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德」思想的歷史演變_1

內容提要：該文闡明了中國「道」和「德」思想的源流和變遷。特別闡明了老子「道」和「德」的思想形成和失落的歷史過程，闡明了老子「道」、「德」一統，和「以德治道」的關係。及其所孕含的深厚的政治思想內蘊和巨大的哲學意義。批判了孔子、莊子對老子「道」、「德」思想的曲解、篡改，和修正。

主題詞：中國 「道」「德」 思想 演變

中國「道」、「德」思想的內蘊是什麼？它起於何時？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在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中有何重大的意義呢？對此種種問題，筆者不揣冒昧，回答如下，以就教於方家。

一、

在中國先秦，即到老子時期，中國歷史上就有了「道」和「德」的概念和思想。它們分別具有獨立的意義。

首先，看「道」。

「道」的原始涵義指道路、坦途。在西周早期，就已經有了「道」字。但對「道」的認識，僅僅指的是「路」。如在《易經》中，就有「復自道，何其咎」、「履道坦坦」、「反覆其道，七日來複」之說。而這些都為「道路」之義。

到了西周中期，這時，在「路」的基礎上而對「道」賦予了正確的「政令」、「法規」等意思，並由此反映為「為王之道」。故「道」的概念就是指的「王道」。這正如《尚書·洪範》中說：「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到了西周中晚期，老子說：「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在他看來，「王」就是社會的最高統治者。由此，就有了「為王之道」。這也肯定了「王道」的存在。

因此，西周中晚期，「道」從「路」引伸為「為王之路」、「為王之道」的結果，就反映為「王道」。故這個時期，「道」的含義，就是「王道」的特指。

其次，看「德」。

西周時期，為了使「王道」做到「無偏無黨」、「無黨無偏」、「無反無側」而有了「德」。

特別是，周邑的古公亶父，在貞人的協助下做《德》篇，從而賦予了「德」的具體內容。

概括起來，《德》的原則精神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和「自律」、「民得」。並以之規範人們的言行。其中，周人講「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可見，其「德」是和「天」聯繫在一起的。這樣，西周「信天命」和「遵禮制」就成了「德」的政治思想核心。但與此同時，又講「自律」，即統治者要自覺做到所得適當，不能「多得」，更不能「全得」，又講「慎罰」、「民得」，以之，來保證社會的安定和發展。

可見，周人的「德」，就是「為王之道」的具體內容，也就是「王道」的具體內容。如此，就能使得「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

在這裡，可以清楚的看出，周人是將「道」和「德」分開來了的，它們各自有著不同的含義。

對此，老子同樣持此看法。

雖然如此，但是，在老子看來，「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它們只不過就一個問題的兩種說法、兩個方面而已。對此，正如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又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正是如此，老子明確的提出了「道」、「德」一統的思想。即，比如，「德」如果是水，那麼，「道」，即「王道」就是盛水的容器。水有多高，容器就有會有多深。並且，又明確的提出了「德」高則「道」高，「德」低則「道」低，反之亦然的思想。

故老子認為的修「道」就是在修「德」，反之，修「德」就是在修「道」的這個思想，突破了周人將「德」僅限于思想和行為規範的「約束」的局限，而扭轉了「德」所表現出來的「人的被動性」的缺陷，從而使得「德」與「道」一樣，同樣表現出了「人的主動性」。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老子提出了「以德治道」的思想。

因此，在這裡，可以清楚的看出，在「道」、「德」關係上， 老子的思想與周人的思想存在著聯繫，也存在著區別。

二、

老子的「道」、「德」思想不僅與周人的「道」、「德」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且，特別在對「道」的認識上極大發展了周人的思想，從而使得以「道」為標誌的中國政治學、哲學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並且發展到了頂峰。

概括起來說，周人的「道」、「德」思想，特別是「王道」，認為是來源，或者說是受制於「皇天」的。從中表現出了「天命」和「宿命」的思想。然而，老子卻不是這樣認為。在老子看來，「王道」 是受制於「天地之道」的，而「天地之道」又是受制於「自然之道」的。

對此，老子說：「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中，老子明明白白的揭示出了三種「道」的存在。具體說：

一是「王道」。其中的「人」、「王」，就是指的「王道」。也就是周人所認為的「王道」。

二是「天地之道」。其中的「地」、「天」，即如老子所說的「地法天，天法道」，在老子看來，「地」和「天」雖為兩「大」，但它們都是萬物和人賴以「生存」的環境和基礎，不可分割。故「天地之道」就是從天和地的範圍而概括出的萬物，也包括人的賴以的「生存之道」。

