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和他的文學作品研究

　　追求自由和正義的一生　　1980年4月19日，巴黎為一位文化巨人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大約有五萬巴黎市民和專程從外地趕來的人參加了送葬的行列，街道兩旁目送靈車經過的人更是不計其數。當靈車到達公墓時，那裡早已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以至靈車長時間不能順利通過。　　如此隆重盛大的葬禮，在法國歷史上只有維克多?雨果享受過。這位受到如此敬仰的法國人就是讓?保爾?薩特，法國當代傑出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和文學家。薩特個子矮小，相貌也不見得好看，而且常常不修邊幅。但他性情溫和，態度沉穩，看上去沉默寡言，似乎城府很深，實際上他坦誠直率，思想敏銳。他苦苦地思索著存在與自由的問題，有人說他是「不懈地實踐，日夜地憂鬱」。他的思想曾經成為法國一代人的精神力量，他影響了西方社會一代人的思想成長。薩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義的代名詞，他是存在主義的一代宗師。　　 童年　　1904年的某一天，巴黎一個名叫讓?巴蒂斯特?薩特的海軍軍官，把一個教師的女兒、名叫安娜?瑪麗?斯威澤的姑娘搞到了手，並且娶了她作妻子。第二年的6月21日，他們在巴黎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讓?保爾?薩特，他就是本篇要描述的人物。　　不幸的是，在薩特出生的第二年，薩特的父親，這位海軍軍官便拋下孤兒寡母，一人歸西去了——患亞洲熱而死。母親沒有錢財，又沒有職業，難以糊口，便帶著不滿兩歲的薩特重回娘家。　　父親的死使外祖母一家大為不快。外祖母總是嘮嘮叨叨，認為薩特父親過早地死去，是一種無禮行為，他是在推卸責任，又責怪女兒沒有先見之明，不該輕率地嫁給一個短壽的男人。外祖父則常常誇耀斯威澤家族的人是多麼長壽，對於三十歲上下就夭亡的人，他簡直不屑一顧；他也認為薩特父親的死是可疑的，甚至懷疑他的存在。　　薩特的母親是個溫順的女人，為了在娘家安身立命，她幾乎成一個勤勞的女僕，她承擔了全部的家務，整天勞作，不能隨便出門。這使年幼的薩特感到一種寄人籬下的壓抑。不過斯威澤一家對薩特還是十分寵愛的。　　父親的早逝無疑對薩特有著重大影響。「它使我母親重新進入牢籠、卻使我得到了自由」，薩特後來這樣說。在薩特看來，天下沒有慈父——這簡直是一條規律。父親的早逝使他免遭壓迫，他可以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縱情玩耍。他說他恨那些一輩子都欺壓孩子的父親們。「沒有人教給我服從」，這是薩特幼年的生活體驗。　　十歲以前，薩特一直和母親、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一位語言學教師，他對小薩特頗為寵愛。薩特也深受其影響，他曾說過：「銘記在我心中的外祖父的聲音，猛然把我喚醒，使我伏案工作。這也是我的心聲。」外祖父的圖書室成了薩特的樂園。外祖父的熏陶使薩特對閱讀有著特殊的愛好，閱讀成了薩特生命的一部分。三歲的時候，他就開始了讀書，雖然還只是似懂非懂，但從此他與書籍結下不解之緣，「我在書籍中開始了我的生命」。他在外祖父的圖書室里可以自由地閱讀，這一本不懂便抽取另一本。外祖父對薩特嗜好讀書的習性大加讚賞，在書海里暢遊，薩特發現了生命的樂趣，　　「我已經找到了我的宗教：書對於我比任何東西都重要。我把那間圖書室視為神殿」。七歲的時候，薩特已經能夠閱讀法國大作家福樓拜、高乃依、拉伯雷、伏爾泰、雨果等人的作品了。尤其是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最後幾頁，他反覆讀了二十多遍，到了能夠背誦的程度，不過總覺得有些不可理解。　　薩特早就到了入學的年齡了，但由於特殊的家庭條件，他並沒有及時到學校去受教育。1913年薩特已滿八歲，外祖父和母親都認為，無論如何，再也不能讓薩特繼續留在校外受教育。於是薩特被送進了蒙田中學。　　法國的中小學教育是十二年制，最低年級是十二年級，然後逐年上升直到一年級。外祖父在校長面前誇獎薩特天資聰穎，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他的智力超過了他的年齡。於是校長答應把他插入八年級。但是上課後，薩特馬上顯示了他的缺點，他連最基本的拼音都不會。校長看了他聽寫的卷子，直皺眉頭，便打算把他降到十年級。外祖父卻很生氣，與校長爭吵。最後外祖父把薩特帶回了家，給他請了家庭教師。　　當時薩特雖然只有八歲，性格上卻有些孤獨，他在《語詞》中說：「直到十歲為止，我一直很孤單，生活在一個老頭兒和兩個女人之間。」　　1915年薩特進入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學。這時薩特已是六年級學生了。他的老師在第一學期末給他的評語是：「優秀的孩子，但過於輕率。最初的回答幾乎從來都不是準確的，必須訓練作進一步的思考。」但薩特非常用功，學年結束時，老師給他的評語是：「全面優秀。」進入五年級時，薩特更加顯得才智出眾。特別是法國文學方面，他的教師給的評語是：在法語方面是全班的尖子。從思想開放的角度來看，他已經是搞文學的材料，並且表現出很強的記憶力。　　這一時期，薩特對文學的興趣越發濃厚了，除了閱讀文學作品之外，他還開始試著改寫寓言，短詩，還寫了兩篇小說：《香蕉商人》和《一隻蝴蝶》。在薩特的童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母親的改嫁。1916年薩特十二歲，他的母親和一個名叫芒西的海軍工程師結了婚。母親的改嫁給薩特的心靈帶來了陰影。他覺得母親不是為了愛情而嫁給那個工程師的，而且繼父奪　　走了他最心愛的人，這使他感到若有所失，終日悶悶不樂。　　1917年薩特跟隨父母離開巴黎，到了拉羅舍爾城。薩特和繼父之間，無論感情、性格、愛好各方面都顯得格格不入。繼父　　是學工程的，對數理、工程有偏好，他認為唯有數理科學才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他迷信數理科學，並且企圖強迫薩特將來也要學數理工程。在薩特看來，繼父對他的學習方向的干預，不僅顯示了他對歷史文學哲學的無知，而且顯示了他想控制薩特的慾望。這使薩特十分反感。直到1960年，薩特對繼父給予他的壓抑仍耿秋於懷，「我一生中有十年工夫是在一個綜合工程學院畢業生的支配下度過的」。但薩特不能聽從繼父的安排，他決心反抗，「正是為了跟他頂牛，我才決定搞哲學」，他還說，這段生活對他「大有裨益，總之，增長了閱歷，雖是間接地，卻也具體地懂得什麼是階級鬥爭」。　　巴黎高等師範　　1920年薩特重回巴黎，仍然進入享利四世中學就讀。這時薩特的興趣仍然在文學，他如醉如痴地閱讀文學作品，不過這時他已經喜歡現代派作家的作品。1922年薩特順利地通過了中學畢業會考。他打算報考著名的巴黎高等師範。這所師範大學非比尋常，入學要求甚嚴，於是薩特進入巴黎路易大帝中學文科預備班學習。在這兩年的學習中，薩特的人生道路發生了一次重大　　轉折，他的興趣開始從文學轉向哲學。他對哲學的興趣越來越濃。薩特最早接觸到的哲學啟蒙著作是法國大哲學家享利?柏格森的《關於意識的直接材料》，薩特讀了這部著作之後，激動地說，哲學真了不起，可以教人認識真理。從此，薩特開始大量閱讀哲學著作，尤其是柏格森，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的思想使他感到神往。這時年輕的薩特便決定以哲學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　　1924年，薩特如願以償，以第七名的優異成績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在巴黎高師，薩特如魚得水，心情暢快，尤其使他感到滿意的是，這裡學術氣氛濃厚，崇尚自由爭鳴的學風。薩特後來回憶說，「對我們之間的大多數人來說，進入高師的第一天，就意味著獨來獨往的開始，可以說和許多　　人一樣，我在那裡度過了幾年幸福的時光」。在巴黎高師，薩特很快成了一個小團體的首領，他們不信任何宗教，獨往獨來，自由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課程。他們辯論時，思維敏捷，言辭激烈。他們是一群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反對任何束縛。於是他們嘲笑巴黎大學的學生道貌岸然，一本正經；蔑視索爾本大學的課堂死氣沉沉，沒有朝氣。也是在這裡，薩特遇見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薩特後來的終身伴侶。雖然他們沒有正式結婚。但他們在一起共生活了五十年，起初，他們只是訂立　　「合夥」的契約：一、兩年以內二人同居，以後分道揚鑣，一段時間後再在一起生活；二、二人開誠相見，互不隱匿。後來，他們又把契約改為三十年後再散夥。薩特認為，波伏瓦具有一種男人的理解力，是自己最理想的對話者；而西蒙娜也認為薩特是自己真正的知音，「我與薩特的關係，在我一生中是一個毫無疑義的成功」。正是思想相通，志氣相投，他們才能相敬如賓，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五十年。事實上，薩特一生和好幾個女性保持著親密關係，但這並沒有妨礙他與西蒙娜的正常相處。他們獨特的婚姻形式反映了他們共同的人生觀：擺脫舊道德的束縛，追求自由的人生。　　1929年，薩特榮獲中學哲學教師學銜考試第一名。接著他服了十八個月的兵役，1931年，薩特來到法國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爾擔任中學哲學教師。從此開始了他的哲學探索生涯。不過薩特從來就沒有放棄過他從小就酷愛的文學。司湯達是他崇敬的文學家，斯賓諾莎是他崇敬的哲學家。文學與哲學是薩特心中的兩位上帝，莊嚴而神聖。他野心勃勃，立志要超越前人，他自信地說，我要同時成為斯湯達和斯賓諾莎。他要把文學與哲學結合起來。事實上，薩特後來所以成為存在主義文學和哲學的一代宗師，他的影響超過了單獨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或文學家，正得益於他用文學的形式宣揚了他的存在主義哲學。　　投師海德格爾　　薩特對傳統的哲學早已感到厭煩，他認為當時的法國哲學——占統冶地位的笛卡爾哲學和新康德主義，是純粹的唯心論和理性主義，這樣的哲學從思維到思維，已經和現實中的人疏遠了，這不是哲學的正確道路。他對唯物主義也感到不滿。他認為唯物主義是用意識以外的東西來解釋人，同樣是不可取的。於是薩特打算尋求一條既不是唯心主義也不是唯物主義的新的哲學道路。當他接觸到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時，他感到自己對胡塞爾是一見鍾情，一拍即合了。這使他欣喜若狂，他喊道，這才是真正的哲學。薩特相信，胡塞爾的現象學為他尋求新的哲學體系提供了方法論，他打算前往德國取經。　　1933年9月，薩特如願以償，以官費生身份，前往德國法蘭西學院研究胡塞爾的現象學和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這時胡塞爾已經退休，他把自己的職位讓給了自己的門徒馬丁?海德格爾。於是薩特投師在海德格爾的門下。　　在柏林期間，薩特認真研究了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著作，還研讀了雅斯貝斯等人的作品。法蘭西學院的研究為薩特後來建立自己的存在主義體系奠定了基礎。二戰以後，薩特便把存在主義從德國移到了法國。法國成了戰後存在主義中心。　　1934年薩特回到法國後，繼續做他的中學教師，並且開始陸續發表哲學著作，為他後來寫作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作了理論上的準備。這期間，薩特與波伏瓦一起到西班牙，英國、義大利、奧地利、希臘、摩洛哥等地旅行，廣泛地接觸到歐洲各國的風土人情。在旅行期間，薩特時有靈感爆發，構思和創作了一些文學作品。　　為了研究人的幻覺，薩特曾注射麥司卡林藥劑，這種藥劑可使人產生幻覺。注射後，薩特感到精神抑鬱，全身疲憊，並伴有幻覺產生。他滿嘴胡話，語無倫次，顛三倒四，好象陷入大海中被一群章魚圍困。這種感覺伴隨薩特過了六個月，他常把雨傘看成禿鷹，把鞋子看成骷髏。有一次他正寫作，突然向波伏瓦宣稱：他對「存在的動蕩」感到厭倦了。　　他成了德軍戰俘　　1939年9月德軍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薩特在法國東部地區應徵入伍，參加抵抗德國法西斯的戰鬥。從戰爭爆發直到1940年5月，德軍實際上並未正式攻擊英法兩國，法軍參謀部認為他們的馬奇諾防線固若金湯，又幻想儘可能使戰事限於英法國境線之外。因此，法國雖然對德宣戰，但實際上前線無戰事，表面平安無事。所有的人都稱這場戰爭是奇怪的戰爭。因此，薩特在軍營中有機會繼續讀書和寫作。他堅持每天記日記和寫讀書札記。1940年6月，德國人繞過馬奇諾防線，長驅直入，佔領巴黎。巴黎陷落後，法國政府在一片慌亂之中逃往都爾，後又遷往波爾多。法國當局聲稱：抵抗是無謂的冒險。宣布巴黎是不設防的城市。1940年6月21日，薩特35周歲生日那天，他被德軍俘虜，送往德國，關進戰俘營。薩特被指派到病房工作。在戰俘營里，他和一些神甫交上了朋友。因為在德軍軍營里，不少神甫實際上是反對戰爭的。他們嚮往自由，認為戰爭把人化為奴隸，這是違背上帝的意志的，上帝是尊重自由的。因此他們樂意和薩特交往，薩特也給他們講解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神甫還慫恿薩特和他的難友排演由薩特創作的聖誕劇《雷霆之子》，薩特在劇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在戰俘營里，薩特體驗到了常人難於體驗到的生活，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屬於一群人，他人對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戰俘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體驗到一種在別人目光逼視下的痛苦，一種群居中的孤獨，體驗到人與人之間一種不可擺脫的對立與衝突。後來，薩特的「他人即是地獄」命題的形成，顯然與他的戰俘營生活有關。　　1941年5月，薩特偽造了證件，證明了他是一個非軍事人員，便得以釋放。因為這個緣故，法國共產黨一直懷疑薩特是德國人故意釋放的間碟。　　薩特獲釋後回到巴黎，擔任巴斯德中學哲學教師。但薩特並沒有停止反法西斯的鬥爭，他立即和朋友們組成了知識分子的抵抗組織：「社會主義和解放」組織。　　1943年薩特醞釀多年的哲學巨著《存在與虛無》發表。這標誌著薩特存在主義思想的成熟。這本書在大戰期間出版，有其特殊意義。書中「存在即荒謬」的命題正是對現實中罪惡勢力泛濫的反思和否定。而「自由選擇」的命題則是一種號召，激勵人們行動起來，抵抗和消滅法西斯勢力。它在抵抗運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所以有人稱它是「反附敵宣言」。　　存在主義風靡一時　　這場毀滅性的戰爭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給人們留下了難以平復的心靈創傷，也給薩特思想巨大影響。戰爭使薩特的思想發生重大轉折。薩特自己認為：「戰爭確實把我的生命一分為二。戰爭開始時我只有34歲，而在結束時我已經40歲了。??這使我的生活在戰前和戰後發生了一次真正的轉折。」在戰前，薩特對政治感到厭惡，他的朋友尼藏（在二戰中犧牲）加入法共，薩特不以為然，他甚至不願參加大選。大戰的洗鍊，使得薩特不再滿足於一種心理上的內在自由。而是強烈地渴望一種「介入」的自由，也就是一種積極參預社會事務的自由。他不但要用新的哲學來解釋這個世界，而且要在現實中實踐自己的哲學。因此戰後薩特的哲學成了一種「介入」的哲學。　　二戰結束後，戰爭的硝煙雖然消散，但戰爭給人留下的陰影卻難於消除，心靈的創傷難以平復。面對戰後滿目瘡痍的殘破景象，人們不禁產生一種消極悲觀的感情。人們茫然不知所措，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出路。他們開始對正義對公理表示懷疑，也失去了對社會對他人的信任。他們感到這個世界是荒謬的，不可理喻的，同時又強烈地渴望擺脫這種混沌的狀態。二戰結束後，接踵而至的又是冷戰和核恐怖。戰爭的陰雲剛驅散，冷戰與核恐怖的魔影又籠罩了世界。現實的確讓人感到荒謬、混亂，不可理喻。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則要求人們正視「存在」的荒謬性，正視自己內心的焦慮和痛苦。同時又呼喚人們積極行動，擺脫環境的影響，進行自由選擇，自我設計，在自我的創造中獲得自我的本質和價值。薩特給了在絕望中掙扎的人們一線希望，他給了人們擺脫失望和苦悶的精神力量。因此，薩特的思想在社會上產生了普遍的哄鳴，薩特的存在主義在戰後的法國風靡一時，並迅速蔓延西方世界。　　1945年薩特的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第一部第二部相繼出版。同年10月薩特在布魯塞爾作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接著薩特和他的朋友們創辦《現代》雜誌，這是存在主義的主要論壇。從此，「存在主義」不脛而走，風靡法國。　　早在1943年，就有人把薩特的思想稱作「存在主義」。最初薩特拒絕這個稱號，他在一次會議上稱：「我的哲學是關於存在的哲學，而存在主義是什麼，我不知道。」但人們並沒有理會薩特的拒絕，仍然稱他是存在主義者。後來薩特無可奈何，只好接受「存在主義」這一桂冠了。　　存在主義在法國風行了十幾年，也成為戰後西歐最有影響的哲學流派，而薩特則成了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薩特的名字成了存在主義的代名詞。　　「介入」社會　　從五十年代開始，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開始強調行動，表現為「行動的存在上義」，他不僅鼓吹「行動哲學」，而且付諸實踐。他還力圖將馬克思義納入他的存在主義體系。薩特一方面聲稱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可超越，另一方面，他又指斥馬克思主義忽視對人的研究，是「僵化」的哲學，他要用存　　當時有一種謠傳，說是政府已經作出決定，要制裁薩特，一旦薩特回到法國，立即加以逮捕。但薩特並不害怕，他於同年的11月毅然回到巴黎，準備迎接警方的逮捕。他為自己請好了辯護律師，並安排被捕後的一切事宜。但事實上，薩特回到巴黎後，並沒有受到指控，更沒有受到逮捕和審訊。據說執政的戴高樂曾對警方表示：那些知識分子，他們願怎麼鬧就怎麼鬧好了，我們不要去逮捕伏爾泰。伏爾泰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思想家，因為思想激進而受到路易十六的迫害，長期流亡國外。當然，戴高樂「不抓伏爾泰」主要是因為社會各方力量對政府的壓力太大。　　為了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薩特也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因為組織和參加遊行，他多次受到警方的威脅和警告，多次收到右翼分子的恐嚇信，他的寓所兩次被炸，但薩特並不畏懼。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立場，為反對殖民戰爭而到處奔走，直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　　拒絕諾貝爾獎　　1964年10月22日，薩特在巴黎一家餐館正與波伏瓦在會餐。這時他得到一個消息：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決定授予薩特諾貝爾文學獎。其實在一周之前，當他得知自己已被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時，他就曾寫信給瑞典皇家學院，希望能夠撤銷這一決定，他在信中寫道：「由於個人原因，我不想出現在可能的桂冠作家們的行列中。」薩特還表示，他對瑞典皇家學院始終懷著誠摯的敬意，他拒絕這份榮譽不應理解為對這種美好感情的褻瀆。　　但是瑞典皇家學院仍然按原計劃頒布了授獎決定。薩特立即重申了自己的態度，他解釋說，他之所以拒絕領獎，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我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二是他不願意使自己隸屬於某一意識形態集團，不願跟著他們去從事分裂歐洲的活動。　　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這一舉動，給輿論界帶來了一個熱門話題，許多人對他的決定表示不可理解，如天主教存在主義哲學家馬塞爾就稱薩特是「慣常的毀謗家和有意的辱罵者」。尤其使薩特感到痛心的是那數不清的來自窮人的信件，「他們寫來折磨人的信，異口同聲地要求：『把你拒絕的錢給我吧』。」　　參加羅素國際法庭　　1965年3月，美國總統約翰遜決定大舉干涉北越事務，下令轟炸越南北方，鎮壓越南民族解放陣線，戰爭逐漸升級。薩特立即作出反應，表示反對美國的侵略行為，支持越南人民的正義事業。　　薩特當即決定放棄前往美國的康乃爾大學講學的計劃。他本來已接受康乃爾大學的邀請，打算在那裡開設論福樓拜和論哲學的系列講座。因為越南局勢的惡化，他只好放棄這一計劃，他解釋說：「對一個與第三世界人民團結一致的歐洲知識分子來說，今天已不可能向政府部門申請前往美國的簽證。如果他真的去美國，第三世界的人們將會譴斥他，因為他到敵人那裡去了。」　　為了進一步把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鬥爭推向前進，薩特接受英國哲學家羅素的邀請，參加他的「國際戰犯審判法庭」。　　他們著手對發動越南戰爭的主要戰犯的罪證進行調查。被列為戰犯的有：美國總統約翰遜，國務卿臘斯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等。當時許多歐洲國家都害怕得罪美國，因而不願意接受國際法庭在本國活動。1967年4月，薩特寫信給法國總統戴高樂，請求允許羅素國際法庭在巴黎開庭。戴高樂在回信中稱薩特為「我親愛的大師」，並回絕了薩特的請求。最後法庭終於在瑞典首都斯德歌爾摩開庭。　　同年11月，國際法庭又在丹麥的羅斯基勒第二次開庭。薩特擔任了執行庭長，法庭確認，美國政府對越南人民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薩特的講話以《種族滅絕者》為題發表。文章揭露了美國軍隊在越南所犯下的罪行，呼籲世界進步人士用一切力量制止和結束這場戰爭。　　