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末年不能從本質上改革成功，除了中央統治階級的問題，是否科舉制也是造成這個結果的主要問題？

滿清末年未能從本質上改革成功，沒能轉身變革為近代乃至現代化國家，以至最後覆滅，除了本身的異族統治，以及慈禧死後中央缺少能夠把控方向和節奏的能人政治家，最終導致時間不站在清政府一邊，被辛亥革命推翻。

是否以文人為中心，以孔孟之道為綱常，而忽視現代科學的科舉制及其背後的利益群體也是阻礙國家轉身的一個主要因素？

感謝題主的邀請，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本來我一收到邀請就想立即作答的，無奈越思考越覺得如臨深淵，不敢貿然獻醜，正巧趕上上周末有一場弓箭比賽（在下是個弓箭手），所以一拖至今。知乎是卧虎藏龍之地，在下不才，就以一個業餘歷史愛好者的微薄見識，來聊一聊我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吧，還望題主及諸位莫笑。

我想，絕大多數人對於清末歷史的了解基本上就到八國聯軍吧！《辛丑條約》一簽，就覺得這個國家完了，至於慈禧迴鑾之後再搞什麼改革，一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大家覺得只不過是這個王朝在苟延殘喘，到底搞了什麼樣的改革，已經不太重要了。即便對清末立憲稍有了解的朋友，通常也只有兩個印象，第一個印象就是「拖」，因為你說要立憲，然後又宣布要預備立憲九年，擺明就是耍花樣，在拖日子；第二個印象就是「假」，因為搞出來的第一屆責任內閣，是一個皇族內閣。

其實，這事兒哪有歷史書上說的這麼簡單，想要說清楚清末立憲，就得回到八國聯軍那會（三聲）子，慈禧老太后帶著光緒跑到西安，到了1901年的1月29號，老太后在西安下了一道上諭，說我們國家現在搞成這個樣子，得改革了吧，怎麼改，各地督撫趕緊寫奏摺，都給朝廷出主意，想辦法。

要知道這個階段，朝廷的政令是比較亂的，因為八國聯軍還佔著北京，老太后在西安，而東南這片的督撫，搞了一個「東南互保」，就是跟洋人之間達成默契，大概是說:你們跟老太后鬧去，我們這兒和平相處。所以從政令上講，其實國家這個時候處於分裂狀態，尤其是老太后現在權力還沒抓穩，東南的這些督撫也不知道這道上諭朝廷到底是啥意思，沒準兒就是試探一下你們的態度。反正呢，這個奏摺是誰也不肯寫，慈禧就把這事按下了。

過了三個月，到了4月21號，老太后在西安成立了一個臨時性的機構叫「督辦政務處」，這個機構用光明正大的行政方式，幾乎把當時的重臣盡皆網羅其中，這就正式下決心搞改革。

平心而論，1901年慈禧太后啟動的這一輪改革，是晚清六十多年歷史上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改革。因為這個時候國家的命運實在是掉到了谷底，而改革這個事就是這樣，往往起點越低，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回到當時的歷史，我們至少看得出這次改革有三大成功的條件：

第一，就是上下一心，因為國家已經鬧成這個樣子，不改還行嗎？首先是甲午戰爭，一敗塗地，民窮財盡；然後是戊戌變法，搞得上下離心；到了《辛丑條約》簽訂之後，整個國家的權威已經是丟盡。這個時候就像一艘破船馬上就要沉了，不改行嗎？

第二，就是此前歷史上的所有改革，往往都有一些反對派、頑固派、或者一些清流黨，可是這一次這些人可都不見了，哪兒去了呢，基本都死了。有的是八國聯軍進城的時候自盡了，比如說那個著名的頑固派徐桐，還有一些頑固派要不就是被殺了，要不就被賜死，要不就被流放，什麼剛毅、毓賢、端王載漪這些人都沒了，都被趕出朝堂。而這個時候所謂的改革派，像張之洞、劉坤一這些人，他們在「東南互保」，基本上實力尚存，所以這次改革基本上沒有任何阻力派，只要朝廷政令一通達，馬上全國就能啟動。

