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

中國佛教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

屠承先

　　內容提要：中國佛教自傳入日本之日起，在日本得到了廣泛、持久的流行和傳播，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極為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首先，中國佛教迅速傳入日本，導致日本「大化革新」的發生和完成，並且深刻地影響了世世代代日本國民的精神面貌。其次，中國佛教傳入日本以後，又使日本佛教大體經歷了初傳時期、民族佛教形成時期、佛教世俗化時期。爾後，日本佛教經過江戶時期與儒學的結合與分離，又經過明治維新之後與西方哲學及自然科學的某些知識的結合，一直生存、發展到今天。　　作者屠承先，1943年生，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中國佛教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佛教起源於古天竺(印度)，自兩漢之際起逐漸傳入中國內地。日本的佛教則是經中國(或以朝鮮為中介)而傳入的。在中日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過程中，頻繁往來的中日僧人是日本佛教的播種者，而漢文佛典則是這些播種者所播下的佛教文化種子。　　一　　關於佛教傳入日本，歷來有「私傳」(通過民間傳入)和「公傳」(通過朝廷傳入)兩種說法。所謂「佛教私傳說」，即如皇圓的《扶桑略記》卷三所載：「第廿七代繼體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大唐漢人案部村主司馬達止次年春二月入朝，即結草堂於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照依禮拜。舉世皆云：是大唐神之出緣起。」〔後來，虎關師練在其所著的《元亨釋書》中把上述引文中的「大唐漢人」改為「南梁人」，「大唐神」改為「異域神」，整個意思是說，繼體天皇十六年(522)，中國南朝梁人司馬達止(或作司馬達等)來到日本，即在高市郡坂田原構建草堂，安置佛像歸依禮拜。〕但當時日本人不知佛教為何物，只是把佛看作「異域神」，即外國的神」，而未有崇拜。所謂「佛教公傳說」，則是根據《日本書記》卷十九所載：538年(一說552年)，「百濟聖明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綟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法華經》、《成實論》等)。」並上表讚頌弘布佛教大法的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辨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逐所須用盡依情。此妙法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聖明，謹遣陪臣怒綟斯致契，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踴躍，詔使者云：騰從昔來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乃歷問群臣曰：西番獻佛，相貌端嚴，全未曾有，可禮不?蘇我大臣稻目宿稱奏曰：西番諸國，一皆禮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鐮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恆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為事。