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平均每四個德國家庭就藏有一冊《道德經》」說開去
學道札記之五:《道德經》中的「三寶」精神與人格自律
重新認真研讀道家的經典著作《道德經》,我們感受殊深的是這部大作所深刻體現的以人為本的哲學理念,和它所倡導的作為社會的人自我完善的必要途徑,——人格自律。 在《道德經》的第二十五章中,老子明確地指出:「……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來,這宇宙中的「四大」,排列在首位的是「道」,它代表著構成宇宙萬事萬物的物質元素及它們的基本運動規律,所以理所當然是排在首位的。由於「道」的存在,才有了宇宙間的一切,才有了「天」的存在。而作為包括我們人類在內的所有生靈賴以生息繁衍的載體——「地」,其實只不過是廣袤無垠的宇宙空間(「天」)的一個小小的組成部分而已。而正因為「地」的存在,才有了人類自身的存在與發展。這樣的排列順序,意味深長,蘊含著十分深刻的哲理內涵。更值得我們認真思索的是,在這體現了老子宇宙觀的排列順序中,「人」是同「道」、「天」、「地」並列的。為了強調這一點,老子還特地用了個「亦」字。而在其中,卻沒有提及「神」和「王權」的位置;這樣的提法,是其它宗教所沒有的。這是無意間的疏漏嗎?當然不是。它所充分體現的是,對人類自身存在的重視,是整個道家哲學體系中「以人為本」的崇高理念的凸現。順便提及,在少數版本中,「人亦大」為「王亦大」,不少學者都已經指出,這是後人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者的尊威而有意改「人」為「王」的,在這裡我們不再贅述。有的學者認為,孔子的《論語》主要闡述的是關於人倫道德方面的問題;而老子的《道德經》則側重於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維方法與有關認識論方面的問題,對此,我們不敢苟同。仔細研讀《道德經》,我們不難發現,字裡行間,處處體現著對整個人類的關懷與摯愛,其中包括對生命終極價值的探索,「貴生」與「樂生」;對個體的人的道德修養、行為準則的合理規範;人與人的相處上的和諧調節;作為個體的人所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乃至人類與大自然、甚至包括與整個宇宙的和諧相處等等。綜觀這一切,我們甚至可以作這樣的概括,整部《道德經》正是以關愛人生為出發點,以完善人生為歸結的不朽之作。 那末人究竟應該怎樣更為合理地安排整個生命進程,使它更趨於理性化,更符合「道」的理念呢?我們不難從《道德經》里覓得完整的、合理的答案。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老子在提出相關的規範與要求時,所使用的語氣,用今天的話來說,往往是勸勉式的「應該」如何如何,而不是命令式的「必須」如何如何。從中,我們不難體悟到老子所強調的是遵循基本道德規範的自覺性,而不是強制性。也就是說,對普通人而言,他強調的是完善自我的人格自律。 試作這樣的比較:基督教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是有罪的,必須不斷地贖罪與懺悔方能重新返回天堂;佛教認為,人一生下來就墜入了苦海,為了逃離苦海,到達彼岸,就得苦苦修行,斬斷塵緣,擺脫一切慾念。道家與道教則不然,所倡導的是人性的自我完善,以達到逍遙境界。無怪乎有人認為,道教是「快樂的宗教」!在道家看來,「欲修仙道,必修人道;人道未修,仙道遠矣」。亦即《龍門心法》所云:「萬法千門,修心為上」。著眼點,首先放在了現實人生中,怎樣使「性」與「道」相融合,這正是本文所要著重加以論述的人格自律。 我們首先要探討的是「無為」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是道家關於人格自律的前提。在《道德經》的第二章中,老子這樣說:「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對其中的「無為」,有的學者認為,是指不以人力干擾、扭曲萬物的自然進程。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更贊同袁智培先生在《老子新譯》的緒言中對「無為」的詮釋。袁先生認為「聖人處無為之事」,按今天的語言習慣而言,事實上是「處事無為」,亦即行事要無私的意思。袁先生關於「無為」和「無私」的解讀,也得到了道教協會閔智亭會長的首肯。從這一章節所表述的全部意義看,也確實以這樣的理解為宜。因為緊接下去的就是「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什麼都不據為己有,不是無私,又是什麼?以無私為前提,怎樣人格自律就變得可以通曉、明白了。 老子深深地明白,對於常人而言,要求完全摒棄私的存在,事實上是難以做到的。問題倒在於如何擺正「公」與「私」的關係。所以,在《道德經》的第七章中作了這樣的論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在這裡明確地指出,天地之所以能永恆地存在,正是因為它不是為自己而存在。聖人把自己放在別人的後面,反而能居於別人的前面;把自己的生存置之於度外,自己反而得以生存。