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方旭東：中國「四大發明」這一說法究竟是怎麼來的？

【編者按】關於中國，有很多標識性象徵，四大發明就是其中之一。那麼，「四大發明」是從來就有的嗎？這一說法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提出的呢？近日，華東師範大學方旭東教授在「東方講壇·思想點亮未來」（第三季）系列講座中發表了演講，對「四大發明」作了批判性思考。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但是「四大發明」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可能很多人就不是那麼清楚了。我想以此切入，開始今天的演講。

「四大發明」初期其實是「三大發明」

首先我想指出，「四大發明」這個說法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慢慢出現的，並且「四大發明」最初也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講出來的。

大家都知道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他有一句名言叫「知識就是力量」。1620年，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一書里提到了三種發明，即印刷術、火藥和磁石：

沒有任何其他發明能與這三種發明——印刷術、火藥和磁石——媲美，古人並不知曉它們，直到最近，它們的起源也是糊塗不清。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請注意，培根提到的是三大發明，跟現在我們熟知的「四大發明」相比，少了一個造紙術。培根說，沒有任何其他發明能與這三種發明相媲美，但後面還有一句，「直到最近，它們的起源也是糊塗不清」。這句話什麼意思？很清楚，培根並沒有說這三大發明是中國人的發明，當然，他也沒有說不是中國人的發明，而是說它們的起源是糊塗不清的。接下來，培根對三大發明做了一個意義方面的闡述。他認為，印刷術主要體現在學術方面的影響，火藥主要是在戰事方面，磁石是在航行方面。這就是弗朗西斯·培根關於三種發明或者說三大發明的講法，這個「三大發明」說對後面的「四大發明」說是有一定影響的。

培根之後，我還是要講一個英國人。他叫麥都思，是英國的漢學家。什麼叫漢學家呢？在中國古代，漢朝非常強大，西方人通常把中國人稱為漢人，研究中國的學問就稱為漢學（Sinology）。麥都思就是這樣一個研究中國古代學問的人，在西方被稱為漢學家。麥都思在1838年出版的一本書裡面，也講到了三大發明：

中國人的發明天才很早就表現在多方面。中國人的三大發明（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提供異乎尋常的推動力。（【英】麥都思：《中國的現狀與傳教展望》）

這一次，麥都思明確說到「中國人的三大發明」，其內容就是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如果我們要追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語源，麥都思的「三大發明」說可以說是它的前身，或者說是雛形。

雖然明確說是中國人的發明，但是麥都思所說的三大發明與培根說的一樣，同樣沒有包括造紙術。為什麼會這樣？我在後面會做一個分析，這裡暫且不提。

關於中國人的三大發明，其實，不少歷史名人都曾經提到過，其中包括馬克思。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馬克思寫於19世紀60年代的經濟學手稿，其中提到了三大發明。馬克思這樣說：

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馬克思：《經濟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 - 1863年）》）

可以看到，馬克思沒有特別提到三大發明的歸屬，沒有特別提到三大發明的起源問題。不過，馬克思對三大發明說做了一個重要貢獻，這就是：他對三大發明的社會意義、社會影響做了一個高度肯定，這個評價後來在廣為流傳的「四大發明」說的相關論述中反覆被引用。

「四大發明」之說何時正式登場？

2008年9月23日，在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作家西蒙·溫切斯特在其所著的李約瑟傳記的首發儀式上演講。 新華社

那麼，「四大發明」最後怎麼就成了一個定論？在什麼時候、是什麼人把「四大發明」這個講法給提出來的呢？這個人也是一個英國人。他叫李約瑟，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科學技術史專家。1943年，李約瑟應當時的國民政府邀請到重慶訪問。在當地發表的講話中，李約瑟提到了三大發明。他說，中國人最偉大的三項發明無疑是造紙印刷術、磁羅盤和黑火藥。

注意，李約瑟這裡提到了造紙，但他沒有說是四大發明，因為他將造紙和印刷術連在一起講。

李約瑟還說，如果沒有火藥、印刷術和指南針，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如果把這跟上面提到的馬克思的話做一個對照，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馬克思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預告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而李約瑟說沒有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封建主義的消失難以想像，兩者之間存在驚人的神似。熟悉人類社會五階段論的都知道，封建主義的消失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說的是一回事。如果考慮到李約瑟本人的社會主義傾向，那麼，顯然是李約瑟未加註明地用了馬克思的觀點。

