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婉秋：一生榮辱皆因「劉三姐」

老時光里，總有些東西青山不老，傲然兀立，如電影《劉三姐》，四十年悠悠歲月，流不走她在人們心裡的甜美記憶。當年銀幕上，歌甜人美的黃婉秋，憑「劉三姐」歆動一時。世事如雲，尾隨鮮花掌聲而來的，是人生的至苦大難，此後漫長的１５年，善良單純的黃婉秋輾轉於風浪中，幾近喪身，幸而遇見了雪中送炭的至純真愛，一路呵護相伴，才有了今天幸福美滿的晚年。如今，隔了四十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她不免有些宿命：一生榮辱皆因「劉三姐」。

一，童年――「劉三姐」這樣長大

解放前，廣西多童養媳，黃婉秋的母親便是其中之一，１２歲開始生育，一兒一女「花」著生了八胎，黃婉秋是母親的第六個孩子，因前面兩個哥哥夭折，排行老四。剛落地時，黃婉秋並不漂亮，鼻樑間有三道皺紋，像個小老頭兒，母親嫌她丑，加之前面已有兩個女兒，並不稀罕這小女兒，直到她三個月大時，小臉長開了，參加健康寶寶大賽，得了一大桶麥片，才引起母親的關注。

黃婉秋的姑姑嫁入豪門，丈夫是一代名將李宗仁的堂弟，在當地經商開百貨公司，父親便在這家百貨公司做會計。黃家人口多，僅靠父親一人養家，不免清貧，幸而有姑姑接濟，黃婉秋自記事起，住的便是姑姑家的深宅大院。

姑姑喜歡桂戲，常帶黃婉秋去戲院聽戲，聽得多了，她也就能歌善舞了。每每跑到百貨公司賣胭脂水粉的櫃檯，讓店員把自己「扮」起來，臉兒畫得紅紅的，眉毛畫得黑黑的，再找塊稍長的布纏到手臂上當水袖甩，站在場子中間咿咿呀呀又唱又跳，惹得大人們忘了要買的東西，圍攏起來，好奇地看這四五歲的女娃娃扮戲。

可惜，這樣清貧而快樂的日子，到建國後，姑夫作為地主被隔離審查時，結束了。黃家境況隨之急轉直下，一家人遠走永福縣投奔大伯，不料，大伯也被土改，境遇大不如前，看著投奔來的弟弟，有心無力。

為謀生，父親跟湖南人學染布，母親學織布，艱難中掙扎度日。黃婉秋更乖了，不再吵著去看戲，放了學就幫母親幹家務。她不明白家裡為什麼遭此變故，更不知道還有更大的災難向這個家走來。

父親學會染布後，便自己開了間小小的手工染坊，把布染色，晒乾後用大石頭壓平，再拿到稅務局蓋章。布匹經石頭壓過，會變長變寬，所以要先壓平再蓋章，如果將之顛倒，印章便會直形。內行人熟記這套程序，不敢有半點差錯。父親新學乍練，萬事待興，混亂中竟把一匹沒壓過的布，誤放在已經壓平只待蓋章的布中。等蓋章回來，發現這匹沒壓過的布，父親便又將之壓平，拿到市集上賣，竟忘記此時布上的印章，已經變形。

稅務局發現了那枚變形的印章，硬說父親偷稅漏稅。老實巴交的父親，一生遵紀守法，不承想小小疏漏闖此大禍，早嚇得沒了魂兒，威逼之下，違心招認。父親坐了牢，兩年後出獄，從此變得鬱鬱寡歡。那年，黃婉秋十歲，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亦從此結束。

１３歲，黃婉秋到桂林讀五年級，偶然在街上看到桂劇團招收學員的廣告，興奮地約了好友前去報考。在學校，黃婉秋是校文藝股長，參加市歌舞比賽拿過二等獎，有這些根底，考桂劇團，對她來說易如反掌。很快，她被錄取了。

