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之「憾」

「國學大師」為什麼否定中醫？因為，大師們深諳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史、哲自然觀與社會觀」無法替代得了決定人類生、老、病、死的「科學生物觀」。「君臣佐使」的治國與治病的「君臣佐使」，完全是兩碼子事。所謂「陰陽失衡」、「五行乘侮」、「運氣演繹」；「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醫相無二」、「國身治同」、「良相良醫」；還有那「望而知之」和「違疾忌醫」的故事只不過是轉彎抹角的一種比喻、一種臆想、一份期盼、一份籍慰、一番規勸、一番警示。其指向不明，難以企及！

「國學」又可稱為「國故」、「國粹」。「國學」一說，產生於西學東漸，我國文化轉型的晚清時期。關於國學的定義，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尚未給出一個統一明確的界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則認為，「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也有人認為，能融中華文化於一爐的國學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大學問。舊版《辭源》上說：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但是，實際上，它既與過去有密切聯繫，又與現在甚至將來有密切聯繫。

有代表性的意見是，相對於新學是指古學、舊學，相對於西學是指漢學、中學，引申而言，即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學術。它是以先秦經典及諸子百家之學為根基，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隨唐佛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中華文化、學術體系。

以學科分，可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可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以儒家貫穿並主導中國思想史，其它列從屬地位；以《四庫全書》分，可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以經部、子部為重，尤傾向於經部；以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國學講演錄》所分，可分為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

一般而言，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當然也包括了中國的戲劇、書畫、醫學、烹飪、武術等等，這些都應屬於國學範疇，但也可以說是國學的外延，而國畫、國戲、國醫，有人稱之為「中國的三大國粹」，其具有極其鮮明的民族風格，顯示了中華民族獨特的藝術淵源和技藝發展軌跡。

但關於「中醫」是否屬於「國粹」，周作人先生早在1929年就曾說道：中醫不是國粹。國粹，國之精粹也。可以稱為國粹的東西，必為一國之特長。如果別國也長於此道，那這東西就算不上國粹了。

近年來，學界與民間又掀起了一股「新國學熱」，有好事者將「國學」分為「人文國學」與「自然國學」，希冀從「自然國學」中尋覓出「中國傳統科學」和「東方科學」來。為「國醫」尋求「科學」之理由和根據。「中醫」業界更是鼓噪一時。

其實，在「全球化」的當下，眾多的人甚至認為「國學」兩個字是不通的，世界上只有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及其各自的傳統。根本就沒有一個「國學」，時至今日，學問都是世界性的，是普適的，不分國家的了！

國學研究，是我國近代史上學界的一件大事。兩次鴉片戰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優於自己的外來文明的挑戰，舊學在近代文明面前一敗塗地，使國人明白了「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也知道了自己並非「唯我獨尊」、「天朝上國」，人家卻是什麼「化外之民」、「蠻夷小邦」、「奇技淫巧」。國人中一些有識之士將西方近代思想引入中國，用西方近代思想，反觀國情，重新整理國故，呼籲再造中華文明。學界興起「整理國故」的熱潮，同時又提出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 〔見魏源：《海國圖志》序〕。二者雖看似不甚協調，實則是深刻理性，都是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正視。

因而湧現出像俞樾、章太炎、吳汝綸、鄭觀應、王國維、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劉師培、蔡元培、胡適、陳寅恪、趙元任、魯迅、熊十力、翦伯贊、馬一浮、牟宗三、黃侃、郭沫若、陳垣、夏承燾、錢仲書、錢穆、范文瀾、唐君毅、張岱年、馮友蘭、梁漱溟、顧頡剛、蒙文通、傅斯年、辜鴻銘、張舜徵、白壽彝、柳怡徴、陳中凡、胡小石、汪辟疆、吳梅、吳宓、湯用彤、任繼愈、饒宗頤等等一大批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德才學識兼備，非但於本門學科為不世出的專家，並以卓越見識，方法新穎，引指未來，而為眾多學者所景仰的大師級的人物。