李約瑟在1943年還是在講三大發明，那麼，到底什麼時候「四大發明」之說才正式登場的呢？那是十幾年後，出現在李約瑟賴以成名的大作——《中國科學文明史》（有時也翻譯成《中國科學技術史》）里。該書出版於1954年，在書中，李約瑟把造紙術和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相提並論，從而實現了從「三大發明」到「四大發明」的飛躍。書中說：

在中國完成的發明和技術發現，改變了西方文明的發展進程，並因而也確定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指南針使地理大發現成為可能，造紙術有助於人文精神的傳播，火藥推動了歐洲社會歷史變革，印刷術為文藝復興準備了條件。

「指南針使地理大發現成為可能，造紙術有助於人文精神的傳播，火藥推動了歐洲社會歷史的變革，印刷術為文藝復興準備了條件。」這就是我們現在廣為流傳的「四大發明」說的最初的一個經典表述。

西方為何對中國活字印刷術不以為然？

揀字、排版、塗墨、印刷，在巢湖市柘皋老街上，76歲老人盛詩經經營的新興印刷作坊「活態傳承」著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活字印刷。 新華社（資料照片）

以上，我簡單介紹了「四大發明」這個說法的由來。接下來，我想圍繞四大發明，逐一做些分析，看看四大發明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巨大貢獻。

?第一個是造紙術。

注意，我說的不是造紙。為什麼不是造紙呢？因為西方人也會造紙，比如埃及人很早就造出了莎草紙。東漢蔡倫只是改進了造紙術，他最大的貢獻是用了一些新的材料來造紙。他用什麼東西造呢？史書記載，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漁網以為紙」。樹膚就是樹皮，麻頭就是麻纖維，敝布就是破布。所以，應當了解：我們現在通常說蔡倫發明了造紙術，是比較籠統的講法，準確的說法是，蔡倫發明了一種非常容易的造紙方法，這對於書寫材料是一次革命。

前面我提到，西方人一直不接受中國人發明了造紙這個講法。現在大家知道原因了，那是因為古代埃及很早就有莎草紙，而歐洲人中世紀就使用羊皮紙了。先來說莎草紙。莎草是尼羅河畔生長的一種天然植物，古埃及人把莎草的筋壓平壓扁，把它們縫在一起，在上面用書寫工具寫符號。讓我們中國人真正自豪的地方，不是說只有我們會造紙，而是說我們造的紙比埃及人造的紙要好用。再談一下羊皮紙。歐洲很早就有羊皮紙，現如今牛津大學圖書館還有一個鎮館之寶，就是中世紀的羊皮紙寫本。可是，羊皮紙的問題在於，羊皮的來源有限，製作和保存也相對比較麻煩，太笨重不好收藏，一潮濕還會泛各種各樣的怪味。所以，當中國的紙傳到西方，西方人非常喜歡，很快就用它來印《聖經》。此外，古代印度人使用一種貝葉紙，貝葉是一種植物的葉子。但因為這個紙是天然的樹葉，非常大，無論是搬運、閱讀還是保存都很不方便。跟這些紙相比，我們中國人可以自豪地說，蔡倫發明的紙又好用，造價又便宜。好用，就是人家願意用；便宜，就是大家用得起。

紙在中國同樣也經歷了一個過程。在「蔡倫紙」之前，中國其實很早就有書寫的文化，但是書寫材料不一樣，包括金屬、石頭、龜殼、動物骨頭、竹子、木頭、絲綢等。竹子也好，木頭也好，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笨重。古代形容一個人學問高叫學富五車，什麼叫學富五車，意思是他讀的書要用五輛車才能拉走，放到現在，可能一個U盤就搞定了。竹簡是用牛皮繩編聯起來的，很容易散亂。有一個成語叫韋編三絕，說的是孔子晚年非常喜歡讀《周易》，由於翻閱次數太多，以致編聯竹簡的牛皮繩斷了三回，「韋」指小牛皮，因為聯結竹簡的繩子是用這種小牛皮做的。絲綢寫的書即所謂帛書，它也存在保存的問題，而且絲綢非常昂貴，一般人用不起。