這不正是由於他的無私嗎?反而成全了他的私。我們認為,這樣的論述,既切合現實也恰如其分。如何擺正「公」與「私」,「利人」與「利己」的關係?正確的態度無疑應該是「先公後私」和「先人後己」。能做到這樣,也就算得是「無私」。有的論者認為,這一章節中的「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其中的「私」,事實上是「事」的意思,亦即「故能成其事」(意謂「所以能成就他長久為民謀利的事業」);我們總認為這樣的詮釋,未免有些牽強,還是以切合人類社會的實際為好。在《道德經》第十九章里,老子也曾明明白白地指出:「……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請注意,老子並沒有否定「私」和「欲」的客觀存在;他要求人們的,無非是儘可能地節制私慾,別讓那些東西蒙蔽了大智大慧而已。我們總覺得如果把老子的哲理脫離客觀現實地拔得過高,把他打扮成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苦行僧,其實不妥。因為道家歷來主張「貴生」和「重生」,用走極端的方式去禁錮、制約常人的正常生活,客觀效果也不見得好。 在《道德經》的第五十一章中,老子指出:「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持,長而不宰,是為玄德。」在老子看來,使萬物得以繁衍生長,構成生機無限的物質世界,有賴於「道」和「德」的存在;而「道」和「德」之所以為人們所尊崇的珍視,不是因為別的,而是由於它們對自然法則的認知和遵循。儘管「道」和「德」使萬物得以孕育、成長,並得到撫養和呵護,卻並不據為己有,不認為有功,不做它們的主宰,這就充分體現了天道無私,也就成了至高無上的美德所在。這樣,老子不僅深刻地揭示了「道」與「德」及自然法則之間的辯證關係,也進一步透徹地闡釋了道德及自然法則的無私性。它們以無私的愛心奉獻給蒼茫大地,卻並不據有它,主宰它,佔為一己之私,——何況我們人類的一點小小作為! 總而言之,我們認為,以「無私」,或者說是「先公後私」,「先人後己」為基點,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作為人的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亦即人格自律。這也是人格自律的前提和出發點。 在《道德經》的第六十七章里,老子對常人的人格自律,提出了概括性的基本要求:「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老子在這裡所提出的「慈」,即善待一切,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善」。不但要與人為善,也要與物為善,乃至與整個大自然為善。在《道德經》的第八章里,老子對這樣的人格上的基本要求,作了具體化的精闢論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意思就是,最優秀的人,至高無上的美德,就像水一樣,潤澤了萬物,使他們得以生長,卻不與他們相爭,默默地流向人們所不喜歡的低處,這就接近於「道」的要求了。居住在善於同有道之士交往的地方,心地純凈得像一泓碧水,同萬事萬物接觸都保持仁愛,言行善於守信,從政善於治理,做事善於發揮才智,行動善於把握時機。所有這一切都不是為了去爭私利,所以就不會帶來憂患。說得多好,簡直就像一行行優美動人、無比深刻、感人肺腑的哲理詩!在這個章節里,老子以自然界的水的純良無私的品質作比喻,來教化人們:一是要像水一樣永遠仁慈地滋養萬物,施惠於天地間;二是作出了無量功德,卻甘居下位,不求聞達;三是以公利為重,不爭一己之私。特別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是老子所倡導的「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崇高道德境界。如果當今世界人人都有這樣的境界和情懷,實現我們所倡導和追求的創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也就指日可待了。 問題在於要求全社會每個人都能達到這樣的境地,很不容易,短期內作這樣的指望,也很不現實。因此,老子認為「慈愛」和「善良」,還應該體現在對人持寬厚的襟懷上。在《道德經》第四十九章里,老子又這樣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值得我們充分注意,並作深入思考的是,老子對待一切人的祥和、寬博的態度。即使是對「不善者」和「不信者」,也不是摒棄他們,置他們於不顧;也要以「善之」「信之」的態度去對待他們。用現代的話語說,就是去感化他們,使他們也能趨善、趨信,——這是多麼崇高的博愛精神的體現! 老子甚至進一步這樣說:「大小多少,報怨以德。」(《道德經》第六十三章)對於其中的「大小多少」,歷來注家多有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以解釋成「使大事(矛盾)化小,多事化少」為宜。人世間的恩恩怨怨,常常是糾纏不清的,沒完沒了地計較個不休,最終必定會越纏越亂,成為一團永遠也理不清的亂麻!