可見，國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象牙塔上的「精英之學」！筆者決不是拿名人、名家來說事唬人，而是離開了這些大師及其學術見識，則國學將不能成為國學！

仔細研究這批國學大師的學術觀點，不難發見，他們只認可華夏民族在文、史、哲等人文學科方面的偉大成就，而且認為三者之間是相互通融的，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這是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當然需要學習、傳承和發揚光大。

但是，哲學思辨的思想方法、思維方式，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來影響科學發展，想靠哲學直接演繹出科學的企圖往往是要失敗的。黒格爾的「自然哲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的「自然國學」家們也不會例外。因為從現象和規律上升為哲學思維是一種認識上的飛躍，在這中間要捨棄掉許許多多非本質和本質的東西，此外還要作進一步的抽象，但是從哲學出發，想逆向演繹出符合現實的東西一般是不會成功的。想從古代哲學，演繹出當時所謂的科學乃至現代科學來就更不可能了。

在國學研究中，還有三件令國人不能忘懷之事：一是這些國學大師絕大多數人認為華夏古文明中並無「科學」可言，充其量只是些技藝層面的東西；二是他們對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國醫理論」多不予認同，而且力主廢除；三是他們所研究的範圍和內容很少涉及「國醫」的事，認真去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只稍看看，就知道是什麼，勿需花費更多的精力也不值得去認真研究和探討。

大師們深諳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史、哲自然觀與社會觀」無法替代得了決定人類生、老、病、死的「科學生物觀」。「君臣佐使」的治國與治病的「君臣佐使」，完全是兩碼子事。所謂「陰陽失衡」、「五行乘侮」、「運氣演繹」；「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醫相無二」，「國身治同」，「良相良醫」；還有那「望而知之」和「違疾忌醫」的故事只不過是轉彎抹角的一種比喻、一種臆想、一份期盼、一份籍慰、一番規勸、一番警示。其指向不明，難以企及！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這些國學大師之中，不乏熟悉精通「國粹」的裏手行家，像京劇票友、丹青高手、書法名家乃至中餐之美食家等等，唯獨不信的就是那「國醫」。

可見這「國醫」的事，在當時鼎鼎有名的「國學大師」心目中竟然如此沒有市場，實在令當下的「自然國學」家和「國醫」們及其粉絲感到震驚，讓人感到沮喪、失望和無奈！不得不說這是國學研究中的一件「憾」事！

為此，筆者從有關書籍及資料上搜索到大師們的片言碎語，羅列如下，以正視聽。

在古代中國有無科學的問題上，絕大多數「國學大師」認為古代中國沒有「科學」，因而有人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提出了「科學救國論」！

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等人先後著書立說論述近代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自然說的是中國沒有科學。他在《中國近三百學術史》一文中說，科舉制乃是「科學不興旺發達的一大原因」，梁先生還斷定「外學」輸入中國之後，「必使吾國學別潻活氣」，「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

蔡元培先生也說中國要發展必須「事事以科學為基礎，生活改良，社會的改造，甚而至於藝術的創作，無不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故吾國而不言新文化就罷了，果要發展新文化，尤不可不於科學的發展，特別注意啊!」〔《35年來之中新文化》，1931〕可見當時並無科學可言，尚需發展之中。

胡適先生在其生前未曾公開發表的一篇殘稿中寫道： 「今日的最大病根在於一點，就是哲學趕不上科學的進步。科學家在二百年中，已把許多關於世界萬物和人類的問題逐漸解答了。但一班哲學家還在那裡談玄說妙，尋他們所謂『最後之因』，尋他們所謂『絕對的』，尋他們所謂『命根』」。

陳獨秀先生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中說：「我們中人國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權威；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先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的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含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新青年》第七卷第五號，1920〕他還說過：「現在新文化運動聲中，有兩種不祥有聲音：一是科學無用了，我們應該注意哲學；一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

