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釣魚城，一座比襄陽更頑強的抗元堡壘
▍釣魚城的尷尬
（一）東海有釣魚島。北京有釣魚台。重慶有釣魚城。我知道釣魚城，或者說，我特別留意到釣魚城，大約是過去檢讀過姚從吾的論文《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宋蒙釣魚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與合州獲得保全考》、《余玠評傳》的緣故。姚是我列入了《現代學林點將錄》里的人物，專研北方邊疆民族史，尤重在蒙元史研究，我原來設法配齊了他的著述，以上諸文皆見於台灣版《姚從吾先生全集》第六冊。十三世紀下半葉，蒙古的「銀河帝國」已然雄霸天下，其鐵蹄繼續在歐亞大陸橫衝直撞。在西方，已兼并了波斯全境，兵鋒及於中歐；在東方，不僅囊括了中原地區，亦已征服雲南，對南宋形成側翼包抄之勢。由於江淮一帶水道縱橫，不利騎戰，蒙古的方略大抵是效晉人故智，企圖先取巴蜀，再順江東下江南。這樣，四川當時就成了蒙古人首要的軍事目標，第四任大汗蒙哥（元憲宗）更率軍親征，足見其勢在必得。可結果是，蒙古大軍受阻於釣魚城，近半年屢攻不克，至公元1259年，蒙哥竟死於釣魚城前線，此次大舉伐宋遂無功而返。這是南宋後期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南宋乃至整個中國史上抵抗外敵極有光輝的一頁。關於南宋的抗擊蒙元，海外的劉子健寫過一篇《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的大文字，他以為：「如果從歐洲史上看，蒙古人攻無不克。而南宋對抗蒙古，前後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國來比較，南宋絕不能算弱。不但是軍事力不弱，而且政治的黏著力相當強，一直抵抗到最後，不用說別的，這團結力比北宋就強。以往史家，實在沒有理由來忽略這『雖敗猶榮』的事實。」而南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在軍事地理上，四川作為江南的崎角始終苦苦支撐，其作用是相當關鍵的。在《宋蒙釣魚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與合州獲得保全考》一文里，姚從吾乾脆就認為，釣魚城一役「延長了南宋的國祚二十餘年」；而且，因了蒙哥的暴卒，「忽必烈得以早日即位大汗，很開明的採用了契丹人管理長城以內漢地的成法，正式推行兩元政治：『以漢法治理漢地，用蒙古法治理蒙古』。使中國自三代秦漢到南宋的傳統文化，在蒙古族整個統一了全部中國以後，不但未受大量破壞，反而得到意外的尊重。」
（二）去年，我們帶著小朋友回太太的老家，重慶轄下的南川。於是就想起了釣魚城來。一查，原來距離不算太遠。某日承連襟開車，加上他的一位朋友，陪我到釣魚城遊逛了半日。總的來說，真正可觀的物事無多，但偶有觸發，倒也不虛此行。釣魚城位於今重慶市合川區東南的釣魚山上，三面臨江，倚山為城，形勢自是異常險峻的。包括釣魚城在內的四川山城防禦體系，系余玠治蜀時，採納冉琎、冉璞兄弟之議而建，其中釣魚城一戰回天，自然聲名最大。至今城中真正屬於南宋時代的古迹多已湮滅，但後世重建的城垣尚在，可見當日城防的大概。城上地勢較平坦，面積也廣，足以積糧駐兵，故能以區區彈丸之城而長期抵禦蒙古的無敵之師。我們登釣魚城，是繞過正門，從西門上去的。最先就在西門外見到一座小丘，號稱「蒙哥瞭望台」，傳說蒙哥就在此觀望釣魚城，至中炮受傷而死。關於蒙哥之死，在史學上久成公案，多有異說。