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之林：「旁生枝節」對寫實小說觀念的補正——以《腹地》再版為關注點

　　 2009年5月，在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王林文集》中，長篇小說《腹地》是1949年天津新華書店版本[①]，而非1984年王林逝世後，作家「一改三十年」[②]的1985年修改本。王林生前沒見到修改本問世是遺憾的，但如果人們得知他早期那部以生命為代價寫成的作品，三十多年所受的批判、質疑，還有作者內心的不解、委屈和無奈；就會認為王林真正看重的，還是《腹地》1949年版本。《王林文集》編輯者王端陽使這個版本重新面世，對抱憾終生的父親，也是最好的告慰與補償。

　　 （一）

　　 《腹地》從1949年初版到2009年收入作家文集，其間曲折的過程，已構成當代文學史上引人關注的「事件」。王林1909年生於河北衡水，1930年考入國立青島大學外文系，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青島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並以旁聽生身份成為當時執教於文學系的沈從文的學生，也是「沈先生的寫作班從二十多人到最後只剩下五人」之一。關於王林的文學經歷，王端陽寫道：

　　 1934年父親開始寫短篇小說，最初的幾篇經沈從文的推薦，相繼發表在《現代》、《國聞周報》、《大公報》等報刊上。特別是1935年1月父親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幽僻的陳庄》出版後，沈從文專門為這部小說寫了《題記》，認為「一個為都市趣味與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經衰弱了的人，是應當用這個鄉下人寫成的作品，壯補一下那個軟弱靈魂的」

　　 本來父親是想沿著這條文學之路走下去的，《幽僻的陳庄》也只是他的農村四部曲的第一部，可是接連發生的一二九運動、西安事變、抗日戰爭把他卷了進去。但是他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筆，他的創作方向轉向了民族的危難和抗爭，寫了許多直接反映抗戰的劇本，如《火山口上》、《活路》、《家賊難防》等等，並由火線劇社演出，由此被稱為「冀中的莫里哀」。

　　 在最殘酷的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上級指示冀中軍區一級的幹部，都轉移到平漢鐵路西面的太行山區。父親也在這批幹部之列。可他為了能夠親眼目睹這場戰爭，要求留在冀中。後經他的老同學、軍區政治部主任周小舟「特批」才留下來。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在地道口、在堡壘戶的炕頭上寫下了《腹地》、《十八匹戰馬》、《五月之夜》等作品。《腹地》完成於1943年，後有人考證說這是第一部直接描寫八路軍抗戰的長篇小說。[③]

　　 然而，這樣一位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卻完全被忽略了。2008年，當王端陽用輪椅推著母親劉燕瑾女士，在現代文學館「展示抗戰文學的展館面前，仔細觀察，非但沒有我父親的著作，甚至連他的名字都沒有。王林確實被現代文學『遺忘』了」[④]。不僅現代文學館，2007年作家林希在《天津日報》撰文說：「王林同志身後寂寞，我在網上輸入『王林』二字，搜索到上千條信息，居然全是房地產老闆、歌迷粉絲們的信息，關於我們崇敬的作家老王林竟然沒有一條消息」[⑤]。

　　 作家被忽略或被「遺忘」的原因有許多種，比如王林為人「低調」，「不出去講課，不出去做報告，不參加文藝沙龍」；他是天津市作家協會和文聯副主席，但從不端架子，不虛張聲勢，作協機關的人都親切地叫他「老王林」；他革命資歷深，「幾位建國後擔任高級領導職務的高級幹部，王林是他們的入黨介紹人」，但他對官場沒興趣，注意力多集中在文學方面，甚至當他作品受批判、得不到出版機會：

　　 這期間，王林的摯友黃敬（時任天津市長，筆者注）多次勸他去干別的工作，不要「從事專門寫作」。他表示拒絕，所以黃敬批評他「不願做行政工作，就是政治冷淡」。王林說：「目下不寫『五一大掃蕩』，以後哪有另一種生活能比我親自參加的『五一大掃蕩』更深刻的？」「我不能不把這件事當生命來關心！」最後黃敬不得不感嘆道：「匹夫不可奪志！」[⑥]

　　 雖然造成王林「被遺忘」因素諸多，但《腹地》出版即受批判，這是作家及其作品長時間沉寂的主要原因。《腹地》寫作和出版過程看起來十分矛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作家具有傳奇色彩的寫作經歷沒得到大張旗鼓宣揚，這在大力歌頌革命史的時代已經不可思議；怎麼還會受大張旗鼓批判？受革命理念討伐？但這畢竟是一個事實。如果我們不深入一些歷史材料，就無法解釋其中矛盾，也很難理解這一事實或稱為文學史「事件」潛在的邏輯線索。

　　 上世紀40年代，王林的創作轉向民族危難和抗爭，他寫了大量反映抗戰的劇本[⑦]，長篇小說《腹地》也產生於這一時期。1942年日本侵略者對冀中發動殘酷的「『五一』大掃蕩」，根據當時形勢「上級指示，屬於冀中軍區一級黨政軍民團體的幹部，要暫時轉到平漢鐵路西太行山區，為未來的反攻儲備幹部。王林屬於這批幹部之列」。但王林要求留下堅持鬥爭，他說：「冀中最後留下一個幹部，那就是王林！最後剩下一個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著，冀中就不能算『光』！」[⑧]王林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為八路軍抗戰史作傳的信念不減。當火線劇社「多數同志到路西後，冀中的作家梁斌、孫犁等也到了路西，子華（即程子華）同志發現王林還沒有到路西，就派了一個小分隊，回冀中專門去接王林。當時王林隨群眾打游擊，住處不定，有時還鑽地道和『堡壘戶』」。小分隊「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找到王林。這時，王林已經化裝得完全像個農民」，當「他聽到程政委派人專來找他接他過路，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他沒想到在反『掃蕩』這樣殘酷的情況下，軍區首長這樣關心他，到處尋找他，接他過路」。除了對軍區首長表示感激之外，他對來接的人說：

　　 「我是搞創作的，不能離開冀中的土地和冀中人民，特別是在人民遭劫，大難臨頭的時候，我要跟他們同生死，共患難，將來寫這一段歷史，我要寫他們，沒有這個生活體驗，就不能創作。請你們回去報告程政委：只要冀中還有老百姓，就有我王林，冀中人民一定會掩護我！請程政委放心！」