第三，就是洋人。我們平常談起《辛丑條約》，都知道那個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可是當中還有一個條款，就是清政府得替一些大臣平反昭雪，這個在國際外交史上可能也是一個孤例，一般來說，兩個國家打仗，打輸了賠款就完了唄，可《辛丑條約》逼迫著清政府要替幾個人平反昭雪,先不管這幾個人到底該不該平反，這說明八國聯軍要介入中國的內政了。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說中國到《辛丑條約》之後，正式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八國聯軍覺得，你清政府管不了這個國家，我們來替你管，我們不僅要讓你懲辦禍首，而且還要讓你表彰特定的大臣。所以你看，其實洋人這個時候已經在督促著清政府：你必須要改革。大家可以看到，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後，跟此前就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那幾年她天天在頤和園跟一些公使的夫人辦個沙龍，搞個Party，跟這些外國的內眷們混得特別好。我覺得這個老太太未必是願意和洋人在一起，只不過給洋人做個姿態，告訴他們：放心，放心，我改革！

所以呢，這一次的改革是上面有決心，外面有動力，底下沒阻礙，你說上哪兒找這麼好的改革形勢啊。所以從1901年到1905年，中國的改革搞的是如火如荼，中央搞大量的官制改革，增加什麼商務部、郵傳部、外交部，搞各種各樣的近現代化的立法，然後底層開始創辦新軍，創辦新型的企業，創辦新型的學校，甚至還在上海搞了一個股市，那幾年還是一路大牛市，中國人炒東南亞的橡膠，真的有一點東方小巴黎的味道。據說當時的股市，僅僅東南亞的橡膠，一次性就籌集了四千萬兩白銀，要知道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八千萬兩。

這說明什麼？說明新制度的引入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確實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所以那幾年，整個國家處於穩步上升的狀態。如果時間定格在1905年，我甚至有理由相信清朝就此迎來了真正的中興，國祚再延繼兩百年都說不準。

可歷史不可假設，時間也沒法定格，該發生的事，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是發生了。這件事嚴重影響到清末的改革，讓這次改革來了一個大轉向，而這個轉向的結局，大家都知道了，清朝徹底完蛋了。到底是啥事呢？是「日俄戰爭」。「日俄戰爭」本身只是國際政治上的一個事件，跟中國其實沒啥關係，為什麼我說得這麼嚴重呢？

（這裡有幾句題外話，俺不吐不快啊！不喜歡的朋友可以略過，原諒我。一說起日俄戰爭，很多朋友就立馬覺得屈辱的，兩個鬼子打架，跑到中國土地上，中國人還只能看著，還要嚴守中立，好丟人。這大概都是拜魯迅所賜吧，大概全中國的語文老師都在告訴你魯訊「棄醫從文」的原因，還從中解讀出濃濃的愛國情緒，然後把這些東西根植到我們幼小的心靈中，成長為一個又一個的偏執狂。語文老師們不會告訴你（可能他們也不知道），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不能考秀才、舉人、進士了，那想當官怎麼辦呢？朝廷說必須去留學，留學回來那個學歷朝廷就認，所以一大撥有知識或者有錢的人就開始往國外涌。日本就抓住這個經濟發展的好機會，給中國人搞了各種各樣的快餐式教育產業，專門針對清朝留學生辦了大量的速成班，人傻錢多離家近嘛。很多人只要幾個月就能拿到文憑，而且所謂的留學生班裡，清一色的中國人，那學歷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和現在國外那些野雞大學的留學生是不是很像？魯迅到日本學醫，滿打滿算也是差兩個月才滿兩年，中間還好多波折，一個人體解剖的圖都畫不好，這也虧得他從文了。呃。。。扯遠了，還是說日俄戰爭哈。我們現代人有了想像的共同體，有了國家情懷，你這麼看日俄戰爭，我不能說你錯了，但這事落在當時中國人的眼裡，那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說個小故事，你一聽就明白了。就在十年前，中日午甲海戰打完，除了那些被擊沉或自沉的軍艦外，還有一些小炮艦和輔助船隻被日軍俘獲了，這時廣東水師那邊派人來找日軍，說這仗也打完了，條約了也簽了，俘獲的那些小炮艦中有一艘是我們的，你得還我們。日軍聽懵了，還你們，是不是我聽錯了，但是好奇害死貓，耐著性子問，這一問才知道是這麼回事。午甲開戰了，李鴻章向各處水師求援，可各處水師都說，這是你北洋水師與日本人干仗，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最後只有廣東水師派了三艘炮艦來增援，可是為什麼廣東水師這麼好心呢？因為兩廣總督叫李瀚章，他是中堂大人的親哥哥，哈哈，不是有句話么：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使者說，現在你們日軍和北洋海軍的仗也打完了，我們廣東水師的那三艘船也沉了兩艘，剩下那艘是不是該還給我們廣東水師，要是你們還覺得不解氣，要不，你們把船上的炮都給拆了，把船還給我們就行。日本人聽明白之後，笑得飯都噴出來。從這個故事不難看出，在一個完成了現代化轉變的國家民眾眼裡，打仗，那就是傾全國之力而為，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一個非現代化的國家，其實還不能叫國家，他的民眾更像一個分散利益的聯盟，還沒有形成想像的共同體，你用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道德標準去評價一個非現代化國家，這樣的結論有什麼意義呢？）

