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的長征情

領袖們的長征情http://www.scol.com.cn四川在線(2005-06-21 21:02:58)毛澤東對長征永生難忘毛澤東於1935年剛到陝北不久，就對紅軍長征的意義作了深刻的闡述。他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裡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斯諾在紅色區域採訪了4個月，臨走前去看毛澤東。毛澤東又回答了斯諾提出的一些問題。臨別時，他為斯諾手書了一首關於長征的舊體詩。長征在毛澤東的腦海中，的確印象太深，永生難忘。1962年4月20日，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5年，經歷轉戰陝北、解放戰爭，又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繁忙歲月同毛澤東朝夕相處的衛士長李銀橋，要調離中南海，到天津去工作。毛澤東眼看形影不離的衛士長行將離去，心中真是依依不捨。為了感謝李銀橋多年來對他的照顧，也為了預祝李銀橋在新工作崗位上奮勇前進，他答應為李銀橋題字留念。毛澤東對李銀橋親切地說：「近來沒作新詩，抄了一首舊體詩送給你吧。」李銀橋接過毛澤東書寫的摺子一看，上面抄錄的是《七律·長征》這首詩。毛澤東在自己寫的幾十首詩詞中，又選中了《長征》，再次反映了他對長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無比重視和念念不忘。周恩來彌留之際想聽《長征組歌》1935年8月，紅軍長徵到毛兒蓋後，周恩來病倒了。楊尚昆深情地回憶道：「 長征中的恩來同志也和在中央蘇區一樣，軍委的主要責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駐地，就叫人架起電台，接收各軍團的電報，同時，掛起地圖，以便觀察和選擇行軍、作戰的路線，然後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況搞清後，經過分析研究和請示毛主席，他就起草作戰命令，下達行軍路線。直到向各軍團的電報都發出後，他才睡覺。這時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戰鬥生活又要開始了。本來劉伯承同志是總參謀長，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來同志不讓他起草作戰命令，而由自己承擔起來。白天行軍，晚上工作，鐵打的漢子也經不住長期這麼干。」周恩來病倒後醫生最初當作瘧疾來治，病情未見好轉，燒仍不退，而且發現肝部腫大、皮膚蠟黃。醫生檢驗後，確診為肝炎，已變成阿米巴肝膿腫，急需排膿。但在長征路上，缺乏醫療器材和藥品，無法消毒，更無法開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從遠處高山上取來的冰塊冷敷他的肝區。後來在排出半盆綠色的膿後，他的燒才慢慢退下來。經過鄧穎超和同志們的精心治療和照顧，周恩來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周恩來就是這樣帶病過草地的。最使他難忘的是，彭德懷決定組織擔架隊抬恩來等領導同志走出草地，寧可把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他們抬出草地。三軍團參謀長肖勁光決定從迫擊炮連抽人組成擔架隊，把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陳賡自告奮勇，擔任隊長。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堅持要參加擔架隊，抬周恩來走出草地。楊立三等幹部和抬擔架的戰士們經過長途跋涉，加上缺衣少糧，凍餓交加，體質都已相當虛弱，少鹽更使他們身體感到無力。他們深一步、淺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澤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會被泥潭吞沒。周恩來病雖重，但心裡明白。他看到這一切，心中難過，多次掙扎著從擔架上爬下來，無論如何不讓同志們抬著他。但身體已十分虛弱的他連平地行軍也力不從心，何況是野草叢生、四處泥潭的草地呢？同志們硬把他抬出草地。楊立三的雙肩磨破了。他咬著牙關堅持下來，走出草地就病倒了。20世紀50年代，楊立三去世。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無論如何要親自給楊立三抬棺送葬。深摯的同志之情在抬擔架和抬棺送葬之中充分體現了出來。周恩來對長征的印象太深了，這不但是因為他在長征中險些送了命，更主要是他對長征的意義、在長征中的同志之情、長征精神有深刻的體會。因而他在彌留之際，要求再聽聽《長征組歌》。只有參加過長征的人才對長征有如此的深情。編輯：貝一枚[關閉窗口]領袖們的長征情解放日報毛澤東對長征永生難忘毛澤東於1935年剛到陝北不久，就對紅軍長征的意義作了深刻的闡述。他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裡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斯諾在紅色區域採訪了4個月，臨走前去看毛澤東。毛澤東又回答了斯諾提出的一些問題。臨別時，他為斯諾手書了一首關於長征的舊體詩。長征在毛澤東的腦海中，的確印象太深，永生難忘。1962年4月20日，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5年，經歷轉戰陝北、解放戰爭，又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繁忙歲月同毛澤東朝夕相處的衛士長李銀橋，要調離中南海，到天津去工作。毛澤東眼看形影不離的衛士長行將離去，心中真是依依不捨。為了感謝李銀橋多年來對他的照顧，也為了預祝李銀橋在新工作崗位上奮勇前進，他答應為李銀橋題字留念。毛澤東對李銀橋親切地說：「近來沒作新詩，抄了一首舊體詩送給你吧。」