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民：當前中國政治信任的U型分布

王向民：當前中國政治信任的U型分布時間:2010-07-06 09:23 作者:王向民點擊:810次　　國際上曾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個國家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後，如果處置不當，可能會出現貧富懸殊、失業激增、分配兩極化、社會矛盾激化，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倒退。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1年，我國居民人均GDP已經超過1000美元，2008年，我國居民人均GDP已經突破3000美元。據此，中國政治與社會已經進入矛盾突發期。　　根據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披露，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而且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動輒捲入上千人，甚至數千人，影響較大。如湖南省嘉禾縣「株連九族」式的野蠻拆遷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引發的衝突曾震驚中央和全國。同時，群體性事件的暴力性和破壞性日漸激化，參與者採取各種極端或違法行為發泄不滿情緒，圍攻衝擊基層黨政機關、阻斷交通、扣押人質，個別地方發生破壞公共設施、打砸鄉鎮政府和縣政府的局部騷亂。例如甕安事件就是一個極端。更為棘手的是，這些群體性事件並非都是因為利益衝突，有的是純粹的非直接利益衝突的社會泄憤。　　這些群體性事件，似乎表明近年來的政治信任呈降態勢。因此，政治信任研究顯得日益重要與迫切。　　一、文化與制度：研究的進路　　政治信任研究，介乎理論與現實之間。總體而言，純粹的理論研究比較缺乏，學術界還沒有形成嚴謹、規範的學術範式，但是，基於社會現象和現實案例而展開的經驗研究成果卻相當豐富。因此，政治信任研究，目前還處於現實命題研究階段。　　現實命題，背後總有其理論性解釋資源。政治信任研究，也和政治學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論緊密相關。就政治信任研究與政治合法性理論而言，政治合法性似乎是政治信任的結果或影響，政治信任危機往往導致政治合法性危機。政治信任研究和政治文化研究也存在交叉重疊，政治文化研究涉及認知、情感和評價，而這些維度或者視角正是政治信任所關注的，而且，政治信任研究強調增強政治信任的途徑在於加強政治社會化的有效性。政治信任研究和政治溝通研究也緊密相連，政治信任的實現與行動，往往與有效的政治溝通成正比。政治信任的主、客體，往往涉及公民研究、群體研究和政府研究。同時，政治信任研究也往往從社會資本理論、社會信任理論中汲取解釋力。　　作為現實命題，我們所關注的政治信任研究以中國為對象。就此而言，學術界已經有相當成果。這些成果大致分作兩類：第一，比較政治學中的國別政治信任研究。例如杜克大學史天建教授從文化價值和政治信任的角度對中國大陸和台灣進行了比較研究（史天建，2001），馬得勇對亞洲8國及世界76國的比較研究（馬得勇，2007；馬得勇，2008）。第二，研究中國鄉村的政治信任，它往往以群眾上訪、基層選舉等政治行為為研究對象（Lilianjiang，2006；胡榮，2007）。　　研究結論顯示，當前中國的政治信任程度還是比較高的，而且主要來源於儒家文化傳統和威權主義而不是政治制度（史天建，2001；馬得勇，2007；馬得勇，2008）。那麼，以制度為中心的政治信任結構，其分布是怎樣的？這是本文研究的主題。　　由於政治信任研究試圖描述某種政治狀態，因此，狀態主體成為政治信任研究的對象。這些對象性主體包括政治組織（如政黨）、政治機構（如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政府官員，以及政策法規。故而，政治信任，通常被界定為民眾對政治群體、政治組織、政治機構、政府官員以及政策法規的信任。紐頓類比產生社會信任的社會資本理論，認為政治信任可以視為一種政治資本。　　政治信任的維度，一般包括價值、主體、實踐等環節。按照戴維·伊斯達的政治系統論觀點，價值可以歸入「要求」「支持」的輸入性因素，主體可以歸入黑箱般的政治當局，而實踐則是要求、支持經過政治當局決策後輸出的具體政策。因此，這是一個從價值觀念到實踐結果的連續過程，它構成了政治信任的結構性模式。根據從抽象價值到具體實踐的順序，政治信任的結構可以排列為價值信任、政府信任、制度信任、官員信任和政策信任。因此，我們的研究主題就是觀察民眾對上述維度的信任程度與認同狀況。　　青年是祖國的未來，青年的政治認同狀況影響甚至決定著祖國的方向。青年學生作為未來的精英，更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政治認同狀況。