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陷阱：中國大陸思想界三個思想流派的問題

石勇：陷阱：中國大陸思想界三個思想流派的問題 反觀現今大陸思想界，自1998年後作為學界和民間的主導性思想流派而「二水分流」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二分法已被打破。2004年文化保守主義的「言說」在獲得廣泛的支持後已開始擺脫邊緣地位。而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本身也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劇烈變遷而日漸分化，「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經形成。 任何一種理論都具有放大其能指的內在邏輯。追求話語權力的指令更容易使它侵入許多它或許無法具有解釋和規範力的領域，將許多東西席捲而去。而劇烈的政治社會變遷不斷地為思想流派的裂變提供土壤，使無法跟上現實而改變其語境的思想流派異化或遭到拋棄。因此，無法正視自身的限度和極端地放大自身的能指而違反其理論體系的內在要求都有可能導致某個思想流派的自我解構和來自外部的否定。這樣的陷阱是不能不引起重視的。 一、文化保守主義 文化保守主義長期以來舉步維艱。由於自「五四」以來中國主流學界將中國失敗、腐爛的賬最終算在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身上，以保住守住儒家文化那些有價值的東西，并力圖用它們來建構中國人的生命和意義系統為主要特徵的文化保守主義長期以來一直處於邊緣地位。雖然這種歷史的原因只有返回到當初的特定情境才能夠客觀地進行分析，但它的破壞力還是使文化保守主義背負了太多的歷史包袱而備受不公正的責難。1994年陳明創辦《原道》輯刊，雖然一直在以可敬的姿態堅持，但還是嘗盡孤獨，並先後換了多家出版社。 這一狀況或許到去年才算形式上的終結。2004年文化保守主義引起整個社會關注和支持，使反對者都不得不重視的幾大事件意味著它已開始擺脫邊緣地位。在西化已很嚴重的情況下文化保守主義的凝聚力表明了中國人維護自身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陸目前影響最大的這三個思想流派中，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域有相對較多的重合面，這似乎決定了它們的「對立」關係。而文化保守主義的論域與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重合面都不多，這使它與任一派都可以擁有某些共同的語言。事實上，雖然它可以與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相提並論，但主要並不是處於同一個層面上。它是一個如其領軍人物之一陳明所說的可以將其他思想流派包容在內的「平台」。《原道》十周年會議會聚了大陸思想界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像著名的學者劉軍寧和韓德強都列身其間，這本身就證明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包容性和平台性質。無論如何，作為一個中國人，對「文化身份」的認同是超越於政治經濟立場與觀點分野的共同需要。 但也正是這一點，說明了文化保守主義所獲得的支持更多地是基於「文化」而非「政治」理由。一方面傳統文化的失落導致的道德墮落與精神淪喪讓人憂心忡忡，而那些西方的文化形式徒具表皮，無法切入中國人的生命本體而對此徒呼奈何。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文化的光輝再一次顯現，它被看成是一劑解藥。另一方面中國的崛起迫切需要建構出一種文化－精神共同體，人們需要一種可以確證自己的存在價值的文化認同形式。如果說由於文化與政治經濟等領域的複雜關係往往會牽一髮而動全身，不自覺地演繹出一種政治經濟的潰敗要求文化負責的邏輯，那麼，僅僅在政治經濟上強大對於人的精神世界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獨屬於自己的文化來對此進行合理性的檢驗，人們就很難在自信的基礎上獲得生命的尊嚴。 因此，不管文化保守主義者如何論述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不管「儒化中國」和「聖人教化」的主張具有何種邏輯上的合理性，文化保守主義一旦意味著向古典回歸的「政治保守主義」，在目前的情況下它就很難獲得公眾的認同。