方今改拜番神，恐致國神之怒。」這些說明：①與當時的中國及朝鮮相比，日本文化比較落後，儒家經典《論語》和漢字還剛剛傳入，與中國直接的文化交流還沒有開展。所以，欽明天皇說「朕從昔來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西番獻佛，相貌端嚴，全未曾有」等等，反映了當時日本人把佛教當作一種新鮮事物來看待的。（2）當時，日本社會還處在比較落後的奴隸制的氏族制度時代，耕地以氏族所有製為基本佔有形態，從事農業、 手工業生產的主要是屬於各個氏族的部民及奴隸。大和朝廷雖把中央及地方的豪族統一到氏族制度之下，但當時朝廷的統治者——天皇只是處於相當部族聯盟酋長的地位，其權力是受到氏族貴族制約的。所以，雖「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踴躍」，但對於是否「興佛」這樣一個問題，不能獨自決定。「乃歷問群臣曰：……可禮不?」（3）當時的日本，在宗教方面各個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保護神(氏神)，以皇室的祖先神為中心的神話雖然已經開始產生，但尚未形成比較系統的神道理論體系，還只能稱為原始神道。這種情況，不能不影響到當時日本人對佛教的認識及對佛教所採取的態度和做法。大和朝廷內部本來就有權力之爭，而今在是否「興佛」的問題上也表現出來。大臣(大化革新前的最高官職之一，為「臣」姓諸氏中最有勢力者)蘇我宿禰稻目因為主張向先進國家學習，打算把國政引往統一國家的方向，故極力贊成興佛，要求引進作為世界宗教的佛教；而掌握朝廷的軍事、刑獄權力的大連(當時最高官職之一，為「連」姓諸氏中最有勢力者)物部尾輿則從維護氏族社會傳統的割據體制，特別是從維護當時重要的文化形態原始神道的目的出發，聯合執掌原始神道祭禮的中臣連鐮子，堅決反對興佛，以免遭「國神之怒」。所以，蘇我、物部的抗爭，事實上是關係到國家應有的形態，在政治上的針鋒相對。　　鑒於當時大和朝廷內的氏族貴族之間在是否「興佛」的問題上意見有分歧，欽明天皇便應蘇我宿禰稻目的請求，將佛像等物授予他，讓他試行禮拜。稻目大喜，施捨出他在向原房屋安置佛像。然而，恰巧當時瘟疫流行，生靈橫死，物部尾輿等人乘機上奏說這是國神的譴責，於是便把佛像投到難波(今大阪)的崛江中，並放火把伽藍(佛殿)焚燒。儘管這樣，但以後佛像、佛經還是不斷地傳入日本，僧人等也不斷地到達日本，日本甚至還向中國派遣了留學僧，佛教終於逐漸在日本傳播開來。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建立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的封建制的中央集權國家，是歷史的必然。作為日本傳統的思想文化形態，當時主要是原始神道。但是，藉助於原始神道的多神、素樸的神話傳說和巫術，是難以使歷史變為現實的。而中國的以忠孝等綱常倫理和天人關係哲學為主要特色的儒家學說，還剛傳到日本，而且僅僅以此來作為指導性的文化思想，也還是困難的。在這種形勢下，佛教在當時日本人眼中，就不僅一種宗教，而且還是一種先進的文化和思想。因此，它被統治者選用為建立中央集權的律令制國家的一種重要的指導性的文化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在這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574～622)，名廄戶，用明天皇之第二子，自幼聰明伶俐，出類拔萃，年僅14歲，就參加了討伐物部守屋的軍事活動。推古天皇元年(593)，他20歲時被立為皇子，以「攝政」身份輔佐國政。他「習內教(佛教)於高麗僧慧慈，學外典(儒學等)於博士覺哿」(《日本書紀》卷二十二)，對佛教尤為重視。推古二年(594)，他下詔興隆佛法，朝廷的臣、連等「各為君親之恩，競造佛舍，即此謂寺焉」(同上)。他自己從推古六年(598)起，對傳入日本的漢文佛典，隨得、隨讀、隨講，曾開講過《法華經》、《勝鬘經》等，上自天皇、諸王、王女，下至百姓大眾，都是他每次講經的聽眾。