還是說回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的結局落在清朝人的眼裡，你猜是個什麼心態？日本人贏了，這說明什麼？說明黃種人是可以打敗白種人的，武器水平差的是可以打敗武器水平高的，你洋人船堅炮利又怎麼樣，東亞人種有機會。日本人的勝利反而給了中國巨大的信心，你看日本人，十年時間，一個小破國家，先打敗了中國老大哥，又打敗了俄國列強，可是日本國怎麼就變得這麼強了呢？分析來分析去，終於找到了原因，當時世界上主要的大國當中，只有兩個國家沒有立憲，一個就是俄國，一個就是中國，而日本人恰恰是學習什麼英國、法國、德國，是一個立憲君主制的國家，你看，這樣一對比，稍做邏輯推導，很容易當事人就得出一個結論：看來立憲是救國的根本方法。只要國家一立憲，打敗白人不是夢。當時全國上上下下都漸漸形成這樣的共識。剛開始這個聲音就在民間漸漸地傳起來了，老太后一開始是不聽的，什麼立憲，這不就是康、梁搞的那一套嗎？康有為可是老太太一輩子的仇人，弄得母子反目，恨死這康有為了，所以一概不聽，可是漸漸地這個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甚至有一些漢人講出了一句話，老太后聽見後，這就有點走心，說立憲這件事情啊，利於君，利於民，就是不利於官。分析起來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我之前在知乎上有篇回答「中國古代廉政制度為何失效？」的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這裡就不贅述了。執政幾十年的慈禧太后對這其中的道理自然懂的，她有點聽得進去了，但這個時候還不足以讓她下決心，真正讓她下決心的是革命黨人搞的一次恐怖襲擊事件。事情是這樣的，一幫滿族親貴，尤其是當時愛新覺羅家族的很多年輕人，也天天在講立憲，太太心說既然這玩意兒這麼好，要不你們就出國打探打探，搞一個考察團，看看憲政別的國家都在怎麼搞，在中國應該怎麼搞，於是在1905年的7月，叫五大臣出洋考察團，就上了火車，準備到全世界各地考察，結果就在火車站，有一個革命黨扔了一個炸彈，老太太一聽這消息，決心馬上就下了，邏輯很簡單，立憲這事，她在深宮之中，不知道好不好，但是革命黨既然這麼反對，那肯定說明這事對大清國有利。所以這一刻老太太算是徹底下了決心，緊接著又組成了一個五人考察團，立馬赴西洋，歐美考察了一圈。