羅素國際法庭的活動雖然沒有直接影響美國的對越政策，但是它在道義上極大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正義鬥爭。薩特的行動是一次進步的國際活動。抗議蘇軍入侵捷克　　1968年8月，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生追求自由和正義的薩特十分憤怒。他向報界發表談話，公開譴斥蘇軍的入侵行為，稱蘇軍對捷克的佔領　　「是十足的侵略，就是國際法條款中定為戰爭罪行的那類侵略」。11月薩特和波伏瓦訪問布拉格，參加《蒼蠅》和《骯髒的手》在捷克的首演式。他對捷克作家發表談話說：「我不知道有哪一位進步人士不譴斥外國軍隊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佔領。」　　當《蒼蠅》演出結束時，薩特應邀走上舞台，觀眾要求他對捷克事件發表意見，薩特充滿感情地說道，我把蘇聯的入侵看作是一種戰爭罪行，當我的祖國遭受納粹鐵蹄踐踏時，我寫出了《蒼蠅》、鼓舞人民進行抵抗活動，今天，我很高興地看到，我的劇本正在被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薩特的講話贏得了海潮般的掌聲和歡呼聲。　　「造反有理」　　1968年5月，巴黎發生所謂「五月風暴」，巴黎的大學生仿效中國的紅衛兵進行「造反」，學生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與警察短兵相接，面對面地發生大衝突。薩特一開始就站在學生們一邊，支持他們的「造反」行為。他呼籲「所有的勞工者和知識分子從道義上和物質上支持由學生和教授們所從事的鬥爭運動」。他在一項支持學生運動的聲明中又說：「學生們為擺脫異化的社會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薩特還在盧森堡電台發表講話，他鼓勵青年說，青年們不要接受他們的兄長們所過的那種社會，他們不要以過去的那種社會作為他們的未來。薩特還親自到巴黎大學去演講，就學生們的造反行為進行辯論。　　法國共產黨一開始就不贊成學生運動，他們指斥學生運動領袖是「冒險分子」，認為學生的鬥爭是自發的無政府主義行為。薩特反駁說，「我認為，　　這場革命根本不是無政府主義的，這是民主，這是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成功過的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薩特還嚴厲譴責法共，「我認為，在這場危機中，共產黨的態度完全不是革命的，甚至也不是改良主義的。」　　造反的學生引用了毛澤東的語錄：造反有理。他們還學中國紅衛兵，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革命領導機構。由於薩特對學生運動的支持，1968年的學生運動往往被稱為「薩特主義的革命」。學生們發自內心地擁戴薩特的思想，把薩特看作是這場運動的精神領袖。在巴黎大學的校園裡到處張貼著薩特、毛澤東等人的語錄。　　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常為學生們所稱讚的人物是：馬克思、托洛茨基、卡斯特羅、薩特、馬爾庫塞、毛澤東等。實際上，他們並未真正讀過了馬克思等人的著作，他們崇拜馬克思等人，只不過是馬克思等人的名字已經和「造反」聯繫在一起。他們所讚賞的只是：造反有理。　　在以後的幾年裡，薩特繼續支持左派的活動。七十年代初，薩特接替了　　《人民事業報》的社長職務，而旦兼任《一切》、《我控訴》、《革命》等刊物的負責人。雖然他並不完全贊同他們的觀點，但他認為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方向是對頭的。薩特還想利用自己的名望來保護這些刊物，以免遭到查封。為了擴大毛派在法國的影響。薩特在1972年為一本毛派著作《毛分子在法國》寫了一篇序言，他說，一個社會主義者只能是暴力主義者。薩特還同毛派分子一下廠下鄉，到工農之中去落戶，宣傳毛派的主張。　　1974年3月，在法國舉行總統選舉前夕，薩特出版了他的《造反有理》，這本書以毛澤東的語錄為書名，收集了他自1972年至1974年間的政治性演說和談話。這本書體現了薩特自1968年以來在政治立場和思想觀點方面的進一步激進化，他越來越相信毛澤東關於「暴力革命」的思想觀點。　　生命的最後歷程　　七十年代後期，薩特的身體越來越虛弱，他的視力越來越糟糕，雙目瀕於失明的境地。他已不能讀書和寫作，他感慨地說：「我已經喪失了閱讀與寫作的能力，再也不能作為作家從事活動，我的作家職業已經徹底斷送了。」但他始終頑強地生活下去，並且堅持不懈地參與和指導他擁護的社會活動。薩特生命的最後幾年，幾乎是在欣賞音樂中度過的。他說：「音樂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它既是一種娛樂，又是文化修養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薩特母親的一家人都是音樂愛好者，他從小就學彈鋼琴。薩特一生中，一直保持彈鋼琴的習慣。雙目失明之後，他不能彈琴，主要是聽音樂，他喜歡古典音樂，而且喜歡單獨欣賞。他認為很多人參加大音樂會，那簡直是胡鬧。　　1980年3月，薩特發表題為《希望?現在是??》的談話。垂暮之年回顧自己一生的曲折奮鬥，不免有些感傷，但仍沒有放棄希望。　　「不管怎佯，世界看來是醜惡的，沒有希望的，這是一個即將在這個世界裡死去的老人的不會打擾別人的失望。但是確切地說，我正在反抗，我將在希望中死去。」　　1980年4月15日，薩特——存在主義一代宗師，在巴黎走完了他生命的歷程。　　薩特的去世在社會各界引起巨大反響。薩特去世後的兩小時，法國電台即報道了這一消息。考慮到薩特生前一向拒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法國總統德斯坦和總理巴爾都以個人名義就薩特的去世發表談話。德斯坦說，「薩特的去世使我感到人類智慧的一盞明燈熄滅了」。巴爾說，薩特是當今時代　　最偉大的哲學家。一些法國作家和外國作家也撰文以表示悼念，稱他是「他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偉大榜樣」。中國的新華社也發了消息，稱薩特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薩特是時代的見證人，是法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他一生追求自由和正義，他酷愛自由，鄙視一切權威。創造、超越、追求真理是他一生奮鬥的動力。他揭示世界的荒謬性不合理性，同時鼓勵人們面對荒謬，正視現實，進行自由選擇，自我創造，從而獲得自己的本質，自己的價值，從而也改造這個混沌的世界。薩特的一生證明，他是一個挺身而出、捍衛人的尊嚴和自由的戰士，是一個永不安於現狀的真理的追求者。他的思想一度成為西方世界的精神支柱，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存在主義的一代宗師這個稱號對薩特來說是當之無愧的。　　薩特的哲學思想　　什麼是存在主義　　本世紀五六十年代，薩特的存在主義風靡西方世界，影響巨大，薩特的名字幾乎成了存在主義的代名詞。然而存在主義哲學卻並非薩特首創，在薩特之前，早已有了存在主義哲學。　　早在丹麥神學家克爾凱郭爾（1813—1855）那裡，就已出現了存在主義的萌芽。克爾凱郭爾1842年在柏林曾聽過德國大哲學家謝林（1775—1854）講授關於存在的課，也研究過大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然而使克爾凱郭爾深感失望的是，這些大哲學家們忙於建立抽象的思辯體系，再也不去觀察、領悟和體會人的具體性，忽視了「人的存在」。克爾凱郭爾猛烈地抨擊黑格爾，他憎恨黑格爾的理性主義辯證法體系。他特別重視個人的主觀性，因此他打算提出自己的「存在」哲學。　　克爾凱郭爾的思想具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他主張用內心體驗的方式直接領悟自己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並且直接與上帝勾通。他相信，人的一生是在憂心忡忡中度過的，當人遇到危機的時候，這種憂慮就變得特別嚴重。只有當人處於極度的孤獨、恐懼、空虛、絕望狀態的時候，人對自身的認識才會深刻起來，才能真正領悟到自己的存在。他還認為，人對自身的認識就是認識到自身是罪人，認識到自身是有缺限的人。他又強調說，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由自己選擇的，這種選擇完全憑自己的意志，而不藉助任何理性思索。人對自己的選擇是偶然的，沒有什麼理由可言，也無法預測。克爾凱郭爾的這些觀點都被後來的存在主義者所吸收，存在主義哲學就是在克爾凱郭爾的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不過在當時，克爾凱郭爾的思想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存在主義真正引人注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二十世紀初期。這一時期，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1883—1969）和馬丁?海德格爾（1889　　—1976）。雅斯貝斯的《世界觀倫理學》被認為是第一本成熟的存在主義哲學著作。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則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主要著作之一。海德格爾的思想以晦澀難懂著稱，這裡不可能也不打算去全面描述他的思想，只是想把海德格爾關於人的存在狀態的觀點介紹一下，因為它上承克　　爾凱郭爾，下啟薩特。海德格爾用了三個概念來描述人的存在狀態：「煩」，「畏」，「死」。　　煩：這說的是個人在與周圍的世界發生聯繫時，總是擔心自己會失去什麼，擔心自己不能夠保護自己而感到憂心忡忡。「煩」的基本含義是：擔心，焦慮。海德格爾認為，人感到焦慮不安，就說明人在反思自己，領悟自己，說明人儘管淪落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但是他還能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人正是在焦慮不安的基礎上，才產生對現實的不滿情緒，才敢於向現實挑戰。畏：這說的是，人是孤獨的，他處在一個陌生而敵對的世界裡，這個世界把他拋棄了。面對這樣的世界，人感到茫然失措，無所適從。海德格爾特彆強調說，所謂「畏」根本不同於我們平常所說的害怕，恐懼，平常所說的害怕恐懼總是由確定的東西產生的，它是具體的，所怕的對象是看得見，摸得著，或說得出的。「畏」則不然，它完全不能確定，卻無處不在，無所不包。正是這種難以名狀，莫明其妙的「畏」，使人領悟到自身的存在，並且　　把自己同他人和周圍的世界區分了開來。死：這說的是，人面臨死亡，自己的存在遭到剝奪時產生的一種情緒。　　海德格爾相信，人就是為死而生，人生就是奔向死亡的過程，對這一過程的體驗和領悟就是奔向死亡的先行。這種趨向死亡的先行使人恐慌，但是也使人領悟到自己的存在，人的許多活動都可以由他人代替，唯獨死亡不可代替。如果一個人一生都迷失在芸芸眾生之中，領悟不到自己的存在，那麼在死亡來臨之際，他就會在一瞬間領悟到自己的存在。這就是說，人對死的領悟，對死的自覺，對死的恐懼，最能使人從麻木狀態中驚醒，從而使人反跳回來，獲得生的動力，開拓出自己生命的道路，獲得生命的價值。因此，海德格爾要求人通過死亡之門，獲得自己真正的存在，因此他的一句名言是：「人為死而在。」　　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思想典型地反映了二十年代，德國資產階級的思想情緒。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戰敗告終。戰敗的德國失去大片土地，喪失了海外一切殖民地，還要支付巨額戰爭賠款，這時德國資產階級感到內外交困，因此，他們內心充滿著焦慮、煩惱，恐懼和悲觀失望的情緒，但他們又不甘心失敗，時刻企圖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報仇雪恥。因此又產生垂死掙扎的心理。正是這種背景下，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應運而生。　　薩特的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真正廣泛盛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存在主義的中心從德國轉移到了法國。薩特用文學的形式宣揚他的存在主義思想，使得存在主義在法國乃至西歐廣泛流行起來。薩特成了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在薩特那裡，存在主義既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文學。　　薩特存在主義的主要內容是：　　（1）、存在先於本質薩特把「存在先於本質」看成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存在先於本質」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一書中說得很清楚，他說，人首先是存在，與自己相遇，在這個世界上崛起，然後才規定他自己。這個解釋仍然有些玄乎。更通俗地說，人在一開始時無所謂本質，人之初是個無，他什麼也不是，直到後來，他才成為他自己所創造的東西。薩特所說的「存在」是指個人的存在，純粹意識活動的存在，而所謂「本質」，說的是人所具有的那些具體的特質和規定性。簡言之，「存在先於本質」說的是：人來到世界上的時候，無所謂本質，只是作為純粹意識活動、虛無而存在，人要通過自己的創造，最後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也即獲得自己的特質和規　　定性。在薩特看來，人不能一開始就獲得自己的本質，人的本質不是上帝賦予　　的，也不是環境決定的，而是在人的「自由選擇」，自我創造的過程中不斷獲得的。人如果不能進行自由選擇，自我謀劃，自我創造，他就永遠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永遠不能獲得自己的價值，他就不是真正的「存在」，他已降到了物的「存在」狀態。　　薩特所說的「存在」是人所特有的，人以外的其他物不具備這種存在。因為所有的物的本質都是預先決定了的，它的特質預先就被規定好了。比如一粒種子，在長成植物之前，它的一切特質早已規定，我們可以預知它將成為什麼樣子，開什麼花，結什麼果，它的形狀、大小、類別早已決定了。所以物是本質先於存在。但這種「存在」不是薩特所要說的「存在」。人的「存在」區別於物的「存在」，在於人有自我意識，在一定條件下，人可以面臨多種選擇，一個人將成為什麼樣的人，最終獲得什麼樣的本質，預先無法確定。他將成為什麼，這有多種可能，他有多種選擇。選擇的最終結果就是他的本質。人最終獲得什麼樣的本質，這完全取決於人自己的選擇。只有自由選擇、自我創造、敢於衝破壞境束縛的人才會有真正的「存在」。　　總之，人是一種自由選擇的存在物。人只能自己規定自己的本質，自己創造自己的價值。更通俗地說，人只能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運，而不是把自己交給自身以外的力量來安排。所以薩特有一句名言叫，「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是自己造成的英雄」。這就是說，懦夫也好，英雄也罷，都不是一開始就是懦夫或英雄的，只是通過自己的選擇，自我創造，最後，他成了懦夫或英雄。　　（2）、人是被判定為自由的薩特在他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一書中提出一個命題：人是被判定　　為自由的。在薩特看來，人的本質是自由的，存在與自由不可分，自由是絕對的。儘管自由都是一定境遇中的自由，但任何境遇都不能限定自由。人一旦被拋到世界上來，他就享有絕對自由，對人來講，自由無須追求、他自身就是自由，自由與生俱來，無可逃避，無可選擇，它是命定的。　　薩特如此強調自由的絕對性，這似乎難於理解，人真的能絕對自由，不受任何束縛嗎？人真的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嗎？當然不能。薩特所強調的自由的絕對性，是指人的選擇的自主性，薩特所講的自由只能在選擇中存在，人所以是自由的，因為人的選擇永遠是自由的。自由的行動就是選擇的行動，人是命定為自由的，人就命定要選擇。人為了生存、就必須不斷地更新，不斷地自由選擇。在薩特看來，無論在什麼條件下，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人的一生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　　自由是絕對的，這只是意味著選擇的自由，選擇的自由與獲得自由是不同的，選擇的自由是永恆的，有許多東西人們永遠不能得到，但卻可以永遠地自由選擇行動。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限制人的自由。人的地位不能限制人的自由，首先人的地位是自己選擇的，如果不是自　　己選擇的，那麼這個地位對你的意義卻是由你自己選擇的，比如人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環境，不能由人自己自由選擇，但是家庭環境對你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卻是由你自己選擇和決定的。貧寒的家庭環境，對有的人來說，可以激勵他奮鬥，促他成功，而有的人卻在貧寒中自暴自棄；富裕的家庭環境，　　有的人可以充分利用其有利條件，發展自己，而有的人卻在養尊處優中享樂消沉。貧寒與富裕對一個人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不是由這些條件本身決定的，而由你自由選擇的，薩特還以無產者為例來說明自由的絕對性。當我們說，一個失業者是自由的，這並不是說他能夠為所欲為，能夠立即變成一個富裕安樂的資產者。他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他始終可以選擇，究竟是逆來順受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呢？還是起來反抗命運呢？他大概難於擺脫貧困，但在包圍著他的貧困之中，他可以代表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向形形色色的貧困進行鬥爭。他可以選擇做這樣的人：即不承認貧困是人們註定的命運。因此薩特極其稱讚馬克思的「叛逆」精神，他說：馬克思就是社會的叛逆，馬克思說過，我們要改變世界，他用這句簡單的話表示：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總之，薩特的意思是：人在各種具體的環境中，都是不受限制的，絕對自由的，環境不能決定人的自由，不能限制人的自由，人自由地創造環境，環境的意義是由人自己選擇的，因而人是自由的產物。　　可見薩特所說的自由，並不意味著為所欲為，只意味著選擇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即使人對自己的環境不能選擇，但對於環境的意義，即怎樣對待自己的環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行動則是可以自由選擇的。　　（3）、他人就是地獄薩特有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獄。　　薩特在劇本《間隔》之中描繪了人與人之間的敵對關係。劇中男主人公加爾森在與他人相處中，感到人與人之間的敵對關係，悟出了一個道理：　　「提起地獄，你們便會想到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獄。」　　薩特把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看作是敵對的關係。在薩特看來，人是絕對自由的，但這種自由只有在擺脫了與他人的聯繫時才能實現，他人和社會對個人的自由總是一種限制，要維護個人自由，就必然與他人的自由相衝突。薩特甚至認為，一對相戀的情人之間也是相互鬥爭的，雙方都想剝奪對方的自由。　　個人的自由只有與他人隔絕時才是可能的，但個人又不得不與他人共存。而我一旦與別人發生聯繫，我與他人之間必定有一方是作為主體性的存在，更通俗地說，必然有一方是處於積極的主動的地位，而另一方則降低為客體，也就是被降低為一個被動的物件。比如我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沉思，另一個人從我身旁走過，朝我看看，我便立即意識到，我成了他的一個觀看的對象，在他的眼裡，我只是象公園裡的長凳一樣的一個物件罷了。但我決不甘心做別人的對象，做一個物件，我也要把他當作對象物，恢復我的主體性地位，這樣我與他人都力圖保持自己的主體性地位，矛盾衝突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薩特強調說，一方面我要設法從他人的掌握之中解放我自己，另一方面他人也試圖從我的掌握之中解放他自己：一方面我竭力要去奴役他人，另一方面，他人又要竭力奴役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與人之間是敵對的。「他人即是地獄」。「地獄」意味著禁錮、束縛，他人對我的自由而言就是一種束縛。當然薩特看到的了人與人之間衝突的一面是對的，但是他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僅僅歸結為矛盾衝突，並加以誇大，這顯然是片面的和錯誤的。　　（4）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在薩特看來，世界是荒謬的，人生也是荒謬的，是不可名狀，不可理喻的。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沒有什麼理由的。人只有在極端的焦慮煩悶狀態中才能領悟到自己的存在，才能發現自己存在的偶然性，一旦發現存在的偶然性，就會產生厭惡感。人生毫無目的地處於不斷變幻之中，沒有任何穩定性，正象薩特的小說《噁心》的主人公所感覺的那樣，「一切都是沒有根據的，這所公園，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我發覺了這一點以後，它就使我感到噁心」。在一個偶然性的世界裡，充滿著醜惡和混濁。