推古十二年(604)，他制定了「十七條憲法」(即政治原則)，其內容大部分是宣傳儒學倫理道德和佛教思想的。其中第二條為：「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化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見《東方哲學史資料選集》(一)第16頁)意思是說，佛教是一切有生命物體的最後歸依處，是萬物變化之終極，無論何世何人，務必尊崇佛教。表明聖德太子對作為政治哲學基礎的佛教之高度評價。實際上，是已把佛教擺到了相當於國教的地位，作為施政、教育的指導性文化思想。基於這種認識，聖德太子於推古十五年(607)和推古十六年(608)兩次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溝通國交之際，對佛教給予特別的關心。正如《隋書·倭國傳》所載：「大業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即推古女王)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當時，日本向隋派遣使節有3次。在派遣留學生、留學僧中有高向玄理、僧竁等人，他們在學習了中國的文化、政治制度以後也把漢文佛典帶回國，在爾後進行的「大化革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聖德太子也對漢文佛典進行了研究和注釋，著有《三經義疏》(即《法華》、《勝鬘》、《維摩》三經之義疏》)。據說，中國南梁光宅寺的法雲(467～530)曾聯繫《成實論》講《法華經》其所著的《法華義記》經高麗傳入日本。《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云：「聖德太子作三經疏，以《成實論》為法相門，依光宅義以立義門；光宅師是成實師，正弘大乘而以《成實》判法性相。」又謂「太子以慧慈、慧聰、觀勒為師習學佛法，即是三論，成實宗義而已」。聖德太子在《維摩經疏》序中說：「維摩詰者，乃是已登正覺之大聖也。論本既與真如冥一， 談跡即示萬品同量。」這裡的「本」、「真如」，有本體的意思；「跡」、「萬品」，有現象的意思；涉及到了本體和現象這對範疇，可算作是一種哲學思辨。在該書中，他還主張聖俗無尊卑之別，人類都是平等的佛子，並以為世俗的道德實踐與佛法相通。聖德太子一生近30年扶植佛法，以此為手段，學習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提高皇室尊嚴，為「大化革新」，建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文化指導。　　聖德太子講授佛經，弘揚佛法，使日本由氏族割據的奴隸制社會進入中央集權的封建制社會，佛教從三個方面開始對古代日本人的精神以很大的影響。第一，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的思想，爾後長久地貫穿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第二，有關世界地理與世界歷史的新知識，也就是「須彌世界的形象」和「三時、五堅固說」。日本是被認為在須彌世界中離天竺最遠，果報和機根都是最差劣的眾生轉生的地方。據《元興寺緣起》載，飛鳥時代的日本人，從佛教傳入的當初就受到「須彌世界形象」的很大影響。到爾後的鎌倉時代，則成為日本思想活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對中國佛教的日本化起了作用。第三，和光同塵的思想及與時、處、機相應的思想。　　二　　710年日本遷都奈良，歷史上稱為奈良時代(710～７９４)。它相當於中國的唐朝前期，是中日兩國佛教文化頻繁交流的時期，也是佛教在日本的進一步傳播時期。這一時期，隨著中日僧人密切交往和漢文佛典大量湧向日本，日本從中國直接間接他傳入了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律宗，被稱為「奈良六宗」。