　　 接他的小分隊，只好迴路西，如實向程政委復命。

　　 王林沒有到路西去。在艱苦險惡的環境中，寫成了長篇小說《平原上》，他覺得這部作品比他以前寫的其他作品都好，最可惜的是這部手稿在戰爭中遺失了。他非常痛苦。於是另起爐灶，重新寫作，完成了全國解放不久就在天津新華書店出版的優秀長篇小說《腹地》。[⑨]

　　 《腹地》動筆於1942年冬，定稿於1943年夏，「寫作之中，敵人仍在穿梭『掃蕩』，剔抉清剿，槍聲不斷從四野傳來。王林今天轉到這村，明天轉到那村，寫完一摞稿紙，他就堅壁在地道里。這些經過藝術處理的血淚素材」，直到去世，他一直珍藏在身邊[⑩]。《腹地》完稿時戰爭尚未結束，王林把底稿埋藏在地下，直到抗戰勝利後，他才「回家取《腹地》稿本，出土如新，甚喜」（1945年11月18日王林日記）[11]。

　　 也就在這時，一些從延安來的「文藝大員」到了冀中。「他們剛剛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並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帶到解放區。他們到來使王林很興奮，然而王林沒想到的是他冒著生命危險，並『當作遺囑』寫的小說」，卻遭到嚴厲的批評：

　　 不應這樣寫。冀中英勇鬥爭，如何勝利的？這村前後兩支書皆壞蛋。其餘的人，舊思想相當重，或和平共居，沒有革命空氣，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將黑暗不適當的誇大，看不著光明。

　　 當王林反駁這種意見，說「我是以隱伏在農民心理中的舊意識舊作風與新意識新作風做為潛主題」時，批評他的意見認為：「這個今天不需要。今天需要的是發揚冀中如何能堅持到今天，能取得勝利。」當時陳企霞對《腹地》意見最為激烈：「作品中心——不同意將一個黨的負責人寫成這樣。個別村裡是有的，但典型的不是如此。將范世榮當成一個支書寫，令讀者有壞印象……政治影響不好……令人覺得共產黨的力量在哪裡？」「《腹地》主要缺點就在這裡，沒有愛護黨如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12]。

　　 1948年夏，在石家莊召開的華北文藝座談會上，「《腹地》又被提了出來，陳企霞在大會上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地區，不能出版這本小說！』」[13]這些意見不但使作品在抗戰勝利後無法出版，而且「圍繞著《腹地》出現了許多流言，說這是『暴露黑暗』，甚至同王實味聯繫起來。在延安整風中，王實味就因『暴露黑暗』被批判，被定為托派。這些無疑對王林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壓力，使他感到『灰心喪氣』。他對自己也產生過懷疑，但又感到茫然」。甚至在當時日記中寫道：「後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會講話再寫文章。誰原諒我寫時，連黨報都看不見，更不知道，將來會有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呢！因此灰心喪氣了好幾年。」[14]

　　 王林在日記中「灰心喪氣」，實際上並沒放棄為《腹地》出版四處奔走。1949年6月，也就是《腹地》「出土」三年五個月後，周揚來信表示小說「修改後」可以「付印」。對於「修改」，王林說：「要求把范世榮（村支書）改掉，辦不到。」但周揚的信還是使事情發生了轉機。「王林抓住時機，開始活動，他找了黃敬[15]。此時天津已經解放，黃敬任市長和市委書記」，經黃敬幫助，1949年9月30日，《腹地》終於以本來面目在天津新華書店印刷廠印刷出版，第一版印刷一萬冊，孫犁、侯金鏡、方紀、胡丹沸、阿壠、秦兆陽、劉秉彥、李之璉都發表了肯定意見。1950年２月，出版總署出版處寫信通知王林，《腹地》要再版。同年３月《腹地》再版，先後印發兩萬冊。

　　 《腹地》出版隨即引發《文藝報》更激烈的批判。1950年第27、28期《文藝報》刊登陳企霞兩萬三千多字長文《評王林的長篇小說〈腹地〉》，認為小說主要問題有兩點，第一,否定黨的領導：「抗日戰爭在一個具體的村子裡，黨的領導實際上是被否定了的。廣大群眾與現實激烈的鬥爭的關係，黨在中間的作用是看不見的」；第二,歪曲英雄形象：「作者（指王林，筆者注）處處可以說是深入地在渲染英雄對人事得失的一種無原則的、十分難以理解的感慨——這樣的感慨在思想本質上是何等陳腐，何等不切合於辛大剛這樣的人物！」[16]。這次批判使《腹地》長達半個多世紀銷聲匿跡。這裡需要補充一點，《腹地》受批判後，《文藝報》陸續還批判了孫犁的《風雲初記》，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批《三千里江山》，批《關連長》……一路批下來。那時人家一拿到《文藝報》就哆嗦；又批誰了？」[17]「開這種『戰鬥性和尖銳批評』風氣之先的，是《文藝報》主編之一陳企霞對王林的小說《腹地》的批評」[18]。王林對這些批評感到「震驚」，「據徐光耀回憶，王林專門找到周揚去吵：『我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樓下寫的小說，你看了沒有？』」[19]

　　 1947年，周揚到張家口擔任北方分局宣傳部長，曾召集冀中一些領導人開文藝會議，周揚問王林：「你又寫東西了嗎？」王林很不客氣地回答說：「我寫了，我出的是炕頭牆報，我自己看！」「這是一個間接的抗議。實際是對陳企霞的不滿」[20]。然而，誰知竟不幸一語成讖，1950年的批判以後，在公開出版渠道，再難見到王林和他作品的身影。

　　 （二）

　　 富於戲劇性的是，批判者對《腹地》的批判話音未落，1954年底，文聯與作協主席團通過了《關於〈文藝報〉的決議》，「除了（《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上的『錯誤』外，在這次檢查中，還挖掘出了《文藝報》以前『在批評上的粗暴、武斷和壓制自由討論的惡劣作風』若干實例」，時任《文藝報》副主編的陳企霞受到「留黨察看」處分。1955年又以懷疑一封給中共中央的匿名信是陳企霞所寫為由，作協黨組把丁玲、陳企霞宣布為「丁、陳反黨小集團」，「反黨聯盟」[21]。1957年陳企霞被錯劃為「右派」，開除黨籍，直到1979年才獲得平反。回顧這段歷史，人們注意的往往是受政治運動批判、迫害的人物，對那些在政治運動間歇和醞釀過程中受批判或遭遇不公正的人和事卻比較淡漠。但值得留意的是，無論批判王林、死死揪住小說「存在本質的重大缺點」的批判者命運潮起潮落，直到1984年王林病故，1949年版的《腹地》始終籠罩著批判的陰影，擺脫不了被「修改」的命運。對此，王端陽的一段話耐人尋味：