?再來看印刷術。

關於印刷術這個發明，準確的說法是北宋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而不是說發明了印刷術。最初，西方人對中國人把印刷術作為自己的一種發明很不以為然。印刷是由「印」和「刷」兩個字構成的，其實關於「印」，人類很早就發明和使用了。畢昇印刷術的重點是泥活字印刷術。為什麼說畢昇的泥活字印刷非常重要，是了不起的發明呢？這是因為，這種印刷術相對於中國以前所用的印刷術，有很大的優點。以前主要是雕版印刷，簡單地說，就是類似於一種版畫。雕版印刷要在很多塊木頭上才能把一本書的內容刻下來。這當然是很費功夫的，而且刻出來之後也是一次性的。而活字就比較簡單，不用每次都來刻。需要指出的是，關於活字印刷，也存在一些爭議。比如，西方人就認為，印刷術理所當然是指鉛活字印刷術，而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泥活字。今天來看，畢昇的泥活字印刷術的確有很大的局限。我們先看一組時間：1048年，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1314年，山東人王禎創造出木活字印刷；1488年，無錫人華燧用銅活字印刷。可以看出，從1048年到1314年再到1488年，中國在活字的進化方面非常緩慢。為什麼這麼緩慢呢？因為泥活字有它自身難以克服的困難。其一，漢字本身的特點決定了活字印刷在中國古代不能流行。大家知道，漢字是方塊字，漢字的字量非常大，常用漢字有六七千字，還有很多生僻字。這些字其實平時使用率是很低的，但是你要排一本書，可能就要專門去造這個字。其二，中國文字表意不表音，有很多字我們不認識。古代排字工文化程度都是很低的，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不認字，但是這個工作又要求他的認字能力很高，於是很多字他知道讀音，但不知道該到哪裡去找。所以儘管1048年中國就發明了活字，可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在用的還是雕版印刷。中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西方了。因此，就傳播影響來說，中國的活字印刷並沒有像我們前面看到的這些人說的對西方的貢獻那麼大。

火藥、指南針為什麼到了西方手裡就「不一樣」？

羅盤又稱羅經，是根據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針原理和陰陽八卦理論製造出來的定位儀。 新華社

講到這個地方，可能大家已經看出來了，我是在對四大發明做一種反思。那麼，做這樣一種仔細深入的分析、研究，是為了什麼？第一我們要「求真」，第二我們只有在「真」的基礎上了解歷史，才知道我們真正能夠引以為榮的是什麼。最可怕的是，對自己的文化、對自己的民族、對自己的國家了解很少，甚至完全是錯誤的了解，然後將所謂的愛國主義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那將是非常可悲的，也是極不牢靠的。

今天我用四大發明這樣一些例子，是想給大家說明，有一些流傳很廣的說法其實是似是而非的，是需要大家展開批判性思考的。前面我們已經講了造紙術和印刷術，後面關於火藥和指南針同樣會有這樣的一些問題。

?關於火藥。

首先我們要明確，中國人發明的火藥是黑火藥。也許有人會問，強調這一點有必要嗎？難道火藥還有什麼特別的區分嗎？有。因為現代意義上的火藥其實是所謂的黃火藥，我們現在軍事上爆破用的就是黃色火藥，俗稱TNT，這不是我們老祖宗發明的那種火藥。事實上，中國人發明火藥本來就不是用於戰爭的。火藥，顧名思義，是一種葯，它本來的意思是一種能夠著火的葯。火藥在中國實際上是一個無意之中的發明。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原來，中國古代的道士想成仙，於是就去煉丹，就像我們在《孫悟空大鬧天宮》當中看到的太上老君用一個爐子煉丹。在煉丹過程中，無意中發生了爆炸，為什麼？因為他們煉的時候加了硫黃、硝石，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這些都是易燃品。無意中發現這個葯會著火，所以後來把這個就稱之為火藥。火藥發明後，曾長期被當作葯使用。《本草綱目》就提到，火藥能治瘡癬、殺蟲，辟濕氣、瘟疫。中國古代的這種黑火藥，它在醫療之外的運用主要是助燃。後來傳到歐洲，主要也是用於煙火和放火。即便用在槍炮上，也主要是發射助燃，並不是真正用來爆破。