世界的混亂，生活的苦難使人感到世界不可捉摸，不可理解，因此一切都是荒謬的，「我們出生是荒謬的，我們死亡也是荒謬的」，存在就是荒謬。　　薩特的存在主義在二戰以後風行一時，持續了十多年之久，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二戰期間，法國所受戰爭破壞十分嚴重，戰爭結束後，人們心靈的創傷卻一時難於醫治，戰爭所留下的陰影一時不易抹去。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所固有的各種矛盾並沒有消除，有時還趨於激化。人們普遍感到精神上的壓抑，感到自己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人們感到無所適從，他人與社會似乎都成了自己的敵對力量，從而陷於苦悶焦慮之中，甚至感到絕望。人們對現實不滿，要求反抗現實，希望恢復人的自由和尊嚴，但又找不到不出路。而薩特的存在主義既揭示了世界的荒謬性，又呼喚人們積極行動、自由選擇，反抗絕望，把握自已的命運。因此引起社會普遍的強烈共鳴，這正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在戰後普遍流行的社會原因。　　薩特的文學觀　　文學應該「介入」生活　　薩特的哲學可說是一種「介入」的哲學，也就是一種行動的哲學，換句話說是一種積極入世的哲學，是一種對現實人生積極關注的哲學，決不是遠離現實人生的抽象思辯。與他的哲學思想相聯繫，薩特的文學也是一種「介入」的文學，他主張文學應該「介入」現實生活。所謂「介入」，簡單地說來，就是要熱切地關心現實人生，積極關注現實人生的種種問題，薩特曾寫過《爭取傾向性文學》和《什麼是文學》等重要文章，闡明了他的文學主張。　　薩特反對脫離現實的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強調文學要揭露現實，促進社會變改。作家要為時代而寫作，作家應負起社會責任，薩特認為真正的藝術家不能迴避社會問題，而應該勇敢地面對現實、正視人生，揭示社會衝突，社會矛盾。作家在寫作時應該履行他作為人的責任，通過他的作品對當代各種重大問題作出回答。薩特特彆強調說：「寫作就是揭露，揭露就是改變。」薩特還認為，「純粹文學」只能是一個夢想，他曾經說過：「如果文學什麼都不是，那它將毫無價值。這就是我所說的『承擔義務』。如果文學變成了一種純粹形式或頌歌，那它就會枯萎凋殘。如果一個寫下的句子不能在某種程度上對人和社會產生反響，那是毫無意義的。」　　薩特還認為，如果一個作家看到世界上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保持緘默，那麼作家就把自己的責任變成罪責了。他曾激昂地說：自從我們成為作家以來，我們的任務是用我們的作品去創造一個歐洲。　　文學是人類自由的永恆證明　　薩特認為，藝術作品不是凝固的，它有待於確定，有待於完成。藝術作品的意義是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完成的。作品需要讀者的信任，讀者的喜愛，這種信任和喜愛是完全自由的。只有自由，讀者才能再創造，完成作品的意　　義。他認為，作者在創作自己的作品時，向讀者的自由提出呼喚，要求讀者進行配合，通過語言的啟發，化為一種存在。因而薩特認為藝術效果的產生，在於讀者自己的感情和意識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就是說，讀者必須是自由的，他根據自已的偏好，同情，趣味等對作品重新組織和創造，從而產生審美效果和審美感染力。薩特說，一個硬漢子之所以能被別人敘述的虛構的不幸故事感動得流下眼淚，就在於他把自己的感情放了進去，這就是主動性的作用，也就是說閱讀者的自由被喚醒了。　　因此薩特宣稱：作家——作為一個對自由的人們講話的自由人——只有一個題材，那就是自由。　　薩特指出，作者與讀者都是通過藝術作品進行自由選擇。這種選擇的自由是絕對的，不管你的階級立場如何，不管你選擇什麼樣的思想內容，使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創作；也不管你領會到作品的意義是什麼，這一切都是絕對自由的。　　文學創作是一個不斷否定的過程薩特的哲學思想充滿著強烈的否定精神，否定荒謬的世界，否定現有的秩序，否定他人，否定自我??。這種否定精神也體現在他的文學思想之中。在薩特看來，文學創作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否定的過程。作家的寫作是　　一種自由選擇的行動，選擇是連續不斷的選擇，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斷否定自身，在否定中發展。薩特從不滿足於他已經寫出的作品，他聲稱，「我與我已經寫過的東西毫無聯繫」，意思是說，他的作品一經寫出，他自己便否定了它，不再與現在的他有什麼相關了。你也許會說，這不過表示薩特的謙虛罷了。其實不然，這只是體現了薩特的否定精神。薩特相信，人總是要寄希望於未來，過去的東西已經死了，重要的是選擇未來，創造未來。薩特在他的回憶錄《語詞》中曾經說過：「成熟的作家是不喜歡人們對他們的第一部作品作過分的讚揚的，我相信，這會使我十分不快，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現在正在寫的，而它一發表，我就不知不覺地準備馬上對它發生反感??。」這種否定精神不僅表現在薩特的創作過程中，同時也體現在他的作品的思想內容上。在薩特的文學作品中，只有否定沒有肯定，這是和薩特的「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的主張相聯的。薩特相信，人只有在不斷否定荒謬的世界，荒謬的自我中，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自己的價值。他從否定的立場出發，揭示時代的混亂，世界的荒謬。薩特的作品貫串著這樣一種否定精神，《噁心》是對外部世界的否定；《間隔》是對他人的否定；《牆》則否定了人能夠正面認識自己的存在。薩特在1964年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　　獎，恐懼也與他的否定精神有關。　　文學的生命在於「真實」　　薩特非常重視文學的真實性，他認為以往的文學作品所塑造的各種典型人物，實際上是經加工而「失實」的人物。薩特認為應當排除這種先入為主的理性觀念，要真實地再現個人的內心世界，恢復人物的精神面貌。　　薩特在《噁心》一開頭就寫道：「最好的是逐日逐日地記述事件。記日記就是為了清楚地看待他們，不放過它們細小的差別，那些小事情，儘管它們看來微不足道，特別是對它們分門別類。應該說出我是怎樣看這張桌子，街道，這些人，我的煙，因為正是這些發生了變化。」這一段話表現了薩特對真實性的追求，薩特所追求的是，表現在最平凡狀況下的世界面貌。即使是令人反感的面貌，但只要真實。薩特認為，決不應該把世界和人表現得比現實的世界和人更美或更丑，真實才是重要的。這樣看來，薩特是站在自然主義的立場來反對典型化的原則了。　　為了使他筆下的人物世界具有真實感，薩特往往喜歡採用這樣一些表現手法。　　一是加強戲劇衝突。薩特認為，人的本質是人自由選擇的結果。但自由選擇並不意味著為所欲為。選擇的同時必須承擔起選擇的後果。因此，作出自由選擇決不是輕而易舉的，它必然伴隨著激烈的心理衝突。這種衝突才是人的內心世界的真實反映。因此薩特在劇中往往把人物推到孤立無援的絕境，以加強戲劇衝突。在絕境中的自由選擇往往能夠體現人的本質，反映出人物真實的心靈世界。　　二是處理的故事的結尾。為了表現人物的真實性，薩特不願拔高或貶低他筆下的人物，他只按生活的本來面目來表現。這一點往往表現在他的故事的結尾上。《自由之路》的主人公馬提埃在臨死之前的十五分鐘，舉槍向敵人射擊，本是英雄之舉，但他所說的話卻似乎有些反常，他向敵人射擊，卻並不是向敵人復仇，他的「每一發子彈都是對他從前出於顧慮沒有做成的每一件事情的報復。」明明是向敵人射擊，他卻說：「這一槍射向洛拉，因為我不敢偷她的錢，那一槍射向瑪賽兒，因為我本應摔掉她；另一槍給奧傑塔，因為我不想吻她??。」薩特這樣處理人物，都是出於真實性的考慮。既使是英雄人物，也不拔高，使之高大完美。又如《畢恭畢敬的妓女》的結尾，妓女莉吉最後不是開槍打死欺騙和侮辱她的弗雷德，而是默不作聲，倒入他的懷裡。這似乎有悖情理，但在薩特看來，這是十分真實的。他不想拔高一個妓女的形象，他要表現的只是生活中活生生的真實。　　薩特的小說和戲劇　　薩特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出色的文學家，他也從不認為自己有文學創作的天才。儘管他承認他對文學有著特殊的愛好。在文學家與哲學家之間，他更願意是一個哲學家。薩特用文學的形式表現他的哲學，文學成了薩特表現哲學思想的最好形式。因此，在薩特那裡，文學與哲學已經融為一體，不可分割。用文學的形式表現自己的哲學思想，是存在主義作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早在存在主義的鼻祖克爾凱郭爾那裡，就開始了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哲學思想。克爾凱郭爾認為，他的思想具有神秘性，艱深難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用抽象思辯的方式很難描述。因此他喜歡用形象思維的方法，用詩歌，戲劇等文學形式來表達他的哲學思想，到了薩特那裡，他的文學創作的成就大大超過了他的前輩的哲學家。存在主義不僅是一種哲學，也是一種文學。身兼哲學家和文學家的薩特其影響也就大大超過了他的前代存在主義哲學家。　　薩特為什麼喜歡用文學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哲學呢？薩特發現，人對存在的體驗是非羅輯，非理性的，很難用邏輯思辯的方　　法表現出來。例如人的心理情緒，主觀感受：恐懼、厭惡，焦慮、荒謬感、孤獨感等等，這些紛亂的心理狀態，很難用抽象思辯的方法描述出來，但用形象思維的方式，用文學的形式來表現則十分便利。　　薩特又認為存在的特點在於它的偶然性，不可捉摸性，存在狀態無法用理性的邏輯體系加以描述，而只能用感性的方式，用日常生活中支離破碎的　　細節來表現。薩特所以要寫一篇小說《噁心》來表達他關於存在的偶然性、荒謬性的觀點，正是出於這種原因。如果要問：什麼是存在？薩特不會下一個存在的定義，他會告訴你：在我的小說《噁心》中所表現的那種雜亂無章的狀態的總體，那就是存在，別無其它更合適的定義。　　薩特的文學創作並不注重文字的雕琢，他看重的是他的作品是否恰當地表達了他的哲學思想，他在小說《噁心》中就曾說：「我不需要造一些句子，我寫是為了把某些環境說清楚。要提防文學，應該信手寫出一切，而不要推敲字句。」在薩特看來，只要恰當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對讀者有所啟迪，便是好作品，而小說戲劇的形式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波伏瓦在談到薩特的戲劇理論時曾經說過：小說，特別是戲劇，能夠細緻地複製出經驗，造成一種有血有肉的生動情景，使人們能夠重新捕獲色、香、味、感覺和情緒的生動性。也就是說，運用想像上的經驗來說明一種哲理，是任何教條式的訓誨所不能代替的。　　由此可見，薩特用小說和戲劇的形式來表現他的存在主義思想，不僅是為了使艱深的哲學通俗化，主要的還是因為存在主義哲學本身的性質和內容的需要。　　薩特用小說和戲劇的形式來表達他的哲學思想，並不意味著他的文學作品都是抽象枯燥乏味的。恰恰相反，他的作品是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這正是薩特的成功之所在。　　哲理小說　　前面已經講過，薩特是用小說和戲劇的形式來達他的哲學思想的，因此他的小說充滿哲理、我們不妨稱薩特的小說是哲理小說。當然，小說中蘊含哲理，並不是存在主義作家的專利，這裡所講的哲理是指薩特的存在主義哲理。　　《噁心》：對「存在」狀態的揭示　　《噁心》這部中篇小說是薩特在1934年完成的。早在1931年，薩特就在思考「噁心」的問題，他曾經打算寫一本關於偶然性的論文。但他最終還是寫了這個中篇小說，它原名《憂鬱》，寫完後送交出版，出版商拒絕了，幾經周折，改名為《噁心》才得以出版。這是薩特最重要的一部小說，也是薩特最有成就的一部小說。薩特自己對《噁心》也甚為得意，他曾經說：「從純粹文學的角度來說，《噁心》是我最好的文學作品。」　　《噁心》用日記的形式寫成，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其內容大致是這樣　　的：　　小說主人公叫安東尼?洛根丁，他是一個孤獨的年輕的知識分子，他自我意識很強，有點兒神經質。因為失戀，他幾乎精神崩潰。經歷了長途旅行之後，洛根丁終於在海濱城市波維爾市安頓下來。他住在車站附近的旅行推銷員的旅館裡，他每天所接觸的都是些唯利是圖冷酷無情的人。洛根丁有時在街頭閑逛，有時在酒吧間與老闆娘調情。他心愛的女人安妮離開他已經整整四年了，在他的記憶中，安妮曾經追求過理想的完滿時刻，但所得到的卻是虛無，一切都化為烏有。洛根丁為了充實空虛的人生，他去研究歷史，他打算寫一篇關於十八世紀法國貴族德?洛勒旁的冒險史的論文。因此他天天上圖書館去讀書，搜集資料。在圖書館時，洛根丁認識了一位自修者，在自修者的勸導下，他根據字母排列順序逐一閱讀各種書籍。到了晚上，洛根丁便坐在鐵路員工俱樂部里，反覆欣賞同一張唱片《在一些日子裡》。洛根丁感到他自己正在—點一滴地喪失自己，陷入一種奇異和混亂不堪的狀態之中。他的生活失去了意義，他開始對世界感到噁心。他好象漂浮在冷酷的時間裡，周圍的牆、花園、咖啡店都令人感到噁心。有一天他突然感到有一種腐爛的臭味散發在空氣中，在光線中，甚至在人們的態度中。洛根丁曾經到處遊逛，後來他終於認識到自己冒險生活的含義：這就是噁心。這種噁心就是存在本身的自我顯露。他在噁心的感覺中領悟到存在，存在是一種醜態，難以忍受。　　終於有一天，洛根丁收到了安妮的來信，這使他抱有一點希望，但他很快就發現，安妮已經變得下流和絕望，她早已放棄以往所追求的那種完滿的時刻。洛根丁和安妮都以各自獨特的方式發現了存在的含義：虛無。沒有什麼可以訴說的，一切都不值一提。這樣，洛根丁又重新回到空虛孤獨之中。如何擺脫這種虛無呢？向別人求救嗎？可是別人都是貌似文雅的人，他們見面時相互脫帽致敬，感覺不到生活的虛無，對自己的存在更是毫無感覺。洛根丁決定離開波維爾市。他最後一次光顧了鐵路工人俱樂部，最後一次欣賞　　《在一些日子裡》，就在欣賞唱片的最後時刻，他隱約地感覺到了一種渺茫的希望。　　小說通過主人公洛根丁的心理漫遊，病態聯想，荒誕的意念，莫明的情緒，夢魘般的幻覺，構成全書的主線，也就是洛根丁對「噁心」的感受和認識過程。最後洛根丁對一切事物都感到噁心：沙灘上的鵝卵石，侍者的弔帶，展覽館的肖像畫，映在鏡子里的自己的面孔，公園裡的樹根等等，他逐漸認識到存在的本質：虛無與偶然。　　《噁心》體現了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它可以說是薩特的精神自傳，薩特曾經說：「我就是洛根丁，我毫不滿足地用他來表現我的生活氣質。」《噁心》所表現的思想內涵是豐富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噁心》：對「存在」的一種體驗　　「噁心」是人對「存在」的一種體驗，前面已經講過，哲學家海德格爾用「煩」，「畏」，「死」等概念來描述人對「存在」的體驗。而薩特則用　　「噁心」這一感覺來描述人對「存在」的體驗。薩特發現，人一旦真正體悟到自己的存在，就必然產生「噁心」感，也只有在「噁心」的感覺中，才能更深刻地領悟「存在」。　　《噁心》的主人公洛根丁對「噁心」的感受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開始，他為了擺脫空虛和孤獨而去研究歷史，但是乏味的研究，無聊的生活，使他深深地陷入煩悶之中，周圍的一切瑣碎之事都使他感到厭惡。他彷彿覺得有一種無形的東西抓住了他，這種感覺一天天加深，終於有一天，他突然領悟了，那個無形的東西便是「噁心」，他被「噁心」抓住了，同時他也領悟了「存在」。洛根丁通過自己對「存在」的體驗，發現了「存在」的意義：　　「我明白了，我已經找到了存在的答案，我噁心的答案，我整個生命的答案。其實我所理解的一切事情，都可以歸結為荒誕這個根本的東西。??我要確定荒誕的絕對性。」　　總之，薩特用「噁心」表達存在狀態，揭示人對存在的體驗。海德格爾在《何為形而上學》中有段話說得很好：「深沉的煩惱象寂靜的霧，遍佈於生存的深淵裡，把外在事物、他人和我自己莫明其妙地攪在一種普遍的冷漠之中。這種煩惱顯示出生存的全貌。」海德格爾的這段話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薩特所揭示的人對「存在」體驗的理解。　　存在是偶然的，人生是荒謬的。　　《噁心》體現了存在的偶然性，洛根丁通過「噁心」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存在是偶然的，自己是偶然出現的，自己的存在和一塊石頭、一株植物、一個細菌一樣，是毫無理由的。《噁心》就是為了說明這種存在的偶然性。偶然性是絕對的，因而也是毫無根據的，一切都是沒有根據的。　　在偶然性的世界裡，一切都是不可捉摸，難於理解的。「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毫無理由地生出來，由於軟弱而繼續活下去，最後隨遇而死。」「存在是充滿各處的東西，人是無法擺脫它的。」因而存在也是荒謬的。　　洛根丁說，他找到了「存在的關鍵」、「生命的關鍵」，那就是荒謬。一切都是荒謬的。「我們的生是荒謬的。死也是荒謬的」，存在就是荒謬，這種根本的荒謬也就意味著存在的偶然性。　　洛根丁發現了存在的偶然性，他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也是沒有任何理由的，他迷失了方向，對生活的目標發生了疑問，世界是什麼，自己是什麼？他感到茫然。他的內心充滿煩悶和荒誕之感。他不再相信布維勒人對塵世的幻想，不再相信雄才大略，甚至不相信文化，他什麼也不相信，什麼也沒有，凝視著這個世界，他只覺得噁心。上帝死了，把他拋棄了，「別了，美麗的百合花，別了，我們的驕傲和我們存在的理由，別了，混蛋們。」　　噁心是對一切的反感，不僅對人而且對物，世上人事紛繁，在洛根丁看來，都是無謂的，微不足道的。為什麼有這塊鵝卵石，為什麼有這樹根，存在是不必要的，存在就是在那裡，這是顯而易見的，這公園，這城市，以及我自身，一切都是無意義的，當意識到這些時，他心理就翻騰，一切都在他的面前浮動起來，於是就想嘔吐，這就是噁心。他們是多餘的，我們也是多餘的。　　薩特在表現存在的偶然性時，顯然帶著陰鬱悲觀的情緒，小說中充滿著這樣悲觀的色彩：　　「周圍的一切事物和我一樣是由同樣的物質構成的，屬於同一種類的醜惡。」「世界的存在本身是那麼醜惡。」　　「存在是陰鬱的，苦惱的，自己妨礙自己。」　　「我也是多餘的，我永生永世是多餘的。」　　「我的整個一生都留在我的後邊，??對它沒有什麼好說的，只不過我賭輸了，如此而已。三年前我莊嚴地進入布城，我輸了第一回，我想賭贏第二回，我又輸了，我全盤輸了。這一下子我懂了，人總是輸的。只有混蛋才會相信自己會贏。」　　這是洛根丁的人生觀，也可說是薩特早期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的消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特定時期西方世界普通的一種失敗情緒的反映。薩特曾經說，《噁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攻擊資產階級的。這樣說當然自有其道理，當時的歐洲正處在經濟危機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相互交織，整個歐洲可說是陰雲密布，人們不免有大難臨頭之感，他們感到自己的生存和自由受到了威脅，對冷酷的現實感到無法理解，　　產生一種不可名狀的痛苦迷惘，焦慮不安、甚至絕望的情緒。對這樣的一種混亂荒誕的現實，薩特遵循「介入」的文學創作原則，感到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攻擊，啟發人們正視現實，加以思考，加以批判，從而　　改變它。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薩特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荒誕現實，作者所　　揭示的存在狀態是整個人類的存在狀態，就是說，世界是荒繆的，人生是痛苦，這是人類的普遍存在狀態。　　《牆》：沒有人想正視「存在」，這兒有五個不足道的失敗者　　《牆》是薩特在1939年出版的一個短篇小說集。其中包括《牆》、《房間》、《艾羅斯特拉特》、《親密》、《一個工廠主的童年》五篇小說、薩特要揭示五個不敢正視存在的失敗者。　　《牆》　　這篇小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西班牙內戰為背景，其簡要故事情節是這樣的：　　西班牙內戰期間，共和黨人巴勃洛?依皮葉達與湯姆，若望被法西斯分子逮捕，在監獄裡受到審訊。法西斯分子首先審訊伊皮葉達，企圖逼他供出他的朋友拉蒙?格里藏身之處。依皮葉達知道格里躲藏在他表兄家裡，但他不願出賣朋友，始終守口如瓶，拒不招供。經過簡短的審訊後，他們三人被草草地判處死刑。　　夜晚，一個法西斯醫生來到牢房，觀察這三個被判死刑的人的精神狀態。年幼的若望對死亡深感恐懼。湯姆雖然也內心忐忑不安，但仍強作鎮定，嘮叨不休。依皮葉達則感到萬念俱滅，對他的兩個難友抱有一腔無名之火，內心感到厭倦。醫生表示願意把他們的遺言捎給他們的親人，依皮葉達不願多說一句話，甚至不願給他的女友留下任何遺言。醫生的到來加深了他們的恐懼感與孤獨感。死神已經把他們與過去和人世隔絕了。　　第二日清晨，法西斯分子把湯姆和若望帶出牢房槍決。依皮葉達一人留在牢房裡，惶恐不安地聽著有規律的槍聲。一小時後，他又被帶進審訊室，法西斯分子繼續審訊他，逼他供出格里。但依皮葉達仍然守口如瓶。審訊官拗不過他，只得命人把他帶走，臨走時，他們又給他一刻鐘的思考，如果到時仍不回答，他們就要立即處死他。　　伊皮葉達覺得，對西班牙的事業來說，格里比他重要得多，他寧可自己去死也不願出賣格里。但在這時候，他已不在乎西班牙或格里的命運，他拒不招供只是出於一種固執。　　一刻鐘後，敵人又來審問他。他打算在臨死之前捉弄一下敵人，便信口說格里躲在墓地。敵人則深信不疑。敵人走後，伊皮葉達為自己能戲弄法西斯分子而暗自得意。半小時後，他被送往大院子，免受處決。傍晚時分，依皮葉達從一批新來的犯人中打聽到，格里為了不連累別人，真的跑到墓地藏了起來，結果法西斯分子在掘墓人的窩棚里逮捕了他，並立即處死。　　伊皮葉達聽了這個消息。心中不知是何滋味，不禁放聲大笑，淚流滿面。　　《牆》這篇小說，體現了存在主義的基本原則一：世界是荒謬的，存在是偶然的。小說的結尾是一個高峰，正是通過這個高峰揭示了小說的思想主題。小說的結尾告訴我們：生與死不可捉摸，純系偶然。主人公伊皮葉達本來已經判處死型，死亡已定，只是等待著死神的來臨。但是法西斯分子又突發奇想，提出以命換命的辦法，企圖誘使伊皮葉達供出格里。但伊皮葉達決心已定，寧死不肯招供。