也只是到了這一時期，日本人對傳入的佛教宗派及其典籍才真正開始有所認識，並且有意識地進行修習傳承，從而把佛教作為鎮護國家的思想武器。　　1.三論宗和成實宗　　三論宗之學雖早在飛鳥時代便已傳入日本，但學界一般認為推古三十三年(625)到日本的高麗僧慧灌才正式把三論宗傳入日本。《元亨釋書》卷一載，他曾「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論之旨」，天皇敕住元興寺。曾奉詔祈雨，「著青衣講三論」，後任僧正。此為日本三論宗之初傳。慧灌以三論宗授福亮(原為中國南朝吳人，曾從吉藏受三論)，福亮授智藏。智藏是福亮生的兒子，後越海入唐，重學三論，回日本後居法隆寺，「盛唱空宗」，為日本三論宗的第二傳。其弟子有道慈、智光等。　　道慈(?～744)，俗姓額田氏，師事智藏學三論，大寶元年(701)入唐請益，「經律論多涉獵，益究三論之旨」。養光元年(717)歸國，盛傳三論教義。此為日本三論宗的第三傳。聖武天皇時，日本盛行《最勝王經》。天平九年(737)，聖武天皇在宮中舉辦最勝王經會，敕道慈為講師。道慈後又於當年4月8日上奏天皇，在大安寺轉讀《大般若經》，以護寺鎮國，此後成為恆例。據傳，道慈曾從義淵受法相宗之學，在唐時還受真言密宗。故凝然(1240～1321)在其所著的《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謂道慈所傳「三論為本，兼弘法相、真言等宗」。道慈曾任律師，著《愚志》一卷，很受聖武天皇的尊崇。　　智光住元興寺，從智藏受三論之學，同時兼奉阿彌陀凈土信仰。著有《中論疏記》6卷、《初學三論標字義》6卷、《大般若經疏》20卷、《無量壽經論釋》5卷等。其弟子靈睿，對以後的三論宗影響很大。　　在日本，成實宗是依附於三論宗傳入的，從未成為獨立的佛教宗派。天武天皇在位(673～686)時，曾留學中國的百濟僧道藏赴日傳講《成實論》，並撰《成實論疏》16卷，此為後來講習《成實論》者的常用之書。在一些修學三論的寺院，如元興寺、大安寺、西大寺、法隆寺等，也兼習《成實論》，成實宗由此得以流傳。　　2.法相宗和俱舍宗　　法相宗最初由日僧道昭(629～700)傳入日本。道昭，俗姓船氏，出家後居元興寺，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奉敕從遣唐使小山長丹入唐，到長安投玄奘門下學法相宗義，回國時玄奘贈以佛舍利、經論及法相宗章疏等。齊明天皇七年(661)返歸日本，以元興寺為中心弘布法相宗義。此為日本法相宗的第一傳。他在唐時曾從玄奘及慧滿受學禪學，歸國後在元興寺東南別建禪院，「從昭學禪者多矣。」(《元亨釋書》卷一)他自唐攜歸的經籍(漢文佛典)即藏於禪院。齊明天皇四年(659)，智通、智達乘新羅船入唐，從玄奘學法相宗，回國後也在元興寺傳法相宗，為日本法相宗第二傳。此第一、第二傳，在日本佛教史上稱為「元興寺傳」，又稱「南寺傳」，因寺在飛鳥(今奈良的耳成山南)，也稱「飛鳥傳」。　　文武天皇大寶三年(703)，新羅僧智鳳、智鸞、智雄奉敕入唐，從「濮陽大師」智周學法相宗，回國後弘傳此宗，為日本法相宗第三傳。智鳳的弟子有義淵。智鳳曾應大臣藤原不比等之請擔任《維摩經》的講師。元正天皇養光元年(717)，玄窻隨遣唐使多治比縣守入唐，從智周學法相宗教義。據說，唐玄宗曾賜紫衣，天平七年(735)回國，攜回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及佛像等。此為日本法相宗第四傳。第三、第四傳也稱「興福寺傳」(因以興福寺為傳法中心)，又稱「北寺傳」。　　日本奈良時代的俱舍宗是法相宗的附宗。由道昭、智通、智達等把俱舍宗隨法相宗同時傳入日本。屬南寺傳的新羅僧智平，主張「法體不生不滅」，其他學者主張「法體生滅義」(《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此外，「華嚴、三論兩宗學者，自昔以來，達有宗義，善俱舍宗」，「其師資相承事，全同二宗血脈」。(同上)這是因為《俱舍論》介紹佛教了基本概念和知識，故各宗學者都要研習。　　3.