因此，我們試圖通過青年學生的政治信任狀況窺探整個國家的政治認同狀況。　　我們採用的數據來自於2008年5-7月向上海市重要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同濟大學）本科生髮放的問卷調查，該項調查基本上覆蓋了位於現代化較為充分的上海的文理工學科的著名高校的青年本科生。我們發放問卷1200份，收回有效問卷1145份，有效回收率為95.4%。其中男女大學生比例分別是50.2%和49.8%；不同年級學生的比例分別是大一40.5%、大二30.1%、大三29.4%；不同學科學生的比例分別是文科37.2%，理科33.1%，工科29.3%；就戶籍而言，40.4%的學生是上海人，44.2%受訪大學生的家庭所在地是直轄市或省級政府所在地，其中23.9%的人的家庭所在地為地級市，15.1%的人的家庭所在地是鄉鎮，還有16.8%的人的家庭來自農村。　　問卷設計主要基於青年學生對當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同狀況，具體而言，包括政治價值、政府（抽象的和具體的）、政治制度、政府官員和政策法規幾個方面。同時，為了說明政治信任結構的緣由，我們還設計了政治信任來源的「政治社會化途徑」題目。　　二、政治信任的結構性分布　　按照從抽象到具體的政治信任結構模式，當前我國政治信任的結構性分布狀況如下：　　1.價值信任和政府信任　　價值信任，指民眾對政治及其行為的價值性判斷，亦即對其價值的認可或同意。在生活中，價值信任往往和政府信任重疊，對抽象的國家或者政府的認知、情感和評價顯示著他們對某種政治價值的認可或同意。在政府信任的各項數據中，青年學生對政府的信任感比較高。　　這種抽象價值的信任，隨著抽象程度的降低而減弱。數據顯示，94.9%的青年學生表明「作為中國人，自己以中國而自豪」。其間信任百分比由高到低分別是「為中國的歷史文化感到自豪」、「為中國的國民精神而自豪」、「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而自豪」、「為中國的國際地位感覺自豪」、「為中國的藝術成就和科學貢獻而自豪」、「為中國的自然特徵而自豪」，最後才是「為中國的政府或政治體制而自豪」。這表明，民眾對國家（現代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代表（政府）的信任度是最高的。　　政治國家或者主權層次的政治認同，還體現在事實判斷和未來預期方面。例如，就中央政府而言，37.4%的青年學生認為「中央政府的行動改善了國家的狀況和民眾的生活」，55.9%的青年學生認為「有時改善，有時沒有」，二者相加高達93.3%，僅有6.4%的人認為中央政府的工作「不起作用或反而起負面作用」。同樣，就地方政府而言，32.2%的青年學生認為「地方政府的工作有改善了這個地區的生活條件」，55.5%的青年學生認為「有時改善，有時沒有」，二者相加高達87.7%，只有9.4%的人認為地方政府的工作「不起作用或反而起負面作用」。在未來預期方面，「完全同意」（35.2%）和「部分同意」（47.9%）「我們的政府有能力解決國內外所遭遇的困難」的青年學生的百分比總和高達83.1%。　　政府信任還體現在政府道義和利益維護方面。例如76.2%的青年學生，認為「如果人民遇到困難，政府會設法幫助我們」（其中，「完全同意」者為31.3%，「部分同意」者為44.9%）。74.7%的青年學生，認為「政府作重大決策時，會把人民的利益列為第一優先考慮」（其中，「完全同意」者有37.1%，「部分同意」者有37.6%）。　　在政府信任的各項數據中，青年學生對政府的信任感極高。這或許和青年學生對「政府」的理解有關。他們理解的「政府」，或許等同於「國家」，而國家意味著超越個體與屆別的擁有獨立主權的現代民族國家。在威權政體中，國家、政府和政黨三者合一，因此，對政府的信任，也就意味著對國家和政黨的信任。但是，涉及更為具體的政府機構和官員個體的時候，政治信任狀況將會發生重要變化。　　2.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對制度本身的信任；第二，對制度運行的信任。從調查數據看，青年學生對制度本身的信任較高，但是並無特殊偏好，比較而言，對制度運行的信任則較低。除了直接表明的消極觀點外，「看情況而定」的觀點所佔比例較高，而「看情況而定」恰恰說明制度運行的非制度性、非規範性，因此，也表明制度信任的較低水平。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過參選人大代表參與政治。在對「你是否有當人大代表的想法」這一問題的回答上，23.2%的青年學生表示非常希望能當人大代表，24.3%的人表示偶爾會有這種想法，25.1%的人表示現在還不清楚，以後再作打算。這顯示出一種中性的參選人大代表的慾望。「假設您將參加人大代表的選舉，當您走向投票箱去投您的那一票時，下列各項中，哪一種陳述最能說明您的心情」，有37.6%的人選擇「感到很滿意」，44.0%的人認為「我這樣做僅僅是因為這是我的責任」，5.7%的人認為「這只是在浪費我的時間」，而12.8%的人則認為「沒有感到任何特別的地方」。整體而言，對人大制度的情感與評價大致持中，並無特別偏好。