　　 對陳企霞我想再說兩句。後來陳企霞被打成「丁陳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遭到迫害，比我父親還慘。我父親對陳企霞沒有個人的恩怨，我從未聽說他對陳企霞有過什麼人身的攻擊。八十年代初陳企霞平反後回到北京，他女兒還來我家，看我弟弟王克平的木雕，我父親見到她還對陳企霞的遭遇表示同情……前些日我和胡可叔叔談到陳企霞，他說陳企霞這人不壞，當時的文藝思想就是那樣。我說我理解，沒有陳企霞，也會有張企霞、李企霞。[22]

　　 也就是說，王林《腹地》寫作與出版的曲折經歷，並不是用因果輪迴之類的「冤冤相報」、「逢凶化吉」即可說明的「文學事件」；在頗具吸引眼球效果的「事件」背後，應該還有更隱蔽的原因，即「文藝思想」和文學觀念的分歧。

　　 簡要梳理《腹地》的故事梗概，按照文藝為政治服務、為抗戰服務的標準衡量，當年的批判也完全沒有道理。小說描寫1942年冀中抗戰進入犬牙交錯、極端艱苦階段，八路軍代理連長辛大剛前後七次負傷仍堅持戰鬥，後在秋季反掃蕩因右腳踝骨中彈，「傷口治好以後成了瘸子。平原上部隊流動性太大，他已經不能再跟著隊伍東征西戰，只好回家來休養」。雖說是複員回家「休養」，但這時的家鄉已決戰在即。辛大剛沒有一天放棄抗日軍人的責任，他主動聯繫縣、區各級組織，積极參与民選、文藝宣傳活動。當「『五一』大掃蕩」破壞了原有的基層組織，辛大剛組織游擊隊配合主力部隊繼續戰鬥，保護八路軍傷員和地方群眾，成為深受村民愛戴的英雄。戰鬥勝利了，辛大剛與自己心愛的姑娘白玉萼終成眷屬。

　　 一部長篇小說總會有一個大致線索，一個起承轉合的結構，但是單憑這一點卻寫不成小說。因為它缺乏小說必備的敘事功能。因此，有關事件場景、人物語言、性格、舉手投足及心理活動等細節描寫，便滋生蔓延開來，使小說血肉充盈，並因此成為生動可感的藝術作品，豁人眼目。在此意義，認為小說是「旁生枝節」的產物也不為過。然而細讀當年對《腹地》的批判，問題往往就出在這裡。《腹地》是一部描寫抗戰、歌頌抗戰軍民的小說，批判者對小說題材沒有誤解；問題是當他進一步深入到小說的具體描寫，受批判的「把柄」便接踵而來。比如小說開始描寫辛大剛複員後剛進村，「早就有一個人立在秫秸門口端詳他」因負傷瘸了腿，「一拐打一枴打走上來」的樣子：

　　 「這不是大剛兄弟嗎？你怎麼……」

　　 他末後一句話沒有說完，就又收斂起來。大剛抬頭一看是楊大章，心裡早明白了他要問沒有問出來的一句話，立刻又慚愧又驕傲地慘笑一下，解釋說：

　　 「行啦，咱們又做伴啦，受了傷成了殘廢，只好回家還當老百姓！」

　　 「什麼時候受了傷，怎麼一點兒也沒有聽見說呢！先到窖裡邊坐一坐再家去吧，反正已經到了，還忙什麼？」[23]

　　 光榮負傷的八路軍連長回到家鄉，迎接他的不是鮮花、喝彩的掌聲，而是鄉親們閃爍其詞，同情、憐憫的目光……使小說「開場白」中主人公有點灰溜溜的。雖然這在辛大剛看是很自然的，但在活蹦亂跳的夥伴面前，他因傷殘不得不離開部隊，心裡還是像打翻了五味罐，「慘笑」中有慚愧，有驕傲，也有無奈。這些在批判者看來，便是小說從一開始就執意要表現「英雄的孤寂而陰沉的生活」的證據。又如，辛大剛回家後發現自己當年喜歡的女人姜紅文，如今成了村民辛寶發（前任村支書）的妻子：「他（辛大剛）回家走著想起拉隊伍的時候，辛寶發當司務長，賬目向來不清楚，有人告他貪污」，又想如果自己帶的隊伍在這一帶活動，「我那一會兒挺威風，騎著大馬挎著盒子的，一提出娶她了，不會不答應的吧？」但「假若那麼一來，我今天可又落個什麼呢？」批判者對此批判道：「何等的痴心妄想，何等的患得患失！」再有，因為組織關係還沒轉到地方，工作一時安排不上，辛大剛在村裡劇團打雜時愛上了劇團的「台柱子」白玉萼，他主動追求白玉萼，卻被村裡當作「捉姦」對象，強令在「反淫亂」的群眾鬥爭會上作檢查。

　　 因為與辛大剛的愛情，白玉萼也是小說中重要人物，但小說卻沒把她寫成主人公辛大剛的陪襯，以凸顯革命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反之，她的形象使革命增添了許多複雜成分。白玉萼的親生父親是「響馬」[24]，她除了人長的漂亮，熱心演劇和公益活動，也是村民們議論的中心：

　　 「偌就是白老存的帶犢閨女？平常不顯眼的個人呢，怎麼上了台就那麼好看呢？」

　　 「化妝化的。」

　　 「一化妝，誰都像個大美人嗎？」

　　 「怎麼她演得那麼像，簡直和真的一模一樣！」

　　 「比真的勁頭還大呢！」

　　 「不是真兩口兒，怎麼就拉下臉來了呢？她不是還沒有訂婆家的嗎？」

　　 「演演戲怕什麼，又不真成了什麼！」

　　 「就算是演戲吧，也……」

　　 「難道演的四不像了，就好了嗎？」（96頁）[25]

　　 小說在「革命的愛情故事」中橫生枝節，這些枝節卻直接影響批判者對作品的價值判斷。首先是白玉萼出身背景複雜，她不能算純粹的、「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為這樣的女人魂不守舍並遭遇種種挫折是否值得？與革命者辛大剛的形象是否相符？作者不應該以「陳舊的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觀點描寫革命英雄的生活[26]。二是白玉萼為人看似「招搖」，但卻是有個性、有主見的姑娘，她既不因為辛大剛是榮譽軍人而放棄自己對個人婚姻問題的權衡，也不因為村支書范世榮的權力、地位，而模糊了她對人性的比較和判斷。換句話說，她不是被動地接受辛大剛的愛，而是主動地選擇了自己的愛。這些人物、情節構成抗戰大背景下一些日常生活片段，瑣瑣碎碎的，與那種是戰是降、堅持或者動搖、革命與反革命之類的大主題不能說沒有關係，多少有一些，但沒有直接聯繫。因此批判者認為，這是對黨內鬥爭「歪曲了的『概括』（？）這裡是把這樣兩個人（指辛大剛和范世榮，筆者注）的鬥爭內容，十分可笑地降低到僅是一些邈遠的個人小恩小怨，大半是無關大體的人事糾紛，細碎的個性的差別、以及毫無原則的成見中，這一切又是僅僅為了爭奪一個女人！」[27]