但在臨死之前卻又靈機一動，心生一念，要戲弄一下敵人，謊稱格里藏在墓地。殊不知，竟然弄假成真。格里果真躲到墓地去了，結果被敵人搜出而槍決。這一切都是偶然的啊。小說以伊皮葉達哈哈大笑而結束，他笑什麼呢？他在嘲笑世界的荒謬，嘲笑人生的荒謬，嘲笑生死的偶然。　　「牆」是一種象徵，它象徵著死亡之牆，它把人與世界隔離，人越過這道牆就死去，留在牆內就生存。牆內與牆外，生還是死，都是偶然的。格里本來可以留在「牆」內而生，卻陰差陽錯，偶然越「牆」而死。伊皮葉達本來死亡已定，同樣出於偶然而生。這正體現了存在主義的觀點，人生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總和。偶然即是荒誕，不可理喻的，不可捉摸的，死亡不過是荒誕戲中最後一幕而已。　　死亡是這篇小說的主題，人的生命是從荒謬開始的，生命的結束，死亡，也是荒謬的。薩指在《存在與虛無》里有一段話，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薩特的死亡意識：「我們處在類似囚犯的處境中，這些囚犯不知他們赴型的日期，但他們每天都看到他們的同伴被處死。但這種說法還是不完全準確；應該說我們類似一個死刑犯，他勇敢地準備迎接最後的刑罰，全力要在絞刑架前顯出無畏的神情，但就在這期間，他突然被流行的西班牙感冒奪去了生命??。」薩特所要揭示的正是死亡的荒謬性、偶然性，「對於死亡，我不是自由的，但我是一個自由的『要死的人』。」《牆》這篇小說要說明的是：人就是被判處了死刑而又不知何時赴刑的存在，他沒有任何希望逃避死亡。這正是死亡的荒謬性和偶然性。　　《牆》用了較多的篇幅來描寫主人公伊皮葉達等幾名死囚臨刑前的心理狀態。通過他們面臨死亡的恐懼，煩躁和孤獨來表現生與死的偶然與荒誕。伊皮葉達並不害怕死亡，小說寫道，「我突然清醒過來，光圈消失了，我覺得自己被一個極其沉重的東西碾碎了。我並不是因為想到死，也不是害怕，而是被一個莫明其妙的東西扯住了，我的面頰發燒，腦袋疼痛」。但是他始終強烈地意識到死亡，「只消看看板凳，電燈、煤堆，我就感到自己馬上要去死了。」　　小說《牆》中的伊皮葉達與《噁心》中的洛根丁，都體現了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觀點：存在是偶然的，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但這兩個人物還有所不同。洛根丁一直在探求人的價值，追求存在的意義，儘管最後的結論是虛無和荒謬。但是伊皮葉達卻只是看到生與死的偶然與荒誕，感到莫明其妙，不可理喻。卻不敢正視它，不能積極選擇，勇於承擔責任，依皮葉達說：「這時，我覺得自己的一生都呈現在面前了，我想：這是一個神聖的謊言。既然生命完結了，那它就一錢不值。」伊皮葉達還算不上反法西斯英雄，在他看來，「任何生命都是沒有價值的」。這篇小說，與其說是揭露法西斯分子的殘暴，勿寧說是揭示死亡的荒誕。薩特自己就曾經說過，他創作　　《牆》的時候，「只是簡單地站在與西班牙法西斯存在完全對立的位置上。自從當時西班牙戰敗之後，我對這種死亡的荒誕，比一種反法西斯戰鬥的純粹意義還要敏感。」　　《牆》發表後，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1967年被改編成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演。　　《房間》　　《房間》的故事情節大約如下：達爾佩達夫婦的女兒夏娃與皮埃爾結了婚。皮埃爾是個精神病患者，婚　　後長期閉門不出。夏娃終日守護在皮埃爾身邊，寸步不離。達爾佩達夫婦為女兒感到憂慮，擔心女兒的情緒會受到病態的皮埃爾的影響，他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從醫生那兒打聽到，如果皮埃爾的病情繼續發展，三年後必將完　　全精神錯亂。他們深為女兒擔憂，千方百計說服夏娃，把皮埃爾送進醫院治療。　　有一天，達爾佩達先生去看望皮埃爾，看見房內煙霧瀰漫，空氣污濁，經盤問才知固執的皮埃爾連窗戶也不願意打開。達爾佩達先生見此情況，再次竭力勸導女兒過正常人的生活，要以正常人的眼光來看待皮埃爾的疾病，建議女兒送皮埃爾去醫院治療。但夏娃拒絕了。　　夏娃有她自己的想法，她想方設法了解皮埃爾的思想，竭力仿效他的思維邏輯，但又苦於無法完全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中去。她暗自尋思：正常人還以為我與他們毫無不同，但我在他們中間卻連一小時也耽不住。我需要生活在這堵牆的另一頭，但那兒，人家又並不要我。　　皮埃爾一步也不肯離開自己的房間，他已經陷入幻覺之中。他把夏娃稱作阿伽莎，常常對她敘述自己假想的歷史，而且認為自己是某個陰謀的受害者，而夏娃則是這個陰謀事件的同謀，因此他對夏娃充滿敵意。他產生了一種奇異的幻覺，覺得房間里有一群冰冷的塑像在飛舞著，發出低沉的嗡嗡聲。每當這一幻覺出現時，他就臉色慘白，汗流如注，顯出萬分痛苦的神情。夏娃也逐漸被他那恐懼的心理所感染，似乎也能感覺到正在飛動的塑像。但是她心裡明白，這只是一種病態的幻覺。　　皮埃爾的病情越來越嚴重。夏娃一想到他的病情照此發展下去，後果不堪設想，不禁感到萬分懼怕。但她決不願親眼看見丈夫變成一個痴呆，便決心在他變成痴呆之前，親手殺死皮埃爾。　　主人公夏娃實際上是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一方面她拒絕了「正常」世界，不過「正常人的生活」，她認為，「正常」世界裡是虛偽的，冷酷的，醜惡的。她不能忍受父母所遵循的那個世界的生活。實際上，她母親的境況在實質上也無異於皮埃爾。因此夏娃拒絕了醫生和父親的建議，寧可與病子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她又不能真正進入「瘋狂」的世界，她不能化入皮埃爾的錯亂的、顛倒的、虛幻的世界。於是夏娃漂浮於看似對立實則互補的兩個世界之間，這正是她的悲劇所在。　　《艾羅斯特拉特》　　這是一篇哲理性極強的小說，從它的題目就看得出來。艾羅斯特拉特是傳說中的人物，他是古希臘的一個無賴，為了使自己的名字永垂青史，他放火焚燒黛安娜神殿。於是艾羅斯特拉特就成了「以無賴的行為使自己出名」的代名詞了。薩特以這個名字稱呼他小說的主人公，顯然是寓有深意的，小說的故事情節大致是這樣的：　　一個心理變態的無名青年，居住在大樓的六層，他常常居高臨下注視著街上的行人，對行人懷有莫明其妙的敵視和畏懼。　　有一天，他買了一支手槍，從此，他每次出門，口袋裡總是放著這支手槍，他覺得自己身強力壯，威風凜凜。　　他還是個性心理變態的人，他用手槍逼著一個妓女赤身裸體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以滿足他變態的性慾。　　他向朋友宣稱，他喜歡「黑色英雄」，所謂黑色英雄是指精神錯亂的英雄。他的同伴告訴他，這類「英雄」與希臘傳說中的艾羅斯特拉特相類似，是會受人詛咒、遺臭萬年的。他聽了同伴的一番話後，心想：艾羅斯特拉特死去已有兩千多年，而他縱火燒毀神廟的舉動卻至今流傳。他覺得自己的生命是短暫而可悲的，卻又不甘心於默默無聞。為了能夠名垂青史，他整天沉　　溺於遐想之中，一連曠工幾個星期，終於被解僱了。他草擬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宣稱要用六顆子彈殺死六個人，並表示對人　　類懷有極度的輕蔑與仇恨。信擬就後，他謄寫了一百多份，並按一百多個法國作家的地址寫好信封，把信裝好，放在抽屜里。然後，他大肆揮霍，過著闊綽的生活。等身無分文時，就把這一百多封信寄出去，轉身來到大街上，尋找射擊的對象。他猶豫再三，終於選中了一個過路行人，向這位無辜者開了槍。行人見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槍殺無辜，高呼捉拿兇手。他在驚慌失措之中，連連向人群開槍，想趁混亂之機逃之夭夭。但終於在廁所里被人抓住。　　這篇小說所要表現的仍然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原則：自由選擇。不過這裡所描寫的是醜惡的自由選擇，主人公對人類極端蔑視和仇恨。作者通過這個人物表現了對那些以反人道來標榜自己的惡棍的否定，表現了薩特對惡的自由選擇的否定。　　這篇小說的內容大約如下：　　《親密》　　呂呂的丈夫亨利因有生理缺陷，不能與她過正常的夫妻生活。她的好友利萊特勸她離開亨利，與彼埃爾同居。對此，呂呂一直猶豫不決，因為她已習慣於生活中的一切日常事務，而且心裡依然愛著亨利。　　利萊特為呂呂不肯離開亨利感到迷惑不解。在她看來，一個女子追求幸福生活是理所當然的。她認為呂呂只是為了不使亨利傷心才仍和他廝守在一起，這未免過於感情用事。她甚至對呂呂的猶豫有些惱火。　　一天，利萊特與呂呂相約在一家咖啡館見面。但她等了很久，仍不見呂呂前來。正當利萊特不耐煩之時，呂呂帶著行李神色匆匆地趕來。呂呂宣稱她已離開亨利，並對利萊特敘述她與亨利決裂的經過：呂呂認為亨利對她不體貼，對她家裡的人粗野無禮。那天上午，呂呂的弟弟羅伯特到他們家來探望，不知何故竟被亨利揍了一記耳光。呂呂見亨利平白無故打人，十分惱怒，一氣之下收拾了行李出走。　　利萊特聽後十分高興，竭力勸說呂呂同彼埃爾去尼斯旅遊。呂呂雖然離開了亨利，但並沒有真正忘懷於他。她故意拉了利萊特到亨利每天必定經過的那條大街上的商店去購買日用品，希望能在路上遇見亨利。果然，她們在街上與亨利相遇。亨利見了呂呂，執意要她回家，利萊特也堅持己見，非要呂呂離開亨利不可。呂呂左右為難，不知所措。利萊特深恐呂呂臨時改變主意，便一把抓住呂呂，不容分說，拉了就走。這時，剛巧有一輛計程車路過，她們上了車，急馳而去。　　呂呂來到旅館，心中無限惆悵。晚上她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無法入眠，對自己這樣背離丈夫深感不安。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她終於披衣起床，決定離開旅館去找亨利。夫妻兩人相見，十分感慨。　　第二天清晨，優柔寡斷的呂呂卻又不顧亨利的挽留回到旅館。後來呂呂經過冷靜的思考，感到自己有責任回到亨利身邊。但她要求亨利和藹地對待她的家人，並要求給予她更多的自由。她雖然仍想與彼埃爾繼續保持曖昧關係，但又不得不寫信告訴彼埃爾，說明自己再不能與他一起去尼斯旅遊。彼埃爾對此倒深感欣慰，因為他明白，他母親絕不會允許他隨意帶了女友去尼斯的別墅度假。可是，作為局外人的利萊特卻對此感到十分遺憾。　　「親密」這個題目帶有的反諷的意味，就是說，表面看來是親密，實際　　則是與親密相反。主人公呂呂與她丈夫亨利之間的親密關係不是相互的。呂呂因為亨利的生理缺限對夫妻生活不能滿意，又因日常生活單一死板而厭煩，她實際並不存在親密。　　這篇小說里的男主人公都是被動的附屬人物。亨利讓步於妻子，皮埃爾讓步於母親，而女人則把男人改造成雄性物，同時女人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異化，就是說自己喪失了自己，成為自己的敵人。小說揭示的實際上是一種掩蓋真實，囿於日常平庸生活的自我欺騙。　　《一個工廠主的童年》　　據薩特自己講，他在1924年認識了一個出身優越的年輕人，在父親死後成了一個工廠主，這位年輕人便是這篇小說主人公的原型。這篇小說的故事大約是這樣的：　　呂西安出生在費洛爾的一個工廠主家庭。他從小受到父母的寵愛。由於深受信奉宗教的家庭影響，他總是竭力裝得十分聽話，親切，惹人喜愛。但實際上，他生性懶惰，對任何事都抱著冷淡的態度。常常獨自沉溺於幻想之中。平庸的生活使他感到異常煩悶。日子一久，他的精神狀態起了極大變化。整天懵懵懂懂，甚至還自認為是個夢遊病者。　　不久，呂西安舉家遷居巴黎。到了巴黎，呂西安依然萎靡不振，精神頹唐，他一度打算自殺。後來，他班上來了一個叫貝爾里雅克的新生。貝爾里雅克建議他閱讀弗洛伊德的著作。呂西安很快和他成了知心朋友。兩人經常互相傾吐心中最隱秘的想法。但隔不多久，呂西安就發現他們之間的思想並不完全相同。呂西安生性敏感，他雖與貝爾里雅克一樣具有戀母情結，但他要把這種褻瀆的感情引起向正路。而貝爾里雅克則以此為樂，自暴自棄，不求上進。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呂西安認識了一位名叫貝爾瑞爾的超現實主義者。貝爾瑞爾有一套所謂「精神紊亂」理論。呂西安很快被他的理論所迷惑，並把他視為知己。不料貝爾瑞爾是個同性戀者，玩異男性，道德墮落。在一次度假旅行中，貝爾瑞爾強迫呂西安搞同性戀。事後，呂西安為自己的醜行深感痛苦。同時又深恐自己從此不能自拔。他不甘心自己墮落成同性戀者。決心與貝爾雅里克和貝爾瑞爾斷絕交往，一心讀書，準備入學考試。不久他們全家又遷回費洛爾居住。　　呂西安在費洛爾生活得十分安靜。後來通過好友吉伽爾結識了一位名叫莫德的風塵的女子。同時，他開始與幾位反猶太分子頻繁來往，成為一個積極的反猶太分子。呂西安對莫德雖懷慾念，但內心又響往一位理想的純潔的姑娘。可是他終究無法剋制自己的情俗，終於使莫德成了他的情婦。　　呂西安的反猶太情緒越來越強烈，他和他的夥伴把一個素不相識的猶太人痛打一頓。有一天，他應邀去吉伽爾家赴宴，當吉伽爾把一位猶太青年介紹給他時，他出於驕傲，拒絕與這位猶太青年握手，掉頭就走。事後他又感到後悔。第二天，吉伽爾不但不為呂西安的無禮而生氣，反而主動向他道歉，說是應該尊重呂西安的信仰。　　這樣，呂西安不禁有些飄飄然起來，感到自己真正為長為一個人。他躊躇滿志，遐想連翩，決意要離開莫德，另尋一個理想的伴侶。同時又盼望著父親早日歸天，幻想繼承父親的事業，奔向錦繡前程。　　作者在這篇小說里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一個未來工廠主的童年的生活和心理活動。呂西安性格敏感，容易衝動，充滿好奇心，然而身心並不健康，　　他很不安分，常常胡思亂想，他結識惡少爺，打架、或與女人廝混。但他一直在觀察、思考、體驗自己的存在。他常常陷於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的　　「顧慮重重」，「困惑不安」和「自我分析」，都是為了尋找存在的價值。他想：「我並不存在。」「他閉上眼睛，聽之任之：存在是一種幻覺，既然我知道我不存在，我就只要堵上耳朵，什麼也不去想，那麼我就會自然消失。可是幻覺是頑強的。」他甚至感到他的父親也不存在。正是體悟到了存在的虛無，呂西安煩躁不安，想到了自殺。他覺得，「單憑一篇哲學論文是不能說服人們：他們並不存在。需要做的是，要有行動，真正絕望的行動，能夠剝去外表，充分顯露出世界的虛無的行動。一聲槍響，一個年輕的身軀浴血躺在地毯上，一頁紙上塗著這幾個字：我自殺是因為我並不存在。我的兄弟們，你們也一樣，你們都是虛無。」　　如果把這篇小說與《噁心》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這兩篇小說雖然都體現了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但呂西安不同於洛根丁，呂西安雖然也與洛根丁一樣在思考著存在的問題，在追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但他並不能勇敢地正視自己的存在，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不要試圖觀察自己，沒有比這更危險的錯誤。薩特認為，人應該正視存在，而呂西安卻自我逃避。薩特寫作這篇小說，目的在於告訴我們：如果你感到自己不存在，甚至是一片虛無，那是很自然的，因為人生本來是荒誕的，充滿偶然的。但是存在是確定無疑的，是不可逃避的，人應該正視它。　　值得注意的是，薩特這篇小說明顯地受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的影響。弗洛伊德是奧地利精神病學專家，心理學家，他的理論頗為複雜，但有兩條最基本的原則：一是潛意識論，二是泛性慾論。　　薩特在這篇小說里，生動地描寫了呂西安對外界事物的感受、聯想、夢境、幻覺；描寫了他的性心理，戀態癖好、潛意識、戀母情結等精神分析學上的內容。這說明薩特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弗洛伊德某些理論的實際意義。小說描寫了呂西安與有戀母情結的貝爾瑞爾廝混，他向貝爾瑞爾承認自己也有同樣的情緒。因此呂西安感到忐忑不定，後來他讀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感到茅塞頓開，恍然大悟。呂西安「貪婪地沉迷於精神分析之中，因為他明白，這個很適合他，眼下感到踏實了。他再不用心裡煩躁不安，總要在自我意識里找尋自己性格可以感觸到的表現。」　　《牆》這本小說集中的五篇小說，主要著力於對存在的體驗和內在情感的描寫，並不涉及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也不追求情節的曲折，文字的優美。主要是展示人物真實而複雜的內心世界。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敢正視存在，力圖躲避存在，這是作者所不能贊同的。實際上他們的逃避總是被無形的牆所阻止，因為存在是不能逃避的。　　長篇小說：《自由之路》　　《自由之路》是薩特的長篇三部曲，第一部《懂事的年齡》和第二部《延緩》發表於1945年，第三部《心靈之死》發表於1949年。這部長篇小說是薩特在經歷了戰爭的磨鍊和考驗之後完成的。　　第一部：《懂事的年齡》　　1938年6月，三天里發生的事情。馬提埃是巴黎的一個中學哲學教員，三十五歲，他有一個情婦瑪賽兒。　　七年來，他每周四次在她那兒過夜，但就是不願意和她結婚。瑪賽兒告訴他，她已經懷孕兩個月了，怎麼辦？馬提埃想到打胎。瑪賽兒說她知道有一個老太婆秘密地干這種營生，只收四百法郎。　　馬提埃當夜就去找那個老太婆，但他發現那兒的條件實在太差，他不想讓瑪賽兒冒這個險。他想到他的女友薩拉曾經打過一次胎，她或許知道一個可靠的醫生。　　馬提埃去找薩拉，告訴薩拉，瑪賽兒懷孕了，正打算去打胎。薩拉不同意讓瑪賽兒去打胎，但最後還是告訴了他一個地址，那是從維也納逃出來的一個猶太醫生，婦科專家，但索價很高，要三千法郎。　　馬提埃去找他的朋友，證券經紀人丹尼爾。他告訴丹尼爾，瑪賽兒懷孕了，正需要錢打胎，並表示他不再愛瑪賽兒。他向丹尼爾借五千法郎，丹尼爾表示沒有這筆錢，勸他去借高利貸，並對馬提埃說：「我甚至高興自己沒有錢借給你。你總是想做一個自由的人，這給了一個絕好的機會，讓你去做一件自由的事：你只消與瑪賽兒結婚，只要說一句話，你的全部生活就會起變化。」馬提埃表示不願意結婚。　　馬提埃又去向他的哥哥雅克借錢。雅克娶了個有錢的太太，用嫁資買下了一個公證人事務所。但雅克拒絕借錢，因為他不願意幫助馬提埃自欺欺人。　　「你的全部生活都是建立在謊言上的。你是個對自己感到羞恥的資產者。??」雅克答應借給他一萬法郎，條件是，馬提埃與瑪賽兒結婚。馬提埃拒絕了。　　老朋友布呂內來訪。他建議馬提埃加入共產黨。「這是為你好，不是黨需要你，而是你需要黨。」馬提埃心想：「他比我更自由：他與自己、與黨相一致，而我是個不負責任的人。」但馬提埃無意加入共產黨，「人家說，只要跪下來，你會相信。但是對我來說，我首先要相信，然後才能下跪。」謝爾庚神情緊張地告訴馬提埃他的情人洛拉死了。洛拉平時吸毒，馬提埃估計她是吸毒過量而死的。謝爾庚想起有許多信件在洛拉那裡，信里談到購買毒品的事情。如被警方發現，會給他來帶麻煩。他不敢回去取，馬提埃答應代他去取。馬提埃潛入洛拉的房間，找到了信件和五千法郎。他望著鈔票，有些猶豫，終於放了回去。這時候，他聽到洛拉的聲音，原來她並沒有　　死，醒過來了。馬提埃拿著謝爾庚的信走了。馬提埃到公務員基金會去借錢，沒有結果。馬提埃回到洛拉的房間，打開箱子，取出五千法郎，溜了出來。他把錢交給了瑪賽兒，並告訴她，錢是偷洛拉的，瑪賽兒認為馬提埃不理解她，要他出去，把錢帶走。馬提埃把錢　　扔下離開了。洛拉來索還五千法郎，否則她要起訴。馬提埃拿不出錢。這時丹尼爾來　　了。他帶來了馬提埃留在瑪賽兒家裡的五千法郎。洛拉走後，丹尼爾宣布，他要娶瑪賽兒。一是為了幫助瑪賽兒保全孩子，二是為了改變他自己的同性戀癖。馬提埃想：「難道這就是自由？他行動了，現在他再也不能後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目標的，好象人家把我的的行為的後果偷走了似的。」丹尼爾告辭。馬提埃感到自己孤身一人，並不比以前更自由。「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對自己說，「我到了懂事的年齡。」　　《懂事的年齡》所描寫的環境主要是賓館，酒吧和卧室，薩特把這些在小圈子中的知識分子的焦慮和孤獨情緒表現得淋漓盡致。作者按照他一向主張的「真實性」原則揭示了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面對著荒誕的世界，平庸　　的生活，既感到壓抑又無所寄託，最後的結論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無目的的。」這種情緒是通過小說中的人物顯示出來的。　　馬提埃在不斷思考，又搖擺不安。他渴望著行動，卻又始終下不了決心。　　1937年他下不了決心到西班牙去戰鬥，雖然他在內心是同情共和派的；他下不了決心加入共產黨，雖然他常常想這樣做。他唯一關心的是怎樣保存自己，以便採取某種行動，那種他認為是自由的深思熟慮的行動，這個行動會吞掉他的全部生活並開始新的生存。他總是在等待，然而他又感到歲月輕輕地，偷偷地流逝，歲月從身後抓住了他，那三十四個年頭。因此，他感到自己的生活道路暗淡無光，庸庸碌碌，毫無意義。　　薩特在小說中，集中筆墨描寫了馬提埃的搖擺不定，無力進行決定性選擇的狀況。為了給瑪塞兒打胎，他到處找錢。他先是找到自己的兄弟，一個飛黃騰達的資產階級律師，後又找到自己過去的朋友共產黨員呂布內。馬提埃始終處在這二者之間，表現為一個個人主義者，他既不能飛黃騰達，又不能加入共產黨的隊伍參加戰鬥。正象雅克所嘲笑的那樣，「你詛咒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你是這個社會的官吏；你誇耀自己對共產主義原則的同情，但是你又害怕直接加入到他們的隊伍里去。??你蔑視資產階級，然而你是個資產者，資產者的兒子和兄弟，而且你過著資產者的生活。」　　馬提埃感到自己的生活沒有目的，沒有意義。「加入黨就意味著賦予自己的生活一定的意義，就意味著選擇人生，行動起來，豎立信念。就意味著得救」。但是他始終拒絕加入共產黨。他想繼續做一個自由人，而且他更喜歡對現存秩序表示憤怒，而不是獻身於新生活的建設。他要自己的獨特個性，他說，「我喜歡對資本主義表示憤怒，但我又不願意別人消滅它。那樣我就不會再有表示憤怒的根據了；我喜歡自己充滿蔑視和孤獨」。　　馬提埃想擺脫而又始終不能擺脫焦慮苦悶狀態，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在動搖不安，重要的是作出選擇。但是他始終不能邁出第一步。他害怕加入某個組織將失去自由。他的命運不能確定。他的焦慮不安是因為沒找到自己存在的支點，因而他就找不到存在的意義。　　馬提埃是個悲劇性的人物，薩特對待這個人物的態度是嚴肅的。至於其他幾個人物，薩特多持批評的態度。　　鮑利斯?謝爾庚從馬提埃那裡學到了「自由哲學」，但是他對「自由哲學」的理解是錯誤的，是薩特所不能贊同的。謝爾庚對自由的理解是：「可以為所欲為，要怎麼想就怎麼想，除了對自己之外，可以不對任何人負責。經常對全世界考慮的東西表示懷疑。」他不但這樣想，而且這樣去實踐。