馮有蘭先生在美國讀書時就用英文發表了《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一文。他在文中說道：「我將冒昧地得出結論：中國向來沒有科學，因為據其自身之價值標準，她無需任何科學……中國的哲學家們不需要科學的肯定性，因為他們想要了解的是他們自己；因此，他們同樣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想要征服的是他們自己。對他們來說，智慧的內容並非知識，其作用並非增加身外之物」。

梁漱溟先生在其著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中，就拿中醫作例子分析了中國「有玄學而無科學」，沒有走上科學道路的原因。

牟宗三先生則認為「中國人並非沒有科學上的智慧，只是以往沒有向科學的路上走」。

可以說絕大多數「國學大師」認為古代中國沒有科學，只有極少數人認為中國古代有科學。

例如熊十力先生認為：「天算、音律與藥物諸學，皆遠在五帝之世，指南針自周分，必物理知識已有相當基礎，而後有重大發明，而未可視為偶然也」。但他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哲人於萬象而見為渾全，所以有天地萬物一體的境界，而無以物累心之患，無向外追求之苦。但亦有所短者，以不重析物故，不易發展科學」。〔轉引自郝海燕：《儒家文化與中國科學》，自然辯證法研究2004（11）p69〕

又如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古代雖無科學之名但有科學之實，「有巢氏構木為巢，燧人氏鑽木取火，建築烹飪長期發展，亦人文，亦藝術，但不得謂之非科學。自房屋建築，造而有園亭，有山林名勝，有河渠橋樑，深發自然風情之結構，遍中國精美絕倫者到處有之，謂非有一種科學精神貫徹其中，又無事臻此」〔見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三聯書店2001p44〕。錢先生所說的這些，有人認為，倘若用現在的觀點來看，也只能算是經驗技術或技藝層面的東西。

翁文灝先生曾就此大為感慨地說中國真正的科學並沒發生，只是做機器造槍炮之實用技術而已：「試想中國自咸同以來，即重洋務，即講西學，也就是現在所謂科學，設局印書，出洋留學，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謂西學者，僅視為做機器造槍炮之學，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真義，故其結果，不但真正科學並未學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機器造槍炮之實用亦並未真正學好。而且只知讀他人之書，不知自己研究，結果譯書雖多，真正科學並未發生。」〔《科學》第10卷第1期，P1-2， 1925〕

在眾多國學大師看來，「陰陽學說」作為哲學理論尚可，至於「陰陽五行」之說，尤其是「五行學說」，其用之於醫學等等學科乃至作為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方法則多不予認可。

梁啟超先生在其《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一文開篇就說：「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辟之，故考其來歷如次」。 然後仔細談到「陰陽二字語意之變遷」，「五行二字語意之變遷」以及「陰陽家之成立及陰陽五行說之傳播」等等。並嘆曰：「此種詭異之組織，遂二千年蟠據全國人民之心理，且支配全國人之行事。嘻！吾輩死生關係之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他更何論也」。

顧頡剛先生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中，從「五行的起源」談起，到「王莽的受禪及其改制」，共談了二十四個問題。詳細論述了「騶衍的五德終始說」的產生原因，「（一）騶衍因為當時一班王公大人淫侈而不尚德，以致不能施及黎庶，故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不經之說，使得他們聽了懼而修德；（二）他的歷史學說有兩種：其一，從黃帝推上去推到天地未生；其二，從天地剖判以來到當世，用了五德轉移之說，說明各代的符應及其為治之宜」。他說，騶衍是用「五德相勝」、「五德相生」以說明帝王的更替，改朝換代。騶衍認為「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據之德必為前朝不勝之德」。因而「五德轉移，符應若茲」，「五行相次轉移用事，隨方面為服」。他說讀此可知「五德，為得到五行中的某行而成天子者的所據之德，五行以次循環，以次用事，終而復始，得到五行的天子也跟著它循環，跟著它用事，終而復始，甚至，哪一行用事，那時的人所穿的衣服也當跟著這一行的顏色而改變」。所以顧先生說：「這個學說的意義最簡單，最能吸收智識薄弱的人的信仰，所以它的勢力便一日千里了」。以至後來這「五行學說」用到了人命攸關的中醫理論上，不但用以說明五臟六腑的「生克乘侮」、「亢害承製」的生理、病理關係，甚至連衣著服飾的五顏六色也能治病了！

