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令抗日：打響正規軍抗日第一槍的名將

違令抗日：打響正規軍抗日第一槍的名將

抗日名將蔣光鼐

　　蔣光鼐簡介

　　如果你走在78年前的上海街頭，你一定會去買蔣光鼐牌香煙，因為那是抗日愛國的象徵。你還可以看到四處懸掛的蔣光鼐肖像，這是畫家蔣兆於1932年在「淞滬抗戰」前線為他繪製的油畫。當年，那幅油畫被印刷成數萬張，沿街張貼。

　　在這張畫像的背面印著蔣光鼐的小傳，其中有這樣幾句：大戰開始，他與第19軍軍長蔡廷鍇暨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為國，鏖戰月余，殺敵無算，造成「甲午」以來抗暴卻敵之第一頁光榮歷史，舉世無不知其人焉。

　　蔣建國說：「我對父親的印象就是從這幅畫像上得來的，掛在父親書房的牆上。他身著戎裝，領章上有三蔣建國給父親創作的《蔣光鼐顆星，面容清瘦，表情嚴肅，嘴唇上將軍像》

　　邊的短髭更增加了幾分威嚴。每當我從這幅畫像前面走過的時候，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那兩隻眼睛都在盯著我，畫活了。」

　　蔣建國，蔣光鼐次子、北京市蔣建國政協原副秘書長，2010年6月8日，曹海鵬攝蔣光鼐：「違令」抗日一代名將蔣光鼐去世43周年忌日，他早早等候在北京中山公園的會客室里。一頭白髮的蔣建國先生，指著黑色襯衫說，「今天是我父親的忌日，所以我穿著黑色衣服來了。」

　　蔣光鼐，第19路軍總指揮、「一○二八」淞滬抗戰總指揮打響中國正規軍抵抗日本侵略軍的第一槍……

　　「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

　　1932年1月28日夜裡，突然傳來的槍聲打破了城市的寧靜，火光照耀了夜晚的天空。子夜時分，日軍兵分5路從閘北突然向駐守上海的19路軍陣地發動襲擊。擔負滬寧地區衛戍任務的第19路軍3個師共3萬餘人，第60、第61師分駐蘇州、南京一帶，第78師2個旅駐守上海，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指揮下奮起抗戰。著名的「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

　　戰爭爆發前不到兩個星期，當時任駐守淞滬的第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洞察到了日軍的侵略動向，於是提前進行了各方面的準備和動員。

　　1月23日，蔣光鼐召開19路軍營以上幹部緊急會議，討論了一切必要的應戰措施，包括準備軍糧物資、部署兵力、發動動員，要求隨時做好戰鬥準備，並且下達了至關重要的一項密令：「如日本軍隊確實向我駐地部隊攻擊時，應以全力撲滅之。」正是這種堅定的決心和充分的準備，為後來在戰役中有效打擊日寇奠定了基礎。

　　雖然19路軍根據這一密令採取的行動，被軍政部指責為違命抵抗，不從軍令，卻是順應民心，因而得到廣大人民群眾和海外僑胞的強烈支持。從第一道抗日命令起至3月2日發出退守待援通電，所有公開文件都是由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聯名簽署的。

　　據曾與蔣光鼐在「民革」共事多年的張克明介紹，日軍入侵上海時，蔣光鼐正在醫院養病，當下屬問他打不打時，他想都沒想就說打，因為「一二八」時期蔣光鼐(右二)與蔡廷鍇(右三)這是早在會議上決定了的。蔣建國說：「1931年，19路軍奉命參加「圍剿」，父親屢征不出，赴上海養病。而1932年1月28日夜，一接到淞滬警備司令戴戟電話，他立即挺身而出，驅車至龍華警備司令部與戴戟司令、19軍軍長蔡廷鍇共商抗敵大計。當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車站，在真如建立臨時指揮部，就近指揮戰鬥。」

　　1932年，淞滬抗日期間蔣光鼐(中)與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右)、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戴戟合影133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李守仁創作的鑄銅《蔣光鼐像》

　　1月29日，《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發出，電文義正辭嚴地稱：

　　「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119路軍是清一色的步兵，沒有飛機、坦克和裝甲車，武器裝備落後。士兵多數是廣東人，身材矮小，軍服上裝是對胸棉衣，下著中國式的褲子，頭頂不圓正的軍帽，腳蹬粵軍的草鞋。日軍憑藉陸海空三軍優勢，根本不把中國軍隊放在眼裡，日軍指揮官少將鹽澤揚言要在4個小時之內佔領上海。