化解這種無休止的怨仇,最佳的了結方式,無疑是慷慨大度地「報怨以德」,或者說是「以德報怨」。後人在《警世功過格》里作了這樣的進一步發揮,即「與人有怨,輒思其好處以釋之;心中有憾,輒思己過處以寬之。」這樣,當然就更具體化了。 以上,是我們對老子所持的「三寶」之第一寶,「慈」的基本理解。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老子要求我們作人格自律的第二個方面,即「三寶」之二「儉」。大自然慷慨無私地賦予我們人類賴以生息繁衍的萬物,這是「慈」的最大顯現;那末,我們人類自身,究竟應該怎樣明智地對待和把握這一切呢?是不加節制,濫施揮霍;還是克守本分,合理有度地享有大自然的恩賜呢?老子給我們提出的基本準則是「見素抱樸」和「少私寡慾」。也就是保持單純、質樸的外在顯現和內心實質,努力抑制膨脹的物慾和私心,回歸自然的純真本性。道家認為,大道本於自然(也就是本文在前面已經提及的「道法自然」),而質樸則是自然的本性,亦即萬物初始的本來面目。「道」對人的要求,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淳樸與真率,不為外界的污泥濁水所沾染而迷失了純凈的本性。人的物慾,如果不用「道」加以制約,那是無止境的,最終必將導致自身乃至整個人類的毀滅。這正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二章中對我們所作的警示那樣:「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確乎如此,絢麗繽紛的色彩會使人眼花繚亂;紛繁複雜的音樂會使人聽覺失靈;奇珍異味會使人喪失味覺;縱情狩獵,會使人心情變得狂躁;珍貴稀罕的寶物,會使人行為失控。當然,這是老子針對當時上層統治者的腐朽生活方式提出的指控;但對於普通人而言,特別是對今天物質條件遠比老子當年所生活的時代大大充裕了的人們來說,如果無休止地追求物質生活上的過度享受,也必然有損於身心健康,敗壞人們的心志,惑亂本性的純樸,產生道德上的嚴重扭曲,而最終墜入罪惡的深淵。 在這個問題上,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六章中,作了極為精闢的概括:「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在老子看來,禍殃,沒有比永不知足的物慾更大的;過錯,也沒有比貪婪的佔有慾更大的。知道滿足,就不會有所缺失。在這裡,我們認為對「知足」有必要作進一步的闡釋。老子所說的「知足」,並不是指滿足現狀而不思進取,或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它所指的應該是勸勉人們不可以「身在福中不知福」,也不應該超越現實,過度地追求物質享受。也就是說,對個人的私利和物質需求,應該有所節制,掌握適當的「度」,否則,必將遭致「禍」和「咎」。這也就是老子所倡導的「儉」的精神實質所在。 關於「儉」和「朴」的問題,老子以後的道家先賢們在他們的著作中,也多有論述。有的,作了適當的補充;有的,則把老子所提出的要求進一步具體化了。在《道教儀範》里,有這樣的訓戒:「廈屋千間峻,桑田萬畝平。自心非實相,他物是虛名。」儘管高樓大廈像聳峙的山嶽,儘管有良田萬畝,對有道之士來說,都是身外之物;貪慾之心不是大道的真性實相,對外界種種物象的過度追求,到頭來是一場空。在有道之士看來,奢華的物質享受,並不能得到精神上的充實與滿足;倒是樂於過簡樸的生活,不為外物所惑,才能充實人的內心世界,得到生命的升華。 在《淮南子·俶真訓》里,對「儉」的要求就說得更具體化、形象化了。「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文中所提及的「節於己」是消除「貪污之心」的根本所在,確實是大有道理的。有清一代名臣左宗棠也曾說過:「唯崇儉方能廣惠」。細細想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諸多煩惱,也往往與貪慾之心有關聯。如果我們以「儉」和「朴」為本,事實上是很容易求得精神上的滿足與愉悅,充實我們的生命的。 另一段《淮南子·精神訓》里的話,說得既有趣而又發人深省。「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通『悅』)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不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性郁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這位儒家人物子夏,其實有意思,一會瘦了,一會又胖了,為什麼會這樣?原來他見到別人富貴,生活奢華,不免羨艷;讀讀聖賢之書,又生欽佩之情,兩者在內心爭鬥不已,所以瘦了。聖賢的道理戰勝了私慾,所以又胖了。這樣看來,子夏先生似乎還怪不錯;但問題來了,推究他的本心,並不是不想求取榮華富貴,享受奢靡的快樂,只不過是用聖賢之道強行抑制那種慾望,用道義以自防而已。結果弄得心情鬱抑,形體虧缺,還不得不勉強自己,最終落得個短命而死!故事說得有點令人失笑,但其實意味深長。子夏用以防止自己滋長貪心、慾望的方式,是那些儒家先賢們的訓示,是「迫性閉欲、以義自防」的外在制約,而不是內在的自覺需求,最終落得個「莫能終其天年。」