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與《文心雕龍》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周易古經》、《周易大傳》合璧的《易經》，從漢代起就被列為「群經之首」，成為中國學術史上影響最大的經典之一。產生於南朝齊梁時期的《文心雕龍》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體大思精、具有完整體系的文學理論專著。《周易》經傳以及研究《周易》經傳的「易學」對《文心雕龍》產生了哪些影響？多年來不少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並在論文和學術專著中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本文擬就學術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情況略作回顧、評述。

一、《周易》及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

　　兩千多年來，《周易》經傳所蘊含的豐富、深邃的哲學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國學大師黃侃於20世紀初所著的《文心雕龍札記》，後來被譽為20世紀國學名著。這部著作對《文心雕龍》作了深入、細緻的闡析。它在論析《徵聖篇》的主旨時指出：「《徵聖》：此篇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並指出：「且諸夏文辭之古，莫古於《帝典》，文辭之美，莫美於《易傳》。一則經宣尼之刊著，一則為宣尼所自修。」[1]黃侃的這些贊語，完全符合《徵聖篇》的意旨。在《徵聖篇》中，劉勰主張「論文必征於聖，窺聖必宗於經」。也就是說，後世論文，應向聖人——孔子學習，必須以聖人所編撰的「六經」為主體。《徵聖篇》直接闡述了《周易》等「六經」與《文心雕龍》的源流關係。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多次論析了《易傳》與《文心雕龍》的聯繫，並且盛讚《易傳》文辭之美。

　　當代不少學者直接以「《周易》與《文心雕龍》」為題，撰文闡述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見解。這些論文主要闡述《周易》經傳及其哲學思想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如：

　　吳林伯1984年發表的《〈周易〉與〈文心雕龍〉》一文，充分肯定了劉勰繼承了《易》的「精義」。他指出：

　　不可否認，在文論里大量繼承《易》之「精義」的，畢竟是劉勰。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是經古文學家，他論文《宗經》，品經以《易》為首。因《法言》舊談「《易》惟談天。」如其稱道孔子作《春秋》，能以「一字見義」，贊其「精義致用」，一如前修；兼習諸子，通《道德經》，諷名家集，考《易》之本義，留意其「自然之道」，洋溢於文論的字裡行間。我們敢於斷言，《文心雕龍》是文論的經典，也是哲學的要籍，這決非持之無故的偏見。[2]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論文強調了「《文心雕龍》是文論的經典，也是哲學的要籍」。《文心雕龍》既然是「哲學的要籍」，那麼，它與居「群經之首」的哲學經典——《周易》的承傳關係，也就更為直接了。它們的思維意識、思維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或近似之處，也就更易於理解了。由此還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劉勰不僅是一位文學理論家，而且是一位善於推理、辨析的哲學家。

　　黃壽祺、張善文1986年發表的《試論〈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3]一文，從《文心雕龍》對《周易》經傳內容的直接運用入手，由以下四個方面進行論析：一、《文心雕龍》引據《周易》卦象，以說明文學問題；二、《文心雕龍》援用《周易》文辭，以豐富文學意蘊；三、《文心雕龍》探研《周易》創作，以推闡文學源流；四、《文心雕龍》融化《周易》語詞，以自鑄美意偉辭。這篇論文的作者精通《周易》經傳，而且長期從事先秦至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因此，此文在論述《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時，例證準確而充分。此文注重探研「《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內在影響」，這一點是非常值得借鑒的。

　　李平1991年發表的《〈周易〉與〈文心雕龍〉》一文，從「神道設教」與體用思想、「變易不易」與常變觀點、「原始要終」與「原始表末」、「分兩尚中」與「兼解折衷」、「觀物取象」與「擬容取心」、「立象盡意」與「義生文外」等六個方面，論述《周易》與《文心雕龍》的聯繫。作者認為：

　　從古代文論的角度看，受《周易》影響最深，「援《易》以為說」最多的莫過於劉勰的《文心雕龍》，全書不僅在內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話來說明文學問題，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直接依「大衍之數」來安排全書結構，正像有人指出的：「中國第一部最為詳盡地論述文學創作的著作《文心雕龍》，非常明顯地受到了《周易》思想的深刻影響。」翻開《文心》就不難發現，劉勰基本的文學思想、寫作方法和藝術理論都與《周易》有較深的關係。[4]