華嚴宗　　最早把華嚴宗章疏傳到日本的，是天平八年(736)到達日本的唐僧道?(702～760)。道?俗姓衛，唐許州(今河南許昌)人，出家從定賓學戒律，從北宗禪神秀的弟子普寂(651～739)學禪，併兼學華嚴宗義，住洛陽大福先寺。後應日僧普照、榮睿之邀赴日傳律，隨身攜帶華嚴章疏。但道?到達日本後並沒有弘傳華嚴宗。天平十二年(740)，日僧良辯奏請天皇敕請新羅僧審祥到金鐘道(後稱東大寺法華堂)講《華嚴經》，此為日本華嚴宗正式創立。審祥曾入唐從法藏學《華嚴經》，赴日後，住大安寺。他在金鐘道場所講的《華嚴經》屬東晉佛陀跋陀羅譯的60卷舊譯本。講時以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為依據。他任「講師」，另有慈順、鏡忍、圓證三僧任「復師」，請16僧為聽眾。每年講20卷，連講3年。審祥死後，「復師」繼為「講師」，繼講《華嚴經》。後來，80卷《華嚴經》(唐實叉難陀所譯之新譯本)傳入日本，講此經時便以法藏弟子慧苑的《華嚴刊定記》為依據。　　聖武天皇特別尊崇華嚴宗，從天平十六年(744)起，每年命講《華嚴經》。聖武天皇發願興建的東大寺及金銅佛像就是依據華嚴宗的教理而建立的。　　日本華嚴宗的第二代祖是良辨。良辨(689～773)，俗姓百濟氏，初從義淵學法相宗，後從慈訓受華嚴宗教義(慈訓曾跟審祥學華嚴宗)。良辨受到聖武天皇的崇信，較住金鐘寺。東大寺建成(751)後，任該寺別當，後任僧正，著名的弟子有實忠等。　　4.律宗　　日本在佛教傳入時，雖也從百濟傳入一些戒律，但真正律宗的傳入則是在後來。據《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下所載，天武天皇在位(673～686)時，「請僧二千四百餘人大設齋會，僧尼雖多，未傳戒律」。為此，天皇詔道光入唐學律藏。道光回國時帶回道宣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不鈔》，並撰《依四分律抄撰錄文》一卷。此後，道融讀之，在聖武天皇時應良辨之衣請布薩法，並講此《行事鈔》等。然而，把中國律宗正式傳入日本的，是天平勝寶六年(754)到達奈良的唐僧鑒真。　　鑒真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在天寶十二年(753)，第六次東渡日本，獲得成功。次年初被迎入東大寺，四月築壇為天皇、皇后、皇太子及僧俗五百餘人授戒。後來在東大寺大佛殿西建戒壇院，又仿唐建築造唐招提寺，作為授戒傳律的中心。鑒真東渡時帶到日本的律宗基本典籍有：《四分律》、道宣的《行事鈔》、《戒本疏》、《羯磨疏》以及律宗相部宗法礪的《四分律疏》、東塔宗懷素的《戒本疏》等。還帶有天台宗的典籍，如：智顗的《摩訶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等。隨同鑒真赴日的弟子有法進、思托等人。法進在鑒真移住唐招提寺後，繼任東大寺戒壇院第二和上，繼續弘傳律學，著有《東大寺受戒方軌》、《沙彌十戒威儀經疏》、《梵網經注》等。思托曾與普照共同籌劃建造唐招提寺，並撰有日本最早的僧傳《延曆僧錄》和《鑒真傳》。　　三　　日本整個平安時代(794～1184)和鎌倉時代(1184～1333)前期，相當唐朝後期和整個宋代。該時期是中國佛教日本民族化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僧人入唐或入宋取經，回國後便加以改造，使之帶有日本民族特色，據此，更好地為日本的社會和政治服務，祈求國家平安。特別是後期宋版《大藏經》傳入日本(寬和二年，即986年由奝然法師攜回日本國)以及日本第一部印本書漢文佛典《成唯識論》的誕生，大大加速了佛教在日本的流傳。　　1.中國佛教日本化的開始——平安時代的天台宗和真言宗　　794年，日本的都城由奈良遷至平安(今京都)，開始了平安時代。這個時代，班田制度不斷破壞，莊園制度逐漸發展，地方武士勢力慢慢抬頭。在該時代初，仍繼續向唐朝派遣使節及留學生(僧)。最澄和空海就是隨遣唐使藤原葛野入唐求佛法的，回國後分別創立帶有一點日本民族特色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稱為「平安二宗」。