這種持中，並無特別偏好的制度信任，也體現在對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情感上。　　政治制度的創設，體現出某種既定的公平正義，這種公平正義使得民眾在其運行過程中加以關注與遵從。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政治制度運行的公平公正並不樂觀。　　在情境性設計題目中，「假設有一些問題，您或者您的家人必須找某個政府機構解決，比如申請某種執照或稅收問題等，您認為您會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嗎？」結果顯示，有將近一半（45.7%）的青年學生認為「看情況」而定，而其他青年學生則幾乎對半地認為「會得到公平對待」（28.7%）和「不會得到公平對待」（21.0%）。制度的公平正義性在城鄉之間差別也很大，城市青年的信任度較高，而鄉村較低，而且，更多鄉村青年認為要「看情況」。例如在本題目中，城市青年同意「會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者有51.1%，而鄉村青年則為42.8%，「看情況」而定的城市比例為44.8%，鄉村比例為50%。　　制度運行中是否「能受到尊重而不會遭到刁難」的調查中，只有14.1%的青年學生認為「能受到尊重而不會遭到刁難」，而高達26.9%的青年學生「並不確定」是否能「受到尊重而不會遭到刁難」。　　制度運行的不信任，或許會殃及對制度本身的不信任。從理論上講，制度建設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結果，而是逐漸修正、日臻完善的過程。轉型期中國展開了多次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但是，仍有19.1%（「完全同意」）和34.1%（「部分同意」）的青年學生認為「政治體制改革進展緩慢，收效甚微」，倘若加上觀點「不確定」者的28.5%，持否定或消極意見者高達81.7%。　　制度建設是現階段中國政治發展理論的主導模式。制度建設理論認為，只要建立相應的制度，政治權力的運行和政治官員的行為就能夠受到規範，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就能得到鞏固。就此而論，當前中國青年學生對制度本身的較高信任與對制度運行的較低信任，彰顯出中國未來制度建設的方向和路徑。　　3.官員信任　　官員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機制的行動者和實踐者，政治價值、政治制度需要通過官員行動得到體現，因此，對政府精英或官員的信任是政治信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調查數據看，民眾對政府官員的信任感相對較低，甚至低至9.4%，而不信任者高達63.9%。　　例如只有9.4%的青年學生認為「我們的政府官員，守法的程度很高」，而「部分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者為27.2%和16.9%，二者之和高達44.1%。　　對於「大部分的政府官員都是清廉的？不會貪污的」的觀點，12.5%的受訪大學生表示完全同意，23.7%的人表示部分同意，21.0%的人表示不確定，另有24.7%的人表示部分不同意，18.2%的人表示完全不同意，後三者的百分比高達63.9%。　　12.2%的青年學生認為，「大多數的政府官員都有足夠的才幹去處理政務」，但是，仍有23.6%和22.2%的青年學生「不確定」和「部分不同意」，更有9.2%的青年學生「完全不同意」。　　「假如您向政府官員解釋您的觀點，您認為他們會有什麼反應？」問題中，僅有18.5%的人認為政府官員會對自己的意見認真考慮，高達44.1%的人認為政府官員會對自己的意見「不以為然」或只是給與很少的關注，14.0%的人認為政府官員會對自己的意見根本不予理睬，另有20.7%的人則表示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官民對立或者官民斷裂，已經成為威脅當前中國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近年來爆發的群體性事件，肇始或者激化的原因，無不與官員信任直接相關。至於「非直接利益衝突」和「泄憤性群體性事件」，則更是官民對立的直接結果，它反映出對政府官員的不信任。　　4.政策信任　　政策，是政治系統把價值和制度設置等要求和支持的外在輸入因素，經過政治當局或者官員的行動轉化而輸出的決策和行動。它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政策執行是否徹底；第二，政策成效如何。　　政策制定，往往與制度運行直接相關，或者說，政策就是制度運行的結果。如前所述，青年學生對當前中國的制度運行的信任度並不太高，這也決定了對政策制定的信任度。此外，政策執行過程中，往往伴隨民眾對政府的監督或者批評，政府的反應也能顯示出民眾的政策信任度。