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芳：轉型」、「發展」與「現代化」：現實判斷與理論反思

07-02

　　對於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由國家權力系統所主導、並得到社會廣泛呼應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市場化」、「城市化」等運動，中國社會自上而下地、充滿浪漫激情地為之賦予了「現代化」、「發展」、「轉型」等屬性定義及其意義。與之相匹配，這些年來，在中國社會學界，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以及社會轉型理論等也成為人們用以分析、闡釋當前社會變動現象的主要的幾種理論範式。

　　但是，在激劇變動的中國社會，社會學者不能不經歷種種困惑——埋首研究、抬頭望路的學者不僅需要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矛盾的尖銳化等等而調整對中國作為鄉土社會或發展中國家等等的屬性判斷，並對既有理論範式作出反思，同時還可能承受著對種種中國難題作出回應的理論壓力。無論是主政者對社會制度或經濟運動等的定義、還是西方學界的既有概念框架，都不能簡單替代學者對社會屬性和演變過程的分析定義。將中國社會置於全球背景下、持續地對社會事實作出甄別，同時在與國際學術界有效對話的基礎上對既有概念理論不斷反思，這些應該成為立足本土社會研究的學者的重要工作。

　　現代化理論曾是中國學術界解釋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運動的主要理論，近些年來，隨著現代化理論在各國受到普遍的質疑和批判，同時也由於中國社會演變進程所呈現的實際軌跡和問題，轉型理論、發展理論以及其他各種後現代理論等等取而代之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種種新的研究範式，也有力地推進了學術研究的深入和多樣化。但是，面對今天中國不無混亂的「發展」話語，以及現實的「轉型」困境，我們有必要重新對「現代化」概念在中國的意義作出甄別，並認真反思各種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和局限性。

一轉型理論的價值與困境

　　轉型理論、或者「post－socialist」視角等等被援引到對當前中國的社會變動的研究，首先應該是與人們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演變與蘇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演變的某些類似性的判斷有關。同時，在實際的研究實踐中，相關的理論範式和視角也確實為中國問題的研究者提供了富於適用性的探討路徑。除了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這樣的基本事實之外，近幾年來，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學領域，「國家—社會關係」成為一個突出的理論範式，被研究者們用來分析權力系統在市場化、產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突出作用，以及發育中的社會的現狀及困境。在國內外各種學術文本中，「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以及「共產資本主義」等概念，被學者們用來定義今天中國區別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屬性；而非民主制度下的財富增長過程中特殊的不公平機制，也被用以解釋後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分化；此外，除城鄉二元結構被城市化體制長期沿用、導致中國經濟增長長期依賴於非正義的農民工制度以外，新舊制度「雙軌化並存」和新舊交替過程中存在的各種制度間的縱向、橫向的各種巨大「縫隙」、「漏洞」等，也成為特權群體的「轉型機遇」。

　　更多的學者，則將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論用以定義和分析當今中國黨政權力系統與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與早期現代化理論視野下對「社會」的樂觀期待相比較，今天在轉型理論範式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研究，不論是持國家主導說、國家—社會粘連說、還是國家—社會關係緊張對立說，學者們面對基層選舉、社區建設的現狀，以及各種社會成員艱難的維權行動、社會團體生成發展所遇到的重重阻礙，基於對國家重構、權力再生的能力的了解，以及對國家(包括各級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控制社會建設的能力的了解，不能不重新開始思考在作為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社會」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這樣一些嚴峻的問題了。這樣的思考也推動了社會學的國家研究。

　　研究者必須藉助於國內外既有的思想資源、理論路徑以求往前探索，唯此我們才能逐步接近真正的問題。但是，今天我們不能不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卻是：中國社會當前的變化，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轉型」？換句話說，它與先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有什麼不同？同時它與蘇聯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到底怎麼樣？假若我們把中國置於80年代以來東歐各國甚至拉美、南非等國家的民主轉型的背景(或者如亨廷頓所說的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中來看，我們不能不考慮，在我們的「轉型社會研究」中，我們首先必須認真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放棄了原有的計劃經濟制度而創造了不同於各國的特殊的市場制度，但它同時保持了、甚至發展了包括原有政治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根本性制度。

　　這對於我們「如何借鑒並發展轉型理論」事關重大。首先，既有的轉型理論主要來源於於各國學者對世界各國民主轉型歷程的研究。其次，在「社會主義」與「後社會主義」之間，到底什麼是最重要的、本質性的區別？當下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到底意味著些什麼？對這些問題，我們尚缺少規範的理論化；對已有的各種概念的運用，我們也缺少必要的重新概念化過程。現實中，我們確實看到了70年代與80年代之間、80年代與90年代之間、以及新世紀與舊世紀之間的各種令人炫目的變化，包括我們想看到的或不想看到的。但是，任何主政者或政策制定者的規劃目標及冠名，都不能代替學術界對社會制度的本質屬性的分析和定義。對社會延續性和斷裂性的認識和甄別，需要時間(歷程的展開、功能及屬性的顯現)，需要研究者對社會事實及其邏輯的不斷地發現以及對意義的持續探索。