　　 最讓批判者不能容忍的是小說對村黨支書范世榮的描寫。與辛大剛相對，范世榮是革命隊伍里的負面形象。范世榮家原是地主，因和胡家財主「爭官道」輸了官司而家敗人亡。范世榮幼年經歷了家庭破產後的遭遇：「受那個打贏官司的財主家小孩的侮辱和打罵」，「他父親的那口氣傳到他肚子里了」（179頁）。在推翻舊政權的革命中，中國鄉村有無數「水泊梁山」，革命的動因就像「一百單八將」的個人出身經歷一樣千差萬別。辛庄也是如此，其中既有辛大剛、辛老廣和徐春田等窮苦出身、接受革命理想的人；也有范世榮這樣的人：「他恨衙門口的黑暗，他恨衙役班房的勢利眼，他更恨依仗著錢財勢力欺負他家的胡財主。可是他心裡瞧不起窮人。」（179-180頁）革命對范世榮來說是時局轉變、改換門庭的天賜良機。他看不起不識字的農民，看不起他們沒心機、不會算計，不知道為自己創造日後騰達的條件，因而也越加喜歡玩弄權術，給對手設計陷阱，無中生有，欺下瞞上。范世榮的確不是理想的革命領導者，但小說也通過這一層描寫揭示當時的客觀環境：貧苦出身的辛老廣等人，雖然群眾威信高，但不識字，無法向群眾傳達上級組織關於普選和抗戰的文件，這是辛寶發和范世榮能當上書記的重要原因，恐怕也是中國農村逐漸向現代社會過渡所不得不經歷的過程，或付出的代價。對辛寶發和范世榮的問題，作品有深入細緻的描寫，即批判者批判的問題是作品已經揭示了的，並無驚人之處。批判者與作者的主要分歧在於，這種寫法歪曲了生活：「作者所設計的革命隊伍中正氣與邪氣的鬥爭」，「離我們根據地農村在抗日戰爭中複雜、豐富而嚴肅的生活與鬥爭的內容，有多大距離！」[28]

　　 其中批判者更不滿的是，小說後半部分，以辛大剛、村農會主任辛老廣（辛廣德）和治安委員徐春田為代表的正面力量佔據主導地位，但兩任村支書卻沒得到道義上應有的懲罰。第一任村支書辛寶發借土改發家，把姜紅文連同其家產一起算計到手。辛寶發被罷免後，第二任村支書范世榮為人更陰險。由於辛大剛證實范世榮的妻子在緊急疏散時，趁亂打劫胡財主家一個「醬紫色的大包袱」，范世榮便懷恨在心，不說自己家人的不是，反而說辛大剛階級立場有問題。范世榮妻子去世，他想娶白玉萼續弦，卻發現白玉萼與辛大剛相好，於是召開「反淫亂」鬥爭會打擊自己政治上的競爭對手，並利用權勢，企圖迫使白玉萼的父母把女兒嫁給自己，可謂一箭雙鵰。不過辛寶發的發家夢、范世榮的騰達夢，都在日本侵略者的「『五一大』掃蕩」中破滅了。日本人佔領辛庄，辛寶發加入維持會，范世榮逃跑，躲到據點裡「他丈人姑家」。但在日寇得寸進尺、步步緊逼的情勢下，辛寶發和范世榮這樣的人也沒了退路：辛寶發遭受酷刑後，被扔進火堆活活燒死，但他至死也沒出賣混在人群中任何一名黨員和村幹部，其中也包括他的「情敵」辛大剛（314頁）。不僅辛寶發，原先曾與范世榮合成一氣批判辛大剛的姜鐵嶺、范志中等人也都被日寇「治得半死了還不招。敵人又把他們三個拉到坑前，扔到火堆里」（315頁），他們以自己的生命保全抗日力量不受損失。范世榮的仇家胡家財主的孫子胡介是漢奸，胡介利用被范世榮媳婦奪走包袱的胡家媳婦，為日本人探得范世榮的藏身處。范世榮冒死逃脫，逃亡中他想：「抗戰五六年，窮人直起了腰」，他也報了「世仇」，但他漸漸「忘記了仇人還沒死心。革命沒有完全勝利，就想半道上開小差，是死路一條」。於是他又跑回辛庄，接受組織批評，「范世榮對於黨的處分和區委的批評，並不同意，可是自己也感覺出自己和真正貧苦的農民們，不是一個心眼兒，正在勁頭上又動搖逃跑了。自己今天沒臉再爭，於是，想在工作上賣一手」（322頁）。他策反了一名日文翻譯，與辛大剛裡應外合，端了敵人的炮樓。

　　 《腹地》批判者的不滿，主要涉及如何看待辛寶發和范世榮這類人的「本質」，即小說對於他們究竟是敵人（壞人）還是革命者（好人）缺乏清晰的判斷。從《腹地》上面的描寫來看，王林的確沒做那樣的處理：把人物本質的邊界清晰化；沒有按照一種懲惡揚善的戲劇程式，對人物進行臉譜化歸類，從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戲劇化的表現程式自然有可取之處，由於敵我陣線分明，有痛快淋漓的觀賞效果,頗能贏得讀者和聽眾喜愛，「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29]。這是古往今來的藝術實踐證明了的。但王林對小說顯然有另一種理解，因此採取了不同的表現方式。其實作家對於人物的善惡、事情的是非曲直並不缺乏判斷，但與此同時，他對人物的看法卻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人物內心世界隨著戰爭推演不斷變化、發展，原來意義上好人和壞人的界限，也在不斷地改變。懦弱、原則性不強的人，可以變得臨危不懼；內耗、爭權奪利的人，也有可能義無反顧地奔赴戰場。反之，曾經英勇抗戰的人，日後也有可能走向反面，變成結黨營私、貪贓枉法的人。這裡的關鍵在於,小說遵循的是人物在現實中變化的邏輯，而不是一種觀念或寫作程式的邏輯。事實上，小說寫辛大剛和范世榮還有辛寶發的矛盾、鬥爭，都未採取一般宏大敘事中描寫階級鬥爭或黨內路線鬥爭的固定方式：善惡必然涇渭分明，鬥爭一定你死我活。當辛大剛獲得「平反」，區委領導張昭向辛大剛道歉，並表示要發動全村黨員群眾揭發范世榮「對於黨的危害」，書中寫道：