然而，母親不同意，認為藝伶強顏為笑，地位低微。她不服，背著大人悄悄給在長春讀大學的哥哥寫信。她知道，哥哥會支持自己，而且哥哥在家裡是說得話的。一封信，來回總要十幾天，等信的日子，黃婉秋心急如焚，一起考入劇團的小夥伴們，都已經報到開學了，而她，卻只能每天趴在窗戶外面，眼紅地看人家練功。終於等得信來，哥哥果然支持她，她拿著信跑去給母親看，母親無可奈何得把戶口本扔給她，她抓過那彷彿刻印著命運的小本子，急匆匆跑去報到，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照梨園傳統，科班學員要抓鬮得藝名。當時紅透桂林的女演員，名字里大都有個「仙」字，黃婉秋崇拜她們，心裡暗暗祈禱，如果能抓個「仙」字就好了。誰知，展開抓到的字卷，卻是個「群」字。她們那一班學員是「藝」字輩，黃婉秋的藝名就成了「藝群」。她失望極了，覺得這個名字好土，悄悄為此掉了幾回眼淚。

這事很快讓老師知道了，特意把她找來，笑呵呵解釋道：「這名字最好，我們當時還想，要是你能抓到就好了。『藝群』，是『藝術超群』的意思，老師的心意你都不明白，還哭鼻子？」聞此言，黃婉秋轉悲為喜，樂顛顛跑去練功了。

劇團生活是清苦的，米飯常常不夠吃，但功夫是一定要練足的。孩子們聞雞起舞，晚飯後仍不歇息，把單人竹床拼起來當舞台，在上面演練白天老師教的戲功。黃婉秋要強，不肯輸給其他孩子，更顯用功。每天晨起，她堅持把手泡在滾燙的熱水中，只為練就一雙軟軟的蘭花指。劇團里，年長一級的師姐欺她們年幼，總讓她們跑龍套，她不服氣，便去跟那位師姐賭氣說：「咱們《戲劇報》上見。」戲曲演員出名後，自然會被《戲劇報》報道，黃婉秋意思明確：不要老叫我們跑龍套，看有一天，我們出名了，你怎麼說？

幾年後，電影《劉三姐》放映後，黃婉秋的大幅照片登在了《大眾電影》上，那位師姐跟黃婉秋重提舊事：「藝群，你還記得嗎？當初你跟我講『《戲劇報》上見』，這回叫你說准了，是《大眾電影》上見嘍。」

二，少女――小舟妹變身「劉三姐」

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能夠在舞台上唱戲，黃婉秋已經知足，何況再去拍電影呢，她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從桂林到的長春，只知道一路坐火車，高興得整個人都是飄的。

其實，原定的「劉三姐」不是她。１９６０年春，廣西十幾個劇種的《劉三姐》，雲集南寧搞匯演。此時，恰逢長影要拍故事片《劉三姐》，便決定將主要演員的挑選交給廣西。廣西依責推薦了匯演中「劉三姐」的佼佼者，可惜，那些女孩都因各種原因不適合上鏡，長影便決定由導演蘇里親自挑選「劉三姐」。

蘇里馬上想到了黃婉秋，那個原定扮演小舟妹的女孩，聰明伶俐又漂亮，表演起來無拘無束，落落大方，質樸中略帶野氣，正是劉三姐的形象、氣質。一試戲，果然不俗，眾人喝彩，蘇里喜出望外，卻又略帶驚訝：「你沒排練過，怎麼把三姐演得這麼活？」

「我這是『偷藝』——偷學來的……」她低頭，臉紅了，一直紅到耳根。她告訴老導演：以前她的學藝師傅常教她「學打不如偷打精」，這是說要看學、巧學、活學，潛移默化。於是她牢牢記住了這句話。

蘇里記起來了，試拍《劉三姐》鏡頭時，總看見她默默坐在一個角落裡，一聲不響地看。初次北上，長春城有多少使人留連忘返的好去處，別的演員沒戲了都去蹓躂，可她從來不去。

蜂蝶圍著花兒轉，黃婉秋一到劇組，便惹得組裡的男青年熱血沸騰。多年後，老導演蘇里樂呵呵地回憶：「黃婉秋身邊總是一大幫男青年，尋機會向她獻殷勤，打都打不跑。」怕黃婉秋為此分心，蘇里特地規定：劇組裡禁止談戀愛。這規定果然有效，小夥子們不敢明著來，卻紛紛轉入地下，晚上休息時，都悄悄溜到黃婉秋的宿舍去敲門，「能換點細糧嗎？」