這是中國佛教日本化的開始。　　(1)最澄和天台宗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近江(今滋賀縣)人，幼年出家，在奈良東大寺學佛。804年(日本延曆二十三年，中國唐貞元二十年)，與空海一起入唐。先在天台山隨天台宗九世祖湛然的門人道邃、行滿學天台宗教義，後又到越州(今紹興)龍興寺學密宗。第二年(805)，攜《法華經》等230部460卷經卷回國，在比睿山建立道場，開創日本天台宗。寂後45年謚號「傳教大師」。最澄著有《願文》、《照權實鏡》、《法華去感》、《守護國界章》、《山家學生式》、《顯戒論》等，現均收入《傳教大師集》。　　最澄繼承了中國天台宗的思想，反對日本法相宗的「五性各別說」，而主張「無情有性，一切皆成；法界眾生，同登妙覺；法界眾人，同服妙味」。(《願人》)認為所有眾生均有成佛的可能。為此，與法相宗的德一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即所謂「一乘反三乘」的爭論。最澄還建立了大乘圓頓戒壇，以十重戒和四十八輕戒，代替南都佛教的三百五十具足戒，因而又受到奈良僧綱的反對。最澄據理力爭，並上奏朝廷，說明大乘是鎮護國家利益的，即所謂「護國主義」的，最終取得了勝利。　　最澄所創的日本天台宗，已不再是中國天台宗之簡單移植，而是把天台、密、禪、律四宗加以融合，「圓密一致」，「四宗合一」，被稱為「台密」。總之，教戒一致，台密合一，鮮明的護國主義，是日本天台宗的顯著特點。這些特點，作為佛教宗派來說，已是一種發展。　　(2)空海和真言宗　　空海(774～835)，贊岐(今香川縣)人，幼年學儒，後皈依佛門。804年與最澄一起入唐學佛，曾遍訪各地高僧，後入長安青龍寺，從惠果受胎藏、金剛兩部灌頂，並受「傳法阿闍梨位」，還學習了梵文和中國書法，806年回國時攜回《大日經·十住心品》等經卷216部461卷。空海回到日本以後，先在高雄山寺建壇修法，弘傳密宗。後來又建高野山金剛峰寺和平安東寺為永久性道場，開創了日本真言宗，後人稱空海所傳密宗為「東密」。空海的德性及詩文、書法深得嵯峨天皇贊寵。仁明天皇即位後，還在宮中設立真言院。空海寂後被謚為「弘法大師」。　　空海繼承和發展中國的密宗，著有《十住心論》。他將宗教的發展分為十個階段，即十住心。認為一至九住心是顯教，第十住心為「秘密莊嚴心」，是密教。它們之間具有深淺高下之別。他把密教視為佛教的最高頂點，要達到它非要經過顯教的幾個階段不可。　　總之，從最澄的天台宗和空海的真言宗起，開始了中國佛教的日本化的進程。最澄、空海之後，密教(包括最澄的台密和空海的東密)在日本日益興盛，但主要流行於上層，故稱為「貴族佛教」。　　2.中國佛教的進一步日本化——鎌倉前期的凈土宗和禪宗　　(1)源信、源空和凈土宗　　日本早就有稱名念佛，以期往生西方凈土的做法。838年日僧圓仁(793～864)入唐學習天台宗和密宗的同時，也學習了中國凈土宗。在他847年回國時，便將凈土宗及其所尊崇的凈土三部經也帶回日本。他在弘傳天台宗和密宗教義的同時，也在比睿山建立「常行三昧堂」，開日本天台宗的念佛法門。隨之「凈土」便逐漸興盛起來。但是，這時的「凈土」還只是依附於天台宗、密宗及南都佛教各宗派的「凈土教」，尚未形成獨立的宗派。　　「凈土教」的盛行與天台宗僧人源信(942～1017)的倡導有關。他著有《往生要集》，宣傳天台宗的「觀想念佛」和善導的「稱名念佛」的理論。他在該書中說「夫往生極樂之教行，濁世末代之目足也。……是故依念佛一門，聊集經論要文，披之修之，易覺易行，總有十門，分為三卷。一厭離穢土，二欣求凈土，三極樂證據，四正修念佛，五助念方法，六別時念佛，七念佛利益，八念佛證據，九往生諸業，十問答料簡。置之座右，備於廢忘矣。」在這裡，源信強調了佛教的無常觀及厭世思想，確立了與六道相對立的極樂世界形象。他所說的「我頂禮彌陀佛……願共眾生生彼國，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也有很強的號召力和感染力，對後世影響極大。