　　 「不用了，可不用了！」大剛趕快建議：「環境這樣殘酷，開個會不容易，還是先布置重要工作。我個人問題，不必驚動大夥了！」（292頁）

　　 於是，張昭叫春田召集全村黨員幹部開會，使大掃蕩開始兩個多月，「天天躲情況」的辛庄黨員忽然「聽見組織上召集自己，真好像大歉年，眼看要立伏，還沒有下過雨，天上忽然來了一塊雲彩，叫人又新鮮又興奮」，抗戰力量又呈現出凝聚和壯大的趨勢。

　　 （三）

　　 敘事邏輯的變化說明，以一種單一的評價方法或標準，根本無法理解並深入到千差萬別的作品中去。作品不是按照一種先在的標準寫成，如果再用這種標準去衡量，結果一定南轅北轍，起碼是霧裡看花，終究隔了一層。但我們卻無法據此說，作家和批評家無論哪一方就完全沒有道理。實際上在批判者與被批判者背後，都有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轉變過程中，曲折而複雜的文學史發展作為依據。

　　 《腹地》的小說結構大體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寫辛庄抗日根據地的普選和抗戰宣傳組織活動，後半部分寫「『五一』大掃蕩」八路軍和游擊隊帶領村民的對敵鬥爭。與那些表現正面戰場上正規軍抗戰恢宏場面的作品十分不同，《腹地》刻畫的是一幅中國北方庶民社會抗戰圖，是基層農村全體動員開展游擊戰的作戰方式。因此隨著小說敘述不斷深入，各具樣態的鄉村生活場景不斷展開，其中人物少說也有好幾十個，與當地地方志意義上的地理環境、社會組織、土地佔有、經濟模式、家族變遷等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但實際上，這個龐雜的歷史空間內所發生的一切都有一個穿線人——辛大剛。作品像一部攝像機追隨他的腳步，他走到哪兒，故事情節發展到哪兒，人物也隨他出現在哪兒。有的人物一閃而過，比如八路軍幹部劉屏，一個知識分子出身的政工幹部，對辛大剛脫離困境、成為縣武裝部幹部起了重要作用，但作品描寫他只有兩三頁；有的人物前半部分頻繁出現，但中途離去，比如辛寶發、姜鐵嶺和范志中在「『五一』大掃蕩」時犧牲；有的則與他相伴始終，比如辛老廣、范世榮；與辛大剛相戀的白玉萼，作品中所佔篇幅卻十分有限。與戲劇化程式的小說不同，串連作品全部內容的焦點，既不是以辛老廣和胡財主為代表的階級鬥爭，也不是以辛大剛和范世榮為首的黨內路線鬥爭，更不是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故事，甚至人物的典型性也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品通過辛大剛在「『五一』大掃蕩」前前後後的經歷和見聞，有條不紊地勾勒出辛庄抗戰生活的全景。由於以人物的經歷穿線，與事先設計了明確敘事焦點、因而「無巧不成書」的作品相比，小說帶有更多隨意性。一方面，這種寫法消解了戲劇化程式造成小說敘事的緊張；另一方面，在習慣一種程式化閱讀體驗的讀者看來，故事整體結構顯得比較鬆散。

　　 但這也是小說的一種寫法。或者可以比較西班牙16世紀中期的流浪漢小說《小癩子》（1553年），以及17世紀初的《堂吉訶德》（1605、1615年）等這樣一些作品。不是說《腹地》中辛大剛與小拉撒路（即「小癩子」）有哪些相像，由於中西文化傳統、時代和歷史背景的巨大差異，使這兩個人物形象幾乎無從可比。我這裡想說的是小說結構方式上的某些相近之處。作品都讓敘述追隨著主要人物，以這一人物的見聞勾連全篇，這個人物在作品中的身份是事件親歷者和觀察者，如果拋開這個人物，小說中一切便無從可知。在這樣的敘事布局之外，小說不存在其他全知全能的敘述者和事件掌控者。因此，這種人物不會是卡里斯瑪式的「超人」：登高一呼，應者如雲，具有絕對崇高的個人聲望和卓越品質，而是社會底層生活的踐行者。像城市流浪漢小拉撒路，因傷致殘的復轉軍人辛大剛，他們生活在社會底層,不可能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俯視生活,也不可能以正反面人物兩軍對壘的方式來決定自己與周圍人的關係。底層社會生活的邏輯，提供了比書本上忠奸善惡更為複雜的「隱情」。揭示「隱情」、表現人物之所以如此的來龍去脈，使敘述大大超出人們預想的範圍，超出以往的故事套路。或者說,底層社會的複雜性為「旁生枝節」大行其道，因而在揭示特定時代的社會生活方面，使作品顯得獨具慧眼、獨樹一幟。不僅文學讀者，這樣的小說也被政治家、思想家和經濟學家格外看重。比如《小癩子》描寫小拉撒路從小離家出走，為瞎子領過路，侍候過窮教士、窮紳士、修士，後來發跡……通過小癩子的經歷和所見所聞，小說揭示了城市興起與人類私慾迅速膨脹、同步增長的嚴峻現實，以及平民階層不斷分化的早期都市景觀。又比如辛大剛複員回鄉，為鄉村普選搭過台，演過戲，逃過難，布過雷；他與村農會、武委會、婦救會、抗戰青年會、縣委區委幹部、八路軍傷病員，還有維持會、老頭隊等各色人物都打交道。他與辛寶發既有矛盾，也有推心置腹的交談；與范世榮既有鬥爭，也有合作；他與白玉萼的戀愛經過，更加生動地表明他是一個有七情六慾、也有性格弱點的凡人。但小說著重刻畫了這個凡人性格突出的一點，那就是他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作品強調這一點的目的，不僅在於突出英雄形象，歌頌革命精神，對小說結構和人物的引線作用也非常重要。正是這種頑強的戰鬥精神，使辛大剛的足跡遍布家鄉各個角落，使抗戰時期的北方農村生活得以全方位展現。

