進分子）的眼界。他們逐漸懂得，中國民族的命運，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命運一樣，唯一的前途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最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曾經以為，只要把西方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辦法搬到中國來，就能夠解決中國問題。不久，他們通過實際經驗看到這樣做是不行的。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中，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和它們結合在一起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很不平衡，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無產階級的隊伍不大，但是能夠發動起來的農民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除了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能夠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以外，特別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無產階級還能夠從其他一些階級和階層中找到同盟者。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如何發展中國革命運動，直到進入社會主義的門戶，不能不走一條獨特的道路。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必須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也不能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的國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對中國是完全不適用的。馬克思主義者用對中國歷史和中國現實的科學分析證明，這種中國特殊論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中國的歷史發展確有自己的特點。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觀察中國歷史時，必須注意這種特點。為了使中華民族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通過自己的經驗，深刻地認識中國的國情，獨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一國的國情不是一成不變的。革命就是要把舊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但人們只憑頭腦里設想一個新世界的方案，是不能實現這種改造的；必須從舊世界的實際出發，合乎客觀世界發展規律地進行改造事業。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一切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對國情也是這樣。人們必須從國情的實際出發，才能改造落後的國情。 一般地說，每一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要從本國的國情出發來運用一般的原理。特殊地說，在中國這一點就尤其重要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歷史。能夠處理好這種結合，馬克思主義才能在中國生根，才能正確地指導中國的革命事業，也才能徹底駁倒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合乎中國國情的論調。反之，不能夠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就只能成為空談，用以指導中國革命，只能得出錯誤的方針。 1930年，毛澤東同志提出「反對本本主義」的口號，這是我們黨第一次自覺地提出必須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傾向。所謂「本本主義」是指脫離中國的具體實際，搬弄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結論或者套用外國來的某種模式和公式，也就是指教條主義。為了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說：「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7頁） 馬克思主義學說不是教條，不是一成不變的公式，而是行動的指南。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反覆強調的觀點。年輕時的馬克思已經這樣說過：「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並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頁）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的論述，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精神。 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必須經過民主革命的勝利才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決定的。正是由這種國情出發，產生了無產階級必須爭得，也能夠爭得民主革命領導權的問題；產生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必須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而配合以其他各種形式的鬥爭的問題；產生了必須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戰爭，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問題；產生了無產階級能夠在一定條件下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等等。 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許多曲折和艱難（包括挫折和失敗），才完全掌握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規律。30年代初期，使中國革命陷入了嚴重危機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就在於不了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不了解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具體狀況，特別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劃分為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官僚資產階級這兩部分的事實，不了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的特點。他們不是從中國具體情況出發來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而只是照抄照搬什麼「本本」上的「公式」。這些「公式」有的可能是有普遍意義的，但由於沒有同具體情況相結合，變得毫無用處；有的只是從別國的經驗中得出的，全不適合中國的尺寸。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和理論上清除了30年代「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把對教條主義的批判提升到哲學認識論的高度，他說： 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 教條主義者……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5、286頁） 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完全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走過的革命道路是正確的。這條道路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道路。 在1949年勝利後，我國以不長的時間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這就又一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力量。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雖然由於1949年的勝利而結束，但是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和步驟，仍然充分考慮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留下來的許多特點，因而才能夠總的說來進行得如此順利。 那麼，在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在基本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後，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是否仍有自己的特點？它所具有的特點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是否同中國曾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有關？這可以說是關係到社會主義在中國成敗的一個重要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終將因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而崩潰，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通過革命取得統治權力，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從而過渡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預計，無產階級革命將在資本主義比較成熟的國家，而且是在幾個國家同時取得勝利。他們概括地指出「最先進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在掌握政權後可以採取的措施，並且認為，「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裡當然會是不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頁）對於未來社會的具體結構及其發展進程，他們的態度是很謹慎的，只限於作出一些原則性的論述。