從中,我們是否也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呢?即,道德上的「儉」的要求,應該,也必須建立在自覺、自發的「自律」的基礎上。道家認為,只有形成了自覺的、發自內心的良好道德風尚,才能有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道德自律。 在《抱朴子·外篇·知止》里,還有這樣的論述:「蓋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人,都有所欲,這本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必須「知足」。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須自我剋制,決不能無休止地一味強求;一旦到了「慾壑難填」的程度,那就必然會走向自我毀滅。當然,這也要從兩方面來看,對於人的內在品質,如精神境界的升華,高雅的氣質,高尚的人格魅力,無疑應該永不滿足地追求。而對身外之物,諸如名利、物慾,就不應該過份地追求,而應該注重「儉」和「朴」,否則,就必然會走向道德的淪喪;如果整個社會都無節制地拚命追求物質享受,「物慾橫流」,而不同時注重道德建設,那末,這個社會也就岌岌可危了。莊子在《天道》一文中,更是把樸素(也就是老子所說的「儉」)這種美德,提到了這樣的高度:「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數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也明確無誤地向我們證實了這一真理。西漢初,正因為倡導崇尚儉樸的道家思想,才有了繁榮昌盛的「文景之治」;在唐初積累了無數財富、國力空前強盛之後,正因為唐玄宗在位的開元、天寶年間忘記了勤儉之道,過度地追求物質享受、形成奢靡浮華的社會風尚,才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強大的李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讀書至此,我們確實感受到了先賢們真知灼見的難能可貴,甚至可以這樣說,他們的思維是超前的。聯繫今天的社會現實,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確實比以前充盈得多了,但比起發達國家來,卻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失時機地提出「建設節約型社會」的號召,並付諸實施,無疑是我們的第四代領導人的高明之處,有著了不起的前瞻性。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老子所提出的「三寶」之三,「不敢為天下先」。 如果認為,「不敢為天下先」,就是畏畏縮縮,遇事不敢出頭,不敢擔當重任,不思進取,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對於「不敢為天下先」,歷來的注家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說,它所指的是「不敢因私利而與民爭先」。總認為這樣的詮釋未必妥帖,因為這裡確實沒有提及「公」與「私」的關係,它的涵蓋面應當更為寬泛。多數注家的理解,認為是指「以身後人」,「具備謙虛寬容的美德。」我們認為,這樣的領悟,比較切合老子勸誡後人的本意所在。 在老子看來,謙虛是「道」的基本屬性之一,也是「德」的具體體現。在《道德經》第三十四章里,他這樣說:「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持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大道廣泛地傳播,左右逢源,無所不在,萬物依靠它生存而不推辭。功業成就了卻不自以為有功,養育了萬物而不自以是為主宰,常常沒有私慾,可以稱之為「小」;萬物歸附於它也不自以為主,可以稱之為「大」。由於它始終不自以為「大」,所以成就了它的「大」。在這段論述中,「道」被人格化了,成了行為主體。它養育萬物,普施恩澤,卻始終不自以為「大」,這正好體現了它的偉大。在第三十八章里,老子幾乎用同樣的口吻,論及對「德」的態度問題。「上德不德,自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有崇高品德的人不自以為有德,因此是真正的有德。下德的人自以為沒有失德,事實上恰恰是無德。在這兩個章節里,老子再明白不過地論述了對「道」和「德」的態度問題。那就是作為具體的人,即使品德修養再高尚,作出了再大的貢獻,做了再多、再大的貢獻,仍應該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而不應該居功自傲。能做到這樣,才能真正贏得人們對他的尊崇,這才是真正符合「道」的原則規範。 謙虛,「不敢為天下先」,還突出地表現在對待知識的態度上。正如莊子曾經說過的那樣,「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對大千世界的認知,本就是「無涯」的,哪有窮盡?