過去的地方史料多謂中炮而死，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編寫的《釣魚城史實考察》一書即承之；而官方史料則多謂患病而死，姚從吾的《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一文即承之。姚的學風踏實，特別重視甄別史料，我更願意相信他的看法。大汗一死，帝國的最高權力頓成真空，元軍自然無心戀戰，此後二十年，釣魚城始終堅守不下。事實上，繼任大汗的忽必烈後來不得不轉變戰略，避開了四川，避開了釣魚城，自中路直取襄陽。此後，襄陽一隅遂成為天下之要，至1273年淪陷，南宋門戶大開，都城臨安即無以維持。而臨安1276年城陷之後，釣魚城仍未棄守，直到1279年，宋軍在崖山作最後掙扎的前夕，始開城降元。關於釣魚城的抗元史跡，以我所見，仍以姚從吾的考述最為詳實。後來買到的《釣魚城史實考察》、《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釣魚城志》之類，史料反覆陳述，多乏新意，自等而下之。在這方面，我無力專攻，也就無甚可說。我真正發生興趣的，並非釣魚城的「古代史」問題，倒是釣魚城的「現代史」問題；準確點說，我想探討的並非釣魚城抗戰本身的歷史細節問題，而是釣魚城抗戰作為一種歷史記憶的傳播、利用和構建問題。當日在登山臨水之際，我在不疑處有疑，浮出一個念頭：釣魚城有如此輝煌的史跡，怎麼到了後世，聲名卻不甚響亮呢？尤其是國民政府以「陪都」重慶為中心抵抗日本侵略的年代，利用近在咫尺的釣魚城宣揚抗戰，甚至將釣魚城搞成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是很順理成章的事嗎？至今釣魚城的護國門內，還保存著蔣介石1943年的題詞「堅苦卓絕」。（據說文革期間，隸屬釣魚城的某生產隊被派去清除「反動派」的題詞，村民懶得將題字一一鑿掉，便用石灰將題詞遮蓋，寫上革命標語。這樣倒使蔣的題詞得以保存下來。）儘管如此，蔣總統也只是到此一游，打了一回醬油，他怎麼沒有憑藉其領袖地位，登高一呼，號召全國人民學習釣魚城精神呢？回到廣州以後，我網購了一批釣魚城的歷史資料，檢點寫於抗日期間的文字，所得也不多。據王利澤主編的《釣魚城詩詞釋賞》所收，詩什約有十首；據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合川縣歷史學會編的《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提供的線索，正式的論文有鄧子琴的《南宋時代重慶在國防上之地位》、張清海的《釣魚成抗元事迹簡述》，另有郭沫若的《釣魚城訪古》、方豪的《釣魚城撫今追昔錄》，則是帶有學術意味的遊記。似乎只有這些了。釣魚城的黯淡聲名，跟它的光榮歷史，顯然是不相符的。
（三）
可歌可泣的釣魚城事迹，在最當紀念的時候，到底沒有多少人紀念，在最當成為歷史焦點的時候，到底沒有成為歷史焦點。什麼緣故呢？我首先想到的，是釣魚城抗敵的終局。釣魚城的抗敵再「堅苦」，再「卓絕」，南宋最終還是滅亡了，則釣魚城終究不是一個吉利的抗戰符號吧。（可是，按此邏輯，文天祥、林則徐又何嘗是吉利的抗戰符號呢？）還有，釣魚城最終是不戰而降的。釣魚城堅持到南宋都城陷落兩年多之後，在趙宋王朝滅亡已成定局的情形下，俯首屈膝而能救濟一城數以萬計的軍民性命，在現代戰爭觀而論，不失為有榮譽的投降。（在日本電影《傀儡之城》里，小小的忍城以未足兩千之眾，不屈服於豐臣秀吉的兩萬大軍，直到主公北條氏的本城小田原陷落之後，才接受北條氏之命而降，幾乎成了凱旋式的投降。