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病源於日積月累的城市規劃失誤

北京城市病源於日積月累的城市規劃失誤

最近，有媒體報道人們生活在北京郊區新城的生活狀態，得出「通州不通、順義不順、大興不興」的慘痛感受。近十年來，全國各地都在大建新區新城，城市在急劇的擴張蔓延。如果我們把城市看做一個生命有機體的話，這些新城彷佛被打了催長素的孩子，帶著各種先天不足來到世間，被拔高被拉升，急速的擴張加劇了病痛的擴散，居住在其中的人們，自然要承受著諸如交通擁堵、缺乏醫療教育設施等種種城市病。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北京自然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們以流水賬的形勢，回顧一下建國以後北京的城市建設史，或許可以找到北京新城之痛的原因。上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影響下，北京制定了《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確定舊城改造的第一個目標是，將北京從工人階級僅佔4%的消費城市改造成為工人階級佔1/4以上的莫斯科型大工業城市；將北京從一個落後的封建城市，徹底改造成為一個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按照新的規劃思想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首都。城市格局上，北京走上了單中心道路；產業布局上，北京走了一條與上海類似的工業化道路。在1954年的城市規劃草圖上，北京的西部、東部、東北部、東南部，都規划了大片的工業區，此後幾十年里，北京逐漸形成了完整的工業布局，東郊棉紡織區，東北郊電子工業區，東南郊機械、化工區，西郊冶金、機械重工業區……到1979年，北京重工業總產值的比例高達63.7%，僅次於遼寧居全國第二，北京因此成為重工業佔主導的城市，高大的煙囪成為城市風景。然而，縱觀世界各地的首都，都是以服務業為主導，北京也不能逃脫城市發展的規律，怎能讓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業肆意發展？80年代初，中央書記處對北京的建設做出了四項指示，明確提出，北京作為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經濟發展要適合首都的特點，今後基本不再發展重工業。於是，北京東南西北的工業區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曾經是化工區、冶金區的土地上，被建造成了各式樓盤或別墅區。聲名遠揚的798是前蘇聯援建的國營電子工業的老廠區，如今也脫胎換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與此同時，80年代的懷柔平谷之類的遠郊城市還在默默生長。90年代初，北京的城市發展實行「兩個戰略轉移」：市區不再擴大規模，逐步從外延擴展向內涵發展轉移；城市建設重點從市區轉移到郊區，強化在市區外圍建設衛星城。就這樣，遠郊衛星城的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連接中心城區和衛星城的放射幹線公路和高速公路，在地圖上如藤蔓一樣「長」起來，中心城難以承載的產業和人口隨之疏解到衛星城，散枝發葉。此刻的衛星城如同一個沒有減掉臍帶的孩子，就業生活娛樂都要依賴中心城區，依靠著僅有的幾條通道，人流來往於衛星城和中心城區。衛星城與新城，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在內涵上卻明顯不同：衛星城多依賴母城而建，功能不配套，以生活居住區為主，如回龍觀、望京；新城則擁有完善的公共設施配套和特色產業集聚，城市功能齊全，居住、工作、交通、娛樂休閑相對完善，滿足多元需求，對原來中心城區更少依賴。或許是意識到衛星城的弊端，《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開始提出「兩軸兩帶多中心」的城市空間格局，以「更加獨立、功能更加完善的新城取代衛星城；突出首都特點，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堅持以人為本，建設宜居城市」。此刻，北京定位於「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經歷50年的發展，管理者終於摸清楚了北京的發展路徑。這版規劃注重獨立新城的建設，規划了11個新城，其中，順義新城、通州新城、亦庄新城是發展的重點。遺憾的是，北京的城市格局，在90年代的衛星城建設時，就已定型，要改變，談何容易？一方面，人口在聚集，一方面，城市在蔓延。依靠地鐵和快速通道，郊區的人們往來於中心城區和郊區新城，每日潮漲潮落、人來人往，許多人將生命和精力消耗在上班途中。城市的膨脹使北京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日益嚴重，或許是某些政府官員也感受到大城市之痛了。於是，北京「十二五」規劃，把人口疏散和擁堵治理作為重要的政治任務。在這個政策的指導下，北京上演了一出出「低端業態退出」、「大幅提高中心城區停車費」、「人防地下室禁止出租」的悲喜劇。如此強硬的行政調控，會緩解北京城市之痛嗎？短期而言，或許有用，長期來看，顯然不可能。因為不疏散產業，只疏散人口，城市病會更加嚴重。北京的城市病，源於人口過度集中在中心城區，而人口的集中，源於權力和資源的過度集中。作為首都，北京的政治地位帶來了強大的資源控制力，放眼望去，優勢的教育資源、資本資源、大項目、大企業、優良的工作機會都集中在了北京，人往高處走，資源和權力的集中自然引發人口的集中，如果不疏散資源和權力，新城之痛，恐難以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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