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權與執行權分離的理性思考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之間的經濟糾紛也越來越多，法院的審判工作和執行工作也是在超負荷的狀態下運行，而執行難卻是當下困擾法院執行工作的難題。在如今的司法環境下經常出現「審而不執」的尷尬局面，當事人雖然贏得了司法判決，卻得不到實體權益上的保護。因此，人們對於執行工作的質疑聲越來越大，對於審執分離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審執分離的概念也是近幾年學術界和實務界爭論的焦點，審執分離是否能徹底地打破當前執行難的桎梏，我們要審慎的看待，因為一旦審執分離後，其不具可行性，那摔壞的不僅是法院的執行權，更是整個司法的權威性。因此，對審執分離模式我們要理性的看待。　　要縷清楚審判權與執行權到底是合好還是離好，我們就不得不就審判權與執行權的模式演變和相互關係進行梳理。　　審執合一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就徹底地廢除了國民黨時期的舊法統，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相應的民事執行權也進行了重新的設置。當時採取的是審執合一模式，法院既是司法審判機關，又是司法判決的執行機關。而法院一般都不設專門的執行機構，實行的是審判權與執行權一體並行的模式。90年代初期，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不斷繁榮，各種民商事糾紛也成幾何數字增加，這時的法院已經不堪重負，難以既抓審判工作又抓執行工作。這種審執一體的模式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需求，如果繼續按照這種模式運行，執行難、執行效率低下，只能增加當事人的訴累。　　90年代時，法學學者和法理實務者，已經開始思考民事執行改革之路。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明確了執行依據後，各法院開始逐步探索、實行審執分離模式。當時設立的執行機構，稱為執行庭，依法行使執行權，專門負責民事執行活動。這一做法和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將審判權與執行權進行了隔離，在當時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緩解了當時執行難、執行效率低下的困境。但總體而言，執行庭與審判庭並行，都屬於審判工作，都具有審判性質，審判權與執行權都是在法院司法審判功能下運行，並沒有對審判權和執行權的性質進行準確地定位和區分。其結果必然導致執行案件的沉冗，時很多問題積重難返。　　直到90年代末期，我國又進行了一次執行改革。2000年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於改革人民法院執行機構有關問題的通知》，其中明確指出：「為了利於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的統一監督、指導，各級人民法院設立的執行機構名稱應一致，根據當前執行機構改革的現狀和趨勢，新執行機構可稱之為執行工作局。」在此《通知》的指導下，各法院都逐步地改執行庭為執行局。2008年經中央機構編製委員會批准，由最高院的執行局垂直地對各級地方法院的執行局進行監督、指導。執行局模式在法院內部進一步將執行權與審判權進行了剝離，但執行工作仍是法院工作的一部分，執行權可以說是審判權的進一步延伸。　　直至今天，又有不少的學者和法律實務工作者，認為：要實現執行工作高效化的運作，徹底地解決執行難的問題，就必須將執行權與審判權進行徹底地分離，在法院系統外設立一個平行的執行機構。這種想法是否具有可行性，在筆者看來，這種想法在現性的司法體制和司法環境下是缺乏基礎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將審執徹底分離，審判權由法院行使，法院只負責審判工作，執行權由平行的執行機構負責，只負責執行工作，那其必然結果是：一方面，法院只需顧及審判工作的合法性，對於執行工作在所不問，只要案結就事了了，而執行機構在執行時就不得不面對一些難以執行的司法判決。因為這種語境下的法院只要保證判決的合法性就可以了，對於判決執行的現實可能性就毋需考慮，這就直接導致了執行工作難與審判工作銜接。另一方面，在法院判決後，當事人又不得不向執行機構申請立卷執行，這樣既浪費了司法資源，又增加了當事人的訴累，其更壞的結果，還會導致兩者之間「踢皮球」，相互推諉，使司法的矯正正義難以實現。　　其次，將審執徹底分離，容易導致司法人員的懈怠。一方面，就審判而言，如果將審執徹底地分離，那麼在審判階段，審判法官就不會積極主動地去考慮執行方面的問題，只要保證判決的合法、合理性就可以了。審判人員就會懈怠下來，只顧及自己的審判。另一方面，就執行而言，審執分離後，執行法官只有等到法院的有效判決，才會幫助申請執行人進行執行，但在這一過程中，一旦出現執行異議，或生效的法律判決被撤銷等情況，執行人員就會懈怠下來，對於執行異議很難做出合法有效的審查，甚至出現審判與執行相互扯皮的情況。　　再次，徹底地審執分離，將導致司法效率的降低。正所謂，遲來的正義是非正義。固然法律的首要價值和職能是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但公平與正義的實現失去了效率的約束，那公平與正義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現實價值。徹底地審執分離，使有效的法律判決到了執行階段，很難得到快速有效的執行結果，當事人的實體權利雖然獲得了法律的支持，但在現實法律環境中卻難以得到實現。　　最後，審執徹底分離後，執行機關為了提高執結率很可能會導致執行調節的濫用，這種「和稀泥」式的調節直接的損害了司法的權威性，這與我國的法治理念是背道而馳的。　　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了解到，徹底地審執分離在我國當下的司法環境下是不具可行性的，那審判權與執行權究竟該如何配置，才能實現二者的雙贏？　　審判權與執行權的本質上是相輔相成的，二者沒有絕對不能跨越的鴻溝，只要合理的協調好、銜接好二者，就能使二者相互配合，實現公平與效率的雙贏。要銜接好、協調好二者，就必須從以下幾點出發。　　首先，在審判中兼顧執行。這就要求審判人員在作出有效審判前，必須通盤考慮審執全局，不能只是片面的考慮審判的合法有效性，必須兼顧執行工作的可行性。擺離線械審判、狹隘審判的操作，實現審中顧執，以判促執。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止司法判決淪為一紙空文。　　其次，加強審判與執行信息的銜接。在審判時，注意對當事人信息的留存，以便到了執行階段利用，這樣可以有效減少對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一旦案件進入了強制執行階段，執行法官就不必再浪費時間去收集當事人的相關信息，可以第一時間維護當事人實體權利的實現。　　最後，合理培養相關司法人員。任何司法判決的作出，和判決的實現都少不了法官的努力。為了實現審判與執行的無縫連接，在對年輕法官的培養是，可以讓其先進入執行局，現行了解執行程序和執行狀況，這樣，在其著手審判業務時，就會充分考慮到執行的情況，降低空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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