長影根據南北飲食習慣不同，發給南方人細糧大米，給北方人粗糧。偶爾，為了換口味，南、北方人會彼此交換粗、細糧，小夥子們便以此為借口，接近黃婉秋。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１７歲的黃婉秋，情竇未開，只顧得拍電影的新鮮好玩，哪理這些，一句「睡下了」就把小夥子們的「處心積慮」打發了。可是，也有打發不掉的。組裡的化妝師，結婚十多年沒有孩子，非常喜歡黃婉秋，便認她做乾女兒，有聰明的小夥子，知道這層關係，便托化妝師說媒，做黃婉秋的工作。化妝師考慮到小夥子確實各方面都不錯，便勸黃婉秋「不妨試試」，卻不過乾媽的情面，她只好答應「先交個朋友」。

可答應後，黃婉秋晚上連覺也睡不著了，心情無比沉重，像是背了包袱，第二天一大早，便去跟乾媽講：「我不想談戀愛。」話一出口，她感覺好輕鬆，彷彿重又恢復了自由身，一心一意投入了拍攝中。

組裡創作空氣濃，人人敬業，一心撲在工作上。在桂林拍外景時，正值酷暑，北方人經不起南方的毒日頭，身上曬起大泡，可沒一個叫苦、懈怠。許多年後，她依然記得道具師為了阿牛哥手裡的那條活魚，在日頭下不停奔忙的情景。

１９６１年電影關機，黃婉秋依依不捨告別劇組，回到桂林，一路上回味著阿牛哥劉世龍跟自己講的話：「小三妹，電影放映後，你就會受到許多人的喜愛，不要翹尾巴，不要驕傲呀，你還會收到好多信，要有選擇的回信，不要傷了觀眾的心。」當時的黃婉秋，還聽不懂，怎麼可能會有人給自己寫信呢？她在心裡偷偷笑阿牛哥「多慮」了。

《劉三姐》公映，譽滿海內外。港報有這樣的贊語：「蘇里慧眼識婉秋，才得今日劉三姐。」黃婉秋因「劉三姐」榮膺第二屆電影百花獎的最佳演員獎，一舉成名。人們把黃婉秋看作是「劉三姐」的化身，一封封帶著愛和讚譽的信，從全國各地雪片一樣向她飛來，比當年阿牛哥預言的還要多。

盛譽之下，黃婉秋有些受寵若驚，卻並未因此忘形，而是謹行諶行嚴格克己，以求名符其實。只是，聰慧如她，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尾隨鮮花和掌聲而來的，竟是人生中的至苦大難。

三，青春――落難中他的愛雪中送炭

和煦的陽光下，許多人不知道背後隱藏的暴風驟雨。１９６５年，電影《劉三姐》花開全國，巨大的榮譽鋪天蓋地向黃婉秋飛來，而僅僅一年光景，到１９６６年，大時代的破壞勢不可擋的到來了。

文革伊始，電影《劉三姐》便被定為「文藝毒草」，遭到嚴厲批判，作為主演的黃婉秋，難逃此劫，成為第一批被打倒的演員，而隨著形勢的惡化，她的境遇越發不好了。

罰她掃街。每天天未亮，她拿著長長的竹掃帚，去掃那長長的馬路。罰她下廚，洗菜，做飯，鏟煤渣。罰她洗戲服。每天晚上，她候在後台，等著演員們卸了裝，換下衣服。乾淨的，她一件件疊好；髒的，她拿去一件件洗、漿、晾、熨。罰她掛「黑牌」，從出門掛起，入屋直至上床，方能摘下。