例如恩格斯在1890年評論一個德國刊物關於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時說： 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於可分配的產品的數量，而這個數量當然隨著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從而分配方式也應當改變。但是，在所有參加辯論的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所以它應當也有個一成不變的分配的方式。但是，合理的辯論只能是：（1）設法發現將來由以開始的分配方式，（2）儘力找出進一步的發展將循以進行的總方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頁）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固然比較細緻地談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但是他的立論是在恩格斯所說的「合理的辯論」的範圍之內的。而且他是針對拉薩爾派的所謂「公平分配勞動所得」和「勞動所得應當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權利屬於社會一切成員」這些空話而討論這個問題的。正是為了駁斥這些空話，馬克思除了指出其他各點以外，還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消費資料的分配不能不實行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即「商品等價物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因此，「在這裡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權利」，「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的勞動者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這些雖然可說是「弊病」，但「這種弊病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學到的是，決不可以從抽象的平等觀念、公平觀念出發來考慮問題。馬克思不可能具體地解答未來社會中的分配方式問題。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時，當然不能不顧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而直接從馬克思的論述中得出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更不能把馬克思的話誤解為號召我們立即著手消除這種「弊病」。馬克思強調的是不可以從抽象的公平原則出發。如果以為，既然這裡還有不公平，就要加以「限制」求得「公平」，這不是馬克思，而恰恰是回到了拉薩爾。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時代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只可能作出原則性的設想，只可能從理論上探討未來社會的出發點和進一步發展的總方向。在分配問題上是如此，其他問題上也是如此。社會主義社會在不同國家中的具體發展規律，還有待於後人通過實踐去探索。 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革命後，曾企圖「用簡單、迅速、直接的辦法來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原則」。（《列寧全集》第42卷，第225頁）但這種嘗試失敗了。他們改而採取符合俄國社會歷史條件特點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列寧還曾考慮到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但走法不完全一樣，會具有各自的特點。他考慮到殖民地和落後國家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經過一定的革命階段而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認為就是「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以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之間的差別「還要保留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就應當： 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列寧全集》第39卷，第71頁） 列寧的這些論述是很值得重視的。一切民族、國家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相同的。但「世界大同」還在遙遠的將來。不但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各國會有自己的特點，而且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也會因國情的不同而有同有異，或者在大同中有小異。所以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也仍然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在中國這樣一個經過特殊的道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國家中，不能不特別注意這一點。社會主義社會在人類歷史上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人類幾千年來創造的文明，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大大高過以前時代的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而且具備相應於這種生產力的發達的國民教育、國民文化、科學技術、經營管理方法，等等。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一旦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裡，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以後，這一切就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材料」。但是，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社會裡雖然有資本主義，但很不發達。我們沒有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階段。我們從舊社會得到的「遺產」中，幾乎完全沒有資本主義社會所能提供的一切。因此，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可能不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遇到許多特殊的問題和特殊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認真地解決這些問題，學會別的民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學會的一切為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東西。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必須考慮到這個實際，正如同民主革命必須從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一樣。 也許有人說，既然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特殊困難，為什麼不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呢？這個問題，是值得回答的。中國從封建社會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後，如果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將只會繼續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中，或者變成這一個或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附屬國。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包括國際條件）使中國沒有成為，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必須首先指出這一點：即使經過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是一條「近路」，中國也沒有條件走這條路。何況這決不是一條近路！經過資本主義，對於廣大勞動人民說來，是經過一條漫長而痛苦的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既然在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經過新民主主義而直接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怎麼會由於害怕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而選擇那條漫長而痛苦的路呢？ 中國沒有能從封建社會轉成資本主義社會，近代的中國不但在世界上成為落後的國家，而且遭到世界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蹂躪，這是歷史的不幸。但是經過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後，中國人民能夠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又是歷史的幸運，儘管這條道路上有許多註定要遇到的特殊困難。 我們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固然形成一些特有的困難，但同時也帶來另外一些特點。