而論時間論規模，釣魚城的抵抗較之忍城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但從民族主義的慣常話語來說，投降畢竟是投降，這個結局是不完滿、有污點的。釣魚城之降，由主將王立拍板，而居間疏通的關鍵人物，則是熊耳夫人——她原是蒙古方面成都總帥李德輝的親妹，在戰亂中為宋兵俘虜，又成了王立的義妹。於是郭沫若在《釣魚城訪古》里就說：「王立者貳臣降將，他的所謂『義妹熊耳夫人』也分明是一個女間諜，這是毫無問題的。然而偏偏有勝清乾隆年間的吏目為之歌功頌德，使王立、熊耳，與王堅、張珏同受禋祀，可見清朝的順民教育是怎樣的徹底了。」他詠釣魚台的詩末兩句「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也是指此而言。還有，《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所收的一篇文章也提及：「抗日戰爭時期，有人把王立降元和國民黨汪偽降日，相提並論，將王立視為叛徒，攆出『忠義祠』。」主將如此，怎麼歌頌釣魚城才好呢？更何況，是正逢對日作戰，需要將「投降派」批倒批臭的時候呢？除此之外，我想，恐怕還有另一個較隱蔽的因素。在抗日戰爭前後，「民族」是個敏感詞。大敵當前，「中華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很自然地，需要在意識形態上鼓吹內部團結，黨派問題固然要盡量彌合，民族問題也要盡量遮掩；在此背景下，歷史學家實有一種嚴重的學術焦慮，不免有違背「價值中立」的傾向，自覺不自覺地為時世服務、為政治服務。具體在漢族與邊疆民族（少數民族）的關係問題上，他們更容易從學術角度盡量淡化甚至抹殺其衝突方面，而突出其團結方面。比如，傅斯年早就提出「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後來顧頡剛接受傅斯年之見，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影響尤為巨大。（我在網上略為檢索，就找到周文玖、張錦鵬《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論辯的考察》、黃天華《抗戰前後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爭》兩篇長文，對此問題皆有詳實總結，有興趣者不難覆按。）而再落實到蒙古問題，情形就更複雜、更敏感了。向來國家間的交鋒，主動者多會利用敵方內部的族群矛盾做文章，即挑動分離勢力生事，以影響其團結，打擊其力量，「阿拉伯的勞倫斯」就是聞名的顯例。日本侵華時，也頗用此策，比如煽動蒙古王公獨立，以削弱國民政府的統治。（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即與日人合作，後來更出任了所謂「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首領）。於是，「成吉思汗」作為蒙古族群的象徵，就成了當時中、日雙方都極力爭奪的歷史符號。當日軍逼近綏遠地區，國民政府乃將成吉思汗陵移至甘肅，並進行正式致祭，更將成吉思汗稱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而共產黨方面對此也完全支持。（我手頭有大陸伊克昭盟成吉思汗研究所編印的《成吉思汗陵研究文集》、台灣蒙藏委員會編著的《成吉思汗紀念專刊》，都可見此類論調。）有了這重關係，釣魚城的寂寞，就更容易理解了。釣魚城本是最適宜的抗戰地標，可是，在古之外敵已成為今之同胞的時候，在需要將成吉思汗奉為「民族英雄」的時候，在我們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時候，大書特書一個頑強抵抗蒙古人的歷史遺迹，卻又成了最不合時宜的了。這就是釣魚城的尷尬。但這也是歷史的尷尬吧。