對此，青年學生的反應也是激烈的例如，「儘管在報紙、收音機和電視中均可看到新聞」但僅有3%的青年學生「完全不同意」「我們很難得到關於公共事件的客觀報道」，相反，認為「完全同意」和「部分同意」很難獲取客觀報道的被訪者卻高達31.6%和37.1%，二者之和等於68.7%。「政府對於媒體輿論提出的建議或批評」，只有14.1%的青年學生認為政府「能虛心地檢討或接受」，而「不確定」者達到37.7%。　　但是，青年學生顯然認可威權政體的政策行動能力。例如高達82.5%的青年學生認為，「政府對於緊急事件（突發的天災人禍）的處理能迅速有效」，「部分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者僅佔4.4%和2.1%。　　同時，青年學生對改革開放30年來威權政治下的經濟績效保持有極高的認可度。高達93.2%的青年學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發展，商品多樣化，購物更加方便」，「部分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者僅佔1.0%和1.4%。高達88.1%的青年學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家庭收入增加，生活質量提高」。青年學生似乎在就業和人口流動的自由度增加問題上也有共識，高達81.4%的青年學生認為「完全同意」和「部分同意」就業和人口流動的自由度增加。在社會治安方面，認為「大大改善」的佔23.8%，「部分同意」的高達42.4%，而「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分別佔8.1%和2.8%。　　三、結論　　當前中國的政治信任呈現「U」型結構。在抽象的國家和政府方面，青年學生表現出極高的政治信任，而在具體的制度運行、官員行為和政策制定方面，青年學生的信任度卻並不太高，然而，在政策績效尤其是經濟績效方面，青年學生的信任度也表現出極高的峰值。　　這種「U」型政治信任結構，或許可以從近代以來的歷史與政治中得到解釋。鴉片戰爭以來的西方列強入侵，形成的民族主義思維根深蒂固，「富國強兵」作為中華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動力為國家和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信任度。更為準確地說，這裡的國家和政府，並不是某一屆政府或者某個政治領袖，而是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和政府，亦即抽象的國家和政府，抑或理念上的國家和政府。　　政策績效，尤其是經濟績效塑造的政治信任，更多來自於改革開放以來的威權政治變革。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三十年的經濟建設確實使人們衣食住行的實體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經濟績效的直接受惠者，青年學生自然會對於經濟績效產生較高的信任度。　　歷史和政治，並不直接產生政治情感和政治評價，尤其是戰爭的硝煙逐漸淡去之後。但是，政治教育卻能夠讓每一個公民在教育中重溫那一段喪權辱國的經歷，感受身邊日新月異的變化，從而堅定政治教育所傳授的政治價值。因此，新中國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為政治信任的培育做出了重要貢獻，「強國家」和「好政府」的政治信任正是來自於學校政治教育的辛勤澆灌。　　但是，學校政治教育卻正在遭受改革開放帶來的世俗化考驗，世俗化的發展逐漸祛除了政治教育的功效。一方面，社會價值標準逐漸世俗化，追逐金錢和物質逐漸取代傳統的「保家衛國」的革命熱情；另一方面，就業的社會壓力，迫使青年學生更注重技能訓練而不是單純的「知識教育」。例如在青年學生政治參與熱情的調查中，48.8%的青年學生認為是因為就業壓力日益增大、學習緊張而無暇顧及政治參與實踐。　　與此同時，在利益主導的社會意識形態下，民眾的維權意識和權力監督意識逐漸萌發，從而在制度運行、官員行為、政策制定等環節觸發政治不信任。例如高達81.3%的青年學生認為「民眾價值觀多元發展」，79.7%的青年學生認為「公民的權利主體意識大大提升」，73.4%的青年學生認為「公民的理性行動能力和責任意識大大增強」。在民眾價值觀多元發展、公民權利主體意識大大提升、公民理性行動能力和責任意識大大增強的情況下，傳統的政治權力運行方式和官員行為方式，必然會失去民眾信任，甚至引起政治衝突。因此，必須通過開放政治參與、規範官員行為和科學政策制定來增強未來中國的政治信任。來源: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10-06-29]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07061267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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