經過長期的民族苦難和革命鬥爭， 鍛鍊出了中國人民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團結和艱苦奮鬥的傳統，這是很突出的；我國工人階級從來很少受社會改良主義的影響，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貴族」階層在我國是沒有的；我國的農民經過長期革命戰爭、土地改革運動和合作化運動，同工人階級結成親密聯盟，對共產黨的領導有高度的信任；我國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雖然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但是一般都具有強烈的愛國心，他們根據舊社會和新社會的實際生活經驗，承認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使國家富強；我國的資產階級分子在經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種改造是通過贖買方式和平地進行的）後，絕大多數人都能自覺地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自願把自己的經驗和能力奉獻於社會主義祖國；舊社會的其他社會上層分子也是類似的情況，等等。這些特點對於社會主義建設又是有利的條件。充分利用這些條件，當然有助於我們克服那些弱點，但是我們如果不注意克服那些弱點，也不可能充分利用這些優點。 一般說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艱難的事業。我們在進入社會主義時不能不面臨的有些問題，又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轉入社會主義社會時所不會遇到的問題（在那些國家裡也會有一些我們所沒有的問題）。我們所遇到的特殊問題是些什麼呢？舉例來說，就是在全社會，特別在廣大農村，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很低，商品經濟很不發達；文盲大量存在，國民教育很不普及，社會教育設施很少；科學技術落後，知識分子數量少，有較高水平的知識分子更少；非常缺乏大生產和大商業的經驗，因而經營管理方法很落後，如此等等。 就政治上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我國從來沒有過。資產階級的民主和法制是以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為基礎，對於廣大勞動人民來說是一種欺騙。但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在揭露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實質時，同時又指出，它取代了封建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進步。固然社會主義不能像從資本主義社會接受社會化的大生產和各種文化教育設施等「遺產」（這些「遺產」幾乎一轉手就可為社會主義所用）那樣地接受政治制度方面的「遺產」，但是一個民族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法制的經驗，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是很有關係的。在我們這裡，是沒有這種經驗的。我們只有通過長期的革命戰爭在革命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內建立起來的民主傳統，這種傳統無疑是非常可貴的。但是就全社會來說，我們必須從清除封建制度的上層建築廢墟開始，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 在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時候，1956年8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今後全國人民的最主要的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個方針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而社會生產力仍處於落後狀況的實際出發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除非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在轉入社會主義社會時，也可能比別的某些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相對落後，但是說我國的社會生產力落後並不只是和外國相比而言。為了鞏固和發展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既有的社會生產力是遠遠不夠的。這是我國的特殊的歷史條件造成的狀況。一般說來，社會主義制度在開始建立時，不可能已經是健全和完善的。在社會生產力落後的情況下，當然更加不可能。因此，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還繼續要使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按照我國的國情完善起來。八大雖然沒有全面地說明一切問題，但是把發展社會生產力當作中心任務是正確的。 社會主義制度確實使我國社會生產力有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發展。黨中央1981年6月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建國32年我們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這樣，我國的經濟文化狀況，和建國初年，和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時相比，顯然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所走過的道路雖然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由於「左」傾錯誤經歷了曲折，遭受過挫折，但是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是無可否認的。 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進過程中之所以犯了「左」傾錯誤，以致造成「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全局性的長時間的錯誤，當然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因素，這些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論證。從這種「左」傾錯誤中應該得到的重要教訓之一是，不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而只憑一些「公式」（這種「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釋馬克思主義而形成的），如同不能正確地指導革命一樣，也決不能正確地指導社會主義建設。 由於中國沒有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所要解決的問題，所要學習的東西，所要做的工作，不免特別地繁多、複雜，需要用很長的時期。看不到這一點，以為很快地就能完成社會主義時期的任務而過渡到共產主義，甚至以為只要靠一兩次群眾運動就能解決問題，那當然會犯大錯誤。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當然是對的。指出這一點，對於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有重要的意義。但是這畢竟只是最一般的規律。如果不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那就不可能準確地看出究竟在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上有哪些東西需要改革。從「越大越公越好」之類的抽象觀念出發去進行「改革」，反而滋長吃「大鍋飯」那樣妨礙生產力發展的現象。「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以階級剝削為基礎的社會中的規律，把這個公式用到消滅了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起破壞社會主義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的作用。 「社會主義一定要和資產階級斗」，這個公式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靈魂。在這個公式下，既不區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和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時期，也不對於似乎可以加上資產階級帽子的種種事物進行具體分析，甚至亂戴這個帽子，其惡果是我們已經看到的了。在社會主義時期，對於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破壞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勢力，當然必須打擊。但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學會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其中有些東西（如自然科學和技術）是沒有階級性的，有些東西（如大生產的經營管理方法）雖然有階級的烙印，但也必須仔細地鑒別、分析、吸取和改造。這一點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商品生產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到最高度（比起以往的社會來），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設想過在未來的社會中將消除商品生產。但是中國的實際並不是商品生產已經很發達，而是還很不發達。脫離這種實際，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設想當成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只能起妨礙我國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作用。 「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的口號。其錯誤固然是在於事實上所打倒的並不是什麼「資產階級」的權威，正如同在「走資派」的帽子下並不是什麼「資產階級」一樣。但還可以設想，如果真是有一個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學術權威，那麼無產階級應該對他採取什麼態度呢？應該防止他的世界觀發生影響，用適當的方法幫助他改造，而同時認真地向他學習，把他的學術學過來，或者批判地吸收下來。既然他是權威，為什麼不應該向他學習呢？可以用革命的群眾運動來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政權，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樣的方法打倒「學術權威」。考慮到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學術權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這樣的口號就更顯得荒謬了。 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這些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般規律。