（四）
說到這，還想回到蒙哥之死的事。前頭說到，蒙哥死於釣魚城外，或許「醒目」的讀者已會感到疑惑：啊，蒙哥不是給獨臂楊過弄死的嗎，不是死在襄陽城外嗎？在《神鵰俠侶》第三十九回，蒙哥御駕親征襄陽，包括江湖俠客在內的宋軍難敵十餘萬蒙古強兵，楊過遂擒賊擒王，直取蒙哥；蒙哥見勢頭不妙，乘著萬中選一的「飛雲騅」絕塵而去，楊過眼見追趕不及，就以飛石擊中「飛雲騅」，隨後避過蒙哥射來的箭，「飛步搶上，左手中早已拾了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呼的一聲擲出，正中蒙哥後心。楊過這一擲何等剛猛，蒙哥筋折骨斷，倒撞下馬，登時斃命。」關於此情節，金庸在回末的注里作了解釋，三聯書店的本子說：「依歷史記載，憲宗系因攻四川重慶不克而死，是否為了中飛石，史書亦記載各異。但蒙古軍宋軍激戰最久、戰況最烈者系在襄陽，蒙古軍前後進攻數十年而不能下。為增加小說興味起見，安排為憲宗攻襄陽不克，中飛石而死，城圍因而得解。」廣州出版社的新修版仍大同小異，只是增添了一點說明：「合州，為三江會合處，又稱合川，今重慶市。」這裡，可以說有些低級錯誤。釣魚城所在的合川，向為重慶西北方的門戶，今屬重慶市，但離市區也有五十多公里，是不能等同於重慶的。更嚴重的問題是，從上下文來看，金庸似乎完全不知道釣魚城，否則，怎麼可能不稍微提一下這個著名的抗元歷史坐標呢？這是相當難以理解的。以金庸對中國史的了解，似應知道釣魚城的，惟千秋之史事無窮，一人之聞見有限，偶有盲點也不足奇；可是，《神鵰俠侶》的發表已超過半個世紀了，居然就沒有人跟金庸說過，蒙哥攻打的是釣魚城而非重慶嗎？金庸在注里引錄了《元史·憲宗本紀》的原文，但刪節得七零八落，讓人不明所以。其實原文大體如此：「丁卯，大淵請攻合州，俘男女八萬餘。……丁丑，督諸軍戰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鎮西門。三月，攻東新門、奇勝門、鎮西門小堡。……乙未，攻護國門。……癸亥，帝崩於釣魚山……」元軍攻下合州之後，進而圍攻釣魚城，「一字城」、「鎮西門」、「東新門」、「奇勝門」都是釣魚城的防禦地點，而蒙哥明明是「崩於釣魚山」，也即釣魚城下的前線——但這關鍵的一句，金庸的引文卻成了：「癸亥，帝崩。」「釣魚山」竟沒了蹤影。這可說是割裂了辭句，也扭曲了文義。金庸不知道釣魚城，是很可惜的。我臆想，假若金庸知道釣魚城，恐怕他就不必生造蒙哥死在襄陽的情節，而會將《神鵰俠侶》大結局的地點放回到合川釣魚城吧？這樣的話，故事既吻合史實，也更有營造情節的空間。要知道，以釣魚城那樣絕異的地形和場景，該是多麼好的一個舞台，可以讓郭靖、楊過大顯身手啊！金庸錯過了釣魚城。釣魚城也錯過了金庸。郭沫若的《釣魚城訪古》一開頭就說：「自己是四川人，很慚愧，連釣魚城這個輝煌的古迹，以前卻不曾知道。」那麼，金庸不知道釣魚城，就更不算什麼了。不妨說，郭沫若不知道釣魚城，代表了釣魚城古時候的冷清和尷尬；金庸不知道釣魚城，則代表了釣魚城近世以來的冷清和尷尬。（五）順帶說個題外的事情。想來是為了烘托江湖俠士的義勇，在金庸筆下，宋軍的那個襄陽主將是「懦怯懼敵」的；這作為小說家言雖無不可，但自史學立場，卻應當為他一辯。這位主將，在三聯版里叫呂文德，在廣州版里叫呂文煥，兩位都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文德為兄，文煥為弟，皆非「懦怯懼敵」者。呂文德有貪鄙之名，有妒賢之跡，但以他為重心的軍事集團，幾乎是南宋晚期僅有的中流砥柱。