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局年代的政治實驗

07-02

文丨鳳凰網主筆張弘

一、辛亥革命是偶然的嗎？

對於現代化的本質，李鴻章有著清醒的認知。

同治十一（1873年）年五月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鴻章寫到：「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亘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光緒元年（1875年）因台灣事變籌劃海防折時，李鴻章再次寫到：「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現代化具有強制性，其來勢洶洶，不可抵擋。無論是否願意，這股世界性的潮流都將裹挾所有國家的參與。統治者想繼續緊閉國門置身於現代化之外，防止以夷變夏，已經沒有可能。此前的兩次鴉片戰爭，以及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已經讓清政府和士大夫們認識到，現代化的衝擊前所未有。官家主義下的宗法制度，對外的朝貢體系等等自秦代之後運行兩千多年的體制，此時都顯得顢頇而笨拙，並失去了維繫下去的合法性。由於清政府的改革滯後於立憲派的要求，最終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以此為起點，《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展開了歷史敘事。100年前激變時代的畫卷，也隨著作者們的描摹徐徐展開。從官家主義制度向民主制度轉型，中國人開始了艱難的探索。

關於辛亥革命，第一章的撰寫者廖大偉以「低烈度」和「大業績」喻之。前者是強調其有限革命的性質，以區別於法國大革命與俄國革命；後者是強調其世界性與現代性。

辛亥革命起於改革失敗，繼以軍事暴動，終於談判議和，整個過程雖變幻曲折，但整個國家無疑往前大進一步。從戰爭角度觀察，軍事衝突並未在全國範圍內全面爆發，時間也僅有125天。戰事最為激烈的武漢之戰，為時49天，起義軍戰死4300餘人，受傷4100餘人，清軍方面因武器裝備和作戰素養更強，估計傷亡更少。縱觀中國古代暴力造就的王朝更迭，其低烈度並不多見。同時，辛亥革命以很小的轉型成本推翻帝制，實現共和，使得實施2000多年的秦制被一舉摧毀，可謂秦代之後所僅見。

而辛亥革命的「大業績」同樣不容忽視。它讓清廷和平移交政權，並建立了共和政體。此前，被皇帝一人掌控的政治權力，在民主政體下做出了明確劃分，立法權和行政權相互制衡，國會政治得以初步建立，這都是中國幾千年未有之舉。

辛亥革命是偶然的嗎？廖大偉明顯不同意李澤厚、張鳴、陸建國等人的觀點。在他看來，武昌起義的爆發，「歸根結底是時代變了，社會變了」，這兩者引起整個社會的更大變化，「而且將一切矛盾聚矢於清王朝的專制統治」，這個時候出現革命高潮，「因為時機與條件已經具備」。清政府控制的改革，「總是遲緩於社會需求和民眾心理所期待的節拍」。清政府的改革失敗，「一是遲緩，二是遲了之後還缺乏誠意，一心只想要消弭革命，一心只考慮皇權永固。」用閻錫山的話說，「戊戌立憲，成世帝王。丙午立憲，國破家亡。」在辛亥革命的發生原因上，作者的觀點是：清政府一再失誤，錯失了改革的最好時機。

二、被官家主義籠罩的中國社會

按照亨廷頓在《第三波》中的劃分，第一波民主化長波是1828—1926年，第一波回潮是1922—1942年。中華民國1912年建立，正好處於第一波民主化長波之中。亨廷頓將政治轉型粗略劃分為三種模式：主動轉變（改良），政權取代（決裂），交相改變（決裂式改良）。而辛亥革命，似乎將三種模式融合到了一起。

然而，民主的建立與民主的鞏固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嶺。不同的國家，由於繼承的政治遺產、文化傳統、社會格局的區別，民主的鞏固也結果不一。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民主制度得以初步建立。但是，政治家個人的素質，以及政治團體的政治操作，仍有很多可以檢討的地方。

以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為例，華盛頓領導的美國軍隊，與英軍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戰鬥。《國家的選擇：華盛頓與它的時代》顯示，當時美國各州都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吝於支持美軍，部隊官兵的薪水經常被拖欠，武器裝備、食物、衣物等等嚴重匱乏。在這場戰鬥中，華盛頓一直被軍費不足的問題所困擾，麾下官兵對此多有怨言。戰鬥七年之後，美國最後贏得了獨立戰爭的勝利。此時，有人勸說華盛頓擁兵自立為王。在中國，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以仁義著稱的趙匡胤也不例外。但是，華盛頓義正言辭地拒絕了這一提議。他以自己崇高的威望說服了官兵，解散了部隊，回到家鄉繼續做農場主。其後，又以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支持了費城制憲會議。當選首任總統之後，他做滿兩屆即毅然辭職，為此後的美國總統樹立了傑出典範。

正是由於費城會議所制定的憲法，美國建立了聯邦制，實現了橫向的三權分立，縱向的中央與州的權力分割。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責分明，而且都很強大。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美國獲得了長期的穩定和發展，進而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然而，中美兩國所繼承的政治遺產和社會現實並不相同。此前，美國一直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的代議制，以及法律制度都被移植過來。由於北美地廣人稀，英國對美國的統治及社會控制力很弱，美國形成了深厚的地方自治傳統。而中國兩千多年來一直籠罩於官家主義制度之下，官權牢牢鉗制了整個社會，即便是縣以下的基層，仍然被官權的五指山牢牢控制。由於官尊民卑，中國民眾普遍缺乏個人的權利意識。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從政者和政黨的政治意識、政治操作手法、底線以及政治品格就顯得更為重要。《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第二章，楊天宏揭示了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權力鬥爭。由於雙方都沒有為中國政治制度鑄造出超越性的品質，中國由此陷入了無休止的內鬥。