?最後，講一下指南針。

指南針是磁石的一種，前面最早的「三大發明」說中有一個講法，說中國人發明了磁石，這個講法是完全不通的。磁石是發現，不是發明。如果要說發明，那隻能是指南針，因為指南針是造出來的。早在戰國時期，中國人就已製作出指示方向的儀器——司南。北宋時期，指南針就運用於航海，13世紀又傳入阿拉伯和歐洲。這裡面有一個問題，先秦的時候中國人就已經發明了有指南針功能的儀器叫司南，這當然很了不起，但是迄今為止，考古沒有發現任何古代司南的實物。根據古書上所講的制司南的方法，其實就是在一個很光滑的銅面上，放一個帶有磁性的勺，銅的水平面上有刻度，有東南西北的方位，讓這個勺在上面自然地指向某一個方位。但是現代科學家按照古書上所講的做法復原一個司南，發現效果很差。

雖然上述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指南針的意義。其實，準確地說，中國人主要是發明了羅盤。羅盤是一個圓形的帶方位的東西，中間部分就是指南針，這個羅盤對西方的確是有非常大的貢獻。但是話要說回來，中國人發明羅盤主要用來幹什麼？用來看風水。在古代中國，風水非常重要，造房子要看風水，甚至選墳地也要看風水。中國人用羅盤主要用來看風水，但是傳到歐洲去以後，歐洲人卻用來航海。在沒有指南針之前，在海上辨別方向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有一個成語叫人海茫茫，你到了大海，才真正感覺到什麼叫做「茫茫」。在古代地中海地區，每年10月到次年3月，因為海上氣候不好，無法觀天知方向，所以往往只能停航。那時候，真叫找不到北。中國的指南針傳到西方之後，幫了他們大忙，在航海上的確有很重要的貢獻。毫不誇張地講，沒有指南針就沒有地理大發現。但充滿諷刺意味的是，西方後來靠著指南針、火藥對中國進行殖民侵略。為什麼我們老祖宗發明的東西，在我們這邊是為了成仙用來服用的（火藥）、用來看風水的（指南針），而西方人全部用在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而且這個「不一樣」還讓我們倒了霉，還讓我們挨了打，把我們的地和錢都拿走了，這是需要我們深刻反思的。

關於「新四大發明」的思考

最後我想講講「新四大發明」。嚴格說來，「新四大發明」是借用了原有「四大發明」的說法，並不是真正的發明。所謂「新四大發明」，它是來源於對外國在華留學生的一個非正式調查，問卷中要求列舉中國什麼東西讓他們印象最深刻、他們最想要。最後選出4樣東西，經過媒體的宣傳，就變成了「新四大發明」，即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

因為時間關係，不能一一展開來講，我就想提一點。大家有沒有發現「新四大發明」有某種共性？那就是便捷，它們都幫你節省了時間，讓你的生活變得更為方便。比如說支付寶，以前要帶錢，現在只要帶手機就可以了。網購，以前你要買東西可能要跑很遠，現在坐在家裡拇指動一動，沒幾天快遞小哥就把東西給你送過來了。外國留學生非常羨慕中國有這樣的便捷。但是，我在這裡想提一個看法，那就是，我認為所有的便捷都是有代價的，所謂「新四大發明」為我們帶來的便捷也不例外。那麼，「新四大發明」帶來的便捷，其代價是由誰來承擔的？我舉一個外賣的例子，現在有很多外賣APP，你在手機上下個單，外賣就送來了，實際上中國外賣的數量是極其驚人的，但是它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單是外賣造成的垃圾，其嚴重程度已經大大超出人們的想像。其實不止是外賣，網購也一樣，怎麼回收處理快遞包裝包裹的垃圾，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中國古代四大發明說到「新四大發明」，我的主要意思不是要跟大家回顧歷史、敘述事實，也不是要討論某個具體觀點，而是希望各位能從以上的分析當中獲得警醒：對於習以為常或流傳甚廣的那些觀念要始終保持批判性思考，正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創新。

（演講原標題為《關於四大發明的批判性思考》，整理後經作者本人再作修訂。整理人：王珍）

【思想者小傳】

方旭東，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尤其宋明理學方向）、道德哲學（尤其儒家傳統）。兼任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儒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南昌大學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員、中華孔子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儒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九三學社上海市委理論與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出版有《繪事後素——經典解釋與哲學研究》、《原性命之理》、《理學九帖》等專著。近年提出「分析的儒學」，強調對儒學傳統進行批判性思考，積極回應當代挑戰，在學術界引起一定反響。（作者照片由上海市社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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