只靠這種一般規律，人們所能知道的至多也只是如同前引恩格斯所說的前進的出發點和進一步發展的總方向。不把一般規律和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是辦不了事的。如果根據一般規律而設想出「純潔」的、「完美」的社會主義，從「純潔」「完美」的抽象概念出發，就只能得出脫離實際的指導方針，就只能把本來可以做好的事做壞。「文化大革命」既對現狀作了錯誤的估計（似乎到處都是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又似乎以為，只要靠群眾鬥爭的一次兩次衝鋒就能全部改變現狀，創造出最「純潔」、最「完美」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當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空想。 馬克思在1877年的一封信中，提到當時德國黨受到一些人的影響： 這些人想使社會主義有一個「更高的、理想的」轉變，就是說，想用關於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女神的現代神話來代替它的唯物主義的基礎（這種基礎要求一個人在運用它以前認真地、客觀地研究它）。為此，馬克思慨嘆地說： 幾十年來我們花費了許多勞動和精力才把空想社會主義，把對未來社會結構的一整套幻想從德國工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從而使他們在理論上（因而也在實踐上）比法國人和英國人優越。但是，現在這些東西又流行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頁） 我們這裡說的「左」傾錯誤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雖然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純潔」的、「公平」的社會主義的女神，但這二者同樣使社會主義喪失了它必須具有的唯物主義的基礎。 毛澤東同志為使中國革命的理論建築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曾進行了幾十年的鬥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運用於中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總結中國革命實踐中的獨創性的經驗，由此形成的毛澤東思想，雖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的產物，但毛澤東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別重要的。長期的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是富有創造精神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於過多地信賴以往的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具體經驗，較少去認真地研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因而逐漸背離他歷來提倡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原則。由於背離這個原則，當他自以為是開闢一條社會主義的新道路的時候，實質上卻是被束縛在一些脫離實際的抽象的觀念和公式中。從這裡，後人可以得到極其深刻的教訓。 要糾正這些「左」傾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走上正確的道路，很明顯的，就是要恢復毛澤東思想的傳統，也就是要恢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傳統。要堅決地捍衛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基礎，同時又要敢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中國問題。 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這樣做的。從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指導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黨和國家在各方面工作中所實行的方針、政策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使我國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好形勢。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已經堅定不移地轉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這不是簡單地回到1956年八大的方針。三十多年的經驗使我們深切地認識到，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認識中國的國情，據以確定各項方針、政策和措施，而決不能套用什麼普遍的公式；別國的經驗應該參考，但決不能簡單地襲用什麼外國的模式。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和實踐，顯然大大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 現在的中國國情，當然和1956年剛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有了很大不同。在近三十年間，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經歷了風風雨雨的嚴峻考驗屹立在中國大地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面貌已經有了巨大的改變，這些當然是我們據以出發的根本國情。對於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已經取得的成就和已經發生的變化，要進行認真的分析和研究。在這裡，由於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沒有經過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由此產生的困難和弱點，仍然是必須充分注意的。此外，像中國人口眾多，可耕地相對說來很少；中國的資源雖然豐富，但多數還未經開發和利用等，這些當然也仍是在考慮我國國情時所不可忽略的。 在農村中實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專業承包的責任制，發展農村副業和多種經營，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實行體制改革，特別注意經營管理制度的改革；把教育、科學當作發展經濟的戰略重點之一，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大力培養更多的知識分子；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下，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等等，所有這些，都是有利於進一步發展在我國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已經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有利於我們克服我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存在的弱點。 全面地考察和認識我國的國情，從這種國情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來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們就一定能夠戰勝社會歷史條件所造成的特殊困難，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必然會具有自己的特色。 中國在脫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後，又經過三十多年，現在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雖然有很大提高，但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還是落後的。是不是因此感到泄氣，感到社會主義制度不靈、馬克思主義不靈呢？當然不應該。為此而泄氣的人，是完全不懂得歷史條件本來註定了要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完成別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成的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三十多年在歷史上不過是一個短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經過兩三百年才達到今天的現代化程度。依靠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依靠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不僅能夠不以廣大勞動人民在剝削制度下受熬煎的辛酸和痛苦為代價實現這個過程，而且我們能夠，總起來說，用較短的時間實現這個過程。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做的事，也是只要我們努力得好，就能夠做到的事。 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科學地總結了過去三十多年的正面反面的經驗，我們已經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開始找到了符合我國國情的道路。我們正在按照黨的十二大提出的綱領，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而奮鬥。這條道路當然還要在實踐中更加充分和完善起來。我們在民主革命中按照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走出了具有自己的特點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使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新的發展。同樣的，我們也將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走出一條具有自己特點的馬克思主義道路，成功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原載《紅旗》1983年第6期，3月16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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