他認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人，為了證明他已擺脫了任何道德標準，他甚至去舊書攤偷書。謝爾庚顯然是錯誤地理解了薩特的自由選擇的思想，因而是薩特所否定的人物。　　謝爾庚的妹妹伊薇士，馬提埃稱她是「垮了的女孩子」，他具有尖銳的批判意識，因而對現行的道德標準，對父母、對大眾所尊重的傳統，採取了無政府主義的反抗態度。傳統的理想破滅了，但她並沒有找到任何新的人生觀。因而她深感空虛、壓抑、麻木、甚至厭惡生活，意志消沉，有時突然爆發莫名其妙的憤怒、酗酒和胡鬧。　　在這部小說中，也顯示了薩特的「他人即地獄」的存在主義原則。薩特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鴻溝是難以逾越的，每個人都是從我的自由我的行動出發，他人總是企圖侵害我的存在和我的自由。因此，我與他人的關係是永恆　　的衝突。用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的話來說，就是，「當我試圖擺脫他人控制時，他人也試圖擺脫我的控制；當我試圖奴役他人的時候，他人也試圖奴役我。」在小說中，薩特把這個存在主義原則運用到情人們身上。小說中的情人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對方。他們之間存在著可怕的隔閡，在這裡，愛情是一種複雜的感情，其中包含著憎恨。如謝爾庚有時會憎恨洛拉，他會想：「她在害我。」馬提埃憎恨瑪塞兒，當他坐在另一個情人伊薇士旁邊時。瑪塞兒也憎恨馬提埃，因為他使她懷了孕。　　在謝爾庚與洛拉這一對情人之間，謝爾庚恰恰是在洛拉愛撫著他，想著如何愛他的時候，憎恨洛拉的。洛拉常向謝爾庚提問：你在想什麼？但謝爾庚的回答總是：什麼也沒想。在馬提埃與伊薇士之間也是如此。可見要了解情人的心是多麼的困難。　　在《懂事的年齡》里，所展示的世界是狹小的，故事基本圍繞著酒吧，卧室等小環境展開的。與此相反，《延緩》則一開始就向讀者展現出更為廣闊的政治舞台。二戰爆發，捷克淪亡，法國戰爭總動員。小說里的人物也被置身於大難臨頭的氣氛之中。在《懂事的年齡》里那些茫然若失的主人公還只是在抽象地尋求自由，到了這裡，他們不能不「介入」時代重大事件，他們不能不開始行動。　　不過在《延緩》中，與第一部一樣，薩特關心的不是客觀事件本身，而是人物對事件的反應。因此薩特並不客觀地向讀者敘述戰爭本身，而是描寫各種人物對戰爭的反應。　　馬提埃與他兄弟雅克的妻子在浴場談論戰爭；雅克從正面議論戰爭；丹尼爾瘋狂地夢想戰爭。希特勒與張伯倫等歷史人物偶爾出現在小說中，也只是談論戰爭。強烈的主觀因素正是這部小說的特徵。　　整個小說沒有完整的情節，它由一些打亂的，混合的主觀意識流程組成。作家有意識地把一些混亂的意識流組合在一起。描寫時沒有停頓、沒有轉接，也沒有段落，甚至沒有把一個人物的思想同另一人物的思想隔開的句點。形成一種由對立的意見，議論，激動的吼叫、各種語言的驚嘆聲組成的完全混亂的印象。《延緩》記錄慕尼黑協定簽定前七天的故事。　　馬提埃仍然是小說的中心人物。他對戰爭的態度是消極陰憂的，他接到參軍的命令後，感到自己是去參加最荒謬的戰爭，去參加事先就失敗了的戰爭。他感到自己是一個沒有姓名的人，他沒有自己的服裝，沒有年齡、沒有　　職業。他的未來被偷走了。許多人都拒絕參加戰爭，開小差，逃到瑞士去。他想道，「何必呢？??這不是我的事。西班牙戰爭也不曾是我的事，共產黨也不是我的事。那末到底什麼是自己的事呢？」他懷著煩躁的心情問自己。他終於明白了，戰爭是一種疾病，「我的事是當一場疾病來忍受它。不為什麼。為了清潔。我將是一名勇敢的病人，僅此而已。」　　馬提埃的內心顯得更加矛盾和搖擺。一方面，他痛恨戰爭，譴斥戰爭，譴斥法國當局的不抵抗立場，嘲笑慕尼黑的滑稽劇。另一方面，他又認為，人是無能為力的，無法去反對這個集體的發瘋行為。人是註定要害戰爭病的，註定不被他人理解。他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被無能為力的感覺淹沒了。這種感覺完全符合薩特關於人生是荒謬的，世界是不可認識的觀點。　　在小說中，戰爭主要不是作為社會邪惡出現的，而是作為世界永遠是荒謬的一個證據。戰爭加劇了世界的瘋狂和混亂，撕去了現有秩序的假象，更加使人們感覺到自己被拋棄了。更加感到自己的孤獨、世界的荒謬。馬提埃帶著絲毫不後悔和什麼也不留戀的心情去參軍。菲利普在街頭高喊：打倒戰爭。聽到的回答卻是人群的嘲笑和辱罵，還挨了繼父的一個耳光。伊薇士從盧昂逃到巴黎，在一次歇斯底里症發作之後，投入了她根本不愛的人的懷抱。她想：「轟炸機越過了國境線。她高興得熱淚盈眶：至少在我死的時候不是處女。」　　作者以強烈的嘲諷的筆調結束了《延緩》小說的最後一個場面，達拉第出現在讀者面前，他在完成了可恥的慕尼黑交易之後，回到了法國，他相信，人們一定會對他大喝倒彩。但他突然聽到有人在歡迎他，「他們喊道：法國萬歲！英國萬歲！他們舉著旗幟和花環。達拉第停在第一層台階上；他用遲鈍的眼光望著他們。他轉身向熱內，哼了一句：去他媽的！」　　第三部《心靈之死》　　《心靈之死》是三部曲的高潮，它描寫了法國1940年的失敗時刻，小說展示出：人被迫投入戰爭，民族遭受災難，人顯得完全無能為力，顯得更加孤獨。　　簡要故事情節如下：第一部分：　　1940年6月15日，星期六。西班牙的馬德里陷落後，共和國的將軍高梅茨流亡到美國紐約，找到為　　一家雜誌寫藝術評論的工作。薩拉帶著巴勃羅在法國公路上逃難。　　6月16日，星期天。馬提埃和他的同伴們，呆在一個村莊的穀倉里。前方打了敗仗，他們在駐地無所事事。謝爾庚在馬賽的後方醫院養傷。伊薇士來看他，她已嫁給一個叫喬治的富家子弟，喬治也在前線打仗。村子裡有人發布消息，說是法國與德國簽訂了停戰協定。馬提埃他們還以為可以重新過太平日子呢。後來證實這是謠言。馬提埃遇到一群從前線撤下來的敗兵，他們沒有軍官統帥，各行其是。比奈特入伍前是地鐵的職員，他帶著馬提埃去拜訪村郵局的女郵遞員，他倆已戀愛上了。村裡的軍官撇下士兵了，士兵們打開一個酒窖痛飲。　　6月17日，星期一。比奈特、女郵遞員和馬提埃到村子外面去散步。丹尼爾在賽納河畔看到　　一個年輕人想自殺。便把他擋住，並帶他到自己家裡。年輕人說他叫菲利普，是從前線逃回來的。大家都逃，他也跟著逃回來。女郵員發現比奈特戴著結婚戒指，比奈特隨手把戒指扔掉。一個中尉帶著一隊輕騎兵來到村子裡。比　　奈特想加入他們的隊伍，與德國人打仗。女郵員要馬提埃阻止他。馬提埃對比奈特說：「應該我替你去送命，因為我不再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我打一開頭就弄錯了。」馬提埃和比奈特去找帶兵中尉，中尉把他們撥給一個下士指揮，守衛教堂的鐘樓。　　6月18日，星期二。洛拉來到馬賽看望謝爾庚。謝爾庚告訴洛拉，他的朋友有一架飛機，准　　備開到英國去，繼續作戰。洛拉不讓他跟他們一塊去。謝爾庚轉念想到一個小地方去當教師，與洛拉結婚，帶著伊薇士一起生活。　　清晨六點。德國人進入村莊，村裡其他幾個防守點都被攻克，唯獨馬提埃和他的夥伴們還在繼續抵抗，比奈特等人相繼犧牲，鐘樓上只剩下馬提埃一人。　　「見他媽的鬼」，馬提埃高聲叫，「我們不見得不能再堅持十五分鐘。」他走近欄杆，站著射擊，這是一個巨大的復仇；每發子彈都是對他從前出於顧慮沒有做成的一件事的報復。這一槍射向洛拉，因為我不敢偷她的錢，那一槍謝向瑪賽兒，因為我本應當甩掉她，另一槍給奧傑塔，因為我不願去吻她。這一發子彈是為了我沒敢寫的書，那一發為了我拒絕自己去做的旅行，另一發統統地射向所有那些我本心厭惡，但又努力去了解的人。他在射擊，各種法則都被打得七零八落，你要愛你的鄰人如同愛自己一樣，「邦」一下打中這個王八蛋的鬼臉，你不能殺生，「邦」一下打中對面這個混蛋。他向人、向德行、向世界開火：自由就是恐怖；村公所著火了，他腦子裡著火了：子彈呼嘯，世界即將爆炸，與空氣一樣自由，我跟著世界一起完蛋，他射擊，他看一眼手錶：十四分三十秒；他不再要別的任何別的東西，除了半分鐘的期限，正好用來射死向教堂奔來的、那麼自豪的漂亮軍官；他向漂亮軍官開火，向大地上全部美好的事物，向大街、向花卉、向園林、向所有他愛過的東西開火。美扎了一個不雅觀的猛子消失了，馬提埃還在射擊：他是純潔的，他是萬能的，他是自由的。十五分鐘。　　第二部分。布呂內從前線退下來，孤身一人，深夜來到一個村莊，叫開一個農家的　　門。他想留下休息一會兒，農家夫婦怕受連累，趕他出去。天亮時分，他來到村裡的廣場，看到教堂的鐘樓上烈火熊熊。他被俘了。德國兵押送俘虜到戰俘營去。戰俘們的秩序很亂，一個中士要布呂內出面維持秩序，他拒絕。布呂內留心尋找俘虜里的共產黨員，他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湊在一起做些工作。德國人清理戰俘，阿爾薩斯被認為是德國領土，因此阿爾薩斯籍的戰俘都被釋放。戰俘營要轉移，當局聲明不會把他們撤離法國本土。列車向東賓士，大家猜不透德國人要把他們帶到什麼地方去。列車駛過法國境內最後一個車站，大家才明白他們的目的地是德國。火車減速時，一個印刷工人縱身躍出車廂，德國兵把他打死，布呂內覺得自己像處在一個巨大的垃圾桶里，有人在裡面踢腳。在他背後，印刷工人的屍體在路基的邊坡上。明天拂曉，死人的肉體和生鏽的鋼軌上將淌出同樣的汗水。　　在《心靈之死》中，薩特把他筆下的人物置身於戰爭的災難之中。集中筆墨描寫了人們最嚴重的病態的肉體狀況和病態的荒謬的心靈狀態。　　比如西班牙人高梅茨這個人物。他過去是一個畫家，共和國將軍，西班牙陷落後，他到了紐約，成了一個失業記者。他是在曬得灼熱的馬路上得到巴黎陷落的消息的。酷暑使他汗流夾背，他對「無用的太陽」、「無用的白　　晝」感到一種荒謬的氣氛。巴黎陷落後，他的妻子薩拉帶著幼小的兒子沿著公路逃難。她用盡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力量，避免同人群混在一起，逃難的人群像野獸，使她感到恐懼：「味道，人的味道，熱乎乎的，膩人的，病態的，刺激性的臭味，一種有思想活動的野獸的臭味。」　　還有丹尼爾，這個人物有嚴重的變態心理，他對法國的的淪陷反而感到快樂，預言「劊子手的時代來到了」。他對美少年菲利普懷著病態的慾望，他被這種病態慾望折磨得痛苦萬分，恨不得把菲利普劈成兩半。　　還有日漸蒼老的洛拉，患著子宮癌，懷著恐懼的心情接受謝爾庚的愛　　撫。　　猶太人沙爾羅，對德國人的到來恐懼萬分，他知道德國人在屠殺猶太　　人。「不是我害怕，而是我身上的種族害怕。這一點沒有絲毫辦法。」　　《心靈之死》中所有的人物都感到恐懼、絕望，感到在充滿敵意的世界裡被拋棄；感到茫然若失，束手無策。更為可怕的是，在這種惡劣的境遇中，人們不但不能想互幫助，反而殘酷地相互打擊和傷害。「他人即地獄」的思想在這裡得到充分的體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恐懼和痛苦，他們非但不能聯合起來，反而彼此成了敵人。有一隊勇敢的人，打算反抗法國當局宣布投降的命令，抵抗德國人進駐法國。但他們的勇敢行為沒有得到居民的任何同情，相反他們遭到農民的敵視。人和人之間永遠是隔膜的。這就是薩特想要說的。士兵們看到自己的軍官逃跑，深感絕望，「他們從來也沒有愛過我們，誰也不愛我們：老百姓責備我們沒有保護好他們，軍官扔下我們不管，農民恨我們，德國佬趁黑夜往前闖，我們只是下等人。」　　士兵得到法國投降的消息後，更加絕望，他們覺得自己是「無罪的罪人」、「戰敗的怪兵」，歷史的審判將落在他們頭上。他們痛苦得發瘋，他們大笑，他們要把自己的悲哀淹沒在笑聲之中。「和平是一種偶然機會。他們笑了，他們撞上了荒誕的命運之牆??，他們笑，是為了懲罰自己，是為了凈化自己，是為了替自己報仇。不講人性的人，太講人性的人，處在絕望的兩方面，都是人。」　　在薩特的筆下，主人公的英雄行為也只表明內心的絕望，世界的荒誕與虛無。當馬提埃勇敢地射擊進村的德國兵時，卻是一次絕望的歇斯底里的大發作。馬提埃覺得他不是在射擊敵人而在射擊人類，射擊美德，射擊他所愛過的信任過的一切，覺得他是在槍殺自己的理想和事業。「這一槍為瑪塞兒，我本應該離開她；這一槍為奧傑塔，我曾經不想吻她??，這一槍為我沒有膽量寫出來的著作；這一槍為我放棄的旅遊；這一槍對準所有的壞蛋，我曾想要憎恨他們，同時又試圖理解他們??」　　馬提埃本來完成了一項英雄的壯舉，他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阻擊了德國軍隊晚進村莊十五分鐘。但在薩特的筆下，這種英雄行為仍是為了表現存在的荒誕和無意義。不過馬提埃的這個決定性的自由選擇是積極的，他在槍林彈雨中完成了自己的選擇，獲得了自己存在的意義，「他在射擊，他是純潔的，他是萬能的，他是自由的。」　　境遇劇　　「境遇」是薩特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生存的客觀環境和生活的各種遭遇，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薩特把境遇運用到戲劇上，創造了一種「境遇劇」。薩特境遇劇的特點就體現在「境遇」上，也就是在處理人與環境的關係問題上。薩特主張給人物提供特定的環境，讓人物在特　　定的環境中選擇自己的行動，創造自己的本質，表現自己的性格和命運。用薩特自己的話來說：「既然人在一定的境遇中是自由的，既然他在一定的境遇中自由地選擇他自己，既然他在這個境遇中並通過這個境遇選擇自已，那麼在戲劇中就必須表現簡單的人的境遇，以及在這些境遇中選擇的自由。」因為這種戲劇要表現的人的境遇，表現人在特定境遇中的自由選擇，所以薩特稱它為「境遇劇」，或「自由劇」。　　在薩特的境遇劇中，人物總是被置於充滿危機，生死悠關的可怕境遇之中，作者著力渲染人物對生存環境的恐懼感。人物面對恐怖的境遇必然要進行生存選擇。比如《死無葬身之地》的生存環境是法西斯的牢房；《蒼蠅》中的生存環境是在暴君統治下受著滿城蒼蠅威脅的阿爾戈斯城；《阿爾托納的隱居者》中的生存環境是與世隔絕陰森的房間，這些劇中人物的生存環境都是「境遇」。人被拋擲在種種可怕的境遇里、不可能無動於衷，他們要生存要自由，就必須反抗掙扎，作出自由選擇。　　薩特在劇中總是要把人的各種荒誕的生存境遇展示出來，讓人物認識到自己的可怕處境，從而萌發自我選擇的強烈願望。薩特以此闡發他的存在主義原則：自由選擇。這就是薩特所說的：「境遇是一種召喚，它包圍著我們，向我們提出某些解決辦法，然而必須由我們自已去作出選擇。」　　《蒼蠅》：「自由選擇」　　《蒼蠅》是薩特在1943年創作的三幕話劇。這個劇本取材於古希臘傳說。古希臘的「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曾用這個故事寫過悲劇《阿伽門農》。　　《蒼蠅》一劇的情節很簡單：阿伽門農是遠征特洛依的希臘聯軍的統帥，阿爾戈斯國王。他的妻子即王后克呂泰墨斯特拉勾結其情夫埃癸斯托斯，殺害了阿伽門農王，並奪取了王位。那時阿加門農王的兒子俄瑞斯忒斯只有三歲，為了斬草除根，埃癸斯托斯命令武士將他殺死，武士念他年幼，動了惻隱之心，給他留下一條生路。自從埃癸斯托斯謀殺阿伽門農、篡奪王位之後，阿爾戈斯城充滿了無數的蒼蠅，揮之不去。城中百姓生活在恐怖和焦慮不安之中。十五年以後，俄瑞斯忒斯長大成人，來到阿爾戈斯城復仇，終於殺死了埃癸斯托斯和自己的母親，為父親阿加門農報了仇。隨後，他離開了阿爾戈斯城，成群的蒼蠅也隨之而去，阿爾戈斯城得救了。　　俄瑞斯忒斯是劇中的中心人物，也是薩特著力塑造的存在主義英雄。他敢於自由選擇，敢於承擔責任。當俄瑞斯忒斯來到阿爾戈斯城為父親報仇時，眾神之王朱庇特企圖阻止他，警告他不要觸動城邦的秩序和人們心靈的平靜。否則將引起大災難，並且暗示他屈從命運的安排，悄悄離開阿爾戈斯城。但俄瑞斯忒斯復仇之心已定，沒有屈從於朱鹿特的壓力和擺布。他堅信復仇的正義性，他要作出決定性的選擇，並且打算承擔一切後果。他認識到人是自由的，人應該在自己選擇中獲得自己存在的價值。他相信，神不能成為人的主宰，神創造了人，但神並不能主宰人的命運，人應該自己創造自己的本質，把握自己的命運。劇中有一段台詞十分精彩地揭示了這一主題：　　俄瑞斯忒斯：??你是諸神之王，朱庇特，你是石頭和繁星之王，是海浪之王，但你不是人類之王。　　朱庇特：你這厚顏無恥的惡鬼，我不是你的王，那麼是誰創造了你？俄瑞斯忒斯：是你，但是你不該創造一個自由的我。朱庇特：我給予你自由是要你為我服務。俄瑞斯忒斯：這倒有可能，但這自由卻轉而反對起你來了。不論你或我，對此都無　　能為力。??我就是我的自由，你剛剛創造出我來，我就不再屬於你了。　　俄瑞斯忒斯不屈從於任何發號施令，他挑戰性地對天神朱庇特說：「我超乎尋常，違情背理，既無辯白，也無別的依靠，只有靠我自己。但是不會回到你的法律管束之下，我已判定為沒有別的法律可循，只能遵循我自己的法律了。??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為我是一個人，朱庇特，每個人都　　</PGN0074.TXT/PGN>應該闖出自己的路。」俄瑞斯忒斯的思想和行為是薩特「自由選擇」原則的體現。在薩特看來，　　人是命定為自由的，人要真正獲得存在，就必須獲得自由，自由是不可阻擋的，是絕對的。正因為如此，當埃癸斯托斯請來天神朱庇特用雷電劈死前來複仇的俄瑞斯忒斯時，作為眾神之王的朱庇特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說出了自己的秘密：「一旦自由在一個人的靈魂中爆發，神對這個人就無能為力了。」俄瑞斯忒斯就是這樣敢於自由選擇，敢於承擔責任，從而獲得了自己的英雄本質，獲得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劇中的另一個人物，俄瑞斯忒斯的妹妹厄勒克特拉，則是一個不能真正獲得存在價值的人。她名義上是一個公主，但實際上只是國王和王后的女僕，十五年來，他時刻都想著哥哥回來報仇。而一旦哥哥真的回來殺死了國王和王后，為父親報了仇時，她又感到恐懼不安，感到後悔，認為自己是一個兇手，她屈從於神的擺布，並向朱庇特悔罪：「朱庇特，我的國王呀！??把我帶走吧，我將遵從你的法律；我將是你的奴隸，由你隨意擺布：我將親吻你的腳和膝頭。??我將獻出我的一生來贖罪。我後悔，朱庇特，我後悔。」厄勒克特拉本來已經作出了關鍵性的選擇，獲得了自由，但由於她的怯弱，不敢承擔後果，又重新淪為奴隸。這在薩特看來，她並沒有真正作出自由選擇，沒有獲得自由的本質，她不是真正的「存在」。和厄勒克特拉一樣，阿爾戈斯城的市民也沒有獲得自己的本質，不是真正的存在。因為他們不敢正視現實，不能認識自己的存在，不能作出勇敢的選擇。當兇手殺死阿伽門農王時，他們表示沉默，並接受了那個兇手作他們的國王。當俄瑞斯忒斯殺死了兇手，為阿伽門農報了仇，消除了阿爾戈斯城的災難時，那些市民反而仇視俄瑞斯忒斯了。因為俄瑞斯忒斯使他們感到了恐懼，使他們感到他們自己的存在原來竟是那樣的醜惡和乏味，他們不敢正視自己的存在，也不敢作出自由選擇，因此他們對俄瑞斯忒斯十分仇視，有的狂叫：「打死他，打死他！用石塊砸他！砸碎他，打死他！」有的高喊，「我要吃掉你的眼睛」，「我要吃掉你的肝臟」。在薩特看來，這些怯弱的人在自我欺騙，不敢正視自己的存在，因而不能獲得自由的本質，永遠不能獲得拯救。　　《蒼蠅》於1943年在巴黎公演，有著特殊的意義，那時的法國正被德國法西斯佔領，這個劇為正在因為祖國的淪亡而憂傷的法國人提供了及時的精神動力。《蒼蠅》一上演就深受群眾歡迎。第一次在巴黎「都城」劇場上演就連續演了二十五場。　　《蒼蠅》在特定時期的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它明顯是對希特勒的佔領和合作運動的一種諷喻。那時的貝當政府要求法國人表示悔過，要對現存秩序表示默認，而俄瑞斯忒斯卻號召人們保持尊嚴進行抵抗，只要敢於作出自由選擇，命運就掌握在自己手裡，「一旦自由在人心靈里爆發，神對他就無能為力」。俄瑞斯忒斯的形象實際是要召喚法國人民，擺脫萎靡不振、悔恨交加的精神狀態，衝破精神的枷鎖，積極選擇，反抗德國法西斯的佔領。　　1948年，《蒼蠅》在德國公演時，薩特對此劇的創作目的作了更詳細的說明：　　「1941年到1943年，很多人非常希望法國人沉溺於悔恨，首先納粹分子就竭力主張如此。貝當和他的新聞界也沆瀣一氣。還要說服法國人，要我們自己說服自己，讓我們確信我們曾是一些瘋子，墮落到了不能再墮落的地步，??等等，不一而足。??其目的是讓我們沉溺於懊喪與羞恥，最終使我們無力進行抵抗，滿足於我們的懊喪??，我創作這個劇本是想用我唯一的手段??為把我們從耽於懊喪和羞恥中擺脫出來作出微薄的貢獻。為此，必須使法國人重整旗鼓，恢復勇氣。」　　《禁閉》：「他人就是地獄」　　《禁閉》（或譯《間隔》）創作於1945年，是一個獨幕劇，主要人物有三個：男主人公加爾森，女主人公埃司泰樂和伊奈司。人物活動的「境遇」是在地獄裡。這個獨幕劇所要表現的主題主要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原則之一：他人即是地獄。　　劇情中三位死者的「生存」環境是地獄，不過這個地獄並沒有刑具，也沒有劊子手。加爾森、伊東司和埃司泰樂一男兩女共同生活在一間地獄裡，構成三角戀愛的關係。加爾森曾是一個報社編輯，他和別的女人勾搭，殘酷虐待自己的妻子。在戰場上，他是一個臨陣脫逃的膽小鬼，他在逃跑途中被捕，吃了十二顆子彈而死，因而來到了地獄。伊奈司是一個瘋狂的同性戀者，殘酷暴虐，終於導致了他與別人一同喪生，她是一個「該下地獄的臭娘們」。埃司泰樂是一個色情狂，放蕩而自私，為了追求自己的享樂，溺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最終也來到了地獄。　　這三個罪人死後來到地獄，同囚於一室，他們勾心鬥角，互相折磨。他們當中每一個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其他兩人的牽制，誰也實現不了自己的慾望，誰都不得安寧，他們彼此折磨又難於擺脫。同性戀者伊奈司本性難移，在地獄又戀上了女色情狂埃司泰樂，因而憎恨異性加爾森。但埃司泰樂對同性戀不感興趣，她要的是男人，因而鍾情於加爾森，仇視伊奈司。然而加爾森卻蔑視埃司泰樂，喜歡伊奈司。這種錯綜複雜的牽制關係，使得他們都不能如願以償，滿足自己的慾望。他們每一個人都覺得倍受折磨，因而都變得更加兇狠殘忍。伊奈司坦率地說：「我活著就是要使別人痛苦。我是一把火，是燒在別人心裡的一把火，當我獨自一人時，我便熄滅了。」　　他們三個之中每一個人都對他人懷有敵意，構成威脅，用伊奈司的話來說就是：「咱們之中，每一個人對其他兩個人就是劊子手。」但相互又不能擺脫對方，像旋轉木馬似的永遠處於痛苦之中。劇中主人公加爾森的一段的台詞十分精彩地點明了劇本的主題：　　「啊！你們不過才兩個人哪？我剛才還以為有好多人呢。原來這就是地獄，我萬萬沒有想到，??你們的印象中，地獄裡該有硫黃，有熊熊的火堆，有用來人的鐵條??，啊！真是天大的笑話！用不著鐵條，他人，就是地獄。」　　「他人就是地獄」，這就是《禁閉》所要表現的主題。不過「他人就是地獄」這句名言，往往受到誤解因而受到不少的攻擊。後來薩特也曾解釋說：　　「『他人就是地獄』這句話，常常被人誤解。有人以為我的本意是說，每個人和他人的關係總是壞透了的，總是地獄般的關係。然而我要闡明的卻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說，要是一個人和他人的關係惡化了，弄僵了，那麼他人就是地獄。」　　要正確理解薩特的這句名言，應該注意這樣幾個方面。首先，如果一個人完全依賴於他人，那麼他就猶如生活在地獄裡。因為薩特是主張通過自我　　選擇，自我創造從而獲得自己的本質和價值的，完全依賴他人，即放棄自由選擇，放棄自我創造，因而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不能獲得自己存在的意義。其次，如果一個人囿於陳規陋習，為別人的判斷所束縛，不想改變自己的狀況，怯於作出自由選擇，那麼他就象生活在地獄裡，雖生猶死。