所以，整個大清王朝的改革列車到1906年的時候，就突然開始駛上了憲政改革的軌道。當然，那個憲法幾乎是抄了一遍日本憲法吧，所以立法的速度也比較快。在頒布這部大綱的同時，也頒布了一個清單，就是我們怎麼干，逐年應該辦什麼事項，同時還頒布了一個時間，就是預備立憲的年份，當時宣布是九年。為什麼是九年？這也是跟日本人學的，日本當年搞立憲，也是預備立憲九年。

到了1908年11月15號，老佛爺撒手歸西，此前一天，光緒皇帝也死了，現在有人說慈禧害的，這個咱們今天先不去管它，但是總而言之，這個時候清政府的核心領導層突然出現了權力真空，那就帶來一個問題，辦大事最忌諱的就是臨陣換將。我們就得看，緊接著上台的這個人是誰，表面上當然是皇帝溥儀了，但他只有三歲，所以實際上這個時候的掌舵人是他的爹——攝政王載灃。其實反過來可以這麼理解這一段歷史，就是慈禧之所以指定溥儀當皇帝，其實就是為了扶植載灃當攝政王。三歲的小屁孩懂得什麼呢，這個時候最關鍵的是，保大清王朝再繼續往前走的真正掌舵人是誰。慈禧臨死選的是這個人選就是載灃。載灃其實也是最合適的人選，當時各派勢力都能接受他，不管是宗族還是重臣，當然，除了革命黨，革命黨就是個攪局的，人家玩牌講規矩，他和不了了就掀桌子，這不，還派了汪精衛來刺殺載灃么。那載灃支不支持立憲呢？太支持了。一個80後（他是1883年出生的）剛上台，血氣方鋼，正是要實現自己這一代人政治抱負的時候。他兒子溥儀繼位的第二天，他就以皇帝的名義下了一道詔書，說九年預備立憲就按照這個時間表往下走，我是支持立憲的，大家放心。載灃除了身份上各種根正苗紅，他還有一條，就是把軍權抓在了手裡，所以他也確實是有實力為改革保駕護航的人。

到了1909年的開春，載灃算是開足馬力，走上了立憲改革的大路。他的決心大到了什麼程度？就是所有的事我都可以不管，只有立憲的事必須第一時間報給我，而且馬上就辦，而且立憲改革不是要改不改的問題，是慢了都不行。例子一大堆，很多老臣、能吏，就是因為對於立憲總有點想不通，說這搞得太快了點，我們能不能慢一點。載灃都是一個態度：走開走開，幹不了就辭職，滾滾滾。所有的頑固派，哪怕你只是希望慢一點，都給我閃人。而且要求1909年年內，所有省份都必須成立諮議局。諮議局其實就是當時的地方上的議會，當然不是民眾選舉，是各種士紳、官員共同推舉，搞出了這麼一個類似議會的機構。所有地方督撫但凡在這個問題上不配合的，載灃就一通一通地下詔書去申斥痛罵，所以到了1909年年底的時候，除了新疆，因為新疆剛剛開始設省，所以比較慢一些，剩下所有的省份都設立了諮議局。

在載灃看來，諮議局的成立僅僅是立憲的一個步驟，可是他完全沒想到，一旦這幫人聚在了一起，擁有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全新的身份和機構之後，就等於從瓶子里放出了一個魔鬼，等載灃發現問題的時候，他再也收不回去了。為啥？因為這幫諮議局的議員，是傳統的政治結構當中從來沒有見過的一種身份，叫近代化的職業政客。他們非官非民，既不是士紳，又不是官員，他們唯一的權力和本位，就是隔空做出各種各樣的政治表達。一方面他作為地方諮議局，去制約督撫，但是他要想做更好的政治表達怎麼辦呢？只好向中央喊話。可是向中央能喊什麼呢？想來想去，只有一句話可喊，就是九年時間是不是太長啊，能不能搞快一點啊？