蒙哥圍攻釣魚城時，恰好是他率軍自重慶進擊，雖不利而退，但仍牽制了元軍，鼓舞了釣魚城守軍；同年他又轉戰襄陽，有力地抵抗了忽必烈部。至於呂文煥，自1267年以後為真正的襄陽主將，在孤立無援下堅守了六年之久，最後在回回炮破城在即之際，才被迫降元。南宋的孤臣遺老們，雖不能諒解其降敵，但也同情其苦戰，據《昭忠錄》載，謝枋得就說：「文煥守襄六年，古無有也，勢窮援絕，遂失臣節。議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如此，襄陽的結局，也正是釣魚城的結局，呂文煥的角色，也正是王立的角色。正是因此，金庸才將呂文煥塑造成無勇無能之輩吧。過去香港有位歷史小說家董千里，今已聲名零落。最近看了他一本七十年代台灣版的《讀史隨筆》，其中《襄陽守將呂文煥》一篇說道：在強弱懸殊的戰況下，襄陽城能長期死守不失，已堪稱奇蹟，而呂文煥實為了不得的人物，金庸將他刻畫為「貪生怕死的不堪小人」，甚不公允。這麼說來，在《神鵰俠侶》的早期版本里，襄陽主將本就是呂文煥呢，新修版只是恢復舊觀而已。（六）去了南川之後，親友飯局不斷。有一天在飯席上，我說起想去釣魚城看看的時候，有位當老師的親友就說：釣魚城去得人多，不好玩，我們這裡有個馬腦城，更值得去！上網一查，果然有重慶的報道說，南川東南有座馬嘴山，過去是川黔間的必經之道，山上有座龍岩城，又名馬腦城，與釣魚城同屬於南宋時的山城防禦體系，為重慶南方一大屏障。蒙哥猛攻釣魚城時，曾分兵攻打龍岩城，以期對重慶形成夾擊之勢，但圍攻兩月，不克而退。馬嘴山是南川首席名勝金佛山的支嶺，我們驅車在城外周遊時，曾專門繞至山腳，但據說未及開發，徒步登攀甚危險，只得作罷。一般來說，關於地方歷史名勝的學問，難得有高明者，即使重要者如釣魚城，編輯於八十年代的《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也少有精彩。但我回來後，搜索到一篇唐冶澤的《重慶南川龍岩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居然頗見水準。此文不僅考述了城上殘存的南宋碑文，更比勘史料，勾稽出元軍進擊龍岩城的將領和路線，結論也很平實，只是說：「平心而論，此戰只是蒙軍小股偏師（僅一千餘人）路過一地方小城發生的一次小規模戰鬥，雖然蒙軍未佔到什麼便宜，但也未對蒙軍行動或戰場形勢造成明顯的影響，其重要性不應過高估計。」此意當是可取的。龍岩城還有另一件值得誇耀的事，發生在北洋軍閥時代。當袁世凱悍然復辟帝制，雲南率先宣布獨立，並組織護國軍主動出擊。蔡鍔領軍入川，所向皆下，唯獨忠於袁世凱的一個連卻死守龍岩城，護國軍圍攻四月也無可奈何。後來守軍撤退時，連長趙冕特意刻了一個《川軍駐守碑記》。——當然，按現代以來的政治標準，不論國、共哪一邊的政治標準，這一「駐守」絕不算什麼光榮事迹，甚至是「阻擋歷史的車輪」之舉。這卻是龍岩城的尷尬了。
可是，作為軍人，當古往今來的大變局，政治上的是與非，歷史上的進步與反動，又怎麼可能都弄得明白呢？能夠忠於所事，逆時而動，不拋棄，不放棄，那也未嘗不值得敬重。這樣，就不妨說，釣魚城之降，龍岩城之不降，都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地方。釣魚城的尷尬也好，龍岩城的尷尬也好，終究是歷史的尷尬，都透露出歷史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而歷史的意味，往往也正是體現在這些尷尬的細節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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