　　開戰之後，日軍飛機低飛到1000米以下低空狂轟濫炸，步兵在坦克、裝甲車掩護下多次衝鋒，企圖突破閘北防線，但在中國士兵英勇抗擊之下，連連受挫。未得逞的日軍一邊提出停火要求，一邊增派援軍，於31日晚再次發起進攻。

　　2月1日，蔣光鼐親臨閘北前線指揮戰鬥，再1　1月29日，《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全文：

　　特急。銜略公鑒：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齣，極世界卑劣凶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28夜12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19軍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艷子印。

　　淞滬抗戰我軍炮兵還擊的情景次擊退日軍。2月4日，日軍又發動進攻，戰火蔓延到江灣、吳淞一帶，增兵已達1萬多人，但我軍防線仍巍然不動。鹽澤因此被免職回國。這一勝利使全國上下為之歡呼振奮，一掃「甲午」以來的抑鬱之氣，大大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

　　19路軍和蔣光鼐的名字在大江南北被人們傳頌，他的畫像被慶祝勝利的群眾高高舉起。蔣建國不無自豪地說：「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提到過，延安的窯洞紅軍角里有父親這張畫像。」

　　2月6日，日軍新任指揮官野村接替鹽澤，兵力增到2.5萬多人。2月7日，蔣光鼐擬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守住閘北至江灣一線以及吳淞要塞兩地區，形成我軍左右兩翼犄角之勢，而將主力集結於南翔以東至真如、大場、楊家行一帶，待敵以主力進出江灣、蘊藻浜之間時，即在該地區與敵決戰以圖殲滅之。當天即把兵力部署下達部隊。

　　閘北一帶，日軍以裝甲車群分路來攻，我軍死守陣地，以肉搏相持，雖傷亡過千，但日軍的進攻也毫無進展。日軍久攻閘北不下，又將進攻重點轉向吳淞，連日以飛機、大炮進行轟炸，所過之處，房屋、炮台損毀殆盡。

　　不出蔣光鼐所料，日軍一面向閘北、八字橋、江灣猛攻；一面以主力從蘊藻浜架橋偷渡，想包抄吳淞後路。當天上午雨雪紛飛，戰鬥異常激烈，雙方几次展開殘酷的肉搏，迫使日軍向紀家橋方向潰退。蔣光鼐下令，當晚全線出擊與敵決戰！然而，「國民黨政府一道道停戰的命令飛來，如一塊塊巨石壓在父親的心頭」。

　　軍令如山，蔣光鼐長嘆一聲，收回出擊命令。前方將士都為錯失這個戰爭良機捶胸頓足、聲淚俱下。

　　在家族記憶中，蔣光鼐當天深夜著便裝回到家裡，鄭重地對夫人黃晚霞說：「現在形勢嚴峻，日軍還要增兵，戰火還要擴大。有些眷屬已經疏散了，但我是總指揮，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會覺得我沒有決心和信心，會影響士氣，人心就散了。」

　　淞滬抗戰的第二天，宋慶齡、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問19路軍官兵1。在她們的主持和組織下，籌設了幾十個傷兵醫院。何香凝到前線慰問時，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單衣夾衣各一套。她即發起捐制棉衣運動，5天內製成了3萬多套全新棉衣，運送給官兵穿用。

　　「我母親深明事理，與宋慶齡一起，給傷兵喂粥。參加到後方傷兵醫院慰問傷病員的工作，每天熬一大鍋雞粥送到醫院，一口一口地喂傷病員。」蔣建國說。

　　1　宋慶齡和何香凝在戰事剛剛開始就呼籲各界人民支援19路軍抗戰，宋慶齡在炮聲隆隆中對19路軍官兵說：「你們抗戰的槍聲一打響，海內海外，男女老幼，都覺得出了口氣！億萬同胞聲援你們，支持你們！」

　　在國民黨內，以剛剛下台的孫科為首的國民黨留滬中央委員李宗仁、程潛、張發奎、陳友仁等11人，在戰事爆發的第二天就聯合致電蔣介石、汪精衛：「日人橫暴至此，軍民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午，戰事劇烈。我軍士氣百倍，連獲勝利。政府此時當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報國家，以謝民眾。同人在滬見聞至切，公決應請中央即令近畿各軍，抽調勁旅來滬應援，並極力設法接濟19路軍軍實餉糈。」