李銀橋接過毛澤東書寫的摺子一看，上面抄錄的是《七律·長征》這首詩。毛澤東在自己寫的幾十首詩詞中，又選中了《長征》，再次反映了他對長征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無比重視和念念不忘。周恩來彌留之際想聽《長征組歌》1935年8月，紅軍長徵到毛兒蓋後，周恩來病倒了。楊尚昆深情地回憶道：「 長征中的恩來同志也和在中央蘇區一樣，軍委的主要責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駐地，就叫人架起電台，接收各軍團的電報，同時，掛起地圖，以便觀察和選擇行軍、作戰的路線，然後才坐到椅子上稍加休息。等情況搞清後，經過分析研究和請示毛主席，他就起草作戰命令，下達行軍路線。直到向各軍團的電報都發出後，他才睡覺。這時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戰鬥生活又要開始了。本來劉伯承同志是總參謀長，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來同志不讓他起草作戰命令，而由自己承擔起來。白天行軍，晚上工作，鐵打的漢子也經不住長期這麼干。」周恩來病倒後醫生最初當作瘧疾來治，病情未見好轉，燒仍不退，而且發現肝部腫大、皮膚蠟黃。醫生檢驗後，確診為肝炎，已變成阿米巴肝膿腫，急需排膿。但在長征路上，缺乏醫療器材和藥品，無法消毒，更無法開刀和穿刺，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和從遠處高山上取來的冰塊冷敷他的肝區。後來在排出半盆綠色的膿後，他的燒才慢慢退下來。經過鄧穎超和同志們的精心治療和照顧，周恩來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周恩來就是這樣帶病過草地的。最使他難忘的是，彭德懷決定組織擔架隊抬恩來等領導同志走出草地，寧可把裝備丟掉一些，也要把他們抬出草地。三軍團參謀長肖勁光決定從迫擊炮連抽人組成擔架隊，把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陳賡自告奮勇，擔任隊長。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堅持要參加擔架隊，抬周恩來走出草地。楊立三等幹部和抬擔架的戰士們經過長途跋涉，加上缺衣少糧，凍餓交加，體質都已相當虛弱，少鹽更使他們身體感到無力。他們深一步、淺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澤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會被泥潭吞沒。周恩來病雖重，但心裡明白。他看到這一切，心中難過，多次掙扎著從擔架上爬下來，無論如何不讓同志們抬著他。但身體已十分虛弱的他連平地行軍也力不從心，何況是野草叢生、四處泥潭的草地呢？同志們硬把他抬出草地。楊立三的雙肩磨破了。他咬著牙關堅持下來，走出草地就病倒了。20世紀50年代，楊立三去世。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無論如何要親自給楊立三抬棺送葬。深摯的同志之情在抬擔架和抬棺送葬之中充分體現了出來。周恩來對長征的印象太深了，這不但是因為他在長征中險些送了命，更主要是他對長征的意義、在長征中的同志之情、長征精神有深刻的體會。因而他在彌留之際，要求再聽聽《長征組歌》。只有參加過長征的人才對長征有如此的深情。朱德評說長征1937年6月23日，朱德會見美國學者托馬斯·阿瑟·彼森，回答他提出的問題時說：「中國要打敗日本，必須依靠全國的工人和農民的力量。」彼森回憶道，當我問朱德，紅軍長征中「倖存下來的人還有多少」時，朱德這樣回答：陝甘寧邊區的9萬人的紅軍部隊，只有兩萬人到3萬人是從江西出來的，其餘大部分是在四川參加進來的。許多人倒在我們的身後。他們有的累死了，有的病死了，有的被敵人殺害了。還有一些仍在分散的游擊區里。長征損失非常慘重，可能高達30萬人。1934年的高峰時期，在江西、福建根據地紅軍有20萬人以上。「在蔣介石的第5次反共『圍剿』中，我們的損失很大。這些損失主要不是由於蔣介石有美國飛機的轟炸，而是由於紅軍對優勢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採取了正面攻擊的錯誤戰術。」張聞天評長征張聞天於1935年12月1日寫的《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抗日救國宣言》中，稱紅軍戰略轉移為「二萬五千里空前偉大的遠征」。他對紅軍長征的目的和意義，作了如下闡述：「這個宣言（指抗日救國宣言）在全中國人民面前，更充分地表現出中國蘇維埃與紅軍是真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鋒隊，是民族革命運動的領袖者，為了直接領導與組織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不但於1934年派出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而且於同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空前偉大的遠征，最後到達了抗日最前線的中國西北地區。而這個宣言更加證明，中國蘇維埃與工農紅軍是願意為了中華民族的最後解放而奮鬥到底的。因此，這個宣言一定可以取得全中國人民最熱烈的贊成與擁護。」1935年10月22日，他在陝北吳起鎮（今吳旗鎮）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問題。會上，毛澤東作報告，他作總結髮言。在發言中，他明確指出中央紅軍長征宣告結束，中央必須實行戰略轉變，即「現在保衛蘇區要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把土地革命與反帝直接結合起來」。原文2001年7月3日發表於《解放日報》 瀏覽：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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