　　 主要人物作為穿線人的結構方式，還不足以說明這類寫實作品的真正涵義。文學史上成功的小說鍛造出成功的寫作範式，研究其構成因素，學習和套用這些範式並加以完善，從而取得成功的作品也大有所在。但唯獨近代以來的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小說難以沿襲傳統的寫作套路，而且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它為中國現代小說開拓出一條歷史新路。魯迅研究《紅樓夢》所得出的結論，即是比較明顯的例子：「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他列舉小說家言，說明清代人情小說打破傳統敘述程式的道理：

　　 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至若才子佳人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戚本第一回）

　　 魯迅對於不顧《紅樓夢》寫實真諦而「別求深意」的「揣測之說」不以為然。他認為《紅樓夢》寫作的要義在於：「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30]魯迅還把明小說《金瓶梅》譽為反映了明代市井生活，「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的「世情小說」。因為它們都脫盡了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的傳統套路，使小說面目為之一新。

　　 不僅中國明清之際的世情小說和人情小說，17世紀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名著《堂吉訶德》又何嘗不是如此。其中主人公乖謬可笑的舉止是對看不清時代、執迷不悟者的諷刺，同時是對一種騎士文學傳統的挑戰。主人公堂吉訶德原本是「蟄居在拉曼卻村的一個窮鄉紳，讀騎士小說入了迷，決心恢復騎士道，模仿古代騎士去周遊天下，打抱不平」。結果三次「出馬」，主僕二人受盡折磨，終於「臨歿見真」，他死前說：「我從前是瘋子，現在頭腦靈清了」，「現在知道那些書上都是胡說八道，只恨悔悟已遲」。他囑咐他的外甥女，千萬不要嫁給讀過騎士小說的人，否則就不能繼承他的遺產。雖然後人有讚賞堂吉訶德為了理想「永遠前進的形象」（別林斯基語），但是在塞萬提斯看來，堂吉訶德耽於幻想、窮途末路的人生結局，「騎士小說」應該負太多的責任[31]。或者說，傳統的騎士形象，作為曾經一度流行的寫作模式和生存方式已經顯露出迂腐不堪的一面；小說對一心「恢復騎士道」的堂吉訶德辛辣的諷刺，正是塞萬提斯對他生活時代的真實性的重新解讀。

　　 寫實小說的文學經驗來源於現實主義的思想方法，這種思想方法既不尊崇儒家的「文以載道」、道家的清心寡欲、佛家的因果輪迴，也不把宗教世界看作無可逾越、至高無上的天國。寫實小說無意於用自身來印證任何前人的觀念與結論，非但如此，它們以寫作方式的「不入流」表現出一種姿態，即對傳統的蔑視。實際上，這體現了啟蒙時代的一種思維方式，一種現代哲學觀念，「文學作品與其模仿的現實之間一致性的問題。究其實質，這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即「個人通過知覺可以發現真理的見解」[32]。哲學現實主義和現實主義小說的一致性，就在於它們對傳統的顛覆性質疑，對於傳統範式的大膽僭越。「與按照許多公認的倫理學的、社會學的和文學的準則來表現的更討人喜歡的人類生活途徑有所不同」，作家否認在自己的觀察和體驗之外，有任何先驗的生活結論，以及由此形成的敘事規範（同上）。因此，個人經驗和個人知覺在原有的知識和文學傳統面前獲得了亘古未有的自信，以及前所未有的表達自由。

　　 王林在青島大學外文系學習的經歷，固然是他了解西方文學的一種途徑，但上述《腹地》小說的種種僭越之舉，則具有更為深刻的現代文學史根源。1935年4月22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曇。午得王弢所寄贈《幽僻的陳庄》一本。」[33]雖然王林沒得到魯迅的回復，但寄書給魯迅，卻表現出作者對魯迅關於「不加文飾」的寫實風格的尊崇，以及對這種文學表達方式的擁護：「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34]「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活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也難免毫無所得」[35]。「這就是偉大的文學么？不是的，我們自己並沒有這麼說，『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文學產生？』我們聽過許多指導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獨獨忘卻了一方面的對於作者和作品的摧殘」[36]。魯迅30年代有關「奴隸社」叢書對葉紫《豐收》、蕭軍《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生死場》的推薦，可看作是對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倡導與呵護。

　　 如果說，魯迅對於王林的影響還只在觀念形態上；那麼真正使五四新小說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他內心生長起來、並具有實踐效果的，應該歸於當時在青島大學文學系任教的沈從文。沈從文親自為王林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幽僻的陳庄》作序，其中，他給這位「旁聽生」的文學啟示有詳細描述：

　　 二十一年我在某某大學教小說習作，起初約有二十五個人很熱心上堂聽講，到後，越來越少，一年以後便只剩下五個人了。五個人中還有兩個是旁聽生。只因為每個選課者皆想從這一堂上得到一點創作的知識。不止知識，他們還需要的是「秘訣」，或「簡要方法」，以便學來處理自己的故事。……這件事想來我應當抱歉……

　　 我要他們先要忘掉書本，忘掉目前紅極一時的作家，忘掉個人出名，忘掉文章傳世，忘掉天才同靈感，忘掉文學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書本所留下的觀念或概念。末了我還再三說，希望他們忘掉「做作文」「交卷」。能夠把這些妨礙他們對於「創作」認識的東西一律忘掉，再來學習應當學習的一切，用各種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種聲音、顏色同氣味，向社會中注意各種人事。脫去陳腐的拘束，學會把一支筆運用自然，在執筆時且如何訓練一個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現實里一直與在回憶同想像里馳騁，把各樣官能同時並用，來產生一個作品。我以為能夠這樣，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識上當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風格上當可希望是新鮮的，在態度上也當可希望是嚴肅的。寫成後，若認為失敗了，也不過是把這個作品放在過去的標準中比較，得到一個不可免的失敗罷了。然而毫無可疑，第一個作品即或失敗，能用這種方法態度繼續作下去，卻可望來日在另外一個作品得到相當的成功。倘若作者不以失敗為意，有魄力，有毅力，能想法多多認識社會各方面，了解他們的言語，愛和憎，悲哀或悅樂，一支筆又學會大膽恣縱無所畏忌的寫下去，這個人所讀的書即或不多，還依然能寫出很完美很偉大的作品！[37]