所以該書被後來的日本凈土宗作為重要的典籍，源信本人也被奉為日本凈土宗的先驅者。　　日本凈土宗的正式開創者是源空(1133～1212)。源空亦稱法然上人，美作國(今岡山縣)人。9歲出家，15歲受戒學天台教義。後來，他讀了善導的《觀無量壽經疏》和源信的《往生要集》，很受啟發，於是便自立新宗，弘布凈土教義。他著有《選擇本願念佛集》、《黑谷上上語燈錄》等。他認為，世風混濁，靠「自力」來解脫是「難行道」，而靠佛的「願力」(他力)來解脫是「易行道」。所以，他主張稱名念佛，這樣死後就可以往生凈土。為此，他以稱名念佛為「正定業」，以禮拜、讀經等修行為「助業」、「雜業」。　　(2)榮西和禪宗　　日本創禪宗派別的是榮西。榮西(1141～1215)，全稱明庵榮西，號葉上房，通稱「千光法師」，備州(今岡山縣)人。19歲到比睿山學天台宗，兼學密宗。1168年(仁安三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入宋，朝拜天台山及育王山，留居一年，這是榮西第一次來中國。1187年(文治三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榮西第二次來到中國，目的是想前往印度瞻仰佛跡，但因「關塞不通」，得不到官方的許可，而未能成行。為此，他轉上天台山萬年寺從虛庵懷敞學禪(屬臨濟宗黃龍派)，後又隨虛庵禪師移居天童山(寺)，終於繼承了臨濟禪正宗法脈。宋孝宗曾賜榮西以「千光法師」的封號。榮西第二次來中國，留居5年，於1191年回國，並把禪宗(南宗)經典《六祖壇經》攜回日本。榮西回日本後，先在博多建聖福寺，後在鎌倉建寺福寺、京都建仁寺，盛唱臨濟禪，為日本禪宗之始祖。　　榮西之後，有許多日本僧人入宋學禪。南宋亡後，又有一些中國僧人不服元朝統治，而逃到日本避亂。這樣，便又將臨濟禪的楊岐派傳到日本。而曹洞宗則是道元於1223年至1227年入宋後傳回日本的。　　日本的禪宗因雖中國的禪宗，但又有自己的特點。榮西說：「我此禪宗，單傳心印，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興禪護國論》)又說：「當下便是，動念即乖。」(同上)為此，他主張「三界惟心」、「心外無法」(同上)。道元則更主張「心者一切法，法者一切心」。(《正眼法藏》)這完全是繼承了中國禪宗的傳統。但是，榮西又繼承了最澄和空海的「護國主義」，把中國的禪宗理論加以發展。為此，他專門著有《興禪護國論》三卷，闡明他的禪宗是「專為護國家利眾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他融合了天台宗、密宗、禪宗這三宗於一體，形成了日本禪宗自己的特點。正因為它的護國主義和禪宗固有的「見性成佛」的特點，使禪宗受到幕府的支持，特別是受到下層農民和武士階層的歡迎。其中曹洞宗信徒多為下層農民，臨濟宗信徒多為將軍武士。故日本歷來有「曹洞土民，臨濟將軍」的說法。　　凈土宗和禪宗由於廣泛流行於下層，所以與天台宗(台密)、真言宗(東密)的「貴族佛教」相對應，而又稱為「平民佛教」。　　日本鎌倉時代(1184～1333)後期、南北朝時代(1336～1392)、室町時代(1392～1573)和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0)，相當於中國的元、明時代。這一時期，除前代諸宗繼續延續外，還產生了日本特有的凈土真宗、時宗和日蓮宗等宗派。它們不是由中國僧人傳入日本的，也不是由到中國留學過的日本僧人從中國輸入日本的，而是由日本僧人在日本國土上依據從中國傳入日本的凈土宗典籍創立的。這是日本佛教走上獨立發展道路，並且進一步世俗化的重要時期。因與中國佛教的牽涉已經不大，故不再贅述。　　此外，隨著佛教傳入日本的過程中，同時也將中國的文化、藝術、醫學和工藝技術傳到了日本，對日本社會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佛教在日本傳播發展的歷史，也是中日兩國政治、思想、文化交流的歷史和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