罰什麼都可以，她不怕，她是喜歡勞動的，這種種「處罰」，並不使她特別難受。她最難受的，是不能上舞台，眼巴巴看著別人在舞台上又唱又跳，那種心急如焚，那種錐心之痛，比小時候趴在窗台上看小夥伴們練功，甚於千倍。

到１９６８年，文斗發展到武鬥，除了心靈之痛，黃婉秋隨時面臨肉體的折磨。一天，她被掛牌遊街，戴一頂翎尾搖曳演戲用的鳳冠，有人用一根草繩捆綁她，為了綁得結實些，那人用膝蓋猛力頂她的腰部，使勁勒繩，這一頂，她聽得腰際「卡」的一聲，鑽心般和痛令她忍不住抑聲飲泣。

黃婉秋被置於一輛大卡車上，腳下墊了一張高椅，為讓人們看得更清楚。卡車慢慢在街上行駛，當另一輛游斗車對開過來，兩車交錯時，那車上一個壯悍女人掄棒朝她照臉劈下。那是根大約１６公分長的鐵棒，黃婉秋低著頭，只覺著嗖得一陣冷風，她整個人被人向後拉去，閃了過去，隨後聽到嘭得一聲棍棒打到肌肉上的悶響。

車緩緩開過去了，喇叭聲、吵鬧聲、口號聲連成一片，然而，當那記鐵棒打來時，一切都靜止下來，悄無聲息，然後，是那嘭得一聲悶響，旁邊有人代她「吃」了這一棒。那人一定很痛。她的淚又流了下來，不是因為差點被打中的害怕，而是來自心底的最柔弱的感激。

站在她旁邊的人，是何有才，小黃婉秋五歲，出身中醫世家，兩年前考入歌舞團，作為紅五類成為團里的重點培養對象，加之聰明好學，一年後便獨擋一面，成為團里優秀的獨唱演員了。黃婉秋跟何有才接觸很少，然而，他的好心與善良，她卻感覺得到。

文革前，圍在她身邊打轉的男青年們，運動一來，便全不見了蹤影，有的甚至還站出來批鬥她。只有何有才，這並不相熟的年輕人，利用自己受造反派信任的身份，悄悄做了她的「保護神」，處處維護她。她被別人披上麻袋片時，是他「順手」拿下扔開了，她被別人打傷時，是他「順手」放下幾劑跌打葯，而當那記鐵棍襲來時，又是他，以自己的手臂為她擋住了致命一擊。

而對何有才來說，對黃婉秋的出手相救，起初完全是初於同情，覺得黃婉秋人不壞，看到別人不公平得對待她，忍不住要疼惜呵護。他一直記得，自己還在讀小學時，跟一群小夥伴在灕江玩，聽說在拍電影《劉三姐》，便趕去看，拔開人群擠進去，看了半天看不出個名堂，連說「沒趣，沒趣」，」一群孩子嘻笑跑開捉魚去了。

幾年後，當何有才考入劇團，再見黃婉秋，她已經被打倒。而當他風光無限，她卻正在黑暗中躑躅。他們就這樣相遇了。談戀愛，卻是在何有才因接觸黃婉秋，被貶到食堂勞動改造後開始的。彼時的黃婉秋，恰巧也在食堂勞動，原本不常見面的有情人，這下好了，可以日日相見，時時相守了。她洗菜，他淘米，眼神卻都沒在菜和米上，甜蜜溫存得蕩漾在對方身上，久久不散。

那段時候，黃婉秋愁苦的臉，漸漸紅潤起來，原本將要枯死的心，通過紅隱隱的火，又活了過來，何有才就是那團暖化了人心的火，在愛情里滋潤著，黃婉秋又能甜甜地笑了。

動亂中，人性本惡，造反派不甘心就這樣成全一對有情人，便又使出狠招，把何有才發配到染織廠，並告訴廠領導「分配最苦最累的活給他干」。染織廠最累的活是翻洗紗和燒鍋爐，他們讓他二選一。何有才不甘心離開舞台，找劇團理論，得到的回答卻是：「黃婉秋是壞分子，如果你離開她，便可以留在劇團里繼續演戲。要老婆還是要革命？你二選一。」