人們對歷史上的專制統治的痛苦記憶將被激發，併產生出一種對現實政治的擔憂，從而導致一種本能似的反對。如果「政治」的所指壓倒了「文化」的所指，那麼它所獲得的超越流派的廣泛基礎就有可能鬆動。這樣的一種局面顯然不利於文化保守主義的開掘，因此在言說時它不能不注意言說方式，考慮自身的限度和所指，以避開這樣的一個陷阱。 二、自由主義 自1998年「浮出水面」以來，在7年時間的「公開言說」中自由主義已經佔領了越來越多的思想地盤，雖然現在由於它的一些自我解構和極端化言論已經導致了它的分化以及許多原本支持它的力量的反彈。但不管怎樣，起碼到目前為止，它在民間和學界都居於主流地位。它的強勁勢頭甚至使我們不能不展開這樣的想像：它或許會主導中國未來的政治格局。相對於文化保守主義和新左派而言，它的優勢是不言而喻的：既沒有必須對過錯和負面影響負責的歷史包袱，又具有一個力量相當強大的國際背景。 從思想的「接受」角度上看，無論文化保守主義還是新左派都無法與自由主義相比。由於對傳統文化已很隔膜，一般的人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解尚停留在像西方文化形式那樣的「時尚」層面，只有學者和心靈敏感的人才能更深入地用精神和生命去參與。新左派由於被不公正地指責為必須對歷史上的「左」的災難負責，並且現行政治意識形態仍然以「左」的名義存在，這種與現實不符而通過「概念連坐」的方式進行判斷的單向度思維使它似乎一開始在道德上就處於劣勢。人本能似的情感反應常常容易導致一種在無知基礎上的非理性偏見，以致許多人都不明白新左派在說什麼就一概否定。這種簡單的「刺激――反應」機制使許多人傾向於對「左」作出徹底否定的反彈而選擇既沒有歷史包袱，又有強大國際背景，並且作出了「自由」承諾的自由主義。用新左派的一位學者韓毓海的話說就是：自由主義的得勢是必然的。 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是一個相當矛盾的共生體。一方面經濟自由主義成為官方經濟改革的主流指導理論，而那些被稱為是新左派的經濟學者反而處於被排斥的「非主流」地位。而另一方面，政治自由主義雖然在民間獲得了廣泛的思想市場份額，許多商業媒體甚至學術刊物都有自由主義傾向，但它的激進主張卻一直遭受官方打壓。這種反差極富諷刺意味。而致命的是它們極不合諧的表現在中國大陸並不被多數自由主義者視為對立，而是同一個東西的兩個方面。這裡的悖謬是：一方面政治自由主義寄希望於經濟自由主義的邏輯蕩滌國有社會主義的體系以為它準備社會和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經濟自由主義不擇手段的邏輯延伸卻又解構了政治自由主義的邏輯。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日漸深入內核，經濟自由主義日漸被公眾視為一種搶劫理論。「改制」的結果是數千萬工人下崗失業和極少數政府幹部、國企負責人、資本家的一夜暴富。極大的社會不平等使這種改革越來越無法通過人們心理上合理性的檢驗。這種反彈的結果就是對指導這種「改革」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拒絕。經濟自由主義的這種連諾齊克的「獲得正義」底線都不要的「搶劫」本來就是在對政治自由主義所內含的價值理念的否定，並且一次次地通過人們的不滿而破壞政治自由主義的基礎，但奇怪的是，除了少數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外，多數自由主義者對此視而不見，甚至公開支持。也直到這個時候，許多為改革付出巨大成本的人似乎才猛然發現原來自由主義是一種強者哲學，是精英們的一種工具，從而對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產生了深刻的反感和懷疑。 在另一方面，自由主義者的「激進」立場和他們過度的媚美姿態使他們「脫離」了中國社會。他們不仔細地分析具體的情境，一概將人們對美日的心理反彈斥為不可容忍的「民族主義」。他們不僅痛斥那些其實只是受到刺激才非理性地加以渲瀉的「民族主義」，而且基於樸素的民族與國家認同的「愛國主義」也不放過。而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在「自由」的名義下，他們對美國卻媚態十足，並不時發表一些傷害中國人的民族尊嚴的極右言論。這樣的表演只能讓許多有民族自尊心的人與他們拉開距離。基於歷史上深受列強欺侮和漢奸肆虐的痛苦記憶，自由主義者這種民眾中的「二鬼子」形象只能讓他們親手為自由主義的發展挖好陷阱。

