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揚：民粹民族主義為何再次燃起？ | 社會科學報

民粹民族主義

當前，民粹民族主義為何在美國崛起引起熱議。近日，前印度央行行長、《時代》周刊2016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之一、芝加哥大學博世商學院教授拉格赫拉姆·拉揚（Raghuram Rajan）在斯蒂格勒中心政治經濟學金融會議上就此發表主題演講，內容先後被CNN、彭博社等各大媒體轉載。拉揚在演講中討論了技術和貿易對美國中西部藍領社區破壞性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後人們對精英的憤怒以及民粹民族主義崛起可能造成的嚴重危害和影響。

全文大約3000字，閱讀時長約為8分鐘。

報紙原文：《拉揚：民粹民族主義為何現在崛起》

楊鵬飛/編譯

貿易強烈影響了製造業

今天的很多經濟替代都是來自於IT革命以及貿易擴大的後果，這已經非常明顯。因為常規的工作被外包出去或實行自動化了，中等教育不再適合崗位的需要。自動化和貿易的影響一直是非常真實的：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和安妮·卡斯（Anne Case）在他們關於死亡率的著作中指出，1999-2013年間，美國有50萬中年白人男性由於吸毒、酗酒和自殺而死亡。這可能來自於對未來的絕望和憤怒，而且情況正在變得愈加糟糕，因為自動化的步伐正在加速，而針對自動化的調整和適應還沒有進入正軌。

貿易對美國製造業崗位的影響，相對於自動化和技術進步的影響來說，是比較溫和的。阿西莫格魯（Acemoglu）等人估計，1999-2011年間，在580萬流失的製造業崗位中僅有10%是由於進口中國產品。加上受貿易影響的其他產業，這一數字可能是20%。而且，在過去30-40年中，製造業佔GDP的比重一直穩定在12%左右。雖然如此，你聽不到特朗普指責技術。更多的憤怒被引向了貿易，因為貿易的影響是更明顯的。而且，製造業崗位的流失正在影響社會各階層，而他們並無多少其他的選擇。

假設一個城鎮關閉了一家工廠，這批高中畢業、過去在他們的製造業崗位上掙著不錯收入的工人現在能怎麼辦呢？如果繼續撐下去，那將無所事事，而除了一些低收入工作，當地也沒有經濟活動的資源；可以流動和再就業，但那是昂貴的，而且要遷移到生活成本更高的、更城市化的中心；可以流動和降格以求，有很多諸如保安、優步駕駛員這樣的工作，但收入不夠付賬單。相反的，許多人選擇留在本地。流動率明顯下降了，特別是那些只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他們一直等到最終放棄，一般都是選擇提早退休。這就造成了沒有經濟活力的社區。而那些社區在出現經濟崩潰的同時，也出現了社會崩潰：未成年少女懷孕、離婚、吸毒和酗酒。所有這些都與貿易的影響有關，因為貿易的影響是如此突出和具有破壞性。

當然，貿易也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但那主要在大城市。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擴張在大城市發生。這要歸結到城市中心和更多農村地區之間的分離，而後者深深地受到貿易的衝擊。如果你在倫敦或是華盛頓，很容易忽視英格蘭東北部或美國中西部發生的糟糕事情。因為環繞在你周圍的情況實際上是非常好的——各種活動繁榮，經濟充滿希望。

金融危機是最後一根稻草

問題是民粹民族主義為什麼現在發生？畢竟，美國經歷製造業的持續流失已經很多年了，為什麼民粹民族主義過了如此長的時間才爆發出來？金融危機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許多人，特別是白人中產階級工人，本質上是非常親市場的，是什麼改變了他們對市場制度的支持？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向這些白人中產階級工人發出了一個信息：市場是腐敗的，銀行家們把金融體系帶入了一場大危機，他們自己卻毫無損失——精英們把自己照顧得很好，沒有一個銀行家因此進監獄。但是八年了，白人中產階級工人收入卻一直沒有實實在在的增長。