梁漱溟先生從未出國留學過，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人稱之為「最後的儒家」。下面這段文字，是其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中所說，也許大家很難想像竟是出自積極倡導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儒梁先生之手筆：「中國人雖然於醫藥上很用過一番心，講醫藥的書比講別的書都多。而其間可認為確實知識的依舊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對。……中國人無論講什麼總喜歡拿陰陽消長五行生剋去說。……拿金、木、水、火、土來與五臟相配屬，……譬如這個人面色白潤就說他肺經沒病，因為肺屬金，金應當是白色，現在肺現他的本色就無病。又姜若炮黑了用，就說可以入腎，因為腎屬水其色黑。諸如此類，很多很多。這種奇絕的推理，異樣的邏輯，西方絕對不能容，中國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講學說理全都要步步踏實，於論理一毫不敢苟。中國人講學說理必要講到神乎其神，詭秘不可以理論，才算能事。若與西方比看，實在不只是論理的缺乏，竟是『非論理的精神』太發達了。非論理的精神是玄學的精神，而論理者便是科學所由成就。從論理來的是確實的知識，科學的知識；從非論理來的全不是知識，且尊稱他是玄學的玄談。但是他們的根本差異，且莫單看在東拉西扯聯想比附與論理乖違，要曉得他所說話里的名辭〔term〕、思想中的觀念、概念，本來同西方是全然兩個樣子的。……他所說的心肝脾肺，你若當他是循環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錯了，他都別有所指。所指的非復具體的東西，乃是某種意義的現象，而且不能給界說的。……他是以陰陽消長五行生剋為他根本的道理，而『陰』、『陽』、『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學的流動抽象的表號，所以把一切別的觀念也都跟著變化了。……中國人既然無論講什麼，都喜歡拿陰陽等等來講，其結果一切成了玄學化，有玄學而無科學」。

就連中國科學技術史大師著名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教授在其書中也認為，「陽陽五行」這「中國醫學的怪獸」，就是中國醫學前進的障礙。

其實，「陰陽五行」作為古人認識世界的方法，早已經被現代科學摒棄了，也許只能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研究的對象，如同亞里士多德認為萬物由氣、火、水、土四種元素所組成一樣，早就被現代物理學和化學所否定。

對於以「陰陽五行理論」為核心的「國醫理論」，認真去研究的就更少了，且諸多「國學大師」都主張堅決廢除！

國學大師俞樾先生，這位曾經是曾國藩的學生、章太炎的老師的學者，曾經擔任過朝廷古文獻整理首席專家和考試院主考官。他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涉及文學、哲學、歷史和中醫中藥。他在每一個領域的研究，都一直保持著至高無上的權威性。1879年，俞樾先生髮表《廢醫論》，對中醫進行了系統的批判，並且明確主張，像廢除巫術那樣廢除中醫。全文共分本義篇、原醫篇、醫巫篇、脈虛篇、葯虛篇、證古篇、去疾篇等七個篇章，七千餘字。俞樾認為，既然與醫並重的卜可廢，那麼「卜可廢，醫不可廢乎」?又認為「古之醫巫一也，今之醫巫亦一也，吾未見醫之勝於巫也。」因而得出「巫可廢而醫亦可廢」的結論。他認為《靈樞》和《素問》並不是古代真正的醫學著作，只不過是與「《容成陰道》、《風后孤虛》、長柳占夢之方，隨曲射匿之法同類」的占卜星象之書。根本否定了中醫最早的經典著作《內經》的醫學性質。指出：「今之世為醫者日益多，而醫之技則日益苟且，其葯之而愈者，乃其不葯而亦愈者，其不葯不愈者，則葯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 ……因而為廢醫之論。