再次，說明自由對人的重要性，不管處在什麼樣的地獄之中，人都有砸碎地獄的自由，否則就是自願入地獄。正象薩特自己所說的那樣，「我的用意是通過這出荒誕戲表明，我們爭取自由是多麼重要，也就是，我們改變自己的行動是極其重要的，不管我們生活的地獄是如何禁錮著我們，我想我們有權利砸碎它，但如果有人不砸碎它，那他們就自由自在地留在地獄裡，這樣他們就自由自在地禁閉在地獄裡了」。　　《死無葬身之地》：仍然是「自由選擇」　　這是一個兩幕劇，寫於1945年，於1946年在巴黎首次公演，劇本在1947年發表。劇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抵抗運動為背景，故事情節大約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夕，五個法國游擊隊員卡諾里斯、索爾比埃、昂利、呂絲、弗郎索瓦在一次戰鬥中不幸被捕。他們被關在頂樓里，等待著敵人的審訊。他們一共死了三百人，只有隊長若望逃脫。他們當中卡諾里斯年紀最大，富有經驗，他認為既然他們什麼都不知道，沒有什麼要隱瞞的，就可以酷刑中挺過去。呂絲是若望的情人，她一直在想念若望。弗朗索瓦是呂　　絲的弟弟，年僅十五歲。敵人首先提審索爾比埃，索爾比埃痛苦的嚎叫使大家感到恐懼，弗朗索　　瓦嚇得直打哆嗦。這時若望被推了進來。原來若望是在逃亡的路上被捕的。呂絲覺得一切都完了，若望卻說他完全有機會出獄，因為敵人還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必須脫身去通知戰友們轉移。　　半小時後，索爾比埃被送了回來，他沒有招供，但他擔心自己經不住酷刑，會招供出來，成為懦夫，從而一分鐘毀掉自己的一生。接著卡諾斯被敵人叫去。　　若望看到自己的部下為他受苦，心中不忍，想去自首。但昂利阻止了他，說他給戰友們通風報信的任務尚未完成。以後他還可作為見證人去見他們的親屬。若望只好打消自首的念頭。昂利還說，他們將在獄中戰鬥，不僅為若望，也為所有的戰友，他們的戰鬥雖然失敗了，然而他們也許能挽回面子。這時卡諾斯被架了回來，他沒有叫喊，也沒有招供。　　在一間教室里，三個投靠德國法西斯的「合作分子」正在爭論。克洛歇要求保留卡諾里斯流出的一灘血，連續提審游擊隊員，他的上司朗德里卻主張把血擦掉，抓緊時間吃頓飯。佩勒蘭打開了收音機，聽到德軍未能阻止盟軍的進攻的消息，知道一切都完了。　　敵人把昂利帶來，捆在椅子的扶手上。審訊時，昂利表現得非常頑強。但他終究忍不住酷刑，終於喊叫了。但他寧死不屈，不肯招供。敵人只好把他送回牢房。敵人再次審訊索爾比埃，用鉗子拔他的指甲。索爾比埃假裝願意招供，騙得敵人鬆綁後，跳樓自盡。敵人惱羞成怒，下令審訊呂絲。　　呂絲被送了回來，她沒有招供，但顯得十分病憊，她被敵人姦汙了。她對若望說，她再也感覺不到愛情了。不過她聲明，敵人沒有碰過她，她是石頭人，感覺不到他們的手。她關心的是，弟弟要保持沉默，使敵人丟臉。但弟弟弗朗索瓦卻聲稱要揭發若望。昂利問呂絲：弗朗索瓦會招供嗎？呂絲的回答是肯定的。於是昂利決定處死弗朗索瓦。若望想挺身保護，但呂絲攔住　　了他。大家看著昂利把弗朗索瓦掐死了。呂絲拒絕和若望談論愛情，她只想獨自死去。若望對呂絲說他想起了一　　個主意，如果敵人放他走，他就把一個戰友的屍體投到他們存放武器的山沿里，冒充他自己，如果敵人重新審問，他們就透露這個秘密的山洞，事情就會很快了結。說完，他被敵人叫去釋放了。　　呂絲安慰昂利和卡諾里斯，說是敵人通過他們的手殺死了弗朗索瓦，她作為姐姐，認為他們沒有罪，弟弟一死，就是自己人，他保住了秘密。他又說同他們在一起，她不感到孤獨。　　第二天，朗德里厄決定同時審訊三個游擊隊員，為了使他們讓步，他答應，只要供出他們的隊長，就放了他們。呂絲聽到敵人這樣哀求他們活下去，高呼勝利了。這時敵人又要對他們用刑，卡諾里斯說他準備招供，但要和他的朋友單獨相處一會，以便說服他們。　　三個敵人出去後，卡諾里斯對昂利解釋說，他剛才是騙敵人，他並不怕死。但他們沒有權利死得毫無意義。昂利說他不願在弗朗索瓦死後繼續活下去。卡諾里斯說，如果你今天死去，人家蓋棺論定：你出於自尊殺死弗朗索瓦，這就永遠確定不變。如果你活下去，那就什麼也不能確定。人們評判你每一個行動都要根據你整個一生。如果你還能工作就讓人殺死，那就沒有什麼比這更荒謬的了。呂絲本來不同意這個計劃，但卡諾里斯勸說，為了把敵人引到錯路上去，必須放下自尊心，她終於同意了。於是卡諾里斯按若望建議的那樣作了假供。朗德里厄信以為真。馬上派人去捉若望。但克洛歇沒等朗德里厄對三個戰俘作出安排，就下令把他們槍斃了。　　《死無葬身之地》所要表現的無非是薩特的存在主義原則：自由選擇。不過薩特所強調的是積極的選擇。薩特把五個人放在極端的境遇之中，是忍受酷刑而成為英雄，還是苟活而成為可恥的叛徒，他們是自由的，選擇的自由在他們自己手中。　　卡諾里斯被嚴刑拷打時，不吭一聲，堅強不屈，拒不招供，可說是他選擇了英雄。昂利被刑時，雖然叫喊，但同樣寧死不供出戰友，也可說是選擇了英雄。索爾比埃擔心自己挺不住酷刑而招供，選擇了跳樓自盡，這也不失為一種英雄壯舉。呂絲髮現自已的弟弟可能叛變，出賣戰友，竟同意昂利掐死自己的弟弟，她自己則寧可忍受被姦汙的痛苦和屈辱也拒不供出戰友。在這個極端的境遇之中，他們每個人都在作出選擇，而且必須做出選擇。他們為了自由而參加了抵抗運動；為選擇不做叛徒而寧死不屈。他們的自由顯然不是個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自由。他們寧死不屈的壯舉體現了薩特的自由選擇原則：人是自由的。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自己造成了英雄。根據薩特的意見，人活著，必須作出自由選擇，創造自己的本質，從而獲得真正存在的意義。劇中的五個人經受了嚴刑拷打，克服了自身的軟弱，保護了戰友，成了英雄。他們所作出的自由選擇是積極的選擇，是法國民族在抵抗運動中的應該選擇的道路。薩特的自由選擇原則在這裡有著積極的意義。　　當然，我們還必須看到，薩特筆下的英雄只能是存在主義式的英雄。這些英雄身上仍體現出世界的荒謬性和生死的偶然性。劇中人物索爾比埃有這樣的自由：「我將毫無意義地受苦，不知有什麼價值而死去。」昂利則說：　　「我們的死對任何人都沒有用，??事業把我們拋棄了，因為我們成了不能利用的廢物。??如今我們就要死去，而且將成為冤死鬼。」存在的荒謬與虛無思想加在薩特筆下的英雄身上，顯然沖淡了他們的英雄業績。　　這部戲劇由於過多地赤裸裸地表現酷刑的場面，又缺少戲劇懸念，因而在首演時，效果並不佳，薩特自己也承認，這是個不成功的劇本。劇本上演後，薩特對劇本作過一些刪改。　　《畢恭畢敬的妓女》：揭露種族歧視　　這是一個兩幕劇，1946年發表，1947年在巴黎首演，影響較大。這部戲劇揭示了美國的種族歧視，並對美國黑人的悲慘命運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劇情大致是這樣的：　　美國南方某城市的一家旅館裡。一天早晨，剛從紐約來到此地的妓女利吉正在整理她的房間，突然門鈴　　響了。她悄聲對浴室里的男人說不要露面，然後打開了房門。門口站著一個黑人，一見她便哀求她幫忙。莉吉認出這正是前天她在火車上遇到的那個黑人。黑人告訴她，城裡的白人正在四處搜捕他，他已走投無路，不過他的確是無辜的。他懇求莉吉為他出庭作證，莉吉同意了。可是當黑人要求她把他藏起來時，她便粗暴地把黑人關在門外。　　這時弗雷德從浴室里走了出來。莉吉情緒很好，有說有笑，但弗雷德卻滿臉陰沉，言語粗魯，甚至不願把自己的名字告訴莉吉，並且不時地表露出他的輕蔑。莉吉用開玩笑的口吻提起他們昨夜的歡情，弗雷德越發惱怒。他把一張十美元的鈔票放在桌子上，作為酬報。莉吉好奇地閉上眼睛，猜測著自己在這個古怪的客人眼裡的身份，當她發現自己手中拿著的只是一張十美元的鈔票時，她激怒了，兩人對罵起來。弗雷德威脅莉吉，說他是參議員克拉克的兒子，並且拿出他家的一張照片，莉吉果然安靜了下來，並為剛才自己的無禮表示歉意。她真誠地問弗雷德，既然他對愛情已經厭倦，為什麼還要到她這裡來？弗雷德沉默半響，又問起了莉吉前天在火車上遇到的那件事。　　那天，坐在莉吉旁邊有兩個黑人，他們非常安分地在那裡聊天，甚至沒有看莉吉一眼。一會兒，上來四個喝得醉醺醺的白人，他們糾纏著莉吉，還要把旁邊的兩個黑人推下車去，兩個黑人無可奈何，奮起自衛。結果一個被白人用槍打死，另一個則跳車逃跑了。　　現在弗雷德卻硬要莉吉編造一個謊言，說是那兩個黑人想強姦她，白人聞聲趕來，打死了一個想動刀子的「黑鬼」，他告訴莉吉說，現在全城的的人都是這樣解釋這樁殺人案的，她也必須這樣去出庭作證。莉吉拒絕道，白人沒有權利殺害一個無辜的黑人，我要說出事實真相。弗雷德根本沒有把莉吉放在眼裡，他承認，兇手正是他的表弟托馬斯。接著掏出了五百美元扔向莉吉。莉吉感到自己受了侮辱，開始哭鬧起來。　　這時門鈴響了。兩個警察走了進來，他們指控莉吉賣淫是犯罪行為。弗雷德立即從旁證實警察的指控。莉吉矢口否認，態度極為強硬，她對這種串通一氣的欺騙十分憤怒。於是警察乾脆直截了當說明真正的來意，他們拿出了一張事先擬好的偽證詞，要莉吉簽字，同時用坐班房來威脅她。但莉吉毫不示弱，拒不從命，三個男人束手無策，面面相覷。　　這時參議員克拉克走了進來。他顯得彬彬有禮，和藹可親。他讚揚莉吉做得對，甚至責備警察不該擅自闖入她的房間。他向莉吉表示歉意，又嘆息著他那可憐的妹妹——托馬斯的母親的不幸。參議員的悲痛神情引發了莉吉的惻隱之心。參議員告訴莉吉自己正是受了那位白髮蒼蒼的母親之託才來向莉吉求情的。莉吉感動了，她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種遺憾：要是那黑人真的要　　對她非禮就好了。參議員察言觀色，乘虛而入，以美利堅民族的名義，要莉吉在那個黑人下流坯和托馬斯這個民族精英之間作出選擇。莉吉被參議員的花言巧語弄得昏頭昏腦，她在想，如果她救了托馬斯的命，就會有一個慈祥的老婦人在遙遠的地方懷念著她，感激著她，說不定還會給她寄鮮花來呢。莉吉終於在偽證上籤了字。但她又彷彿覺得是受了騙，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夜晚，街上一片嘈雜之聲。黑人從窗口爬進了房間，聽到門鈴聲，便躲在帷幕的後面。莉吉從浴室里出來，發現參議員走了進來，參議員告訴莉吉，托馬斯已被釋放了。然而她更為關心的卻是那位老母親的態度。但她終於知道：那位老母親既沒有感動得哭起來，也沒有詢問一下那位救她兒子性命的姑娘是什麼人，而只是認為她盡了應盡的義務。莉吉失望了。參議員給她一個信封，莉吉以為是老婦人給她的信，她滿懷希望地打開信封，裡邊只有一　　張一百美元的鈔票。莉吉對參議員感到一陣輕蔑。黑人從帷幕後面走了出來，請求莉吉為她提供一個藏身之地。外面，荷槍實彈的白人正在埃家埃戶地搜捕他。莉吉承認自己迫不得已說了謊。但這時，她終於意識到，自己被那些人用美利堅民族的名義欺騙了二十五年之久。她拿出一支手槍，鼓勵黑人向追捕他的白人開槍，最好是打中參議員的兒子弗雷德。但黑人無論如何也不肯接過那支槍，他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得出結　　論：白人的「真理」是無法抗拒的。三個持槍的白人走進房間。莉吉神態自若，輕易地把他們哄騙過去。黑　　人感激不盡，吻著她的裙裾。這時門鈴又響了，她讓黑人躲進浴室。弗雷德出現在門口，莉吉一見則大為惱火，罵不絕口，弗雷德則大罵莉吉是魔鬼。忽然浴室里發出響聲，弗雷德起了妒意，非要檢查一下不可。他發現了躲在裡面的黑人，便撥出了手槍，黑人逃走，弗雷德緊緊跟上。外面傳來兩聲槍響。弗雷德沒有追上黑人，轉身回到莉吉的房間，他發現莉吉正端著手槍對準他。弗雷德拿出他父親的伎倆，花言巧語地講述著他的家族的優秀血統和光榮歷史。莉吉始終一言不發，最後順從地倒在弗雷德的懷裡。　　1945年1月至5月間，薩特曾擔任《戰鬥報》和《費加羅》報駐美國特派記者，他目睹了美國的種族歧視。為了表示義憤，表示對黑人的同情，為他們的遭遇提出控訴，薩特寫了這個劇本。這個劇本的思想性很強，它「尖銳地揭露了美國的種族歧視和上層統治階級的卑劣」。劇中那個不知名姓的黑人在劇中雖然只出現過三次，但劇中所要揭示的恰恰是美國黑人的悲慘遭遇。劇中的黑人說，「當一些素不相識的白人在一起議論的時候，就意味著一個黑人將要送命」；白人弗雷德說，「看到黑人，這總是一件倒霉的事情。黑人就是魔鬼。」薩特一貫主張文學要「介入」生活，揭露黑暗和荒謬，《畢恭畢敬的妓女》正是這樣的作品。正因如此，這個劇1947年在巴黎上演時，曾受到官方的責難，有人指責它是反美的，認為它污衊給歐洲帶來自由的美國，因而禁止上演。　　但是，作為一個存在主義的戲劇。自由選擇的原則仍然體現在劇中。劇中展現了人物的特殊境遇和人物在境遇中的自由選擇。劇情是圍繞著妓女莉吉的活動展開的。莉吉在不同時刻的不同「自由選擇」構成了本劇的主要內容。當黑人第一次出現，請求她出庭作證，證明他是無辜的時候，她答應了，這是她出自內心的選擇，是真正的選擇。當黑人要求她把他藏起來的時候，她卻粗暴地把黑人關在門外，這也是她真正的自由選擇。她答應給黑人作證，是出自良知，出自正義，她知道黑人是無辜的；她不願把黑人藏起來，因為　　她也是白人，也有白人的偏見與高傲，她的這種選擇似乎也是合乎常情的。當警察破門而入，以賣淫罪威脅她，要她在偽證詞上簽字時，她堅決拒絕，對他們表示了輕蔑和厭惡，弗雷德用五百元收買她，她也不動心，這也是她真正的自由選擇。但是，當老奸巨猾的參議員克拉克，用花言巧語，以托馬斯母親的名義，以美利堅民族的名義來誘騙她時，她改變了主意，終於在偽證上籤了字，這是她違心的選擇。當黑人再次出現在她面前時，她不但將他藏起來，而且保護他逃走，把槍對準了弗雷德。這又是她一次真正的選擇。最後，她聽信了弗雷德的花言巧語不但沒有開槍打死欺騙和玩弄她的弗雷德，反而順從地倒入他的懷抱。薩特是根據他的真實性原則來塑造人物的，既不拔高人物，也不進行典型化的概括，只是展示生活中真實的人物。劇本的結尾，莉吉非但不開槍打死弗雷德，反而倒入他的懷抱，似乎顯得有悖常情，這一點也曾受到人們的批評。但作為一個妓女，恐怕也只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在薩特看來，只有這樣才是真實的，他不想去拔高人物。　　雨果和妻子捷西卡搬進了賀德雷居住的鄉間別墅。賀德雷早就風聞有人要謀殺他，因此防範極為嚴密，三個彪悍的警衛槍不離手晝夜守護著他。　　雨果夫婦的房間還沒有安置好，兩個警衛就奉命前來搜查。雨果以尊重自我的名義拒絕他們。兩個警衛大大地嘲弄了一番雨果這個穿著體面的煤業公司董事長的闊少爺。雙方爭執不下，賀德雷出來解圍。他心平氣和地居中調解，表示對雨果是信任的，但搜查還是必要的。雨果擔心搜出箱子里的手槍，緊張得臉色慘白，但搜查結果，並沒有發現手槍，原來捷西卡早已把槍藏在自己的懷裡。　　捷西卡對這場冒險遊戲興味盎然。她是個漂亮富有的女人，從未參加過雨果的政治行動。雨果曾經嚴肅地告訴過她，他將用這支手槍殺賀德雷，但她卻把它當作是「演戲」。不過，捷西卡似乎一開始就對賀德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十天過去了，雨果仍然沒有行動。這天下午，賀德雷正與保爾親王和五角大樓黨書記卡爾斯基進行談判，雨果擔任記錄。正當雨果把手伸進了放著手槍的口袋時，花園裡發生爆炸，玻璃窗被炸碎。　　這顆炸彈使雨果十分惱火，他斷定路易已經把他「撤職」了，他連聲咒罵扔炸彈的人是混蛋，並且不停地喝酒，很快就醉倒了。　　扔炸彈的是奧爾加。原來，黨組織認為雨果延誤了行動的時機，決定把他作為叛徒處決。奧爾加出於友情，背著黨組織採取了行動，企圖炸死賀德雷，或是造成雨果與賀德雷同歸於盡的假象，為他保全名節。當她得知並沒　　有成功時，便悄悄來到雨果的房間，要求雨果必須在明晚以前了結這件事。到這時候，捷西卡才真正相信了雨果的「秘密使命」，她為賀德雷將被殺死而感到惶惑，竭力勸說雨果與他和解。雨果則堅信自己和路易是正確的，而賀德雷的作法簡直像一個叛徒。這時賀德雷來找他們聊天，捷西卡不失時機地把雨果的反對意見告訴了賀德雷。他們開始了一場冗長的辯論。賀德雷認為，目前無產階級黨無力單獨進行一場暴力革命，只有走聯合這一道路才是現實的。為了實現奪取政權的目標，一切有效的手段都可利用，那怕是說謊、妥協，或是玩弄權術。他毫不隱諱地承認，他有一雙伸進了血污中的骯髒的手。這一切都是雨果所不能容忍的。他聲稱，與他觀點一致的人大有人在。可是賀德雷卻無情地預言，終有一天雨果將會發現，別人所以反對這樣做，只是認為時機尚不成熟，而把它當作原則問題來加以反對的恐怕只有他　　雨果一個人。雨果終究沒有被說服。第二天早晨，捷西卡趕在雨果之前來賀德雷的辦公室，把雨果的決定向　　他和盤托出，並請求他不要傷害她的丈夫。當神情委靡的雨果走進辦公室時，賀德雷雖然多了幾分戒心，卻料定他不會向自己開槍，他想把自己這一想法直接告訴雨果。當賀德雷轉身去倒咖啡時，他的手指已經扣住了扳機，但終於沒有開槍。他承認自己的失敗。他請求賀德雷允許他出去散散步，認真思考一下。　　一直躲在窗帘後面的捷西卡，在雨果出去之後便出來糾纏賀德雷，她表示自己真的已經愛上了他。賀德雷起初竭力迴避她那明顯的挑逗，隨後還是吻了她一下。這時雨果推門而入，正巧目擊了這一幕。他怒可不遏，向賀德雷連開三槍，賀德雷倒地而死。　　雨果講完了他的故事。雨果反覆思索著他殺死賀德雷的動機，他始終認為那純粹是一個偶然。　　假如他沒有看到那一幕，就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當時他回到辦公室是打算與賀德雷和解。他愛賀德雷，甚於愛這世界上的任何人。奧爾加對他這樣的解釋十分滿意，她勸雨果重新入黨。雨果對她表示信任。　　離跑易規定的時間還差五分鐘，奧爾加決定把一切事情都告訴雨果：在他入獄後，黨的政策發生了變化，去年冬天，黨與蘇聯恢復了聯繫，蘇聯為了避免與盟國發生磨擦，不希望依利黎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權，指示黨與其他各派勢力聯合。現在事實證明當初賀德雷的主張是正確的。黨應該給賀德雷恢複名譽。至於雨果的謀殺行動，路易等人向黨內作了解釋，把這一案件說成是純粹的情殺。雨果聽到這裡，突然爆發出一陣狂笑。他終於明白，賀德雷、路易和奧爾加都是同一類人，都是冷酷無情的傢伙，而只有他自己死抱住純潔的理想，至今仍然認為賀德雷的做法是錯誤的。他為自己感到羞愧，羞愧自己竟然為了一個女人而不是出於政治熱情而殺死了賀德雷。他不能再和這些人在一起工作了。　　門外響起了汽車聲，路易他們來抓雨果來了。奧爾加竭力要挽救雨果，讓從窗子逃走，但他拒絕了。激憤的雨果大步向門口走去，大聲喊叫著踢開了房門。　　《骯髒的手》這個劇本政治色彩十分濃厚，表現了薩特對「戴紅手套幹活」的政客的揭露和對天真地追求「理想」而被政客們所利用的青年的同情。　　作為黨的領導人，賀德雷可說是一個實幹家，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只要對黨有利，什麼樣的手段都可以利用。他承認：「我的手是髒的，一直　　臟到胳臂，我把我的手插到糞堆里、血泊里。」不過薩特認為，這種選擇是不可避免的，是合理的。同時薩特也不否認路易的暗殺陰謀。作為黨的另一位領導人，當他在路線上與賀德雷產生矛盾時，指派雨果去行刺也是情理中之事。而賀德雷也能始終坦然地對待這一切。　　這體現了薩特對政治的看法，在薩特看來，在任何政治形勢下，取消謊言是不可能的，要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又不「玷污」雙手是不可能的。　　薩特對雨果是同情的，雨果是個充滿理想主義精神的資產階級青年。他不了解黨內鬥爭的實質。他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感到空虛和孤獨，為了尋求個人解脫，他加入無產階級黨，他期望著干一番驚天動地的業績。「上一世紀末，俄羅斯有一些人，口袋裡裝著炸彈，站在大公路過的地方。炸彈爆炸，大公炸死，投彈的人也同歸於盡。我也能這樣干。」同時他又渴望保持個人的純潔性，他認為革命的手段也應該是最純潔、最符合道德理想的。他遵循「自由」原則，他說：「我尊重命令，但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加入黨，是為了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有尊重自己的權利。」在薩特看來，這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無產階級者嘲笑雨果說：「我的小夥伴，我們加入黨是因為挨餓挨夠了。」而雨果沒有挨過餓，他加入黨只是出於某種榮譽感或某種抽象的正義感。　　針對雨果關於純潔性的幻想，賀德雷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多麼看重自己的純潔性啊！你是多麼害怕弄髒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純潔吧！但這對誰有什麼用處呢？純潔，這是印度出家人和僧侶們的理想。」在賀德雷看來，雨果不過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他的關於熱愛人類的說法，不過是些空洞的沒有意義的華麗詞藻。賀德雷說：「你不愛人，雨果，你只愛原則，??而我愛他們，就愛他們現在這個樣子，連他們的卑鄙齷齪和一切惡習在內。??你的純潔等於零。你所夢想的革命決不是我們的革命，你並不想改變世界，你只想炸毀世界。」這實際上是對雨果宣稱：玩政治，就必須要有一雙骯髒的好手。雨果所追求的顯然不是這種政治。因此，在戲的結尾，雨果堅持不肯撒謊，拒絕了黨的「挽救」，大膽地選擇了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薩特對待雨果與賀德雷的態度是矛盾的。他同情雨果，因為雨果是他的哲學和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時他又不能不敬重賀德雷，他承認，「骯髒的手」就是參與現實生活的手，就是實實在在工作的手。「骯髒的手比戴手套的手幹活要好得多」。　　《骯髒的手》雖是一個政治劇，但它仍然表現了薩特的存在主義原則。賀德雷的死是出於一場誤會。雨果已經準備與賀德雷和解，當他走進辦公室的一瞬，卻碰巧發現自己的妻子正偎依在賀德雷的懷裡。情慾占勝了理智，他朝賀德雷開了槍。雨果說：「完全是出於偶然，??這實際上是一出沒有殺人兇手的謀殺案。」這裡正體現了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人的生是沒有什麼道理的，人的死也是偶然的。　　這就是人生的荒誕性。在構思《骯髒的手》時，薩特認為有兩件事促使他寫了這個劇本。一是　　他發現，在他的學生中，一些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也加入了共產黨；二是，薩特和西蒙娜?波伏瓦在紐約時，曾和托洛茨基的舊秘書會見。這位秘書是斯大林派來的，他告訴薩特和西蒙娜，他接到暗殺托洛茨基的任務後，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同托洛茨基同住在一所受到嚴密監視的房子里。薩特曾表示過，劇本對於那些黨內鬥爭的犧牲品表示了同情，同時也暗示了對斯大林統治的懷疑。不過薩特還是力圖避免過分顯露他在劇本中的政治傾向。他對《戰鬥報》記者說過：賀德雷與雨果分別代表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理想主義，但薩特本人卻並不表示贊成那一派。不過後來薩特又表示：就我個人看來，政治需要人們弄髒自己的手，必須如此。　　《骯髒的手》的上演受到群眾的歡迎，但在政界卻引起激烈批評。