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尊嚴

文學是人學。

據說由高爾基原創，錢穀融先生1957年初寫了一篇長文《論「文學是人學」》，對之做了新的闡發，從此在中國大陸流行開來。但很快，錢文被斥之為系統地販賣修正主義的文藝觀，特別是人道主義和「人性論」。今天看來當然頗為荒謬，但在當年，因為主流意識形態乃至制度的反人道和非人性，錢先生連同他的文章被眾口一辭地批判，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慚愧我是在寫作本文時才第一次讀完錢先生的大作的。錢先生如果不是在1957年那個詭異的早春二月寫作並在一個學術會議上宣讀了這篇長文，如是不是《文藝月刊》（後來的《上海文學》）五月號同樣詭異地發表了這篇長文，他的命運又當若所？錢先生萬萬沒有想到，大聲疾呼文學一定要以人為關注對象，「把人當做人」（著重號由錢先生所加），自己卻很快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險些被劃為右派，只是因為有人要把他留下來做「活老虎」，說「要留兩個活老虎，都是死老虎打起來將來批判沒有意思」，才暫時逃過一劫。

「活老虎」也仍然是「老虎」而不是人，隨時都可以拉出來批判，乃至鬥爭。有資料說，1960年，上海市作協開了個49天的會，批判錢穀融和另一隻「活老虎」蔣孔陽。主題仍是人道主義、人性論之類的所謂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據說這會議是由當時的上海市委一手操縱，為了加強火力，特意從錢、蔣供職的上海師大找來幾位學生，其中就有外號「小鋼飽」的錢穀融先生的弟子戴厚英。性本寬厚的錢先生幾十年後回憶起來，仍是感慨萬千，說戴上台批判自己，批判的言辭再激烈，並不在意，但其他上台批判的人尚且以先生或同志相稱，她卻直呼自己大名，「所有在場者聽了都不禁聳然動容」，而「對於身受者的我來說更是不勝駭異」。（錢穀融：《關於戴厚英》，吳中傑、高雲主編：《戴厚英啊戴厚英》，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7）

讓錢先生駭異的事情還在後頭。文革爆發後的1966年8月4日，錢穀融本來在家裡，學生通知錢穀融去系裡參加批鬥，一到那裡，學生們就叫錢穀融跪下，這是以前沒有過的。開會批鬥完以後，又被戴上高帽在學校游斗，學生們敲著臉盆讓大家來看。錢穀融被戴上三頂帽子，一個是老牌修正主義者；一個是反動學術權威；還有一個是漏網右派。後來，錢穀融就住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在學校掃地、掃廁所。接著又被發配到蘇北的幹校，1972年才重新回學校上課。

策劃由學生斗老師，顛倒起碼的綱常，陷學生於不義，是只有非人的制度和時代才做得出來的。

1957年2月時的錢先生的文化立場和文學立場其實是矛盾的，甚至是主流及官方化的。

錢穀融先生在《論「文學是人學」》中說得更多的，是不要把人當做某一階級或某一觀念的工具，而要把他們當人來看待。錢先生當時忽略了一個重要前提，在現實性活中，不把人當做人，是早已開始的事情。1951年左右的土地改革，1953年以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新政建立之後直到錢先生寫作是文時，從未停止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什麼時候把人放在眼裡？

包括錢先生在內的知識分子，自己也並沒有將其置放在「人」的地位。

胡風在第一次文代會被茅盾關於解放區文藝的主題報告《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曲里拐彎點名，說什麼「一些作家以自己的主觀任意解釋和說明客觀現實，以為越是強調主觀就越是能夠表現主題的積極性，實際上脫離了當時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鬥爭」。 茅盾還專門列出一個小標題來不點名批評胡風等人的文藝思想：《關於文藝中的「主觀」問題，實際上就是關於作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的問題》。茅盾首先給出了一個邏輯前提：1944年左右在國統區文藝理論界，出現了一種強調「生命力」的思想（暗指胡風等人的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茅盾在這一邏輯前提下展開了推論。推論一：這種「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儘管也批評面對黑暗統治的消極低沉情緒，但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急躁情緒；急躁情緒與消極情緒一樣，同樣是不能忍受黑暗的現實生活煎熬的表現。推論二：「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不可能與人民群眾和革命鬥爭實踐相結合，因此只能片面抽象地要求加強「主觀」（暗指舒蕪《論主觀》一文的觀點）。推論三：這種「小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觀點與請調，成為作家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的根本障礙，成為作家和現實鬥爭相結合的障礙。推論四：文藝上的「主觀」問題，「不得不歸結到毛澤東的 文藝講話 中所提出的關於作家的立場、觀點、態度等問題」。 結論：「如果作家不能在思想與生活上，真正擺脫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而走向工農兵的立場、人民大眾的立場，那麼文藝大眾化的問題不能徹底解決，文藝上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的問題也不能徹底解決，作家主觀的強與弱，健康與不健康的問題也一定解決不了。」 胡風雖然也因不同意茅盾報告中的觀點而堅辭進入起草小組，但對之仍無可奈何。胡風后來的罹難，也正是因為他要從爬行的猴子群中站起來走路。