　　 沈從文的寫作課上到後來僅剩「五個同學」，英文系的旁聽生王林是其中之一，但這一個學生已使老師甚感欣慰：他「居然大膽使用我所說及的態度和方法，寫了許多很好的短篇小說」。當時王林已經在《現代雜誌》、《文藝副刊》、《國聞周報》上用筆名儁聞發表作品，並得到沈從文熱烈的推薦與稱讚：「中國倘若需要所謂用農村為背景的國民文學，我以為可注意的就是這種少壯有為的作家。這個人（指王林）不獨對農村的語言生活知識十分淵博，且錢莊、軍營以及牢獄、逃亡，皆無不在他生命中佔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於在社會生活方面找尋教訓的精神，尤為稀有少見的精神。」關於《幽僻的陳庄》，「這四百面的長篇巨制，據他說來，還只是計劃里四部曲中的一部。看完了這個作品，我很感動。他那種氣概就使人感動」。沈從文對作者視同一己，說這個「鄉下人」的作品，很可以「壯補」時人「軟弱的靈魂」（同上）。簡要地說，《幽僻的陳庄》是以陳庄遊手好閒的農民田成祥、在賺錢和女色上「老沒夠」的地主陳老仲與小白妻的三角關係為線索，勾畫民國初期北方農村生活的小說。但在作品中，田成祥與小白妻偷情的描寫並不多。作品著力表現的是田成祥賣地、告狀，上下奔走，並以他的經歷為敘事焦點，展現當時商號、當鋪、投機生意、放高利貸，以及城鄉、官商利益糾結的社會環境，特別是那裡的「人們怎樣在寂靜的茅屋裡煩惱，怎樣從舊的滯性的道路上漸漸覺醒起來，飢餓的火怎樣燒著這些人而喚起粗暴的力，怎樣從傳統的束縛下掙脫開」，從而實現「藝術家跟經濟學家不同的所在」[38]。小說開頭引述茅盾的話，表明作者所贊成和遵從的現實主義小說題旨：

　　 莊稼事人人見慣，固然是平易的。然而單就農事的過程說，……這一直下來都是緊張的「作戰」樣的生活，實在天生是很好的「結構」。何況還有收穫以前的借債，收穫以後的逼租，贖衣服，賤賣新谷，都又是極動人的「穿插」。田家生活何嘗是「平易」的啊！

　　 近來的田家生活實在變化太多，有些事連頂好的「幻想家」也想像不到。

　　 ——茅盾《話匣子·田家樂》[39]

　　 十六萬字的《幽僻的陳庄》，只佔王林寫作計劃四分之一[40]，那麼，王林在轉入抗戰題材寫作後，原來寫「陳庄史」的願望是否就半途而廢了呢？事實並非如此。從《打回老家去》（獨幕劇，1936年），《家賊難防》（話劇，1938年）到短篇小說《五台山下》（1941年）、《十八匹戰馬》（1943年），直到長篇小說《腹地》（1942－1943年），作家筆下的鄉村抗戰史始終與啟蒙前後的鄉村史緊密相連，啟蒙與抗戰，成為中國鄉村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在王林對「陳庄」和「辛庄」大量日常生活描寫中，「救亡」並沒有壓倒「啟蒙」。當王林反駁40年代的批判時就曾明確地表示：《腹地》中，「我是以隱伏在農民心理中的舊意識舊作風與新意識新作風做為潛主題」。從王林的兩部長篇小說中可以看到啟蒙與救亡的歷史連續性，《腹地》中辛大剛、范世榮等人物身上，具有《幽僻的陳庄》中田成祥、陳老仲等鄉土人物的遺傳基因；白玉萼母女的形象，也潛藏著小白媳婦的影子，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關係十分緊密。從幽僻、滯重的陳庄到熱火朝天的辛庄匯演和村選，表明小說家對鄉村改變充滿信心。試想如果沒有《腹地》所描寫的村選，村民們民主意識、社會意識增長；如果沒有區縣、鄉村建立的各級基層組織，就沒有中國幅員廣闊的農村深入持久的抗戰。抗戰使啟蒙在鄉村得到深入普及，啟蒙又是對抗戰最為有力的動員與推動。在此意義，從《幽僻的陳庄》開始到《腹地》完成，王林實際上創作了一部「大書」，這部「大書」形象而完整地記述了中國北方農村生活的現代變遷史，從而也具備了現實農村生活「史前史」的意義與價值。其中特別是那些受到嚴厲批判、「旁生枝節」的鄉村日常生活描寫，恰恰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證明，隔斷這部歷史中啟蒙與救亡線索的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批評家專橫而「斷裂」的觀念。

　　 （四）

　　 正如《腹地》有其產生的歷史根源，對它的批判也並非空穴來風。如果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學」的一些論點拿來與陳企霞的批判相比較，就會發現其中有許多相似之處。由於當時與革命文學家論爭的主要一方是魯迅，而且涉及同樣的問題，即冠之以「革命」的現實主義應該寫什麼、怎樣寫的問題，這裡僅舉當時魯迅認為特別需要辯駁和分析的觀點為例，說明批判背後一些歷史和文化的線索。

　　 首先是如何表現勞動階級。革命文學家認為，關於魯迅《阿Q正傳》中的阿Q「那樣的一個人」，能不能做「革命黨」，並且有「大團圓」的結局？如果有可能，那麼對於阿Q這種底層階級的人物，「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也就是說，阿Q這種人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革命者，起碼不符合一個被譽為「革命者」的形象。對此魯迅回答：「我的意見，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革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不是兩個。」魯迅下面的話更是對後來有關農民革命者形象不夠高大完美論點的反駁：

　　 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41]

　　 人與社會的新舊轉變，並不僅僅是阿Q盤辮子似的形式上的改變；並不像政權革命那樣，可以一朝易幟，而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魯迅似乎當時就預見到《幽僻的陳庄》和《腹地》中出現的一些場景，即「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同一階級出身的人參加革命，也會懷有不同動機，並不都像書本或理論概括的那般「純潔」。不僅如此，魯迅的預見甚至真的延伸到「二三十年之後」，新中國成立，共產黨內就出現了劉青山、張子善等一系列貪腐問題，這當然是後話。辛寶發、范世榮的問題發生在革命勝利、奪取政權之前，卻也印證了魯迅和西諦辯論關於農民階級革命的觀點，哪一種更接近現實，哪一種更偏重於理想。

　　 從這裡又牽涉到作家本身的革命性和階級性問題。正如當年來自延安的「文藝大員」說《腹地》「暴露黑暗」，進而懷疑作者的階級立場，當時魯迅也受到革命文學陣營關於階級出身的指責。魯迅說：「我們的批判者」要去「獲得大眾」，便把革命文學幻想為「十萬兩無煙火藥」，「並且似乎要把我擠進『資產階級』去」，因為魯迅曾說過文學產生的條件須「有閑」、也「便是有錢」的話，於是魯迅有些自嘲地說，這時「倒覺得危險了」。但後來批評家又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查他們的動機。」魯迅說：「才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於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閑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不過，當時魯迅認為最可慮的還不是這些：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麵包吃，我便將於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裡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要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麼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里，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被禁止，自然不待言。[42]