何有才想了想，試探著問：「可不可以兩樣都要？」對方一拍桌子，不知哪來那麼大聲氣，大喝一聲：「不行！」這聲喊倒讓何有才平靜下來，輕輕扔下四個字：「我要老婆。」轉身離去。

從未做過體力活的何有才，下到工廠里，一干就是六年。看著累得脫了形的何有才，黃婉秋萬分心痛，她不知道，為了自己的「復活」，竟要心愛的人付出如此代價，他還那麼年輕，原本有著如花似錦的前程，可為了她，那觸手可及的美好明天，眼看著就燒成了灰，一點不留得被風吹跑了。

也許，世事原本就要成全他們，把他們變成一樣的人，在命運的逆流中一起翻滾。１９７２年，他們談婚論嫁了，但沒有一個部門肯為他們出具結婚證明，因為黃婉秋是「壞分子」。最後，他們申請到市革委會，總算碰到一個懂法的官員，說出無比珍貴的四個字：「可以結婚。」

四，中年――歷經坎坷萬事艱

婚是結了，可他們就像是違反了天條，私自成婚的七仙女和董永，時時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不公正地逞罰著。

婚後，單位不給房子，小兩口只好暫住在遠郊何有才的父母家。那時，黃婉秋又可以重新上舞台，雖是跑龍套，可她願意，總比沒戲唱強百倍。劇場離家極遠，十幾里地，騎車一個多小時，一個女子走夜路，怎麼叫人放心？何有才便每晚上都去「看戲」。關幕後，觀眾退潮一般往外涌，他則退到大門外一盞路燈下，手扶自行車，不住地看錶，緊盯出口處，神情焦灼。

黃婉秋下了戲，從舞台飛一般往化妝室跑。通常，戲總在９點５０分結束，而回家的末班車是１０點鐘，她只能用五分鐘卸妝、換裝，再用五分鐘穿越「人海」、趕到公共汽車站。她躋身散場的觀眾中，跌跌撞撞，渾身冒著熱氣，趕到那盞路燈下，坐上丈夫的單車，何有纔則飛身上車，急馳將她搭到公共汽車站。人剛一到站，末班車便開來了，她輕快地跳上車，看著丈夫騎車的身影消失在夜霧中。此時的何有才，則需一路賓士４０多分鐘，到黃婉秋下車的地方，再接上她，穿過田埂走一程，方能到家。如果黃婉秋誤了末班車，何有才就要載著她，一路騎回去。

黃婉秋懷孕後，行動不便，何有才試著去跟劇團要間房，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兩個字：「沒有。」

「那間堆柴的柴房可以啊，中間拉塊布，一邊放張床，一邊堆柴。」何有才堆著笑建議道。

「不行！你們生火做飯，著了火怎麼辦？」仍舊是不通人情的一副嘴臉。

何有才只得日復一日守在劇場外，守門老人心腸好，常常招呼他進劇場。夏天，可以歇歇腳，冬天，可以避避風。然而，有一天，老人將他擋在了門外，「小何拜託你，不要進了，領導知道你天天來，特意吩咐下來，不讓你進去等。」

外面正是桂林的冬天，凜冽的江風挾裹雨雪，直往人的脖領里鑽，冷得連牙齒都在打架了。何有才站在劇場門口，屋沿很高，雨飄下來，淋到身上，全身都濕透了，冷得瑟瑟發抖。劇場里傳來鏗鏘熱鬧的鑼鼓聲，卻與他無半點關係，許多時候，他覺得自己足夠堅強，然而，這次，真正觸到了他的心，飛灰似的霏微的雨與冬天，都走到他眼睛裡面去，鼻子里有著涕淚的酸楚。