　　作者不僅認真考察《文心雕龍》在內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話來說明問題，而且仔細地研究《周易》思想對劉勰基本的文學思想、寫作方法、文藝理論所產生的影響。此文不僅能夠促進《文心雕龍》研究者更加重視《周易》思想對《文心雕龍》文學理論體系形成的影響，而且能夠促進其它古代文論研究者更多地思考、探索《周易》思想對古代文論的影響。

　　敏澤1992年也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心雕龍〉與〈周易〉》[5]的論文。作者在文中指出：《周易》經、傳「曾經對我國後世的思想和文化，發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劉勰的《文心雕龍》，也不例外」。作者還論述道：

　　而《周易》對於《文心雕龍》的影響，不僅是貫穿始終的，起於《原道》篇之「道」，終於《序志》篇的「彰乎大易（衍）之數，其為文用，49篇而已。」而且，《文心雕龍》50篇中的過半數，都曾直接間接地引證《周易》申述之原理，以之運用到關於具體的文章寫作的過程中。[5]

　　敏澤在此文中還詳細闡析了《文心雕龍》關於宇宙本體及道與文的關係。他認為：

　　《周易》對於《文心雕龍》之影響，絕不只是篇章安排上的，所謂「彰乎大易（衍）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序志》）更重要的，則是關於宇宙本體及道與文的這一根本關係的認識上的。[5]

　　敏澤同時還論述了《周易》對《文心雕龍》創作論的重大影響。他從《文心雕龍》創作論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文心雕龍》中通變的思想、神思的思想、剛柔的思想等，都來源於《周易》。此文採取「從流溯源」的方式，即從《文心雕龍》的思想內容、文體結構、創作理論等方面出發追溯其源頭——《周易》經傳，因此，這是一篇從流溯源研究《文心雕龍》與《周易》之聯繫的重要論文。

　　筆者近年來發表的系列論文《〈周易〉經傳與〈文心雕龍〉》[6]、《試論〈易傳〉對〈文心雕龍〉的影響》[7]、《西漢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8]、《東漢易學與〈文心雕龍〉》[9]等篇，則是站在《周易》經傳和易學的角度，從源及流，探討《周易》及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從以往的論文來看，從西漢易學和東漢易學的角度，探索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此類論文數量較少。筆者在《西漢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一文中，論述了西漢時期的著名學者劉安、司馬遷、京房、劉向、劉歆、揚雄等人的易學觀或易論對《文心雕龍》的影響。筆者在《東漢易學與〈文心雕龍〉》一文中，分析了東漢時期的著名學者桓譚、王充、班固、張衡、荀悅、鄭玄、虞翻等人有關《易》學的論述對《文心雕龍》的影響。以上兩篇文章所述的兩漢著名學者有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他們的《易》論，對《文心雕龍》具有很大的影響，值得研究者重視。這兩篇文章還論述了《緯書》（特別是《易緯》）對《文心雕龍》的影響。筆者在《東漢易學與〈文心雕龍〉》的《結語》中寫道：

　　由於讖緯之學在東漢流行，光武帝等東漢統治者深受其影響。東漢一批勇於捍衛科學尊嚴的進步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如：桓譚、張衡、荀悅等，大膽地反對虛妄的讖緯之說。荀悅明辨詭誕，指出《緯書》八十一篇非孔子所作，但緯書中所保存的史料和辭彙尚有可取之處。劉勰認為緯書中作偽、荒誕的內容應予以揚棄；對緯書中「有助文章」的可取部分，即緯書中所保存的史料、傳說和辭彙，酌情採納，取而用之。劉勰不隨流俗，能夠對讖語、緯書進行客觀冷靜的分析，其思想無疑深受桓譚、張衡、荀悅等人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影響。[9]

　　總之，筆者所寫的這幾篇論文只是嘗試從《周易》經傳和易學的角度探析《周易》及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

　　此外，探討《周易》經傳對《文心雕龍》的影響的論著還有很多。如：

　　鄧仕樑在香港《崇基學報》發表的《〈文心雕龍〉與〈易〉》一文，是從《文心雕龍》原文出發，研究《文心雕龍》與《周易》的聯繫。其《前言》寫道：

　　古來論文之作，莫備於文心，爰采其原於易理者，掇為一篇。俾見易道無涯，資生民於不盡，聖言垂永，歷萬代而猶新。[10]