而人的一生,卻是那麼短暫,又能掌握得了多少?凡是自以為什麼都知道,什麼都高人一等的人,事實上足見其淺薄、無知而已。在《道德經》第七十一章里,老子言簡意賅地指出:「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這段話,讀起來很拗口,但卻意味深長。老子告訴我們的是這樣一個道理: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於求知而言是最好的態度;不知道卻硬裝知道,這就成問題了。只有惟恐會出問題,才不會出問題。聖人之所以不出問題,正是由於他總是擔心出問題,所以才不會出問題。事實也確乎如此,世上的萬事萬物都處在不斷變化的進程中,作為個體的人,既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它,也不可能完全把握它的變化規律。「知」與「不知」,「是」與「不是」都具有相對性,而不可能是絕對的;哪怕是對真理的認知,我們能做到的,也只能是越來越接近絕對真理,而不可能完全達到絕對的程度。在求知的道路上,我們永遠只能「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們認為,對待求知的態度,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應該說是對老子《道德經》這一章節的最好的詮釋。在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如此,越是有學問,越是有真知灼見的人,越是謙虛謹慎和誠實,即使是對已知的部分,也常常是持探討、甚至質疑的態度,虛懷若谷。而那些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人,其實是肚裡空空,卻目空一切,甚至不惜肆意貶低別人藉以抬高自己。這樣的人,自然在道德上也存在問題,至少也是絲毫沒有自知之明。對這些人而言,我們認為不妨認真讀讀《莊子·天地》中的一段話:「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愚」和「惑」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終身不解」和「終身不靈」!也就是「愚」和「惑」而終不自知。上面這段話,對於真正有志於學問,真正尋求真理的人而言,當然也應該引以為戒,這也正是我們人格自律的一個重要方面。 問題又來了,如果已經冒了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又該如何正確對待自己呢?老子在《道德經》第九章里,又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遂退,天之道。」積累到了滿盈的程度,不如趁早停歇。兵器冶煉錘打得尖銳鋒利,難以保持長久。金玉堆滿了堂屋,沒有辦法能守得住。富貴而又驕奢,就給自己留下了禍根。功業有所成就了,就應該順其自然地退下來,這才符合天道的要求。此中特別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是「功成遂退」,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急流勇退」。應該說,這是「謙和」的又一重要方面。自然之道,沒有不講究「謙」的,在現實生活中,確實也應該如此。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這是任何事物發展演變的普遍規律。一個人在取得了功名之後,最明智的做法自然是及時「身退」,絕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貪戀權位。只有這樣,「功名」才能長存,身心才得以永葆愉悅、健康。大自然,正是如此,春暖花開之後,會及時讓位於夏;蓬勃旺盛的夏日也絕不會久久戀棧不去,到時候了,自然而然會由金色的秋天來接替。作為個體的人,當然也要學習大自然的博大胸懷,淡泊名利,虛懷若谷,讓自己的心靈永遠自覺保持清醒的狀態,「功成名遂而身退」。 在道家的另一部經典著作《抱朴子》里,對「謙」,還有這樣的發揮:「勞廉虛己,則附者眾,驕慢倨傲,則去者多。」勤勞廉潔而謙虛的人,會有許多人來歸附、共事;狂妄驕傲的人,共事者往往會紛紛離去。「謙」,亦即老子所云「不敢為天下先」,即使在與人相處上,也是不可或缺的。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了孟子所說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們總覺得儒、釋、道三家,事實上是「雖三分,道乃歸一」(金丹派紫陽真人張伯瑞語) 老子所倡導的「三寶」,即「慈」、「儉」和「不敢為天下先」,作為人格自律的三條基本準則,生活在當今社會的人,無疑也應該作為座右銘。這三條看似平淡,要真正做到它,卻大是不易。我們進一步認為,要身體力行,實踐「三寶」,還必須始終保持一種祥和、空靈的心態,那就是「致虛靜」。 在《道德經》的第十六章里,老子這樣說:「致虛靜,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意思是說個人的修養要達到空明的之極的境界,始終保持深沉的寧靜狀態。