法國共產黨方面反響尤為強烈，他們指斥說，「為了三十個銀幣和一盤美國扁豆，薩特把最後一點榮譽和正直都出賣了」。《人道報》批評說：「難於索解的哲學家，令人噁心的小說家，引起公憤的劇作家，第三勢力的政客——這就是薩特先生經歷中的幾個階段。」蘇聯方面也表示了抗議，認為《骯髒的手》有「反蘇宣傳」傾向。　　不過在美國，確實有人想利用《骯髒的手》進行反蘇宣傳。1948年11月，美國報紙刊登了《骯髒的手》的英譯本，題目為《紅手套》。但薩特說，英譯本的大部分文字被纂改。薩特曾為此提出抗議。　　由於《骯髒的手》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社會影響又很大，薩特對劇本的上演始終持謹慎態度。特別是五十年代，他向共產黨靠攏時，每次上演都要事先與黨的有關領導人商量，徵求他們的意見。薩特曾拒絕《骯髒的手》在西班牙、希臘和印度支那上演。他解釋說：我並不否定《骯髒的手》，我討厭人們任意利用它，我的劇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　　《魔鬼與上帝》：上帝死了　　這是一個三幕劇，創作於1951年。薩特在劇中塑造了一個欺騙成性、嘩眾取寵的葛茨的形象。劇情大約是這樣的：　　故事發生在十六世紀的德國。大主教統治下的沃姆斯城的市民舉行叛亂，他們把全城的教士關押起　　來，限制主教的行動自由。同時康拉特和葛茨兄弟聯合起來進犯主教的領地。主教處於腹背受敵的處境。　　主教很快就利用了康拉特兄弟間的不和，拉攏了葛茨。但是主教無法控制這個魔鬼，葛茨不滿足於守衛後方，擅自包圍了沃姆斯城。葛茨是個以作惡為樂的魔鬼，又是德國最優秀的軍事指揮官，說不定他會血洗全城呢。於是城中居民惶恐不安。市長召集市政會議，決定派人去與葛茨談判。　　主教要求市民釋放所有的教士，打開城門與葛茨和談。麵包師納司蒂號召人們反抗主教和富人。在一片混亂之中，主教被打死。　　海因里希神甫因為受到市民的尊敬才沒有被逮捕。他拾起主教的鑰匙，打開修道院的地下通道，連夜出城，來到葛茨軍營，主動要求放軍隊進城，但必須保證全城居民的生命安全。其實他心裡明白，他是在跟魔鬼打交道，自己的行為實在是叛變。　　銀行家以大主教使者的身份來到葛茨軍營，他答應以優厚的代價換取葛茨的合作，只要他保住沃姆斯城。葛茨回答說，作為一名職業軍人，殺人是他的天職，既然人人都勸他饒過沃姆斯城人，那麼，他偏要來一場大屠殺。他下令把銀行家捆了起來。　　麵包師納司蒂打算到附近的農村去，一周之內集結一萬多名武裝農民，援救沃姆斯的窮人。在路途他聽說已經有人出賣了沃姆斯，便徑直來到葛茨軍營。他建議葛茨立即攻下城市，殺死全城的教士和富人，給農民以武裝，建立一個人人平等，以愛為宗旨的上帝的城市。但葛茨卻回答說，他是熱愛貴族的，至於上帝，他今夜定要把他釘到十字架上去。　　葛茨得意萬分。因為上天接連給他送來了海因里希、銀行家和納司蒂，而且還粉碎了軍官海爾曼與自己身邊的娼妓卡德琳娜企圖刺殺他的陰謀。他下令給納司蒂施肉刑，把卡德琳娜交給士兵去任意糟踏。　　葛茨宣稱，惡就是他存在的根本，他為作惡而作惡，使得上帝都手足無措。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在他的想像中，地獄如同荒無人煙的沙漠，只等待著他一個人。不料海因里希卻在一旁嘲笑他說，地獄好比熱鬧的集市，這世界上人人都想作惡，而善則是根本不可能的。葛茨聞言，頗感吃驚，他當即放棄攻打沃姆斯的計劃，下令釋放俘虜，解散軍隊，他與海因里希打賭，從此以後，他偏要行善。雙方約定在一年零一天之後再見分曉。　　兩個月過去了，葛茨在沃姆斯城的善舉沒有得到任何讚賞和支持。他與窮人稱兄道弟，並且把自己的土地分給他們，遭到的卻是恥笑和唾罵。他派人到各地去傳播他的許諾，要求其他貴族效法，煽動農民起義。於是葛茨在富人眼中成了德國貴族的掘墓人。但葛茨仍不敢初衷，繼續行善。他認為善就是愛。人們不相愛，關鍵在於地位不平等。他決定改變這一切，實現大同世界。為此，他首先把自己的土地分給農民，然後在自己的領地上建立一個基督徒社團，取名為「太陽城。」　　葛茨無法博得農民的信任。他取消租稅，農民仍舊把糧食送進他的倉庫；他要人人互稱兄弟，農民還是口口聲聲稱他是老爺。　　在一所鄉村教堂前，泰澤爾帶領三名小教士從沃姆斯來賣贖罪券，在他那花言巧語的蠱惑下，農民紛紛把錢放進了教士的錢袋。站在一旁的葛茨與泰澤爾唇槍舌劍，爭奪人心。這時從森林裡來了一個麻風病人，希望能撿到一張贖罪券。教士們嚇得躲進教堂，葛茨卻迎上前去，吻了他的嘴唇。麻風病人卻厭惡地擦擦嘴，表示不喜歡健康人的虛偽。泰澤爾趁機讓麻瘋病人在這一吻和一張贖罪券之間選擇，麻瘋病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贖罪券，並高呼教會萬歲。葛茨大失所望。　　經過許多努力之後，葛茨終於俘獲了人心。他建立了「太陽城」，果然出現了太平盛世，無人酗酒，偷盜，丈夫不打妻子，父母不打孩子，鄉村女教師教導農民，在認識葛茨之前，他們的本性是壞的，現在應當創造第二天性。　　農民起義爆發了，但農民武裝缺乏裝備，軍紀渙散。納司蒂動員葛茨出來帶兵，但葛茨回答說，只有嚴厲的手段才能建立嚴明的紀律，他不願意再殺害那些無辜的農民了。不過他打算親自向農民說明，他們幾乎沒有希望取勝。他把「太陽城」委託給希爾達，囑咐人們永遠以善對付惡，絕不要參與戰爭。然後自己去勸說農民要相信善。　　當葛茨回到「太陽城」時，看到的只是一片廢墟和孤零零地坐在石頭上的希爾達。所有的人都因聽了希爾達的勸告而拒絕參戰，被起義者活活燒死了。　　又過了六個月，葛茨與海因里希在一年零一天前定的日子來到了。在一年零一天之前，海因里希斷定，善是不可能的，現在已由葛茨自己證實了。他感到無路可走，他向上帝求救，明明知道那是無濟於事的。他曾每時每刻在猜測自己在上帝眼中的形象，現在得到了答案，什麼也不是。上帝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沉默即上帝，人類的孤獨即上帝，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人類則是虛無的，如果人類是存在的，則上帝不存在。既無上天，也無地獄，只有這人世是真實的，想擺脫人類是徒勞的，他要重新開始生活。　　起義者把失敗的罪責歸咎於不肯出面指揮的葛茨。他們捉住了他打算把他處死。但是後來他們發現葛茨轉變了，願意領兵作戰。葛茨向納司蒂表示，他希望結束三十六年來的孤獨，與人們生活在一起，讓人們遮住他頭上由於失去上帝而造成的真空。既然今天的人類生來就是罪人，那麼他的新生活也將從犯罪開始。他企求過純粹的愛，那是愚蠢的，因為愛就是對共同敵人的仇恨：他試圖行善，那也是遇蠢的，因為善惡是不能分割的。　　葛茨當即行使指揮官的權力，下令弔死所有的逃兵，宣布人的統治開始了，他將成為劊子手，既然他註定無法成為人們中的一員，就只有頭頂著這塊真空而獨自存在。　　薩特自己曾解釋說，這個劇本實際上是《骯髒的手》的續集，雖然故事發生在四百年前。他試圖向觀眾表現一個如同《骯髒的手》的主角雨果那樣，與他同時代的群眾有區別的形象。這形象已經被歷史粉碎。我現在的主角，葛茨，也同樣被粉碎。因為他作為一個貴族和農民的私生子，也同樣受到兩方面的壓迫。薩特還指出：我的主人公葛茨，作為罪惡的自由射手和無政府主義者，當他認為他大肆破壞時，實際上並沒有破壞任何東西。他破壞人類生活，但並沒有破壞社會，也沒有破壞社會基礎。當他試圖做絕對的善事時，也同樣意味著虛無。他施捨給農民土地，但又被重新收回。因為恰好是這一施捨引起了一場大戰。因此，當他想在善或惡中做絕對的事情時，他所達到的無非是破壞人類生活。　　薩特相信，人間並無絕對，任何自稱達到完善或達到絕對的人，都是自欺欺人。葛茨追求絕對的善或絕對的惡，要麼做上帝，要麼做魔鬼，這也只能是幻想。　　劇本還體現了薩特反對神或上帝的觀念。「如果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而如果人存在，上帝就不存在。」薩特通過人的存在、人的自由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薩特在劇中借人物之口說出了這一思想，「上帝沒有看到我，沒有聽到我說的，也不認識我。??緘默就是上帝，缺席就是上帝，人的孤獨也是上帝。只有我：我獨自決斷惡行，發現善行。我欺世盜名，偽造奇蹟，我現在痛斥自己，同時我也能為自己開脫，完全推卸責任。如果上帝存在，那人便是烏有。」　　《涅克拉索夫》：諷刺反共宣傳　　1953年薩特與法共的關係有所改善，這也導致了他對蘇聯的好感。1953年10月薩特應邀訪問蘇聯。在二十多天的訪問中，薩特參觀了許多地方。回國後他寫了四篇觀感，肯定了蘇聯制度，他說在蘇聯他看到了新型的人。自訪蘇之後，薩特開始創作劇本《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是個八幕諷刺劇，1955年發表，並在巴黎上演。故事內容如下：　　喬治?瓦萊拉是一個行騙有術、遐邇聞名的大騙子，警察正追捕他。喬治逃進了《巴黎晚報》記者西比洛家中躲藏起來。西比洛和她的女兒　　維羅尼克二人在政治傾向上迥然不同。西比洛是《巴黎晚報》反共宣傳的專欄負責人，維羅尼克則是一家進步報紙的記者。當喬治潛入西比洛家時，正好碰到維羅尼克，他告訴她警察正在追捕他，請求把他藏了起來。維羅尼克答應了。一會兒警察來詢問，維羅尼克說她什麼也沒看見，便把警察打發走了。她掩護喬治，倒不是因為同情他，而是她對警察很反感。　　不久，西比洛回到了家裡，他的情緒很壞，滿腹勞騷。因為今天報社董　　事長莫東找社長儒勒談話，傳達了內政部對《巴黎晚報》的指示，眼下，賽納?馬恩省就要進行選舉，政府示意的候選人是布洛米夫人，因為她是主張重新武裝德國的。可是布洛米夫人擁有的選票與法國共產黨差不多，要挫敗共產黨人，就必須利用《巴黎晚報》加緊反共宣傳。社長把這一任務交給了洛西比，責成他第二天想出妙計，否則就讓他捲起鋪蓋滾蛋。洛西比絞盡腦汁，想不出絕招。他向女兒訴苦，發牢騷。這時躲在隔壁房間的喬治聽後，正中下懷，便毛遂自薦，說他有絕好的辦法，他的高明的騙術可解洛西比之圍。西比洛無計可施，只好聽他的。　　第二天，西比洛帶喬治去見社長儒勒，說他是從蘇聯鐵幕後面逃出來的一位蘇聯官員。喬治自我介紹說，他是蘇聯內政部長涅克拉索夫。的確，涅克拉索夫部長上星期二沒有在莫斯科劇院露面，這事已經引起了西方記者的注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現在涅克拉索夫竟然出現在社長面前。儒勒將信將疑，但眼前這個人顯得氣度不凡，再加上董事長頻頻來電話，催問反共宣傳妙策，形勢緊迫。儒勒先生寧可相信眼前這位就是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要求社長把董事們都找來，要求滿足他提出的一些條件，然後才肯把他所知道的蘇聯絕密內幕一一披露於世。　　涅克拉索夫先從蘇聯的C計劃談起，這項計劃包括：一旦世界大戰爆發，蘇聯將佔領法國，並且擬定了一個槍斃十萬法國人的黑名單。　　涅克拉索夫憑記憶說出了最先兩萬人的名字，其中包括所有現在和過去當過部長的高級官員。儒勒十分高興，又問新聞界哪些人上了黑名單。涅克拉索第一個報了儒勒本人的名字。這使儒勒先生又驚又喜，馬上命令立即在第一版以「涅克拉索夫逃抵巴黎；本社社長上了黑名單」為標題拋出這一最新重大新聞。　　董事們相繼來到報社，儒勒領涅克拉索夫和他們一一相見。所有的董事，除了董事長莫東之外，都是上了黑名單的人。這些上了黑名單的董事們感到十分榮幸。唯有莫東感到迷惑不解。怎麼會沒有自己的名字呢？是不是涅克拉索夫記錯了或忘記了？但涅克拉索卻斬釘截鐵地說：他從來不會忘記任何東西，莫東先生就是沒有上黑名單。至於為什麼，涅克拉索夫說不知道，因為情報部長遞交名單時沒有附加說明。　　莫東感到十分難堪，他要求儒勒在披露黑名單時加上他的名字。涅克拉索夫斷然反對，因為他從來不弄虛作假，只能真實地報導他所揭發的內容，不能改動任何細節，否則他就離開《巴黎晚報》去找《法蘭西晚報》合作。眼看一塊到口的肥肉，豈肯讓給他人。社長和董事們勸莫東妥協。莫東惱羞成怒，大罵涅克拉索夫招搖撞騙，痛斥他的同事不講情義，憤憤然離開了報社。　　《巴黎晚報》連續刊登了由涅克拉索夫口授的一篇又一篇聳人聽聞的鐵幕內部新聞。晚報的發行量猛增了三倍。布洛米夫人的選票越來越多，已經穩操勝券了。喬治得意忘形。正在這時，西比洛的女兒維羅尼克來找喬治。喬治開始不敢承認自己冒充涅克拉索夫，只說自已和涅克拉索夫是表兄弟。但維羅尼克揭穿了他的底細，喬治只好承認自己就是冒充的涅克拉索夫。維羅尼克責罵他是堆糞土。喬治為自己辯解說，如果他真是一位蘇聯官員，豈但是糞土，簡直連狗屎不如。遺憾的是他不過是一個孑然一身的高明騙子而已，難道騙一騙那些闊佬不是應該的嗎？維羅尼克反駁道，你欺騙的並不是富人，你不過是受資本家僱用而干欺騙窮人的勾當。維羅尼克拿出一張《巴黎晚報》給他看。上面登有「涅克拉索夫先生說他非常熟悉羅伯爾?杜瓦爾和查理?格斯特」的消息。喬治說他不認識這兩個人，也根本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女記者告訴他，這是他的兩個同事，人們想通過涅克拉索夫作證，誣陷他們受蘇聯收買。喬治答應說馬上去找社長闢謠。　　的確，維羅尼克說對了，大資產階級和代表他們利益的最高當權集團正在把喬治當工具使用。其實內政部早已知道涅克拉索夫是假冒的。但這一假冒適合了他們反共宣傳的需要，這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了。　　警方的高級密探向喬治提出了要他提供假證詞的要求，喬治不樂意，密探終於向喬治攤牌：要麼作偽證，你繼續當你的涅克拉索夫，要麼拒絕作偽證，你就不再是涅克拉索夫，而是要投進監獄的喬治?瓦萊拉了。這時喬治開始後悔，不該冒充涅克拉索夫而捲入政治漩渦。他寧可當他的喬治?瓦萊拉了。　　涅克拉索夫的騙局眼看就要拆穿了。《巴黎晚報》的社長和董事們十分懊惱，想不出什麼妙計來挽救報社的聲譽。這時董事長莫東帶著西比洛趕到報社，西比洛已經把一切詳情向莫東作了坦白交待。為了挽救報社的命運，莫東決定撤銷儒勒的社長職務，任命西比洛為報社社長。並命令改組後的第一份報紙在頭版頭條，以半版篇幅，刊登特大標題「喬治?瓦萊拉賣身投靠共產黨」，再加上大標題：「涅克拉索夫在出席布洛米夫人家招待會時被蘇維埃分子劫持」，補以小標題：「不幸者在蘇聯駐法大使館的地窖里度過了十二小時之後，據傳已被裝在一個大箱子中運往莫斯科。」　　《涅克拉索夫》這個劇本純粹是諷刺劇，並不體現薩特的存在主義原則。作者用喜劇的形式尖銳地諷刺了西方國家借反蘇進行反共宣傳的做法。戲劇上演後，薩特解釋說：通過《涅克拉索夫》這場戲，我想表現的只是一個諷刺。首先，在這個現代社會裡，我不能不採取這個形式；其次，是因為在法國有一種潛在的審查制度足以窒息這類戲劇。後來薩特又更明白地說：我的劇是公開地對於反共宣傳的諷刺。　　《涅克拉索夫》上演後，曾受到一些左派報紙的批評，但蘇聯方面卻十分高興，1955年11月《涅克拉索夫》在莫斯科上演。　　《阿托納的隱居者》：人不能逃避存在　　劇本創作於1959年，劇情如下：　　故事發生在1959年聯邦德國漢堡附近的阿爾托納城。歐洲最大的造船主蓋拉赫患了絕症，醫生診斷他最多還能活六個月。於是他召集家庭會議，安排後事。蓋拉赫決定把企業和家產都交給二兒子韋爾內。唯一的條件就是：韋爾內和他的妻子約翰娜必須居住在他們家的老住宅里，一輩子也不能離開。老父親叫兒子發誓。這位老父親為什麼一定要他們　　住在那幢多達三十二個房間、陰森可怕的古宅里？原來，老蓋拉赫是要二兒子韋爾內照顧他的長兄弗朗茨。弗朗茨在這座古宅里隱居十三年之久。除了妹妹萊妮可以進入他的房間送食物以外，弗朗茨拒絕見任何人，也從不走出他的房間。　　可是家裡對外面的人談起弗朗茨時，都說他在四年前就死在南美。弗朗茨的遺像掛在客廳醒目的地方。　　弗朗茨為什麼要隱藏起來呢？當初，弗朗茨作為蓋拉赫的長子，造船主對他十分寵愛，精心培植，一　　心想著讓他繼承和發展自己的事業，這時希特勒已經上台，開始發動對外侵　　略戰爭。蓋拉赫負責建造兵艦，又把一塊空地賣給國家建造集中營，迫害猶太人和波蘭人。弗朗茨對父親為納粹服務表示不滿。但父親卻說納粹的行為有利於資本家開拓市場。他叫兒子不要多管閑事。一天，一個波蘭人從集中營里逃了出來，弗朗茨把他藏在自己的房間里，納粹分子要追究責任。老蓋拉赫與納粹頭目交涉，最後納粹分子同意不予追究，但弗朗茨必須參軍。那年弗朗茨剛十八歲。他是個非常高傲，自尊心極強的人，營救波蘭人的失敗使他非常懊惱，也使他對父親感到失望。　　弗朗茨一聲不吭地離家入伍，被派到蘇聯作戰。在部隊里他從不與家裡人通信，他想在戰場上用自己的血來抵償父親出賣土地所造成的過失。他勇敢作戰，以求一死。但是死神偏不喜歡他，他求死不得，反而得了十二枚獎章。　　納粹德國戰敗後，弗朗茨從蘇聯隻身逃回德國，一路上滿目瘡痍，斷壁殘垣，這又一次給他很大的刺激。到家之後，他從不出門，也很少說，整天借酒澆愁。一年之後，家裡出了件亂子。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住宿在他家的一個美國軍官企圖強姦弗朗茨的妹妹萊妮，弗朗茨跑過來援助萊妮，與美國人博斗，萊妮用酒瓶砸破了美國人的腦袋。這下闖了禍。弗朗茨把一切責任都承擔下來。美國人要追究這件事。老造船主又出面與美國人霍浦金斯將軍交涉，最後將軍決定給造船主一點面子，同意以弗朗茨離開德國為條件來結束這場官司。實際上弗朗茨並沒有離開德國，他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一關便是十三年。　　現在老頭子快要死了，他非常想見見大兒子。約翰娜也想見識見識這位神秘的長兄。　　原來，弗朗茨的頭腦中，還一直銘刻著他剛從蘇聯逃回德國時所見的凋敝景象，他認為德國吃了政伏，戰勝者想把戰爭的責任歸咎於整個德國民族。他們正在使整個德國滅種絕代。他想像中的德國是；城市被夷，滿街荒草，工廠被洗劫，機器砸碎了，失業率直線上升，肺病流行，出生率下降，在杜塞爾多夫。有七百孤兒正在饑寒交迫的死亡線上掙扎。他因為不忍目睹這種慘狀才把自己關在這房間里。十三年過去了，他認為德國變得越來越糟，再過二十年或五十年，最後一個德國人也會死絕。他以被告的證人和辯護者自居，他要保留自己的這張嘴，通過錄音讓後世的人們聽到自己的聲音，了解歷史的真象。十三年來，他一直在一個別人看不見的法庭上為自己、為德國辯護。　　約翰娜終於敲開了弗朗次的房門，說明了自己的來意。希望他走出家門，重新開始生活，並告訴他父親快要死了。弗朗茨告訴約翰娜：他是一個被指控犯了謀殺罪的人，正是他的死亡登記才使擺脫了官方的追捕。現在約翰娜要他復活，無異建議他自殺。他再次向約翰娜回憶起那可怕的戰時遭遇：他和其他五百名德國士兵在斯摩棱斯克被蘇軍圍困，除他之外，無人生還。他還承認他曾虐殺過蘇聯俘虜。　　弗朗茨看了萊妮給他的報紙之後，他終於發現：德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繁榮，他爸爸的造船廠也更加興旺發達。幻境已不復存在。他決定與父親見面。　　父子在隔絕了十三年之後重新見面。父親告訴兒子，他曾經希望弗朗茨在他身後繼承他的事業，給了他一切特權，可惜這些都沒有用處，兒子註定是無所作為的，是要犯罪的。於是老頭子順便告訴兒子，斯摩棱斯克五百士　　兵中還有兩個被蘇軍釋放而生還，他們1956年曾找過蓋拉赫，說弗朗茨是劊子手，想問老頭子要一筆錢來作為他們保持沉默的代價，蓋拉赫這才決定找人去阿根廷弄一份弗朗茨的死亡證明書。並且把二兒子從漢堡叫回來準備接自己的班。這一切都應由他做父親的來承擔責任，蓋拉赫承認自己是唯一的罪人，他向兒子表示道歉。弗朗次聽後，馬上表示，這正是他遲遲沒有自盡而等待著從父親口中聽到的。他同意一切責任都在父親，但是斯摩棱斯克的屠殺除外，他應獨立承擔責任。現在他可以和父親一同去死了。於是弗朗茨和他的老子一同乘車出走；用車禍來掩蓋兩人的同歸於盡。　　劇本塑造了一個複雜的人物形象。弗朗茨對法西斯戰爭負有罪責，但他不敢正視這種罪責，力圖逃避它，擺脫它，他為自己辯護，為德國辯護，但他始終不能擺脫心靈的困境，因而遭到精神上的折磨。薩特主張正視存在，勇敢選擇，因為存在是不可逃避的。　　在劇本中，薩特還通過弗朗茨的口說出了存在主義原則：殘酷的敵人總是在暗中等待著人，這個殘酷的敵人就是「沒有毛皮的惡獸，即人」。他人就是地獄，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人註定永遠孤獨。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集體，甚至連兩個人都沒有。永遠只有一個。「一人，還是一個，永遠是一個：多大的誤會。」弗朗茨這樣說。　　劇本一方面揭露了法西斯及其幫凶的兇殘，另一方面通過重溫戰爭的歷史教訓，啟發人們抵抗當時的阿爾及利亞殖民戰爭。正象薩特所解釋的那樣，　　「在一個正在向暴力社會演變的歷史階段，誰都逃脫不了折磨別人的危險??沒有一個觀眾會按表面現象理解我所展示的德國。沒有一個觀眾會認為我真的想講一個前德國兵在1959年的情況。在這個德國的背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阿爾及利亞。」　　《聖徒謝奈》與《家庭白痴》　　薩特的哲學思想不僅體現在他的小說和戲劇里，也體現在他的傳記作品裡。薩特的文學傳記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通過對人物的分析研究來闡發他的哲學思想。可以說他的文學傳記既是文學著作又是哲學著作。《聖徒謝奈》與《家庭白痴》就是這佯的兩部傳記作品。　　《聖徒謝奈》　　這是薩特在1952年發表的一部文學傳記。早在1944年，薩特的朋友從獄中帶來一部小說《我們的花卉女士》。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名叫讓?謝奈的囚犯。謝奈因為偷竊和同性戀而正在獄中服刑。謝奈是個傳奇性的人物。他一來到人世就被母親遺棄，送進了慈善機構。十歲的時候，他因偷了他的撫養人的東西而被趕出家門。從此他開始了流浪生活，學干各種壞事，他扒竊，賭博，擾亂社會治安。但他有很高的文學天賦，自學成才，寫下了許多精彩的詩歌和小說。謝奈多次進監獄，但並不沮喪，在獄中堅持閱讀和寫作。薩特被這個囚犯的作品深深地打動了，他相信，謝奈是一個可堪造就的　　天才。　　1944年5月謝奈刑滿出獄。薩特與加繆、波伏瓦等人在一家咖啡館裡會見了謝奈。他們之間的交往從此開始。謝奈給他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波伏瓦曾經在她的文章中寫道，「他沒有任何理由去尊重這個拋棄了他的社會，但是他的眼睛仍就在笑。和他在一起談話是輕鬆的。他是好聽眾，並且很快對問話作出回答。你一點都不會猜想到他是一個自學成長的人，他有那種天生獲得一種文化背景的人所共有的那種坦率態度。看到他，你的指斥和偏見　　便會蕩然無存。」　　薩特十分同情謝奈的遭遇，1948年，薩特曾給法國總統寫信，請求給謝奈減刑。薩特發現，謝奈的身上體現了不少存在主義思想。他陸續寫了一些有關謝奈及其作品的評論文章，還為謝奈的《竊賊日記》寫了引言。1952年，薩特發表了他的一部近600頁的長篇巨著《聖徒謝奈——逢場作戲的角色與殉道者》。　　在這部傳記中，薩特試圖用存在主義精神分析法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把一個作家的個人歷史、遭遇、品格及其藝術成果，同他的作品的內容、影響，聯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來加以考察。據薩特自己講，他寫作此書的目的在於「說明心理分析法和馬克思主義在解釋問題時各自的局限性。證明只有自由才能從總體上闡明一個人的所作所為；說明這種自由在與命運搏鬥時，起初被一些災難所壓垮，而後又轉過來，逐漸地消除他們；說明才能不是天賦的.