這就是職業政客做政治表達的一個天然的本能，你把大崽崽我扔到那個年月當諮議局的議員，屁股決定腦袋，我能想出來的政治表達也就是這個。搞立憲改革是全國上下一致認為的政治正確，那九年時間太拖了吧，搞快一點，三年好不好？「三年」這個口號一出來之後，全國諮議局的議員都在響應，所以十九個省就搞了一個大串聯，說我們向中央請願，這個攝政王載灃是願意搞立憲的，那周邊肯定有頑固派，我們去「清君側」。所以1910年的時候，有55個諮議局的議員代表就去到了北京。

這事載灃知道後，大概心裡會有點小委屈：本來我已經是激進派了，怎麼在你面前我成了一個保守派呢，好像是我故意在拖。接見了這55個代表，還是好言相勸，說九年這日子咱們定下來，咱就按照這個步驟走，咱們不能改，大家就這麼散了吧，各回各家。

載灃就這麼處理了，可這幫人轉頭一商量，他攝政王不就是嫌我們請願人少嘛，得了，我們給他來一個人多的。所以很迅速地在兩三個月時間當中就籌集了一封聯名信，55萬人署名，給你翻一萬倍。

第二封信又遞上去了，這次攝政王有點不高興了，說還是這麼定，就是九年，不許改，而且你們不許請願了，這個口氣就有點不客氣了。可是攝政王還是太嫩了，這樣社會普遍性的政治運動一旦發動起來，哪是你說不許就不許的。大家接著來，所以很快第三次請願又開始捲土重來，這一次聲勢更大，各地的那個聯名信，這次可是有血書，甚至有很多人寫血書裡面還為明志，把自己的手指頭給剁下來，夾到血書里送到請願團手裡。

當然第三次請願之後,載灃還是覺得這是國家大事,怎麼能由著你們這種民意洶洶,來決定它的步驟和節奏呢，他覺得很委屈。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啊，攝政王是對的，有一個叫勒龐法國學者，寫了一本書叫《烏合之眾》，裡面就說民眾是沒有理性的，只有感情的思考，完全不能做理論上的推導，他只能接受一堆拼湊起來的概念，所以一個煽動者，一個演說者，只要表達感情就可以了，然後給民眾拼湊一堆概念，很快就能煽動民眾。

其實這個時候，這幫代表民眾的請願者也沒有退路，所以雙方就僵持在這兒，最後是地方上的那些督撫也開始寫請願書，打破了這個僵局。攝政王覺得沒有辦法了，好像除了皇族這幫中央掌舵的人，所有人都覺得立憲應該提前。所以一咬牙一跺腳，說好吧，三年就三年。

這個決定做完了之後，攝政王其實心裡一塊大石頭就放下來了，你們群情洶洶搞了快一年了，不就這點事嗎，三年，咱就三年。可是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沒人買賬，各地覺得三年，這個目標達成了，那我們作為政治表達，是不是提點更快的，能不能明年啊？

夜深了，長話短說吧。

這個攝政王真是冤枉得要死，所以這一次立憲改革，就被這種行動一波一波地向前推。到了1911年的5月，又在催迫之下，不得已搞出了一個責任內閣，但這個時候距離辛亥革命也就五個月時間了，很快大清的江山就垮了。垮了之後，其實很少有人回頭來複盤。為什麼這樣一次明明上下一心，順應民意，順應潮流，順應所有的理論推導的這個立憲它沒有搞下去，而且最高統治者拿出了最大的決心，最大的誠意，甚至撫順民意，把九年立憲搞到了三年立憲，甚至是一年就搞出了責任內閣，但是大清王朝依然在1911年解體了。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有趣味的歷史謎題之一。我們通常所熟悉的解釋，都是從革命黨這個角度看問題，可是你有沒有想過，站在它的對立面，也就是攝政王載灃的角度看這個問題？

你不覺得好奇怪嗎？雖然大清王朝有病，但是在過去十年的改革過程當中，它是逐漸在好轉，不是病入膏肓呀。中央財政收入穩步提高，國際地位穩步在恢復，社會民生各項事業都在穩步發展。我雖然是個病人，可是我遵醫囑在吃藥啊，你們說立憲這味葯能夠治我的病，我認認真真在吃啊，你們說加大劑量，我就加大劑量，我有強烈的求生意願，我非常配合治療，可是怎麼就突然死掉了呢？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你會發現載灃有兩對矛盾他根本解決不了。