三、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歷史局限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同盟會1911年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園開會，宋教仁力主內閣制，權力在國會。而孫中山力主總統制，權力在總統。最終，孫中山的意見勝出。然而，按照事先約定，孫中山不久之後就必須交出權力，讓位於袁世凱。3月11日，孫中山頒布了《臨時約法》，將自己就任時實施的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國務院獲得了很大權力，而總統的權力受到了很大限制。與此同時，作為立法機構的參議院獲得了廣泛權力，以約束行政權。西方的責任內閣制，除了規定議員對政府的約束力，大多同時也規定總統在必要時可以解散國會。但是，《臨時約法》僅立法機構參議院有「同意權」，而行政機構的總統卻沒有「解散權」，違背了分權制衡的法理。事後，連革命黨人譚人鳳和章太炎都有檢討。

由於參議院立法權過大，而大多數參議員都是「孫黨」，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國會立即著手修改《臨時約法》，兩院各選30人為憲法起草委員，歷時三個月完成《天壇憲草》。《天壇憲草》雖部分修改《臨時約法》，但仍保留國會對於行政首腦任命官員的同意權，繼續實施責任內閣制，袁世凱所提的「約法增修諮詢案」被國會否決。

於是，袁世凱授意各省督軍和民政長官反對。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解散國會。其後，袁世凱、張勳復辟，段祺瑞執政後引發的新舊國會之爭，孫中山發動的護法運動。時人楊蔭杭質問到：「因北方武人破壞法律，於是乎有『護法』，用意至善也。然頻年護法，頻年內亂，人民怨讟，信用喪失於外，而法律破壞如故，則知所謂護法者，實未嘗有絲毫之成績。雖愛護法者，亦不能為護法者諱也。不但此也，廣西人護法，廣東人亦護法。同是護法也，何以一轉瞬間，廣西人與廣東人又互相吞噬，一若有不共戴天之仇？向者與北方不能相容，固曰法律破壞，廣西人與廣東人不能不合力以護之也。試問今之所護，又是何物？」

如果從政治學的角度審視，辛亥建立的共和政體與國會制度有諸多需要檢討的地方：

首先，《臨時約法》出於孫中山主導的同盟會議員一方所定，偏向明顯。按照美國憲政專家布魯斯·阿克曼對美國憲政的研究，制憲必須有廣泛的代表性。以當時的情形而論，各個省應該都有代表參加。其次，制憲完成之後，憲法要獲得合法性和正當性，以及足夠的權威，就必須以相應的程序，通過民眾的確認，比如投票，以獲得合法性。第三，由於國民黨在議會大選中獲得明顯的優勢，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與袁世凱主導的行政體系產生了激烈衝突，以致正常的行政決策困難。這種離心式民主導致了民主體制的崩潰。第四，未能規定現役軍人不能擔任行政職務。整個北洋時期，總統和地方行政首腦都有軍人擔當。第五，地方割據嚴重，國家沒有真正實現統一。尤其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缺乏足夠的權力和權威維持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第六，經濟發展水平過低，不利於民主制度的鞏固。第七，政界人士、知識精英和一般民眾對於民主的期望值過高。他們不明白，民主決不意味著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國會政治更需要一定的成長期。對此，不僅需要善良的願望，更需要足夠的耐心。

例如，所謂曹錕「賄選」事件出來之後，立即引來了人們對國會政治的非難。對此，楊天宏給予了史實的清理。所謂的曹錕「賄選」，其實情乃是因為議員南下甚多，難以達到法定之數。為吸引議員參加總統選舉和制憲，他給出席者發了500元出席費，其後又發了5000元的支票。然而，這5000元不能完全說是賄賂，據國會統計，「政府積欠民二、民六及民十一歲費旅費等項，每人應得4600餘元」。議員因生活困難，曾多次索餉。曹錕此舉，固然有籠絡議員的嫌疑，但與秘不示人的行賄顯然性質不同。

縱觀各個民主國家，在制度和法律尚不完善的時候，都曾出現賄選現象。紛亂之象，並不比中國稍遜。著名學者秦暉認為，「賄選這個事，其實理論上講是搞不成的，為什麼呢？用經濟學的角度講，它有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你送給我一瓶酒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投沒投你的票你是不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喝你的酒，又不投你的票。你就算有權力查你也查不了那麼多。」

對於民主的理解和實踐，孫中山和袁世凱都有其短。楊天宏認為，「袁缺乏民主意識，手段陳舊，難以將中國引至現代政治指引的方向。但袁的價值在於提供了許多同時代人不能提供的東西。」羅文干曾比較袁世凱生前世後的區別，「較諸袁氏死後之執政者，則袁氏已不可及矣。袁氏之世，法令能行也，國庫裕如也，各省肯解餉不敢截留也，官制官規非毫無定製也，中央之政不必請命于軍閥也，對外尚能統一也，吏治也考績也，仕途不冗濫也，百官不能躐等也，官方尚能整肅也，登庸有考試也。」至於孫中山，中華革命黨重建的時候，要求其他黨內同志向其個人宣誓效忠，並且摁手印，實為不妥。此外，其爭取外援所用的方式和手段，固然可以理解，但也大可商榷。

因為種種現實條件的限制，加上離心式民主制度，最終的崩潰也就不足為奇了。儘管中國人首次民主探索遭遇了挫敗，但卻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毫無疑問，它是一筆豐富的政治遺產。

【鳳凰評論原創出品，轉載請註明來源，違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