其師曾國藩先生，為清代之「進士」，可謂中國歷史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中國現代化的最早倡導者。1860年，他給其弟曾國荃寫信時一再告誡說：「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把不信中醫作為「家風」叮囑其弟，務必遵守和弘揚，可見其不信中醫已到了何等程度。他還說：「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葯」〔見：《曾國藩家書》〕。

國學大師，同治進士、桐城派文人吳汝綸也「於中醫之一筆抹殺」。他說，傳統中醫連人體和疾病的基本形態都不曾做過起碼的合乎實際的觀察，所以他認為「吾國醫家殆自古妄說」，是「含混醫術」， 他表示至死拒絕中醫。〔見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p173-177〕他還說，「吾國醫學之壞，坏於儒」。這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所謂中醫理論只不過是中國古代讀書人干出來的蠢事。

清末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先生則說：「中醫多模糊影響之談，貴空言而罕實效」。

啟蒙思想家嚴復先生把中國的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認為其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從其緒而觀之，莫不順序；第若窮其最初之所據，若五行支幹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嚴譯《穆勒名學》嚴復按語，1905〕。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紀元年，嚴復就曾告誡其甥女：「聽中醫之言，十有九誤，切記切記」。

梁啟超先生說「今舉四萬萬人之心靈而委諉學究之手，舉四萬萬人之軀殼、而委請庸醫之手」。他反對不學無術的庸醫，痛恨中醫在學術上自困於故紙堆。他認為，中醫在近世衰落，問題在制度敗壞，而西醫的學術與訓練制度特別優勝。說「古之醫者，方伎之略，列於藝文，惠濟之方，頒自天子，其重也如是，西國醫學，列為專科，中學學成，乃得從事。今中土既不以醫齒於士類。士之稍自重稍有智慧者、皆莫肯就此業……坐聽天下之無賴．持此為倚市胡口之術，殺人如麻，又何怪歟。」梁啟超先生還就坊間傳說自己的病而說道：「科學呢，本來是無涯涘的。…… 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察，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6年6月2日北京《晨報》副刊〕

蔣夢麟先生在追憶孫中山先生時說，中山先生患肝癌，協和醫院宣告束手無策時，他仍然不願服中藥。先生說他是學西醫的，他知道中醫靠著經驗也能把病醫好。西醫根據科學，有時也會醫不好。但西醫之於科學，如船之於羅盤。中醫根據經驗如船之不用羅盤。用羅盤的，有時會到不了岸，不用羅盤的有時也會到岸，但他還是相信羅盤。

傅斯年先生曾撰寫《所謂「國醫」》、《再論所謂「國醫」》等文，於民國時展開大論戰。他認為「 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裡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裡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彷彿根本有問題？對於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於關係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裡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於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混沌的狀態中，何況較複雜的事。到今天還在那裡爭著中醫西醫，豈不是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他還說：「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餛飩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這個地方不取模稜的態度」。

陳獨秀先生，在1915年《新青年》創刋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書」，極力呼喚民主與科學，聲討專制與蒙昧，其中就有對中國傳統醫學的批判：「中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說；其說且通於力士羽流之朮；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

