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旅遊前夕,朋友花了幾乎一個月的時間搜羅相關材料,他密密麻麻的行程安排,著實令人印象深刻。固然,我自己旅行前也會做相似的準備,然而細想來這多少有點悖論的味道:我們做了如此周密的安排,卻聲稱是為了「休閑」。這堪稱是現代社會中產階級生活的一個縮影:生活由無數計劃組成,不論是旅遊、減肥還是子女教育,實際上都被隱隱看成是一個個需要細緻管理的「項目」。而之所以這一狀況在中產階級當中尤為常見,是因為每個社會總是這一階層特別重視計劃——比它高的上層人物通常不需要自己做計劃,因為自有人替他做;而底層社會階層的一個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其生活的無規律性和無計劃性,收入和前景都不穩定,以至於「今朝有酒今朝醉」似乎是唯一合理的人生哲學,猶如《格調》一書中所言,他們「每一天、每一周都幾乎毫無計劃。沒有日記,看不到記事簿,書信往來極少」,對他們而言,做計劃有時是自尋煩惱。儘管中產階級常常帶著驕傲地認為:正是因為這些人的無計劃,才導致了人生失敗。確實,許多現代人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一個長期合理的人生規劃,他們也因此尤其注重對孩子人生的規劃。這就導致了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一方面,他們抱怨現在孩子的學業很重,童年不再那麼自由自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深深憂慮「自在不成人」,唯恐自家孩子如果太散養,會無法與別家的孩子相競爭。許多家長在孩子還未出世前就已詳盡地做好了按部就班的準備,在什麼階段應採取什麼措施,他們調奶粉時像是在做實驗,教育孩子也有一個不斷完善的計劃。甚至那些強調給孩子自由、自認採取新式教育的家長,實際上也在按計划進行,只不過他們的計劃是刻意給孩子一定的空間罷了。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作者對兩個不同家庭的孩子長期觀察後得出結論:他們的家庭環境的確會塑造不同的人生。人人都在埋怨,這個社會生活節奏太緊張,自己很累,可事實上,這種由勞作帶來的節奏感和計劃性,早已內化為我們自身的一部分。一個現代人如果離開了那樣的節奏,往往首先感到的是不知所措和頹廢喪氣感。譬如,我一個老同事出於厭倦在工作多年後斷然辭職,每天只是在家睡覺、看片、聽音樂,十七天下來,他覺得自己像是變成了一個沒有知覺的「植物人」。不管多緊張,我們其實已深深需要這種計劃,一旦沒有,我們感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惶恐。說實話,一個慣於計劃自己生活的中產階級,內心最大的恐懼,就是失控。計劃不論多麻煩,它能帶來一種特殊的安全感,即讓人覺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一個女同事為自己婚禮事先準備了一份周密的計劃,分成總共117個小項,恐怕婚慶公司都無法做到這麼詳細。在看完後,你固然會感動於新娘的縝密,但也不免覺得,這樣理性地規划下來,「浪漫」大概早已蕩然無存。然而對新人來說,「浪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出現失控和混亂,因為那將是一場災難。我們漸漸變得對任何計劃中的意外都感到不安,然而任何計劃都會遭遇意外。在旅途中遇到意外有時也帶來驚喜,但很多時候,人們卻只想要一份自己早已設定好的旅遊體驗——有驚喜固然好,但那不能多到顛覆原有計劃的程度。人生規劃就更不必說了,有時對計劃的偏離,會讓我們感到深深的沮喪。這似乎是計劃所帶來的一個必然效應:正因為人們如今強烈地希望看到一切按計划進行,因而我們對「意外」的接受和容忍度都下降了,以至於有時稍稍出現一點偏差都會激起我們的恐懼和怒氣。我不止一次在朋友的婚禮上看到,僅僅幾個不大有人注意的小細節出現意外,新娘就沮喪地認為,自己一生僅有一次的婚禮「簡直一團糟」。所有這一切的根源,無疑現代時間觀念之故。一如吳國盛《時間的觀念》里所指出的,世上原本有數種並立的時間觀,而現代文化帶來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組織、體驗、設想並整合時間的觀念,把它看作是一種可以無限分割並加以利用的資源,這就催生了「時間就是金錢」這樣的說法。正是在這種觀念的基礎上,才會讓人覺得浪費時間是一種罪惡——或者,它能在一些人的內心激起罪惡感,彷彿自己浪費了一天沒事做是一種對自己的犯罪,因為在「浪費生命」。這使我們的人生變成了許多有時間限制的項目緊密相聯的整體。人們的矛盾是:他既因為這樣的緊密而感到疲憊和呼吸困難,想要自由,同時,卻又很難設想一個沒有計劃的生活。因為他的整個生活及其成功,建立在周密計劃之上,相比起對自由的嚮往,他更擔心失控和失敗(在他們的詞典里,「失控」和「失敗」基本是同義詞)。《追尋美好生活》一書曾指出:對生活的有計劃性,是現代城市中產階級自認區分於其他階層的特點之一,他們覺得自己更具遠見。只是這樣就不免增加了一旦失控時的焦慮感。這正解釋了為何現在有些人休假只是為了什麼事也不做,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暫時地擺脫日常生活的拘束。越是高級白領和中上層中產階層,越是會感到「時間不夠用」,感到自己忙忙碌碌,分身乏術——這是一個「過度計劃的人生」(over-scheduledlife)。他們被迫最優化地利用手頭所有的24小時,恨不得自己能有25個小時——但即便真的那樣,他也還是會不夠花。他的生活中有太多「項目」此起彼伏,除了工作安排、會見朋友、自己的娛樂,還有陪老婆逛街、陪孩子吃飯,更不必說做家務等等,所有這一切全都變成了日程表上的「待辦事項」,以至於陪孩子周末出去放風箏,也是一個需要一家人提前預約的事。最終,這導致了一種「個人生活計劃性的壓縮」,即只考慮工作(因為你不得不工作),而將工作之外的其他事,包括教育子女、做家務、贍養老人等等,全都用錢「外包」出去。這些年來母嬰教育產業、家政服務等相關行業的勃興,可以印證這方面需求的旺盛。中產階級永遠是這些產業最主要的消費群體,同時也是最挑剔的主顧,因為他們自己就擅長做計劃。在中國的城市中,這一現象是近些年來才隨著白領和城市中產的興起而日益明顯的。人們有時不免回憶起早些時候那種不大緊張的節奏,乃至更田園詩般的生活,然而那是一個再也回不去的「失樂園」。只不過時時刻刻地,我們的內心總還是感到難以平衡的痛苦:雖然很多事都可以「外包」出去,但事實非僅止於此,再好的家政人員,都不能替代家人親手做的飯菜或替代父親來陪孩子玩耍成長。在這方面永恆的掙扎與反覆平衡,塑造了現代中產階級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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