而是處於絕望境地的人們所創造的。」　　薩特認為，謝奈相當完整地實踐了他的關於「存在主義個人」的理論；人應該自由地選擇他的存在，並承擔起這種選擇的後果。薩特說.謝奈在偷竊自己的撫養人財物被抓住時。就決定要去做一個賊。在他人眼裡，謝奈是一個罪惡的傢伙.而謝奈也正是決心要去做那樣的人.第一次決定性的選擇開始後，他的整個歷險活動就展開了、他成了一個賊，一個同性戀者.一個詩人.一個聖徒，一個英雄，一個叛徒等等.別人這樣看待他.他也這樣接受.並且把自己造成別人認為的那種人。　　薩特毫不隱諱地表示他對謝奈的極端主義道德觀和美學觀的贊同。謝奈曾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對這個社會的絕望，因此他無視一切道德原則，他搞同性戀，偷竊，做盡人間所痛斥的惡事；他無法無天，向社會和道德挑戰；同時他又發表令人信眼的深刻的哲學思想。薩特稱讚道：謝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位英雄。因為他總是不顧最不利的環境和條件，努力按照世人對自己的看法造就自已，將自己與自己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統一起來。　　薩特還進一步研究造成謝奈的那個社會，薩特說，當謝奈犯罪的時候，社會把它當作一個應受譴斥的怪物。然而這種譴斥中卻包含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偷竊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存在著私有財產；同性戀之所以出現.因為社會上充滿假裝正經的人。薩特指出，謝東無疑是一個異化了的人，但他首先是異化了的社會的產物。這裡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　　《家庭白痴》　　福樓拜是薩特十分喜歡的一個作家，還是在童年的時候，薩特就對福樓拜有著濃厚的興趣，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薩特讀過多遍，其中的最後幾頁，他讀了二十多遍，能夠整段地背涌。後來薩特寫作《噁心》時也頗受福樓拜的啟發，在描述海港風景和人物性格方面，受了福樓拜風格的影響，甚至《噁心》的主人公洛根丁這個名子也是從福樓拜的著作中找來的。　　薩特試圖通過對福樓拜的研究來驗證他的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　　早在1954年，法共理論家羅傑?伽羅蒂就曾向薩特建議，他們各寫一部專著，分別用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的理論去分析同一個為公眾所熟悉的作家，以比較兩種學說的優劣。　　薩特對福樓拜的研究自1959年開始，但時斷時續，直到1971年才開始發表他的研究成果：《家庭白痴》，這部著作共2800多頁，是一部資料豐富、典籍浩瀚的傳記性文藝評論巨著。在福樓拜研究中，薩特重申了他在《聖徒　　謝奈》中的觀點：在研究個人生活時，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都有缺限。薩特認為，弗洛伊德主義揭示了個人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揭示了社會環境的發展，但二者都不能很好地說明個人與社會的結合。應當把這兩種理論結合起來，才能正確地解釋一個歷史人物。　　這樣，對薩特來說，福樓拜就成了最好的研究對象。因為福樓拜對法國社會環境有著深刻的感受，同時又留下了十三卷書信集，福樓拜在書信中記錄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心靈歷程。　　《家庭白痴》詳細地描寫了福樓拜的一生，尤其花了大量篇幅描寫福樓拜的童年。福樓拜的童年非常不幸，而這不幸的根源又在於他的家庭。福樓拜的父親是個醫生，他習慣於獨裁的作風，寵愛他的大兒子，決定把自己的醫術傳授給他。福樓拜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深感妒嫉。他的母親也不喜歡他，福樓拜從小生活在沒有溫暖的家庭里，他被看作是「家庭中的白痴」。這使他性格十分孤僻。後來父親又強迫他學法律，預備將來當律師。但福樓拜對法律毫無興趣，他在巴黎考試不及格，但家庭卻逼迫他第二年再考。福樓拜只能順從，但精神上卻極度壓抑，終於導致精神病發作。在此後的三十年之中，福樓拜一直處在精神的病態之中。這種病態使他得以放棄律師的職業而從事文學寫作。薩特認為福樓拜的精神病是一種超越，他以精神病為代價獲得了自由。　　薩特在研究中發現，福樓拜從青年時代起，就表現出兩個心理特徵：「歇斯底里症」和「性消極」。他把這兩個心理特徵都帶進了他的小說《包法利夫人》。薩特認為，福樓拜是個性變態者，具有自戀癖。他童年的經歷使他具有服從性，依賴性等女性特徵，他是一個女性化了的男人。這種特徵使福樓拜深感羞恥，而又無從擺脫。因此，福樓拜在小說中塑造了一個男性化的女性，——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就是福樓拜的化身。這恰好印證了福樓拜自己所說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這樣，福樓拜受壓抑的變態心理在想像之中得到了發泄，精神得到了某種安慰。　　在《家庭白痴》這部著作中，薩特對他在《存在與虛無》中的絕對自由說作了某種程度的修正。　　薩特認為，福樓拜違背父親的意願，不作律師而要作一個文學家，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但他也不能不承擔這一自由選擇的後果。在寫作《包法利夫人》的幾年裡，他遭受到許多痛苦的折磨。但是《包法利夫人》的成功給他帶來了世界性的聲譽，福樓拜一舉成名，獲得「現實主義文學之父」的美譽。薩特承認，福樓拜的選擇不是心血來潮的結果，而是他所屬的社會環境和全部的社會活動的產物。這就說明，福樓拜的選擇仍要受社會環境的制約，而不是絕對自由的。這一點無疑標誌著薩特思想的進步。　　存在主義文學「三劍客」：薩特加繆和波伏瓦　　在介紹薩特的存在主義文學的時候，不提及加繆與波伏瓦，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事實上，他們是法國最有影響的存在主義作家。雖然他們之間有著差異和分歧，但毫無疑問，他們是法國存在主義文學「三劍客」。　　加繆（1913—1960）　　把加繆歸為存在主義作家之列，在開始時，與薩特一樣，加繆是十分不　　情願的。「不！我不是存在主義者。薩特和我總是驚奇地看到我們的名字被連在一起。我甚至想有朝一日發個小小啟事，具名者聲明，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東西，但並不擔保相互之間沒有受到影響。這是笑談。我們各自寫的書，都無一例外，都是在我們認識之前出版的。當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們是確認分歧。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出版的唯一論文，《西緒福斯的神話》卻是反對所謂存在主義哲學的。」這是1945年11月15日加繆所作的聲明。　　聲明歸聲明，這並不妨礙人們從加繆與薩特的作品找到共同之處。人們仍然稱他是存在主義者。　　1943年6月，薩特的劇本《蒼蠅》在巴黎上演，綵排那天，薩特正在大廳里，突然有個褐色皮膚的年輕人，自我引見，自報家門：阿爾貝?加繆。這是薩特和加繆友誼的開始。　　阿爾貝?加繆1913年11月7日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鎮。那時的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的殖民地。他的祖籍是法國的阿爾薩斯。加繆的父親是個農業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那時加繆不滿一周歲。他的母親是西班牙人，父親死後，母親帶著加繆到了阿爾及爾。母子倆相依為命，艱難度日。童年給加繆的記憶是暗淡的，「我和我的同齡人一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鼓聲中長大的。而我們的歷史從此就未曾斷過屠殺，不正義或暴力」。他們住在貧民區里，母親在一家彈藥廠工作，有時幫別人做點家務，靠微薄的收入養家糊口。　　加繆在一個教師的幫助下，考取了獎學金，進了阿爾及爾中學，又靠著勤工儉學進了阿爾及爾大學。十七歲那年，加繆患了肺結核，這給他心靈留下了終身難以抹去的陰影。在後來的生涯中，他當過氣象員、商店僱員、政府小職員等等。1933年德國的希特勒上台執政，加繆很快投入了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所領導的反法西斯運動。1934年加繆加入法國共產黨，第二年又退出。1936年加繆完成了畢業論文，他打算去教書，但因健康原因未能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做教師的希望遂告落空。1937年加繆前往阿爾及利亞的北部山區進行社會調查，寫出了轟動一時的長篇報導，揭露當地少數民族的悲慘生活狀況，試圖引起法國政府的注意，以便改變對阿爾及利亞的政策。　　二戰爆發後，加繆打算參軍，但他的健康狀態不佳，入伍要求遭拒絕。但他對大戰的性質是清楚的。他認為那是反動派之間的戰爭。面對這場殘酷的戰爭，他說，第一件事是不要絕望，別太聽那些人高喊世界末日。讓我們宣誓在最不高貴的任務中完成最高貴的行動。不久加繆離開阿爾及爾到法國。他一面為一些報刊撰稿，一面專心從事文學創作，同時還在一家私人學校任教，給那些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猶太兒童授課。並且建立了一個組織，幫助一些猶太人在突尼西亞尋找棲身之地。1941年法國共產黨員加爾里埃爾?貝里被德國法西斯槍殺，加繆得知這一消息，立刻決定參加抵抗運動。他說：「我一直覺得不能站在集中營一邊。我憎恨暴力，但我更恨暴力的機構。」1942年和1943年，加繆的小說《局外人》和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的神話》相繼發表，這兩部著作發表後，反響很大，加繆一舉成名。　　二戰結束後，加繆擔任記者和編輯工作，同時埋頭文學創作，但他仍然關心政治。1947年他譴斥法國政府對馬達加斯加起義的鎮壓；1949年他又聲援被處死刑的希臘共產黨員。他表示，一個藝術家不應對時代的危機袖手旁觀。不過在五十年代，加繆逐漸對政治冷淡了。　　1951，加繆發表了他的《反抗者》一書。他認為，在荒誕的環境里，反抗是唯一的出路，反抗是人的本質，反抗意味著人性的存在，人性就是反抗為自己規定的意義和界限。任何一種反抗如果違反了人性，超越了界限，就失去了意義，導致了虛無主義。　　加繆在《反抗者》一書中還認為，歷史並無方向，也沒有意義，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的美好描述，不過是烏托邦幻想而已。他相信，人不能創造一個絕對完滿的社會，蘇聯人也同樣做不到，標榜共產主義不過是自欺欺人。因此，加繆認為蘇聯今天的一代人為明天的所謂「完滿的社會」而犧牲自己的權利和幸福，實在是悲劇。　　加繆還認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種所謂「善的暴力」，他激烈的譴斥蘇聯的「勞改集中營」制度。在加繆看來，革命往往伴隨著法西斯暴力出現，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就是例證。他還嘲笑革命者對絕對抱有真誠的幻想，比如他們相信絕對的正義能夠創造出和諧的天堂，但同時卻又掩蓋矛盾，壓制一切自由。　　加繆的《反抗者》受到法國作家尚松的批評。尚松指斥加繆是一個「消極的無神論者」。加繆對此大為不滿，並加以反駁，而且把矛頭指向了薩特。薩特認為加繆對尚松的態度武斷粗暴，採取了警察的方式。加繆則諷刺薩特　　「從不設法提出什麼奏效的東西，卻總是把座椅放在歷史的方向上」。又指斥薩特對蘇聯的「反人道行為」不作出任何批評。　　薩特發表了長文《致加繆書》，與加繆進行辯論。薩特否定了加繆關於歷史無方向、無意義的觀點。至於蘇聯的集中營問題，薩特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說他並非沒有注意到蘇聯西伯利亞的勞改營，他寫道，「您聲稱我從未對集中營說過一個字，而這則是污衊。是的，加繆，我象您一樣認為這些集中營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資產階級新聞』每天所使用的那一套也同樣是不能接受的。??我感到他們利用其不幸，正如蘇聯利用其勞動一樣。」　　辯論的結果是薩特與加繆十年友誼的徹底決裂。　　1957年，加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的重要文學作品，透徹認真地闡明了當代人的良心所面臨的問題」。　　1960年，加繆死於車禍。薩特在《法蘭西觀察家》周刊上發表文章表示紀念，他說，「我跟他已吵翻了。吵翻，也無所謂，那怕彼此不再見面，還是生活在一起，不過是另一種方式而已，在我們這個狹小的世界上，彼此並沒有從視線里消失。」他還說，加繆雖死，但他的文學事業將以其獨創性而長存。　　加繆一生創作有戲劇、小說和哲學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局外人》和　　《百緒福斯的神話》。　　《西緒福斯的神話》體現了加繆的「荒誕」哲學。所謂荒誕，指的是一種不合理、不可理喻、又不可克服的矛盾狀態。加繆的荒誕哲學包括從覺醒到行動的全過程。覺醒即是意識到了荒誕，行動即反抗荒誕。加繆說，荒誕感首先表現為對某種生存狀態的懷疑，比如一個人的生活總是起床、公共汽車、辦公室或是工廠、吃飯，公共汽車、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總是一個節奏。一旦有一天，人們問為什麼這樣？並對此感到厭倦，試圖拒絕這種生活，這就是覺醒，這就是意識到了荒誕。但是，意識到荒誕只是第一步，發現荒誕不能成為目的，而僅僅是個起點，重要的不是僅僅認識到荒誕，而是對荒誕採取什麼行動。在荒誕的世界中，是以死　　來結束荒誕狀態，還是以反抗來賦予人生的意義？加繆的準則是挑戰，是反抗，向荒誕挑戰和反抗，並以此獲得人生的意義。加繆把荒誕比作西緒福斯的神話。希臘神話中說，西緒福斯被天神罰做苦役，把一塊巨大的石頭推上山頂，但每當巨石到達山頂時，立即滾落下去，他必須重新下山，重新推上去，到達山頂時，又滾落下去，西緒福斯就這樣永無休止地重複著這種「無用而無望的工作」。西緒福斯認識到自己的悲慘命運，但他不屈服於這種命運。他敢於正視那塊巨石，勇敢地把它推向山頂，他的這種不屈精神即是對命運的挑戰和反抗。所以加繆說，征服頂峰的鬥爭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應該設想，西緒福斯是幸福的」。　　西緒福斯的苦役象徵著人類的命運。但是加繆所感興趣的不是人類命運本身，而是那種敢於正視命運，反抗荒誕，戰勝荒誕的不屈精神。正因如此，加繆才會說，「我對人從不悲觀，我悲觀的是他的命運。」　　西緒福斯的神話，就是加繆荒誕哲學的概括。　　《局外人》是加繆在1942年發表的一部中篇小說。所謂「局外人」即被拋出世界之外的人，主人公莫爾索莫名其妙地來到這個世界，又莫名其妙地離開這個世界。他好象是超越世界之外的人，對一切都抱無所謂的態度。他的母親死了，他感到無所謂，情人愛不愛他，他無所謂，公司派他去巴黎，給他優厚的薪水，他無所謂，他開槍打死了人，被投入監獄，他無所謂，律師替他辯護，他也懶得理睬，被判處死刑，他並不恐懼。生活是多餘的，生命也是多餘的。　　加繆在這個故事中要說明的是：存在是荒誕的。主人公荒誕地生，荒誕地死。莫爾索對荒誕的經歷和領悟正是對加繆哲學的圖解。加繆相信，人活著就象西緒福斯那樣，吃力地把巨石推上山頂，滾下來，又推上去，如此周而復始，永無止境，人雖可對抗荒誕的世界，卻無法改變它。但人卻正是在這個徒勞的抗爭中獲得了意義和幸福。加繆所塑造的莫爾索這個形象就是西緒福斯式的人物。他意識到了存在的荒誕，能夠自覺地對待自己的悲劇性處境，他感到自己是被世界拋棄了，「在這個驟然被剝奪了幻想和希望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一個局外人。」莫爾索就是這樣的局外人。　　當然，莫爾索這樣的局外人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他是西方社會三、四十年代一部分青年面對混亂的世界秩序所產生的焦慮不安和絕望心理的反映。　　薩特與加繆的政治立場與哲學思想都有一些分歧，但作為存在主義作家，他們有著一致的地方。他們都相信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是偶然的、荒誕的。面對荒謬的世界，薩特強調自由選擇，自我創造，從而獲得存在的價值。而加繆則主張反抗，認識到存在的荒誕只是第一步，人只有在反抗荒誕的過程中，才能獲得人生的意義和幸福。因此，薩特的「自由選擇」與加繆的「反抗荒誕」表述形式雖有不同，其精神實質是一樣的，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西蒙娜?波伏瓦　　在法國存在主義作家中，就聲譽和影響而言，除了薩特，大約就算西蒙娜了。加繆雖可說是與薩特齊名，但由於他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而且後來逐漸偏離存在主義軌道，加上他的早逝，他作為一個存在主義作家的影響顯然是沖淡了。始終與薩特堅守存在主義營壘，攜手前進的是西蒙娜?波伏瓦。波伏瓦不僅在思想上是薩特的同志，在生活上，他們是終身伴　　侶，儘管他們從沒有正式結婚。他們相互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　　波伏瓦於1908年出生在一個保守的天主教家庭。自幼受傳統文化熏陶，也受宗教影響。但她從小就養成了一種懷疑精神。在巴黎高等師範時，她認識了薩特，從此成為終身伴侶。自1931年到1943年，她先後在馬賽、盧昂、巴黎等地當中學哲學教師。1943年發表小說《女客人》一舉成名。從此放棄教職，專門從事寫作。　　和薩特一樣，波伏瓦反對脫離現實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觀。主張　　「介入」，她認為文學應該干預現實生活，表現時代精神。她的小說和戲劇都有較強的思想傾向和時代色彩，表現了當代法國人的真實的心靈世界。充分表達了她的存在主義觀點。她的《女客人》被認為是與薩特的《噁心》、加繆的《局外人》齊名的存在主義作品。波伏瓦的小說還有《他人的血》、　　《人總是要死的》、《一代名流》等等。劇本有《吃閑飯的嘴》。其中《一代名流》獲龔古爾文學獎。　　西蒙娜?波伏瓦最有影響的思想著作是她在1949年發表的《女人，第二性別》。這部著作奠定了她在法國作為思想家的地位。他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什麼是女性作為與男姓並存的「自然人」的地位？她還對現代女性現有的地位，女姓在婚姻及母性義務中所充當的角色提出了許多疑問。波伏瓦相信，人們歷來所公認的男性與女性的正常差別，都是荒謬的成見造成的，都是有史以來女性受奴役的結果。她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變成的。」波伏瓦還指出，女人一旦把自己擺到男人之下，那怕是自己所愛的男人，就開始進入被奴役狀態。她認為女性應該完全獨立，與男性取得完全一致的權利。她不僅這樣鼓吹，而且這樣實踐。她與薩特成了終身伴侶，卻始終沒有婚姻形式的約束。　　到了晚年時期，西蒙娜寫了多部自傳體回憶錄。她曾經與薩特一起訪問過中國，1957年，她發表《萬里長征》一書，熱情讚揚中國革命的勝利。　　作為一個存在主義文學家和思想家，與薩特相比，西蒙娜對人類前途顯得更為積極樂觀。她說：「存在的快樂，應該使人人都能感受到，應時時刻刻都感受到。」　　薩特的啟示：命運把握在自己手裡　　薩特存在主義的缺限是顯而易見的，要在理論上對薩特進行指責也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們真正理解了薩特，一切空洞的理論糾纏都沒有意義。誠然，薩特理論的消極面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消極的薩特而是積極的薩特，是薩特思想的積極意義。我們不妨說薩特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對行動的強調。在薩特的思想王國里，神、上帝、命定之類是沒有地位的。他所要說的是，人的本質、人的價值、人的意義都要通過人自己的行為來證明。因此，重要的是人自己的行動。薩特所強調的是，在這個充滿荒誕的世界裡，個體如何發揮主體性，更通俗地說，人如何擺脫現實的種種束縛，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薩特以此反對命定論、決定論。他相信人是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的，就看你願不願意選擇。這實際上是要恢復人的主體性地位。換句話說，在荒謬的世界裡，人喪失了主動性，積極性，現在他要把人恢復過來，把被動的人變為主動的人，變消極的人為積極的人。它的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薩特把人的本質歸結為自由選擇與自主創造，這也無疑充實了人的存在的積極內容。他把人的自主的選擇和積極的創造，看作是決定人的本質的條件，這也顯然有助於人獲得有價值的本質而作出主觀的　　努力。應該說，這不失為一種反抗絕望的積極的人生觀。在薩特看來，人之初是個無，也就是說，人並不是一開始就獲得自己的　　本質，人只有通過不斷的自由選擇和自主創造，最後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人的本質是在人的自我創造過程中實現的。你的本質的最後確定，你將成為什麼樣的人，是由你自己決定的。任何環境不能決定你。換句話說命運始終掌握在你自己手裡，命運只能由你自己來安排，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決定你的命運。如果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消極被動地聽從別人的力量的支配，那麼你就永遠不能獲得自己的本質，永遠不能獲得自己的價值，永遠不能得救，你的存在也不是真正的人的存在。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使自己成了英雄。」　　薩特給我們的啟示是：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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