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中國新詩為啥要接受外來詩學影響？原因竟然是……

遼報君說

　　今天，當我們回望新詩百年路途會驚奇地發現，不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上世紀80年代朦朧詩的興盛，新詩因為藉助了外來詩學的力量做矯枉過正的偏激革命，才使得新詩的生命之樹破土而出。

　　那麼問題來了。中國新詩為何要接受外來詩學的影響？產生這種文化現象的原因是什麼？著名評論家、南開大學教授羅振亞專門做過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

　作者簡介　

　　羅振亞，1963年出生，黑龍江訥河人，文學博士，南開大學穆旦新詩研究中心主任，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為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委員、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天津市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等多家學會理事。

　　羅振亞的研究表明，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在20世紀的時空內留下了一條斷續的生命曲線——

20年代的象徵詩派

30年代的現代詩派

40年代的九葉詩派

50至60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派

70與80年代之交的朦朧詩派

80年代後期崛起的後朦朧詩

　　新詩在每個時期都有自己的個性走向，但在對待中外文學遺產的接受層面上又達成了一點共識，即它們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學現象，突破閉鎖態勢的開放性發生髮展機制，決定了它們的質地構成不僅來自現實土壤的艱難孕育，更導源於古典詩歌與西方現代派詩歌的雙向催生。尤其是中國新詩對古詩傳統自覺的斷裂性選擇，使它與西方現代派詩歌的關係更為切近。

　　中國新詩為何要接受外來詩學的影響？袁可嘉早在1947年發表《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一文，曾分析「新詩現代化的要求」完全「接受以艾略特為核心的現代西洋詩的影響」，有一種受動性生成與引發模式特徵。卞之琳在其《人與詩：憶舊說新》一書中也曾說過：「不從西方　『拿來』，不從西方『借鑒』，就不會有『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面貌。」

　　「面對幾千年強勁古典傳統的五四時期，不藉助外來詩學力量做矯枉過正的偏激革命，新詩的生命之樹就難以破土。也就是說，當時完全用自身因素打倒自身很困難，必須得藉助外力來對抗，所以西方各種文藝思潮順理成章地被援引入境，並給當時的詩歌探險者們以堅實的支撐」。羅振亞認為，西方現代主義詩歌也因自身正值生命旺季，與一批心靈憂鬱的中國知識分子情思需要被移諸中國，使一些詩人陶醉於其字句縹緲、意象迷離的神秘氛圍中。穆木天讀到拉法格、瑪拉美的詩「如獲至寶」，李金髮對《惡之花》「手不釋卷」，促成了象徵詩派的異軍突起。而後70餘年間，現代意識強烈的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無不注意運用西方現代派詩歌的形式材料鑄造自己的詩魂。

　　對於產生這種文化現象的原因，在羅振亞看來，這些詩人中許多都是留過學或熟悉外文的青年學子，他們有的就置身於西方現代派詩的背景中。比如法國對王獨清、梁宗岱、戴望舒，日本對穆木天、馮乃超，德國對馮至，西南聯大外教燕卜蓀的英美詩歌課程對九葉詩人，都構成了一個「藝術故鄉」，渾融為其生命存在的一部分。何況中國現代主義詩人大多遊離於社會鬥爭之外，或遠離故國親人，情思苦悶，心理結構與審美趣味上，對頹廢又唯美的西方現代派詩歌容易生出親近。

　　正因如此，現代詩派把目光投向了法國後期象徵主義、美國意象派和上世紀20年代興起的現代主義詩歌。蠱惑於晚唐五代詞嫵媚的何其芳，在班納斯後的法蘭西詩人那兒找到了同樣的沉迷，拜倒在花間詞下的卞之琳，對西方現代派詩「一見如故，有所寫作不無共鳴」，因為後者的象徵暗示、朦朧悠遠的藝術特質與詩人困惑彷徨的病態心靈達成契合。九葉詩人鍾情於艾略特的非個人化理論、奧登的自由聯想、里爾克的沉思靜觀等後期象徵主義詩學，穆旦作為中國詩人，其「最好的品質卻是非中國的」，他的勝利就在於「他對於古代經典的徹底的無知」。

　　對此，新時期詩人們也把眼光瞄向了外部。羅振亞介紹，在求新心態驅動下，朦朧詩人中的江河與楊煉走向惠特曼、埃利蒂斯與聶魯達，童話詩人顧城選擇童心晶瑩的洛爾迦。至於處在改革開放時段內的後朦朧詩對西方現代主義乃至後現代主義詩歌的吸納，更是一種自然趨赴。如南野、韓東與海子、駱一禾對艾略特的客觀對應理論與神話結構的分別應和，王家新從史蒂文斯那裡獲得的心境啟迪，楊小濱對奧登諧趣技巧的引入都是明證。

本報記者/高慧斌

新媒體編輯/楊東　張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