胡適先生，1935年為《人與醫學》中譯本寫的序言里，完整地表達了他對科學發展的深刻理解及對中醫的態度。他在序言中說，看這本書「敘述的西洋醫學每一個方面的演變過程，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現在尊為『國醫』的知識與技術究竟可比人家第幾世紀的進步」。「回頭想想我們家裡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佔一個什麼地位」。胡適還認為，不僅每個醫學生應該讀這本書，而且「不學醫的『凡人』，也應該讀一讀這本書。……因為我們實在太缺乏新醫學常識了。我們至今還保留著許多傳統的信仰和習慣，平時往往使我們不愛護身體，不講求衛生，有病時往往使我們胡亂投醫吃藥，甚至於使我們信任那些不曾脫離巫術的方法，甚至於使我們反對科學的醫學」。就坊間關於其1920年間患「心臟病」、「腎臟炎」和「糖尿病」為中醫陸仲安所治好一事，以至後來還有人向其討要陸仲安的藥方時，他曾多次矢口否認得過這些病，也不相信中醫藥能治好這些病。他對陸仲安的評價只是「一位頗讀古醫方的中醫」，而且十分氣憤地說：「造此謠言的中醫，從不問我一聲，也不問陸仲安，竟筆之於書。此事真使我憤怒！」〔胡頌平編撰校訂：《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第2671頁；第10冊第3539，3689頁。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魯迅先生可謂一針見血，他說：「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葯，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見魯迅：《吶喊》序言〕。魯迅先生又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但他還有一說，更是痛快淋漓、尖銳犀利：「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見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的》〕。當年孫中山先生患肝癌，協和醫院宣告束手無策時，仍然不願服中藥。魯迅對此十分感動，他寫道：「那時新聞上有一條瑣載，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據說當西醫已經束手的時候，有人主張服中國葯了；但中山先生不贊成，以為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人當瀕危之際，大抵是什麼也肯嘗試的，而他對於自已的生命，也仍有這樣分明的理智和堅定的意志」〔見魯迅：《集外集拾遺·中山先生逝世後一周年》〕。

周作人先生說：「成千上萬的中醫實在不是現代意義的醫生，全然是行醫的玄學家。什麼辰州祝由科，靈子術的靈學家，國民精神養成所，這是原始社會的巫師行徑，是再早一個時代的東西，不必說了，就是最純正的中醫學說也都是玄學的說法，倘若真是說得特別，即使荒唐古怪，也總還是夠得上說是獨有，可以標榜一個國字而名之曰「國術」！但是不幸某一時期之醫學的玄學說法卻是世上普通的事，『以天地五運六氣配人身五藏六腑』與西洋中古之以七曜十二宮配人身各器官，陰陽濕燥之說與病源體液說〔Humoral"ism〕等，藥物之形色數的意義與表徵說〔Theory of Signature〕，根本上是一致，這種例不必等我外行人來多舉，只要請去查世界及中國醫學史就可看到很多」。

梁漱溟先生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中，說得更為清楚：「中國說是有醫學，其實還是手藝。西醫處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葯，無大出入；而中醫的高手，他那運才施巧的地方都在開單用藥上了。十個醫生有十樣不同的藥方，並且可以十分懸殊。因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葯，都是沒有客觀的憑準的。究竟病是什麼？『病灶』在哪裡？並不定要考定，只憑主觀的病情觀測罷了!某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並不問。只拿溫涼等字樣去品定，究竟為溫為涼，意見也參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藥，哪能不十人十樣呢」？

陳寅恪先生在《吾家先世中醫之學》一文中提到其祖上三代行醫，至他則不學，因為他「不信中醫，以為中醫有見效之葯，無可通之理」。他還說「寧願讓西醫治死，也不願讓中醫看病」。陳先生的文化立場毫無疑問是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甚至被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神」，而且先生出身於中醫世家，三世為醫。這樣一位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大師，恰恰不信中醫，而其對中醫的評價，可謂真正體現出了大師的真知卓見和思想深度。

郭沫若先生說：「國醫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會好的病」。還說：「我對於舊醫尤其是陽陽五行，類似巫神夢囈的理論，卻是極端憎恨，極端反對的。中醫和我沒緣，我敢說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