萬物都在生長發展,我得以觀察它們的循環往複。萬物紛紜繁茂,最終回歸它們的本原。回歸本原就是「靜」,「靜」就是復歸本性。復歸本性就是把握事物運動的規律。能把握事物運動的規律就是明白事理。不能把握事物的運動規律而輕舉妄動,就會遭致禍殃。能理解和把握事物的運作規律就能包容一切,能包容就會公正,能公正就會認識周全,認識周全就能符合天道,符合天道就是把握了「道」。把握了「道」,才能長久,從而終其一生不會遭致禍殃。在這一章節中,老子著重講述了道家的內心修養功夫,概括起來,也就是要求我們達到「致虛致靜」的境界。什麼是「虛」?我們認為指的就是「道」的無我性,亦即達到「無我」的崇高境地。以「無我」的理念指導人生,作為立身行事的規範準則,就能排除一切物慾的糾纏和因之而產生的無邊煩惱。莊子在《讓王》中曾經這樣說過:「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這裡,莊子強調了一個「忘」字,連自己的形體,所有的功名利祿,乃至連「心」也忘卻,最終達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的致虛超然境界。這樣,才能得其真道,致道而成大道。也只有這樣,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做到老子所要求的「慈」「儉」和「不敢為天下先」。所謂「靜」,事實上是指達到「虛」的無我境界的行為運作方式。萬事萬物,瞬息萬千,令人目眩神亂,只有保持內心的清靜,靈性空明,才能觀察把握事物孕育、生長、消亡的奧秘。「靜」,也就是回復到自我生命的自然本性,也只有這樣,才能深刻體悟人生乃至整個宇宙的永恆法則。從這個意義上講,清靜當是認識萬事萬物的必要途徑,一切智慧的源泉。 聯繫前文中一再述及的以「三寶」為行為準則的人格自律,如果不能始終保持「虛靜」的心態,那是根本無法做到的;反之,能做到「致虛致靜」,實現「三寶」也就不難了。當然,對於我們這些常人來說,要達到這樣的至高境地,確實並非易事,這樣的涵養功夫,畢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造就的。但作為人格自律所應該具有的思想境界,它的合理性,卻是毋庸置疑的。我們甚至可以作這樣的理解,什麼是「成仙」?無非就是心靈的凈化,擺脫塵俗的、由私心而引發的諸多煩惱與苦悶,這也決定地需要保持心態的虛靜。道教全真派創始人王重陽這樣說過:「煉性為修道之根本,入聖則形寄於塵中,而心明於物外;心離三界,則神、性可居仙境,身在凡而心在聖境矣」。這裡所說的「性」,「煉性」,所指的不也就是「虛靜」嗎? 以上,就是我們對「虛」和「靜」,亦即是對要達到「三寶」所要求的人格自律,所必須持有的心態的一些膚淺的認識。 我們總認為,要建設和諧社會,要維護社會的安定祥和,法制建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起到懲惡的強制作用;但更重要的,應該是道德建設,啟發和引導人們自覺遵循社會公德。而所謂社會公德,事實上也就是每個個體的人對自己的社會行為的自覺規範與制約。數千年來,我們中國人本來就有著比較系統、完整的道德規範,——儘管這種規範與制約由於歷史的局限,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著它的不合理性;遺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統統被毀於一旦了。「破字當頭」,幾乎在一夜之間,莊嚴巍峨的道德殿堂崩塌了,惡夢醒來以後,我們痛心地發現,剩下的只是一地殘磚碎瓦!重建的過程是漫長而艱辛的,而在這全過程中,毫無疑問,在創新的前提下,應該廣泛地汲取我們民族千古以往的優秀文化中的精粹,加以發揚光大,其中自然也包含儒、釋、道三家學說中的合理內核。道家,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哲學體系,應該說是最切合我國民情的,事實上,它早已逾越了國界,形成了廣泛、深刻的世界影響。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聖經》,就數《道德經》。以德國為例,黑格爾把老子哲學看成是「真正的哲學」,海德格爾更把老子的「道」視為人們思維得以推進的淵源,據德國電視台的調查統計,平均每四個德國家庭就藏有一冊《道德經》。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它與儒家學說互為表裡,互相補充,深深植根於我們的民族文化與道德傳統之中,對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共同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道家學說中,對道德規範的自律,作了極其深刻、透徹的闡釋。毫無疑問,直至今天,它們將發揮巨大的作用。對它進行發掘、整理和弘揚,我們認為,道家學說的探討者,乃至廣大道教信徒,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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