自從懷孕後，身體日漸笨重，黃婉秋在１０點前趕到車站，越發變得困難，擠公車也沒原來輕便了。那天，因為走得慢，趕到車站時，車廂已經滿員，黃婉秋最後一個上去，已經無從立腳，只能站在門口。何有才想把妻子推上去，卻又不知推哪裡，推哪裡都怕擠著孩子，最後只得讓妻子轉過身，用背拚命擠上了車。黑暗中，司機也沒看清車門狀況便關了門，車門嘭得向黃婉秋突出的肚子擠壓過來，幸虧她眼急手快，及時用雙臂擋住了車門。何有才發現險情，亦急得在車下邊喊「停車」，邊幫妻子擋車門。人聲嘈雜，直到車子緩緩開動，帶著何有才小跑了十幾米，司機才聽到呼救，急忙把車停住，將黃婉秋從車門中解救下來。

這樣的驚險很多，有時黃婉秋坐單車，一下坐滑了，摔到地上，那時已經生下兒子，正懷著六個月的小女兒。而當小女兒出生後，他們的日子更見艱難。當年，桂林一位文化幹部，在桂林至郊縣的火車上偶遇黃婉秋夫婦。只見黃婉秋一身粗布衣衫，用布兜背著嗷嗷待哺的小女兒；何有才挑著一對籮筐，一頭裝著家什雜物，一頭坐著稍大點的兒子。這位幹部不禁喟然長嘆：「就是董永和七仙女，也不過如此啊！」

生活真是艱辛，那種瑣瑣屑屑的苦，不像大災難來得那麼斬絕和悲壯，卻像無數的蟻和細小的沙，在漫漫時間的征途中，咬噬、蠶食你所有對生活的激情與夢想。黃婉秋和何有才漸漸失去了信心，覺得一輩子就這麼完了。

然而，當１９７８年，《劉三姐》獲得解放，被重新放映，黃婉秋坐在電影院里，看自己１７年前拍的影片。坐在她旁邊的女伴抑聲啜泣，握得她的手好痛。她的淚，無聲得落了滿臉。

天道無情，卻有情。１９７６年，何有才被重新調回歌舞團，黃婉秋也躊躇滿志，為自己藝術上第二個春天的來臨做著準備。

五，晚年――艱難創業她為「劉三姐」安了個家

１９８０年夏，黃婉秋受邀赴港演出，被港人尊為「歌仙」，推崇備至，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此後，黃婉秋赴新加坡的演出，同樣轟動一時。闊別祖國多年，再見「劉三姐」，人們激動不已。很多老人拉著她的手，深情款款無比鄭重地說：「你知道嗎？你是我的夢中情人。」又有一對老夫妻，樂呵呵回憶道：「當年，我跟老伴就是看《劉三姐》時好上的。」在新加坡演出的九天，黃婉秋無時無刻不在這種感動中。

許多人文革後遠走他鄉，離棄故土，為的是甩開一段痛苦的記憶。可黃婉秋自小生長於桂林山水間，她離不開桂林，就像孩子離不開母親，即便這座城市曾經給過她那麼慘痛的回憶。然而，上世紀８０年代，一件在別人看來並不稱其為「事」的打擊，深深傷害了黃婉秋，令她絕望至極，一度離開桂林。

黃婉秋的父親，雖說早年曾被冤入獄，卻明事理曉大義，認為「沒有共產黨，自己的六個孩子就活不下來」，經常教育孩子「長大後一定要入黨」。黃婉秋銘記父訓，從小要求進步，很早就入了共青團。文革十年，入黨成了奢望，平反後，她又重新看到了希望。然而，當她努力向黨靠近，遞交了無數次申請書，黨的大門卻始終沒能向她敞開，她失望，傷心，甚至絕望。

１９８２年，黃婉秋正在南寧拍郭寶昌執導的電影《春蘭秋菊》，接到家書，打開信一看，便鳴鳴痛哭。大家聽聞哭聲，紛紛過來勸慰，以為家裡發生了事故，郭寶昌也好言安慰：「不要哭，家裡出什麼大事了？」