　　古來論文之作，皆備於《文心》，而《文心》源於《周易》。根據作者的觀點，要研究歷代論文，就要研究《文心雕龍》及其源頭——《周易》。此文《上篇》採集了《原道篇》、《徵聖篇》、《宗經篇》、《祝盟篇》、《論說篇》、《詔策篇》、《奏啟篇》、《議對篇》等八篇中與《周易》經傳有關的例證；《下篇》則採集了《神思篇》、《體性篇》、《風骨篇》、《通變篇》、《定勢篇》、《情采篇》、《鎔裁篇》、《聲律篇》、《章句篇》、《麗辭篇》、《比興篇》、《誇飾篇》、《事類篇》、《練字篇》、《隱秀篇》、《附會篇》、《總術篇》、《時序篇》、《物色篇》、《才略篇》、《程器篇》、《序志篇》等二十二篇中與《周易》有關的例證。以上例證共四十七則，作者在每則例證之後分別以「按語」的形式，進行簡潔的分析、評論。這篇論文發表於1969年，是較早專門探討「《文心雕龍》與《周易》」關係的論文。在此之前，此類論文尚不多見。

　　朱伯崑主編的《易學基礎教程》，對《文心雕龍》與《周易》的聯繫作了精闢的論述：

　　南朝的劉勰在齊代所寫的《文心雕龍》一書，直接以《周易》的思想為根本，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十分系統的文學理論，劉勰對《周易》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理解，《周易》的許多重要觀點都被他運用到了文學上。其中最顯著的是：用「天文」、「人文」的思想論述文學美的根源，極大地肯定文學的美的價值；用「剛健」的思想解釋文學上的「風骨」，大力推崇「剛健」之美；用「通變」的思想說明文學的發展，主張不斷變化創新。經過劉勰的闡發，《易傳》的思想深深地滲入到了文學之中，成為歷代討論文學問題的重要依據。[11]

　　雖然這部書沒有設立單獨的章節來評介「《周易》與《文心雕龍》」，但從上述這段評論可以看出，作者對《文心雕龍》與《周易》之間承傳關係的理解是很透徹的。這段評論言簡意賅地揭示了《周易》對《文心雕龍》乃至對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深遠影響。

　　楊明照所著《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一書，是《文心雕龍》研究的重要成果。敏澤對這部書作過這樣的評價：

　　歷來被奉為儒家群經之首的《周易》，包括成書於商、周時期的「經」與成書於戰國末葉至秦、漢時期的「傳」，曾經對我國後世的思想和文化，發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劉勰的《文心雕龍》，也不例外。但流行的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只注出了很少一部分，大部分未曾注出（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絕大多數都注出來了）。[5]

　　以上論述充分肯定了《周易》經傳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同時肯定了楊明照所著的《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的學術價值。的確，《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不僅是文心雕龍學研究的必備參考書，而且是易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鄧球柏在《周易的智能》卷十四《乾坤之美——〈文言〉·〈文賦〉·〈文心〉——中國文論的源與流》一節中，十分強調《易傳》中《文言》的美學價值。他寫道：

　　我說《文言》是論《乾》道《坤》道之美的極好的美學論文。《文言》提出了心靈美與行為美、語言美的關係。這是學術界沒有重視的地方，很值得研究。[12]

　　他進而提出「由《文言》到《文賦》，由《文賦》到《文心》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繫」。[12]

　　由於論及「《周易》經傳與《文心雕龍》」這一論題的論文和著作較多，因此，本文只能選擇其中一部分進行評述。

二、《周易》的文學思想與《文心雕龍》的文學思想

　　近年來，不少學者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探討《周易》的文學思想與《文心雕龍》文學思想的聯繫。在這方面，郭維森1982年發表的《〈易傳〉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註：此文最早刊載於《南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後輯入黃壽祺、張善文編的《周易研究論文集》（第四輯）中。）一文，是在這方面研究中發表時間較早，而且較具有代表性的論文。作者在文中指出：

　　《易傳》的哲學思想包含了某些文學觀念，或者為某種文學觀念提供了解釋的依據。以前出版的文學批評史注意到這一點，曾有所論述。如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有「《易傳》對於文學的點點滴滴」一節，劉大傑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有「《易傳》所表現的文學觀」一節。合觀二書，《易傳》中的文學觀念都已概略地提到。但是，隨著對《易傳》哲學價值的認識的提高，其文學思想還有進一步詳加闡述的必要，尤其是《易傳》文學思想對於後世的影響，更需要認真地探討。[13]

　　作者認為，在《易傳》的文學思想中，「象」與「變」這兩點尤其值得重視。他指出：易象模擬自然因而文章也源於自然；劉勰所謂「文原於道」，而道即指自然之道；文源於自然之道可說是《文心雕龍》的指導思想。他還仔細地分析了《易傳》中「變」的觀念以及「言不盡意」、「修辭立其誠」等觀點對《文心雕龍》文學思想的影響。