第一對矛盾是「實踐正確」和「政治正確」之間的矛盾。當整個國家突然出現了一堆職業的做政治表達的政客的時候，他們的唯一政治訴求，就是更快，更激進，更強烈，因為在群眾運動當中沒有理性可言，誰的聲量更大，誰的主張更激進，他就獲得更高的關注度和更高的政治聲望。所以當時好像表現出來的是保守和激進之間的矛盾,其實根子就在中國人從沒玩過民主這個遊戲，不知道怎麼妥協。站在攝政王載灃的角度來看，兩邊都正確，一個代表實踐正確，因為官員要幹事，一個代表政治正確，因為這是國家前進的方向，這個矛盾他是解決不了的。

第二對矛盾就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間的矛盾。清末立憲的本質是什麼？就是要把中國已經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從商鞅變法開始的集權過程給逆轉過來，把已經強大到極點的皇權給限制住，把已經集中上來的權力再分解下去。這就像一個意志力極其堅強的人，在理性的狀態下完成一次自殺，可想這何其之難。

我看過很多歷史評論，其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話，就是所有後發現代型國家在搞政治現代化這個問題上，有一個天然的難題：一方面要幹事得集權，一方面政治現代化本質上就是分權，怎麼樣用集權的力量去推動分權？面對這個問題，人類的智慧至今都給不出完美的答案。

PS：呃……一不小心就寫多了，能看到這裡的都是英雄。不過對於主題的問題，以上只能算回答了一半，之後有時間，或是大家有興趣，俺繼續講講科舉的事，在我們現在的歷史課本上，科舉制一直背著一口「大黑鍋」，其實在宏觀的角度看，它對社會還是相當有益的，以俺這業餘的歷史研究水平來看，清朝的滅亡其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於廢除科舉。

皇室後代的教育出了大問題了

你看看，連載濤這樣的都廢掉了，怎麼掌舵？怎麼駕馭無論是科舉還是高考或者GRE選拔出來的人精們？

因為本質上已經腐敗的封建制度是挽救不了的，西方歐洲的資本主義的出現已經驗證了這一點，同時，封建帝王的封建思想，落後的思想，同時也阻礙了人民思想的進步，禁錮了人民的思想。

系統性故障，不是幾個補丁程序就能救得了的

晚清改革的失敗，利益集團並不在於科舉制度本身以及它產生的讀書人。而是地方漢族督撫以及士紳階層。中央執政集團希望改革，但是政令已經無法暢通，本來只是央地關係的矛盾，然而卻又被滿漢矛盾所進一步激化。最後，只能以革命方式完成民族國家構建中的重要一環——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確立。

個人認為科舉制只能是阻礙改革的一個因素，而不能成為其失敗的主要原因。無論是百日維新還是清末新政，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前提的，其失敗都與政治經濟有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想要發展資本主義是很困難的，首先有來自封建保守勢力的阻礙（參見慈禧老太太的戊戌政變）。還有就是外國侵略者的阻礙，賠款以及商品傾銷、資本輸出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眾所周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些改革又怎麼會成功？

謝邀，清不能完成自身的改革是必然的，科舉制度只是其中原因之一甚至談不上主要原因

清自己要完成的改革，其變革之廣、深，牽扯利益之廣，難度之大都不是當時清政府或者任何個人能完成的。

清雍正年間的改革，以皇帝作為直接領導者自上而下，尚且阻力重重，清末已經鬆散的中央集權是不可能自己完成從封建向資本主義邁進的改革的。

我這麼和你說吧，儒家那一套可以三百六十度無死角旋轉，想啥樣就啥樣。

只要有一個類似極為強勢的人物出現，就可以做到。

滿清入關，剃髮易服，不都完成了，我就不信在中國改革阻力比這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