黃婉秋止住哭聲，哽咽著說：「我――入黨――沒有被批准。」一語未完，圍觀者全都樂了，「這有什麼，慢慢再申請嘛。」

看著大夥慢慢散去，黃婉秋重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沒人知道她入黨之路走得有多艱難。父親一生感念黨，就連臨終遺言，也是反覆叮嚀黃婉秋「一定要入黨」。入黨是家訓，亦是她多年夙願，然而要實現這願望，竟是如此曲折遙遠。她絕望了，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座山水小城，漸生厭倦。

１９８３年，黃婉秋舉家遷到南寧，與何有才雙雙調入廣西歌舞團。１９８５年，黃婉秋在南寧入黨，總算圓了多年夢想。南寧８年，黃婉秋雖說生活安定，諸事隨心，然思鄉之情日濃，終於在１９９１年，在原桂林市長袁鳳蘭的盛邀下，重返桂林，出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長，而何有才，也因其在藝術演出市場上的經營才幹，受文化局黨組委託創辦劉三姐集團，經過幾年的辛苦創業，目前旗下已有「劉三姐藝術團」、「劉三姐珠寶店」「劉三姐景觀園」數家產業。

遙想創業艱辛，何有才頗為感慨，從１９８４年勾畫藍圖，不幸夭折，到１９９１年著手實施，走過的每一步，無不充滿曲折與反覆，從純粹文人到精明儒商，他清楚自己從中所付出的代價與心力。而黃婉秋，則更看重三年前建立的「劉三姐景觀園」。

她愛「劉三姐」，雖然在文革中，「劉三姐」帶給她那麼多痛楚與苦難，但她更記得，沒有「劉三姐」，她僅僅是黃婉秋，沒有「劉三姐」，更沒有數十年來那麼多觀眾給予的愛與支持。她一直覺得，一輩子演一個「劉三姐」，紅了四十多年，值了，而她要為「劉三姐」做的，就是為她建立一個家園，「劉三姐景觀園」就是劉三姐的家，誰想她了，都可以來這裡看看。

黃婉秋把這園子看得很重，將全部心思與精力傾注其中，每天早、中、晚三場演出，風雨無阻為遊客獻歌、合影，為此，甚至不惜辭去文化局副局長之職。無官一身輕，當她在園中漫步，看到廣場中那尊白玉石雕刻的劉三姐像，她的心變得那麼踏實平和，人生中的夢想差不多一一實現，她感到幸福和滿足。

而此時的何有才，悄悄轉換了自己的角色，在背後支持、協助妻子，一番苦心，只為了完成他們共同的心愿――宏揚劉三姐文化，讓劉三姐品牌響譽全國。

採訪手記：

何有才叫黃婉秋「三姐」，親切又甜蜜，那是一個他幾乎叫了一生的名字，患難中，他叫著「三姐」擦去她腮邊的淚；安樂中，他叫著「三姐」身前身後，協助她完成一生夙願。

我試著問他，文革中因為心愛的人，受那麼多苦難，委屈過嗎？他說：「人生總有它的難處，困難每個人都有，只是不同的苦而已。我並沒覺得自己有多不幸，相反，我覺得幸運，能遇到『三姐』。」

當我從北而南，一路跨山越水去尋訪「劉三姐」，我不明白「劉三姐」的山歌為何唱得那麼甜那麼親，那一刻，我知道了，因為她心底里有個「阿牛哥」。

何有才戲稱妻子是太陽，可黃婉秋並不拿自己當太陽，每天早出晚歸，還要經營１１口人的大家庭，上至８７歲的老母，下到２歲的外孫女，她忙前忙後細心照顧著每個人的衣食冷暖。雖說有保姆，可她仍記得保姆也是人家小女兒，疼惜她，努力分擔了大半家務。

黃婉秋經常做的兩個惡夢，一個是夢見「搞運動」，另一個是夢見失去了丈夫。每每從夢中哭醒，都令她久久難過，更加珍惜丈夫與當下的安樂。

長長的一生，許多時候，他們在舞台下受苦，而當燈光亮起，他們便開始享受舞台上人生的至美。何有才說，最幸福的時刻，就是和妻子在舞台上對唱的時候，常常令他記起年輕時，一起在食堂「你淘米，我洗菜」的恩愛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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