　　關於《周易》的「通變」思想對《文心雕龍》文學思想的影響，除了敏澤、郭維森的上述論文作過論析之外，馬茂元、劉建國等人的論文也對這一問題作過較詳細的論述。

　　馬茂元在《說〈通變〉》（註：此文原載《江海學刊》1961年第11期。）中說：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於客觀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然而把它具體地運用到文學理論上，則自劉勰始。[14]

　　馬茂元認為，劉勰創作的《通變》篇在文學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他指出：

　　《通變》是《文心雕龍》下篇中重要的一篇。它從理論上提出了文學發展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加以闡發，反映了劉勰進步的文學歷史觀，與《體性》、《風骨》、《情采》、《時序》等篇相表裡。[14]

　　馬茂元在文章中還論述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如何把「情」「氣」和詞采統一起來，把繼承和創新結合起來。文章最後作了這樣的小結：「把『情』『氣』和詞采統一起來，把繼承和創新結合起來，才是『通變』的精義之所在。」[14]

　　劉建國的《「通變」雜談》，雖然題為「雜談」，但並不「雜」，而是專論「通變」的學術論文。作者認為，「馬茂元先生、郭晉稀先生等前輩已經早就把『正論』做了，輪到我自然只好寫幾句雜談了。」[15]在這篇「雜談」中，作者論述了劉勰探索「通變」的歷史原因，闡釋了《通變》之義；論析了《通變》與《繫辭》的聯繫；論證了劉勰是個發展論者，他在《通變》中所提出的「會通」與「適變」的理論是宣傳文學革新的理論，並非鼓吹復古。由此可知，這篇論文對《通變》篇作了很有意義的探索。

　三、《周易》之道與《原道》之道

　　論述《周易》之道、《文心雕龍·原道》之道的論文和專著相當多。張其成撰寫的《易道：中華文化主幹》[16]一書，立足中華文化的大背景，全面透視《周易》經傳，提出「易道」是博大精深的「易文化」的內核，「易道」是中華文化的主幹。此書觀點新穎，對「易道」的剖析涉及面很廣。

　　由楊明照主編的《文心雕龍學綜覽》是一部總結和展示文心雕龍學研究成果的重要文集。其中由何懿撰寫的《「原道」》一文，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研究分四個方面進行總結：一、「道」的性質；二、《原道》篇的主旨；三、「原道」論是否存在矛盾混亂現象；四、文德概念的不同理解。作者搜集了大量論及「原道」的資料，對「原道」之道的性質羅列了十種觀點：「一、儒道說；二、自然之道說；三、自然法則客觀規律說；四、自然之道與『儒道』不矛盾說；五、從論文角度標舉自然之道說；六、客觀唯心主義的抽象理念或絕對精神；七、哲學上的二元論；八、道是一種神秘的超自然的存在；九、佛道說；十、『道』是劉勰自成一家之論。」[17]作者對各家之說分別進行了歸納、總結。由此可以綜覽學術界關於「原道」之「道」研究的進展情況。

　　《文心雕龍學綜覽》出版之後，仍有不少學者繼續探討「易道」與「原道」之道。陳良運著的《周易與中國文學》，其《內篇》第一章的標題為《「盛德大業，至矣哉」——〈周易〉之道：創造之道》；其《外篇》第二章的標題為《「原道心以敷章」—「自然之道」與文學本質》。作者認為《周易》之道——創造之道與「原道」之道——自然之道，二者是統一的。他論述道：

　　從先秦、兩漢到魏晉文學家們對文學之道，尚未有統一的、明確的認識與把握，而儒家學者又以經世致用的仁義之道為本位，直到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對「文」之「道」溯流推源，以「自然之道」為文學之本原，才大致確認下來，文學之本體亦同於宇宙之本體的認識才逐漸明晰。劉勰遵「自然之道」但不排斥儒家之道；所謂以「文心」而「雕龍」，又包容了物質與精神的創造之道。」[18]

　　作者贊同黃侃、劉永濟、朱東潤、蔣祖怡、周勛初等人以「原道」之道為「自然之道」說，但他對《周易》之道與「原道」之道的關係有自己的見解。

　　筆者為了探討《周易》之道與「原道」之道的關係問題，撰寫了《〈周易〉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影響》一文。該文分三個方面進行論述：一、「原道」之「道」與《周易》之「道」；二、《易傳》的解易理論對「原道」論的影響；三、劉勰在《原道》篇中對《周易》經傳作者的論述。筆者認為：