新中國成立之初（1951 -1952）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形象地稱為「脫褲子，割尾巴」，又稱「洗澡」。沒有多少人對之進行抵制，反而自覺地「脫下褲子」「割去尾巴」。這些「脫褲子」「割尾巴」的人中，不乏後來被尊奉的多位「文學大師」。

魯迅會不會也要「被改造」？除了所傳著名的毛澤東的回答（「要麼進監獄，要麼三緘其口」，或「要麼關在牢里還要寫，要麼識大體不做聲」），還有另一個真實的版本。新政成立伊始，有讀者向《人民日報》文藝部提問，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他？此信後轉請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郭沫若答覆，郭回答說，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聯書店，2008，P116）於是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知道，為什麼郭沫若1949年以後沒有任何作品可以傳世。

「文學是人學」被完全顛倒過來了嗎？

《論「文學是文學」》洋洋洒洒一萬餘言，有表面的光鮮華麗，所以是文在《上海文學》發表之後，《文匯報》很快發文稱其是「一篇見解新穎的文章」。恕我苛求，以今天的觀點看，它的主要的不足，正是缺失了作為文學的創作主體自身權利的訴求。

我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是長達半個世紀之後的當下，作家們並沒有完全獲得作為人的權利。報告文學《大遷徙》的作者謝朝平的遭遇，是最近的一例。他正因為把三門峽移民當做人，而不應該是政治經濟棋盤上任意驅遣的卒子來寫，才觸犯天顏。一個只關涉文學描寫對象和創作主體的人的權利的問題，可以讓憲法和法律來裁奪，卻需要一些著名作家上書政治高層（據說有60多位學人、作家、記者上書中共中央書記處，呼籲關注）干預。

因此，一如人，它應該有自己的一份權利與尊嚴。它的尊嚴，理應得到尊重，得到維護。

文學的尊嚴是什麼？一如做人，它應該有穿透世俗凡塵的鷹眼，不媚上，不諂下，不卑不亢，堅執而高貴。它時刻關注著大眾，關注人間的不平，俠肝義膽，仗劍而起，扶危濟困，因為它本質上的向善，它是大眾的文學。它人性，人情，有人間煙火的質地，又不是灶膛里那些蕪雜灰暗的薪柴，而是從屋瓦裊裊而出的炊煙，為遠行的人指引方向，為寒冷的人送去溫暖。

文學的尊嚴，曾經被政治權勢之手所褻瀆。

它被當做玩物，一如娼妓。它被當做工具，一如吹火筒。

玩物和工具，有被重看的時候，當想起它們時，當需要它們時。也很容易被棄置。除了江山易主，還因為它們本質上被當做了玩物和工具。

現在還如此。一些時候，一些地方。

只要政治權勢具有專制的屬性，政治權勢就會不時地冒充文學的主人。

現在，文學還被另一種權勢變成了工具和玩物。這就是金錢的權勢。既然有錢能使鬼推磨，文學的被收買，豈非難事。

沒有逼良為娼，鑄犁為劍。是文學甘願向金錢屈服，割地稱臣。

只要有賣點，就可以沒有良知，沒有責任。一如趙本山潘長江的小品，有人吆喝，有人起鬨，就可以往自己的鼻樑塗白粉，裝庸眾的孫子。

你有擺地攤的權利，拾荒的權利，甚至賣笑的權利，因為你是人，要為生存而掙扎。你有了溫飽，還為一碗半盞殘羹剩汁折腰，你的人品就大有問題。你就是狗，而不是人。余秋雨就是一例。

你可以賣文為生，賣身為文。只是，你不要把自己認做是作家，詩人，並人前人後標榜你的尊貴。你只是寫字匠，一如劁豬匠，碼磚的師傅。他們心態平和，並不自稱貴族。

我走近文學，是因為被它的尊嚴所吸引。

它有鮮明的個性，獨立的品格，想像的自由空間，理想追求的堅韌與執著。

文學失去讀者，是因為文學首先失去了尊嚴。

文學失去尊嚴，首先是作家放棄了做人的尊嚴。或甘為鷹犬與奴僕，或一心只為稻粱謀。

一個文學失去尊嚴的時代，是可悲的和沒有希望的時代。

2009.12.4 寫竟

2011.1.22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