　　 這是一個假想的、可怕的未來。實際上，以文學形象印證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做法，雖然魯迅不以為然：「『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盲視官的」[43]，但作為當年一種觀念先行的「先鋒」藝術，那也是作家的一種選擇，藝術上的功過得失，不過是見仁見智。魯迅最反感也最為憚慮的是，在革命風行的時代，拉「革命」大旗，濫施「革命文學」標準在文壇上「跑馬」的做法。作為五四時代的啟蒙思想家，魯迅敏銳地發覺這種批評裹挾著專制主義氣息，他毫不留情地說：「首先應該掃蕩」這種批評。因為它「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依勢（！）定人罪名」，「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葯可醫，於中國也不但無用處，而且有害處的」[44]。然而，在魯迅逝世十多年後，他的話卻不幸言中，《腹地》成為這種「橫暴」批評的犧牲品，直到半個多世紀後才重見天日，不能不說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損失。

　　 回顧這段歷史，王林以「少壯有為」的「氣概」，以其作品橫生恣肆的描寫，對現代寫實小說觀念做了有力的補正。如果把陳企霞等人對《腹地》的批判，看作是正常的文藝批評中一種意見，那麼的確有一部分讀者是不滿意作品的，比如說它結構鬆散，人物不典型，等等。但我想這個「過錯」卻不能由作家和作品來全部承擔。現實主義作為一種現代哲學思維方式，本身就不是一個封閉的終極結構，《腹地》既是它的結果，也為後來的寫實作品打開一道歷史的閘門。特別是它對文藝思想解放的意義，甚至超過了作品本身。

[①]王林（1909—1984）的長篇小說《腹地》，1949年9月30日由天津新華書店出版。1950年小說受批判後，修改本於1985年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2007年8月，王林之子王端陽為「讓人們看到《腹地》的原貌」，經多方努力，促成《腹地》1949年版本由解放軍出版社再版，並收入《王林文集》（2）（參見王端陽：《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2期）。《王林文集》1-7卷，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出版。

　　 [②]王端陽：《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2期。

　　 [③]王端陽：《父親王林》，王端陽編《王林百年紀念文集·被遺忘的王林》，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

　　 [④]王端陽：《王林百年紀念文集·前言》。

　　 [⑤]林希：《可敬的王林》，原載2007年8月6日《天津日報》，轉引自《王林百年紀念文集》。

　　 [⑥]王端陽：《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2期。

　　 [⑦]王端陽：《父親王林》。

　　 [⑧]劉繩：《在王林的記憶里》，《作家與冀中》，轉引自《王林百年紀念文集》。

　　 [⑨]李之璉：《程子華派人尋找王林》（摘自《紀念程子華》一書），轉引自《王林百年紀念文集》。

　　 [⑩]劉繩：《在王林的記憶里》。

　　 [11]王林：《抗戰日記》，《王林文集》第五卷，第369頁。

　　 [12]王林1947年1月5日日記。轉引自王端陽：《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2期。

　　 [13]同上。

　　 [14]王端陽：《王林和他的〈腹地〉》。

　　 [15]1931年春，王林擔任青島大學中共黨支部書記，介紹黃敬入黨。1958年黃敬去世，王林異常悲痛，在日記中寫道：「以後再有心事可跟誰說去呢？想到這個就覺得心裡堵得慌！接著眼淚就控制不住了！」參見王端陽：《父親王林與黃敬》，《王林百年紀念文集》。

　　 [16]陳企霞：《評王林的長篇小說〈腹地〉》，原載1950年第27、28期《文藝報》，收入陳企霞著《光榮的任務》，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10月版。

　　 [17]唐達成生前接受採訪時所言。轉引自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從建國後被批判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談起》，《王林紀念文集》第62頁。

　　 [18]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從建國後被批判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談起》。

　　 [19]王端陽在《王林和他的〈腹地〉》一文曾引述徐慶全的《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冤案是怎樣釀成的》文章說：「曾經在丁玲、陳企霞手下工作的唐達成，回憶那時候的《文藝報》，心情複雜地說：實際上《文藝報》過去不是右，而是左的厲害！」參見《王林百年紀念文集》。

　　 [20]同上。

　　 [21]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11、216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22]王端陽：《王林和他的〈腹地〉》，《新文學史料》2008年第2期。

　　 [23]王林：《腹地》，《王林文集》（２），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本文有關《腹地》引文皆出自該書，不另注。

　　 [24]土匪的別稱。

　　 [25]本文對《腹地》引述，均出自《腹地》，《王林文集》（２），引文只標註頁碼。

　　 [26]見孫犁《〈腹地〉短評》，其中駁斥對《腹地》「自然主義」和「陳舊的浪漫主義」的指責。《王林文集》（２）。

　　 [27]陳企霞：《評王林的長篇小說〈腹地〉》。

　　 [28]陳企霞：《評王林的長篇小說〈腹地〉》。

　　 [29]東坡《志林》六，引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魯迅三十年集》之九，魯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10月。

　　 [30]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魯迅三十年集》之九，魯迅全集出版社1947年10月。

　　 [31]參見朱維之、趙澧主編《外國文學簡編》（歐美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頁。

　　 [32]參見[美]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高原、董紅鈞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3頁。

　　 [33]《魯迅日記》下卷第95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7月。王弢、儁聞皆王林三十年代曾用名。以上均轉引自《王林文集》（第一卷）扉頁。

　　 [34]魯迅：《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三十年集》之二十九。

　　 [35]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三十年集》之二十九。

　　 [36]魯迅：《葉紫作〈豐收〉序》，《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三十年集》之二十九。

　　 [37]參見沈從文《幽僻的陳庄·題記》，《王林文集》第一卷。

　　 [38]彭勃（羅烽）：《評〈幽僻的陳庄〉》，1935年8月25日《大公報》。轉引自《王林文集》第一卷。

　　 [39]轉引自《王林文集》第一卷。

　　 [40]儁聞（王林）：《幽僻的村莊》，1935年１月１日由北平文心書業社出版。

　　 [41]魯迅：《阿Q正傳的成因》（1926），《華蓋集續編》。《魯迅三十年集》之十二。

　　 [42]魯迅：《「醉眼」中的朦朧》（1928），《三閑集》，《魯迅三十年集》之十八。

　　 [43]魯迅：《革命文學》（1927），《而已集》，《魯迅三十年集》之十七。

　　 [44]魯迅：《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1936），《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三十年集》之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