　　「原道」篇中多次論及「道」，這些「道」的含義不盡相同。其中有的指「自然」；有的指「自然法則」、「自然規律」；更多的是指古代聖賢共同體驗到的自然、社會、人類變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是古代聖賢人生觀、世界觀及政治主張、思想觀念的抽象概括。[19]

　　此文通過對「易道」之道與「原道」之道的比較，探討「原道」論的基本思想和《周易》對「原道」論的影響。

　四、對今後「《周易》與《文心雕龍》」研究的思索與展望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專門探討《周易》與《文心雕龍》關係的論文寥寥無幾。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方面的論著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出來。筆者認為，今後對「《周易》與《文心雕龍》」的研究將會向更深、更廣的層面發展。

　　郭維森在《〈易傳〉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一文的篇末指出：

　　《易傳》的哲學觀點，在思想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而文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一個部門，自然會或者接受或者反對其思想指導，因此便多方面地接受了它的影響。只有將哲學與文學聯繫起來作深入的研究，才能把文論史上的一些問題搞清楚，所以我們不能把某些重要的哲學著作排斥在文論史的視野之外，尤其先秦時期，文學、學術不分，其重要思想流派，影響又極為深遠。包括《易傳》在內，先秦思想著作中所包含的文學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巨大影響，應該作更深入的探討。[13]

　　在研究《文心雕龍》的過程中，如何將哲學與文學聯繫起來作深入的研究，這將是研究者們值得思索的問題。

　　筆者認為，劉勰不僅是傑出的文學理論家，而且是傑出的易學家。他不是簡單地承襲《周易》的思想和理論，也不是把《周易》作為引經據典時最便於使用的經書，而是創造性地將《周易》的思想、理論、文辭等融入自己的著作中，從而使《文心雕龍》成為文論史上光耀千古的傑作。劉勰的易學思想與文學思想的聯繫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近二十年來，易學和文心雕龍學的研究深受學術界的重視。筆者認為，深入探討兩漢魏晉南北朝易學與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的關係、探討歷代易學與文心雕龍學的關係，將成為今後研究的重要課題。

　　《周易》對《文心雕龍》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文心雕龍》對歷代文論同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麼，《周易》對歷代文論產生了哪些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筆者還認為，在深入研究「《周易》與《文心雕龍》」等學術問題時，我們還應當注重研究、探索如何通過古代文論的研究，更好地促進當代文論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13.

　　[2]　吳林伯.《周易》與《文心雕龍》[J].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6):89.

　　[3]　黃壽祺，張善文.試論《周易》對《文心雕龍》的影響[A].文心雕龍學刊：第4輯[C].濟南：齊魯書社，1986.

　　[4]　李平.《周易》與《文心雕龍》[J].周易研究，1991,(3).

　　[5]　敏澤.《文心雕龍》與《周易》[A].文心雕龍研究薈萃[C].上海：上海書店，1992.159-166,159-160,160,159.

　　[6]　黃高憲.《周易》經傳與《文心雕龍》[A].國際易學研究：第5輯[C].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383-404.

　　[7]　黃高憲.試論《易傳》對《文心雕龍》的影響[J].周易研究，2000,(1):72-81.

　　[8]　黃高憲.西漢易學對《文心雕龍》的影響[J].福建論壇，1998,(6):42-45.

　　[9] 黃高憲.東漢易學與《文心雕龍》[J].漳州師範學院學報，1998,(4):26-31,31.

　　[10]　鄧仕梁.文心雕龍與易[J].崇基學報（港）（第9卷），1969,(1):72.

　　[11]　朱伯崑.易學基礎教程[M].廣州：廣州出版社，1993.422.

　　[12]　鄧球柏.周易的智能[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39,242.

　　[13]　郭維森.《易傳》的文學思想及其影響[A].周易研究論文集(4)[C].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164-165,178.

　　[14]　馬茂元.說《通變》[A].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C].濟南：齊魯書社，1988.710,710,714.

　　[15]　劉建國.「通變」雜談[A].文心雕龍學刊：第1輯[C].濟南：齊魯書社，1983.270.

　　[16]　張其成.易道：中華文化主幹[M].北京：中國書店，1999

　　[17]　楊明照.文心雕龍學綜覽[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137

　　[18]　陳良運.周易與中國文學[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217.

　　[19]　黃高憲.《周易》對《文心雕龍》「原道」論的影響[J].福州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