那麼，老子的「天地之道」究竟具體指的是什麼呢？

這就是老子在《道德經》中所揭示的「剛強勝柔弱，及柔弱勝剛強之道」。

對此，老子在《道德經》中開宗明義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這句話的「道可道」中，前一個「道」指的是「規律」，而後一個「道」指的是「論證」，或者是「說明」。後面的「名可名」也如此。故對這句話的正確理解是：能夠通過「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說明、證明的規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規律，而是特殊性的規律。這樣，聯繫上下文和《道德經》思想中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老子開門見山的就揭示出了兩大規律，這就是：「剛強勝柔弱」的普遍規律，和「柔弱勝剛強」的特殊規律。

老子重視「剛強勝柔弱」，但更重視「柔弱勝剛強」，特別重視「柔弱勝剛強」的「條件」。並且老子研究這些「條件」。對此，老子創造性的提出了「陰陽」、「無極太極」、「有無」、「動靜」、「虛實」，和「正奇」、「攻守」、「進退」等等一系列的哲學範疇。正是這些條件的形成和運用，就使「可感」、「可知」，和「可為」成為了可能。這就為「柔弱」戰勝「剛強」奠定了基礎。

老子的「剛強勝柔弱，及柔弱勝剛強之道」，既能用之認識「自然萬物」，又能用之認識「社會歷史」。

三是「自然之道」。其中的「自然」，就是老子所指的「陰陽之道」，及其「陰陽變化之道」。在老子看來，這「陰陽之道」乃是世界之本源，即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陰」和「陽」的交合而形成、交合而變化。對此，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又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些，就是老子對「陰陽之道」的明確表述。可見，在這裡，老子的「自然之道」與中國先秦「陰陽」哲學觀有機的聯繫在了一起，而且，特別是，老子對先秦的陰陽哲學在辯證法方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然，事物的本源是否能夠用「陰」「陽」來解釋？對此問題，目前的科學正在給予證明。但是，就「陰陽辯證法」的理性精神來看，早就被歷史所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那麼，這三種「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老子認為，「王道」受制於「天地之道」，即「剛強勝柔弱，及柔弱勝剛強之道」；而「天地之道」又受制於「自然之道」，即「陰陽及其變化之道」。這才是「道法自然」的真正含義。其結果，無疑的，老子「道」的思想已經突破了「天命」和「宿命」的桎梏，而且，創建出了以「陰陽」及其「辯證法」為核心的，既有本體論，又有認識論與方法論有機結合的哲學。

正是以此出發，老子在批判周人的王道的基礎上，揭示出了以「民心」和「契約」為根本的「無為而治」的「德治」思想和主張。

比如，在「自律」方面，老子提出了統治者要有「忘我」、「無私」和「愛民」、「民心」的思想。

對此，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又說：「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又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可見，老子的「愛民」和「民心」的思想是對周人「自律」思想的根本突破。

比如，在「民得」方面，老子提出了統治者要有「契約」和「平等」的思想。

對此，老子說：「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又說「有德司契，無德司徹」。講「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從而體現出「公平」和「平等」。

可見，老子的「契約」和「平等」的思想是對周人「民得」思想的根本突破。

正是基於「民心」和「契約」這兩大根本思想，和基於老子的「以德治道」的思想，老子為人們勾畫出來了一幅「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蘭圖。

這就是：

從「忘我」、「無私」觀念出發，社會的統治者不能專有和個人依賴國家機器，即在治國之中，不能用「政權」和「權力」來搞「以力服人」，而必須做到將手中的權力用於為百姓謀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幸福，國家才會長治久安；從「愛民」、「民心」觀念出發，社會的統治者必須關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為是而為是，以民心為非而為非。並做到順應民心，身先士卒，忠於職守，勤奮踏實的帶領百姓去謀利益。各級官吏是受到百姓愛戴而被百姓推選出來的人；從「契約」、「平等」觀念出發，社會的統治者必須按照「契約」管理的原則去行政，做到「以德報人」。不能言出法隨，不能政出多門。而要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取信於民，實現「德善」、「德信」；從「正義」觀念出發，要求社會的統治者必須支持和堅持正義戰爭，反對侵略戰爭及一切非正義戰爭；從「無畏」觀念出發，要求社會的統治者必須發揚不怕死的精神，艱苦奮鬥，帶領百姓去克服困難，爭取勝利。

其實，老子的上述政治主張的提出，深層次的看，就正是老子基於「剛強」與「柔弱」對立統一之「天地之道」而正確揭示了「武、戈不息」的「社會本質」的結果。並由此提出了「以武制武」、「止戈為武」的社會發展途徑。為此，老子認為，只有統治者克服「有為」而做到「無為」，這樣一來，才能使統治者與百姓的立場一致，才能做到順應民心、順應百姓的意志，實現社會安定，以共同發展生產和推動社會的進步。而從中，也就使統治者實現「無為而有為」。

顯然，老子的「無為而治」，與古之「聖人」所說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之「無為而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正是如此，表現出了老子所追尋的「王道」，即「德治」政治，它同樣表現為一種「政體」。而這，無疑的，表現出了對周人的「王道」思想和主張的批判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