後來的台灣學者李敖先生則認為：「中國的醫學史，並不是什麽真的醫學史，而是一筆道道地地的「巫醫史」。換句話說，不太客氣的說，中國歷史上，根本沒有真正的醫學。中國傳統上關於「醫」的記載，最早的是神農、黃帝等的假歷史，後來年代較近，產生了所謂「醫」的始祖「彭」與「咸」，就是屈原所謂的「吳將從彭咸之所居」的「彭」與「咸」。所謂彭咸，根本統統是「巫醫」。可見「巫」和「醫」兩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換句話說，中國古代的所謂「醫」，根本就是神醫、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個名字！「巫彭」與「巫咸」是殷商時代的人物。從這兩個所謂鼻祖以下，中國歷代都有所謂新一代——進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現，都據說是愈來愈不「巫」了，愈來愈「醫」了，其實都是扯淡！他們不論怎麽改來改去，不論是什麽「華陀再世」、「歧伯復生」都統統屬於萬世一系的巫醫系統。這個系統，直延伸到中華民國五十四年的所謂「中醫學院」，還沒有斷子絕孫，還是整年有數不盡的小「華陀」小「歧伯」出現，出現在這個可憐的國家，禍害這個可憐的民族，使他們吃樹根草藥、吞蟲屎黑湯」。〔李敖：《修正『醫師法』與廢止中醫》〕 ……。 還可以羅列出更多，由於篇幅所限，只能從略。倘若一、兩人所說、所見尚可不說勿論，可一大批精英如是說如是論，又當作何解釋？！

當然亦有像章太炎、馬一浮先生等篤信中醫並身體力行，對中醫藥學有所研究，並能給人處方治病的，但畢竟是少數，而且他們後來都「主張中西匯通」，「反對五臟附會陰陽五行……」。

以上所列，僅為國學大師們所說、所見，還不包括當時一大批認真學習西方科學思想和實驗方法後來成了我國著名科學家的優秀人物的見解，像「五四時期」創辦「中國科學社」，旨在「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開展「科玄大戰」的任鴻雋、丁文江、秉志、周仁、趙元任、胡明復、楊銓、過探先、章元善、金邦正、唐鉞、王星拱等等一大批科學家。

任鴻雋先生在1915年《科學》創刊號上發表《論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時，認為「秦漢以後，人心梏於時學，其察物也，取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其擇術也，騖於空虛而引避實際」。「知識分子多鑽研故紙，高談性理，或者如王陽明之格物，獨坐七月；顏習齋之講學，專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學知識風馬牛不相及」。「或者搞些訓詁，為古人作奴隸，書本外的新知識，遠不會發現」。他還說：「科舉是知識上的奴隸制」。

丁文江先生於1923年與張君勱先生展開「科玄論戰」，他是當時的科學派主將。丁先生不但看不起張君勱先生等「玄學鬼」，而且他始終相信，只有受過科學訓練的知識分子，才能設計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他說，運用理性的科學技術來解決人類福利問題，使得提供比迄今任何通過常規智慧所提供的更人道、更有效的解決方法成為可能。科學就足以解決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

回顧那段歷史，使人不勝吁唏！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段歷史已被人們所淡忘，那個時代學人們的思想早已湮沒！「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歷史不能遺忘，也不容遺忘，歷史將是後世的鑒戒和教訓。

看到這些，真不知如今的「國學菜鳥」、「自然國學」家和「國醫」們及其粉絲有何感受？他們大都好「發古之幽思」，喜歡「厚古薄今」，相比於過去「才髙八斗，學富五車」的「國學大師」們，基本上沒看過幾本象樣的古籍善本書，充其量只不過是些滿大街地攤上都有擺賣的「國學」、「國醫」普及讀本及講義、教科書罷了，約知一、二，見識庸俗，學問粗淺乃至連古漢語也一竅不通，便以為自己了不得，想發揚光大了！跟當時具有國學「童子功」的科學家們更是相差甚遠，完全無法比擬。

現在所剩下的真正可以歸為「國粹」的東西已經為數不多，有的已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明文化遺產，據傳「國醫」也正在作申報準備。僅僅是非物質文明文化遺產，怎麼不是那「中醫泰斗」所說的「中醫是尖端的科學」、「是主流醫學」了！文化的遺產而已，不能亂動，還得依法原汁原味地保護哦。豈不是過於自貶、自卑了嗎？