　　留粵中央委員唐紹儀、鄧澤如、肖佛成、陳濟棠、伍朝樞、鄒魯、白崇禧等26人致電19路軍將士：「貴部痛暴日之無理壓迫，奮力抗敵，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爭人格，迭聽捷音，致深欽佩。務望激勵將士，堅持到底，同人等誓當竭誠接濟，為公等後盾，並請轉達各袍澤，共鑒微忱。」

　　面對日軍最後通牒，父親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接二連三的失敗，讓日軍又一次易帥。

　　2月14日，日軍陸軍中將植田抵滬，兵力增至3萬餘人。

　　2月16日，張治中向蔣介石請戰，蔣介石命軍政部派張治中率嫡系第5軍抵滬，並命令：「著第5軍歸蔣總指揮光鼐指揮。」蔣光鼐決定實行區分作戰，下達了兵力布置命令。以第19軍軍長蔡廷鍇為右翼軍指揮，佔領南市龍華、真如、閘北、八字橋、江灣一線，軍部設在真如；以第5軍軍長張治中為左翼軍指揮，佔領江灣北端一線，及死守吳淞要塞，軍部設在劉行鎮。各部務於17日拂曉布防完畢。

　　2月18日，日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我軍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範圍內軍事設施並永不重建。「父親憤然拒絕這些無理要求，斷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20日晨，日軍發起進攻，父親一面指揮部隊，一面以19路軍名義通電全國：「軍人報國，粉身碎骨是份內事，大戰開始之日，即本軍授命之時。使一卒一彈猶存，則暴日決不得逞……」這種拚死抵抗的決心，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

　　蔣介石直接打電話責問蔣光鼐說：「這個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

　　蔣光鼐當即頂撞說：「衛國保土乃是軍人天職。強敵壓境，怎能不奮起自衛？這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經打起來了，無法收手！」

　　在19路軍的抗擊下，江灣、廟行兩處爭奪激烈，雙方都傷亡慘重。22日，日軍傾巢出動，向我軍廟行、江灣陣地猛攻，企圖從中方守軍的陣地中央突破，然後向兩側擴展，將19軍和第5軍各個擊破。守軍沉著應戰，指揮部調度有方，接連挫敗日軍的進攻。

　　雙方激戰數日，日軍始終未能前進一步。植田「中央突破」的計劃終告破產。

　　「淞滬抗戰」激勵全國，後方官兵紛紛請纓抗戰，蔣介石拒絕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內閣決定組建上海派遣軍，派前陸軍大臣白川義則任司令官統一指揮。

　　下午8時，我軍因援絕兵盡，全線動搖。當晚11時，蔣光鼐被迫含淚下達全線撤退的命令。全軍上下「擐甲哀鳴，淚盡以血」。

　　19路軍的英勇抗戰雖然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壓制，但得到了民間的大力支持，國民黨政府欠下19路軍數月軍餉，全依靠國內外的捐款才得以彌補；沒有武器補給，竟然用上海總工會自製的土炸彈來抵抗日軍的鐵甲裝備；上海一天之內開闢出幾十個傷兵醫院。「父親他們也一次次向全國通電，表達了誓死保衛國土、抗戰到底的決心。」蔣建國說，「19路軍與第5軍乘夜各自按照指定路線撤退，秩序井然，天亮時，主力部隊及輜重已離開戰場40里，而日軍並未覺察。到2日午後，日軍才發現中方主力已經轉移，開始追擊，而中方掩護部隊按計劃逐次抵抗，使19路軍與第5軍順利後撤到第二防線。」

　　3月3日，「國聯」開會決定，要中日雙方停止戰爭。以後，大規模戰事基本停止。

　　5月5日，中日簽訂《上海停戰協定》。

　　蔣介石決心對「違令」的19路軍加以整肅。5月6日，蔣下令將該軍一個師調往江西歸南昌行營指揮；一個師調往武漢歸武漢行營指揮；1939年蔣光鼐和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合影一個師調往安徽。蔣光鼐、蔡廷鍇等人據理力爭，堅決不服從。

　　5月8日，蔣光鼐在杭州寫信1給蔣介石，請求辭去19路軍總指揮職務。

　　5月28日，在蘇州舉行「淞滬抗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各界人士4萬多人參加了大會，蔣光鼐念及數月來所思所感，凝悲憤於筆端，揮毫親撰一聯：

　　自衛乃天賦人權，三萬眾慷慨登陴，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石爛海枯猶此志；相約以血湔國恥，四十日見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漿桂酒有餘哀。