三、新左派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原本是在新啟蒙運動中並肩戰鬥的兄弟，他們的分道揚鑣只能歸結為中國社會轉型刺激的結果。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使市場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改革的負效應日益凸顯，「經濟自由」和「政治專制」的結合終於形成了一種「形左（意識形態）實右（政策）」的格局。這種格局將一切原本似乎都可以作出準確判斷的東西都弄得畸形殘缺，面目模糊而難以辯認。在這種資本主義與專制主義混淆不清、自由既可能是權力資本的自由而平等也被視為有回歸「平均主義」時代傾向的混亂局面中，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對立格局應運而生 由於它們的重合面較多，這兩個對手在1998年開始的那場公開較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們用不同的理論解釋而得出不同結論的共同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改革的一些困境的反映。雙方當時曾互相指責對方有官方背景，並且似乎自由主義者還有為資本鳴鑼開道的嫌疑。慣於擴大自身的能指的邏輯甚至使它們在一些本來有共同語言的問題上進行無謂之爭。7年的時間過去了，中國社會仍然在「經濟自由」與「政治專制」的畸形格局中呼嘯突進。 表面上看來中國大陸新左派對平等、公正的強調符合傳統左右分野所界定的標準，起碼西方左派具有這些特徵。但仔細剖析，實際上並不是誰都可以被稱為新左派。許多自由主義者喜歡將自己的對手稱為新左派，但這些對手可能是權威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而這些人都是「右派」。現在自稱「丐幫幫主」、只能靠「作秀」來誘出「主流經濟學家」論戰的楊帆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新左派，並且說新左派是自由主義者給對手扣的一個帽子。原來在「新左派陣營」名單上赫然醒目的一些人也很少公開承認自己是新左派，甘陽甚至稱自己是「自由左派」――而「自由左派」和「新左派」在西方具有明顯的分野。這點或許並不難理解：直到現在，「主要是反左」都代表「政治正確」，雖然現在要反的「左」已經「右」到諾齊克的那個「獲得正義」，更不用說「自由左派」羅爾斯的「分配正義」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熱愛自由的人並不一定是自由主義者，而某些自由主義者也不見得就尊重別人的自由。因此，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所爆發的平等與自由之爭其實主要指向的是「誰的自由？」的問題。這種論爭其實多不是在「自由或專制」的設定下發生，而是被置入一個「是否普涉性的自由」的語境。對平等是自由的一種手段以及「積極自由」、「實質而具普涉性的自由」的強調使新左派的理論似乎成了一種弱者理論，他們的立場無形中便成了一種與精英立場對立的大眾立場。 但弱者立場所強調的平等和公正必須獲得可行性理論的支撐方能擺脫被人指責的道德批判的軟弱無力而「想像」一個理論所指定的政治社會環境。與自由主義相比，這是新左派必須面對的劣勢。自由主義主要是一種建構性的理論，而且其在西方國家有成功的樣本，其經驗和制度架構似乎可以直接搬用。而新左派的理論資源，諸如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理論多是一些解構性的、批判性的理論。即使到現在，新左派只能在局部問題上令人信服地論證其理論的成立，而無法提供一個可行性的總體理論對政治經濟制度進行新的設計。 但這還不是最致命的。有可能導致它的自我解構的是一些新左派人士對「毛時代」的美化。不管這是不是一種「權宜之計」，這樣做都是給自己製造一個陷阱。崔之元對「鞍鋼憲法」的吹捧曾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道理非常簡單：對一個事物的局部肯定不能推翻對它的總體性否定的結論。雖然對局部的肯定也是在還原事物真相，但只要是出於「論證」的目的，對此進行美化的邏輯非常容易因理論自洽的需要而使被否定的總體重新具有合法性。站在弱者的立場上，新左派顯示出了可貴的道德關懷的勇氣，但一個顯然的事實是，改革通過否定自身的合法性而催生的下崗工人等弱勢群體對「毛時代」的懷念並不是真的想回到「毛時代」，而僅僅是通過「距離產生美」的效應，在一種心理幻想中藉以鞭撻現實而已。這是一個無法回溯而且也不應該回溯的時代。特定的現實情境決定了少數新左派人士的某些不恰當的言論只能殃及整體，使本來思想資源極為複雜、更強調自由的普涉性和實質性的它因形象受損而導致某種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