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Hochschild）在《他們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美國右翼的憤怒和哀鳴》（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一書中介紹道，路易斯安那州那些憤怒的工人們不滿的是：他們過去站著排隊，慢慢走向美國夢，這支隊伍雖然緩慢，但還可以接受，因為這是同一支隊伍。但就在這時，他們看到插進隊伍前面的人：移民、婦女，以及所有那些自由派精英想推進來的人，而工人們卻得不到任何收益。

金融危機的爆發為反對自由派精英的情緒火上澆油。自由派精英一直是不受信任的，因為他們作為精英卻不知道如何防止金融危機；一旦危機發生，他們也不知道如何解救經濟。這種不信任推動了民粹主義者的崛起，比如特朗普。為什麼很多人會給特朗普投票呢？這些人指著自由派精英說：「這就是因為你！我們不在意那個傢伙是否真的做了好事，『但那個人給我尊重，他理解我，他說和我們一樣的語言，他不說自由派精英們說的語言。他的行為採取的是那些自由派精英討厭的方式——而我喜歡』。」

另一個因素是社交媒體的出現。每當媒體採取一種新的人際溝通方式，它就會讓激進的運動強烈地湧現出來。20世紀30年代的考夫林牧師（Charles Coughlin）通過無線電廣播影響了近三千萬人。這與特朗普通過推特獲得大量粉絲是一樣的道理。

民粹主義的怒吼是求救的呼喚

隨著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有聲音說，2016年衝擊西方民主體制的極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已被擊敗。這一預言未免太早。他們在法國被擊敗了，但是他們得到了40%的選票。許多投票人被民粹民族主義所吸引，因為民粹民族主義者通過排斥來保證社區共同體的意識。

今天的右翼關注這樣一種不平等：許多中產階級和白人工人慢慢滑入傳統上的弱勢群體——少數民族和移民的行列。而脫離中產階級行列是他們所不願意的，他們想保持一種與傳統弱勢群體之間的不平等。為什麼奧巴馬醫改遭到抵抗？因為它是一種平等化的嘗試，其中很多好處被給予了那些歷史上的弱勢群體，而不是給予下層中產階級。

民粹民族主義者的吸引力，部分正是來自建立社區共同體的渴望。民粹民族主義者說：我將為你重新打造一個社區，一個建立在愛國主義之上、由像你一樣的人組成的共同體。「像你一樣的人」通常指占多數族群、多數膚色和多數出身的人。用人類學家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話來說，它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因此，強調愛國主義和傳統、貶低精英自由主義，可能很有吸引力。

起源於民粹民族主義運動的政策必然會強調短期增長，而不考慮長期後果。這種強調也將意味著很少尊重國際組織和協議。反對少數民族和移民的政策是必然結果，但這僅僅是第一步。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了保持這種社區共同體意識，特別是對來自不同社會和經濟背景的人來說，需要一個更強大的外部敵人。那正是擔憂之所在：這種民粹運動將從一種社區意識穩步轉換到創造實際的敵人，即我們必須對其憤怒的人。

重現與20世紀30年代相類似的畫面太容易了。沒有歷史教訓的吸取，排斥政策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最終，排斥政策將是走向裙帶（權貴）資本主義的第一步。假如能選擇和決定誰屬於或不屬於社區共同體，那麼它必將導致市場制度的崩潰。我們已經在南非和馬來西亞看到這種情況，以身份為基礎的政治終將走向權貴（裙帶）資本主義。

萬幸的是，這些政策沒有得逞的希望。但是，如何把新的、充滿活力的經濟活動帶給那些破敗的社區，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些社區已經失去了活力，部分是經濟原因，部分也因為決策權越來越集中於州政府、國家和國際多邊協議。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有破壞性，它要求社會和經濟的適應，而我們並沒有對當前這場技術革命有足夠的社會和經濟的適應。

民粹主義的怒吼，是那些旁觀增長而無緣、反而走向崩潰的社區的吶喊，是他們求救的呼喚。對這些社區指手畫腳，並不是正確的回答。民粹民族主義對這些破敗的社區並沒有給出解決方案。但是，假如我們不提供應對的方案，就會面對一個極度的危險：投票者們將選出那些說干就乾的領導人來代替僅僅是夸夸其談的領導人。那可能更有破壞性。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9期第7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