　　我們無法否認，今天中國之所以會有種種經濟奇蹟，同時又會有那麼嚴重的社會矛盾，都與它不同於其他各國的轉型方式相關。而我們今天之所以會越來越擔心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的爆發，也是出於對某種「轉型困境」的憂慮：在70年代末以來的轉型過程中，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價值目標」被片面地激活，執政者的現代化規劃也正與社會普遍認同的諸如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現代化理想目標相背離；與此同時，曾給中國社會造成災難性歷史的根本性制度並沒有被改變，曾經歷了磨難的個人、曾遭受破壞的社會，也沒有如世界其他民主轉型國家在「轉型正義」中所實踐的那樣，得到必要的治療和修復。也因此，在經濟高速增長的今天，我們看到，種種權利侵害、財產掠奪、人身迫害，以及尖銳的社會衝突、政治矛盾，不幸正再次成為這個社會的「改革之瘍」。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天我們需要拿世界各國的轉型經驗和轉型理論來作我們的研究參照，不是為了要便利地解釋中國，而應該是為了找到真正合適中國的解釋路徑。

二、發展理論的參照意義及適用性問題

　　中國本是「第三世界」理論的輸出國之一，長期來也習慣於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國內外學術界在考察、分析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權利狀況時，有些學者也傾向於將中國歸類到發展中國家一類。但有意思的是，在有些對現代化理論持批判態度而致力於以發展理論闡釋第三世界命運的西方學者及第三世界學者那兒，中國並不被認為是發展理論的合適對象。就像吉登斯曾明確表示的，他傾向於將包括蘇聯、東歐、中國、古巴及其他一些國家列入「第二世界」。他認為這些國家通過鎮壓或嚴格限制私人資本，建立起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從而使自己從迄今為止的仍然存在於西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關係中抽離出來。與此同時，在另外一些以「第三世界」、「後發展國家」(latedevelopers)、「後後工業化國家」(late－late－industrializers)為對象所展開的實證性調查研究、比較研究的文本中，中國也較少被放到一般的亞非拉國家中去加以比較。

　　顯然，在中國與一般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某些異質性——首先，在作為社會主義抑或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高度集權的國家(state)是組織社會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強有力的主體。也因此，極權理論、國家資本主義理論等等，往往被各國學者用作分析中國的理論範式。

　　儘管如此，那些基於發展理論(或現代化理論)的經驗實證研究、國際比較研究等，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和後發國家及地區的實地調查，讓我們得以了解當今世界各地極為複雜和嚴峻的各種城市問題，包括城鄉間的鴻溝及城市移民貧困、住房條件的極度惡化、城市貧困群體的犯罪問題，以及越來越嚴重的城市居住環境問題、空間不公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在當今中國的各地城市，也處處可見。此外，學者們對後發展國家城市現狀的研究，在強調這些國家區別於西方國家的特殊性的同時，多注重於全球體系下國際關係以及國家外部條件等對於後發國家的社會變遷的影響，這些對於現代化理論無疑是重要的修正或補充。其對於後發展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所處的依附的、邊緣的地位的分析，為我們了解全球資本體系下國際間不對等的經濟、政治關係，以及發展中國家內部社會問題的深刻的全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參照。

　　不僅如此，有關後發國家經濟增長的內部機制的各種研究，對我們亦富有啟示意義。如阿圖爾·科利對國家干預模式的研究。阿圖爾認為，組織和運用國家權力的方法對全球邊緣地區的工業化速度和模式有決定性的影響。他以印度、奈及利亞、巴西和韓國為四個典型案例的研究，確定了後開發地區組織和運用國家權威的三種歷史模式：新世襲性國家(neopatrimonialstates)、凝聚性資本主義國家(cohesive－capitalists)、分散性多階級國家(fragmented－multiclass states)。在這些類型中，凝集性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集中性、權威結構對社會的深入以及權力對對意識形態的運作、對勞工階層的強力的政治控制等等，讓我們對於「國家主導」之於快速工業化模式的意義，獲得重要的理解角度。

　　這些國家以凝聚力政治為特點，也就是說，這些國家都擁有集權和目的明確的權威結構，因此往往能夠深入社會內部。基於各種歷史原因，這些國家傾向於將快速經濟增長與國家安全等同起來，因此使前者成為國家的工作重點。在追求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凝聚性資本主義國家開創了一系列與社會主要經濟團體的明確連結，並發明了一些有效的工具。在這些社會連結中特別著名的是國家與生產者或資本集團的緊密聯盟。這種政治安排的必然結果是國家對勞工的嚴密控制。這些國家的主要政治工具當然是一個有能力的官僚機構。因為國家與資本的嚴密精英聯盟很難維持，這些國家裡的政治運作經常具有鎮壓和威權性質，領袖們經常運用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或反共意識形態)的動員以贏得社會的接受。

　　頗具意味的是，發展理論往往被有些中國學者拿來對「中國經驗」或「中國模式」作出解釋。但在一些不乏意識形態化色彩的中國經驗闡述中，論者將發展理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的研究以及引出的討論，簡單地套用於中國，以說明中國發展模式所具有的對抗「西方」或「新帝國主義」的正面意義，以及中國所有的制度問題/社會不公現象主要根源於全球資本體系對中國的壓迫的道理。這樣的一些解釋，在理論上存在著將全球化問題簡單地理解為西方化(美國化)問題、以概念化的西方批判取代嚴肅的資本主義批判、國家主義批判、全球化反思(包括對全球化過程中的國家角色的反思批判)的傾向，在方法上以外部因素決定論遮蔽了對國家內部關係的分析。而即使是對外部因素的分析，也存在著將國際關係簡單處理成對立關係、單向度關係的傾向。世界作為人類共同體的一面被忽略，包括國際間文化價值的多面向的傳播，以及國際社會間各種形式的相互支持的關係(這其實是發展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