從人民大學成立國內第一個「國學院」，到各地的國學班、國學講座盛行；從央視《百家講壇》的熱播，到大量的文史讀物暢銷；從各地祭祖祭孔等等傳統禮俗的興起，到《論語》、《詩經》、《弟子規》、《三字經》種種典籍在小學課堂的風行，乃至海外諸多「孔子學院」的興辦。國學正以各種各樣的姿態，活躍在當下中國人和世界華人的視野之中。

很多人以為學習國學，就是簡單的文化回歸，倒退復古就是弘揚國學，甚至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興師問罪，把「弘揚傳統文化」和「繼承五四精神」完全對立起來。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只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元。可以說，在海外無論你使多大勁，用多大力，東方文化始終是少數人的偏好。

有些國人甚至異想天開，要搞所謂「東方科學」、「自然國學」、「中國傳統科學」、「氣理學」等等，從基本概念到學術規範都要自成體系，以便顯示中國人的實力。這樣弄出來的東西，到底是科學，是學術嗎？這些玩意兒會給中國科學和學術增光還是醜化中國科學和學術？如果認為我們今天還要拜倒在這個或哪個神仙聖人膝下，那就是十足的糊塗蟲！

其實，華夏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包容的，是樂意接納外來文化的，且不說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最早的「佛學」就是從西域取來的舶來貨，以至到後來的的「馬大爺」、「列鬍子」同樣也是舶來貨。可是當 「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的到來，卻被視為洪水猛獸，斥之為 「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和「崇洋媚外」了，實在令人費解。

看來，我們在注重「國學」修養和對「傳統文化」感到興趣的同時，還需要對於人類知識的多元性和豐富性有更多的理解，對於來自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也應該有相當的興趣，對人類其他文明的成果應予以承認，多一點包容，多一點涵養，這對於健全人格的養成和知識結構的合理化都有好處。

看看今天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乃至人們的衣、食、住、行諸多方面，哪一方面不是我們從西方學來的？連佛門弟子、少林寺的主持方丈釋永信大師和諸多的和尚、道長、師姑們都開上寶馬車，用上手機、電腦、電視……，可見那「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內景返觀」、「返觀內視」等等術數之道已經無法修持！

其實，重視傳統文化是指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揚，而絕不是回到過去的生活中去。今天的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像古人們那樣過日子了，應當更現實一些，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國人雖然都知道「落後就要挨打」的道理，但卻始終將「落後」理解為拳頭的力量，其實，文明的落後、觀念的落後，思想的落後，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今天，除了在經濟與科學技術有所進步之外，愚昧閉塞、弱小落後、自作聰明、自以為是、盲目樂觀這幾點上，相對過去時代而言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和進步，依然故我，對現代文明毫無尊重接納之意。

事實上，我們從古代的歷史中，還是可以看出大量現今現實的影子。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在很多領域都已經沿著正確的方向走了很遠，但是不少所謂傳統的東西卻仍然成為我們探索真理，認識世界的叢叢障礙、沉重的「包袱」和「痼疾」，不徹底革除，更待何時！試想沒有這種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和引進，我們就不可能取得今天改革開放的發展和進步！

連當年從事國學研究的老祖宗們都不予認可的事兒，認定為糟粕的東西，如今的「自然國學」家、「國醫」們卻奉之為精華，將其當作「國學」至寶，要努力繼承發揚光大了！

在新一輪的國學熱、國學研究中到底堅持什麼？反思什麼？正視什麼？質疑什麼？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到底孰是精華？孰是糟粕？孰是孰非？是國人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難道不應當老老實實地向當年研究國學的開山祖師爺學習學習？不該問一問當年「學貫中西」、「兼通四部」、「通曉文史哲」的「一代通儒」們的看法？聽一聽大師們的意見！

〔[原創 2009-11-30 19:31:08] 今日友人轉來2011.04.08.及04.25.《中國中醫藥報》上的幾篇文章 讀後有感 整理重發 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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