　　華僑送19路軍「化險石」戒指

　　「在我們家，有一枚保存了70年的戒指。從外表看，這枚戒指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純金的戒面上鑲嵌著一塊橢圓形的石頭。」蔣建國回憶說，這石頭不是鑽石，不是玉石，也不是大家熟悉的其他寶石。它看上去晶瑩剔透，凝脂般的石體中融進几絲淺棕色的斑紋，淡雅中顯出幾分質樸。

　　1　全文如下：

　　委員長鈞鑒：

　　職素多病，不勝繁劇。自贛歸來，卧病數月，即已屢乞退休，正請命間，適「一○二八」事起，國難當前，軍人天職，義當奔赴。祗惟力疾效命，不敢諉卸。今停戰協定既已簽約，戰事即可暫告結束。職勞瘁之餘，舊疾益增。極應解除19路總指揮職務。俾得稍舒喘息，安心調養。一俟平復，則有生之年皆報國之日。尚乞鈞座鑒其愚忱，即予允准早卸仔肩，以輕罪戾，不勝感戴之至。

　　專此。敬請鈞安！

　　蔣光鼐呈廿一，五，八日於杭州蔣光鼐一家為何珍藏這枚普普通通的戒指近70年？這是一枚「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一位愛國華僑送來的戒指。一天，一位華僑來到19路軍後方辦事處，他恭恭敬敬地從懷裡取出兩枚戒指，一定要請工作人員替他轉交給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和軍長蔡廷鍇。在蔣建國和原的家族記憶中，「辦事處工作人員一再婉言謝絕，這位華僑急得滿臉通紅，激動地向工作人員說出了這兩枚戒指的來歷。」戒指上鑲嵌的石頭叫「化險石」，它原是非洲土著人身上佩帶的飾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進入非洲的英軍聽當地土著人說，佩帶這種「化險石」可以刀槍不入。他們認為是無稽之談，便找來一些「化險石」擺在地上，然後由一群英軍向這些石頭射擊。結果，沒有一顆子彈能打中這些石頭。英國軍人相信了這石頭神奇的威力，從此，「化險石」便成了人們爭購的寶物。

　　這位華僑聽說這件事後，託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非洲購回兩粒「化險石」，並把它製成兩枚戒指，準備做防身之用。現在，他執意要把戒指送給兩位將軍，希望他們保重身體，帶領部隊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國去。

　　華僑的一番話讓在場的工作人員無法拒絕。他在登記單上寫下「崔某」兩個字，沒留名就走出了辦事處。

　　從此，這枚戒指被父親蔣光鼐帶在身邊。蔣建國說：「父親一生歷經坎坷，許多貴重的東西都丟掉了，但這枚戒指卻始終帶在他身邊。」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以及以後的8年抗戰里，他一直歷盡多次險境，但都化險為夷。

　　「記得小時候，父親曾給我講過一件小事。一天清晨，他剛起床就到屋外的松樹下去觀察敵情。忽然，日軍飛機扔下的一枚炸彈在他住的小屋前爆炸了。一塊彈片穿過窗戶，深深地嵌進了父親的枕頭。」蔣建國說：「幾分鐘前，父親還睡在這裡，太危險了。」

　　抗戰勝利後，蔣光鼐把這枚戒指送給了即將上大學的女兒蔣定蘇，他說：「一定要好好保存。」「定蘇姐一直珍藏著這一珍貴的禮物，『文革』時為了免於丟失，用塑料布包裹後藏在花盆的泥土中，才躲過了造反派抄家的劫難。」蔣建國說。

　　直到1988年，「民革」中央召開「紀念蔣光鼐同志誕生100周年座談會」時，定蘇姐從山東把戒指帶到北京來，表示要把戒指捐獻給有關部門，但是不知交到哪裡去好，就暫時放在我家，一放又是14年。在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70周年座談會上，戒指捐獻給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反蔣抗日，給兒子取名「建國」

　　1932年5月21日，蔣下密令，「紅軍大部竄閩南，漳州相繼失守，同安亦危，著該軍全部由海上運輸進剿」。6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將第19路軍調離抗日前線，由海道輸送至福建進剿紅軍。

　　蔣光鼐接到軍委會密令後十分難過。「他早已決心永不參加內戰，參加完上海市民在商會召開的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後，就獨自攜家眷悄然離滬，也沒跟蔡廷鍇打招呼，經香港回到家鄉廣東東莞虎門。『一○二八』他打的太窩氣了。」

　　1由於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頗為不滿，蔣光鼐回家鄉後，開魚塘、種果樹、興辦吉雲小學，並籌建虎門醫院，閑時則讀書寫字，對新任命的職務並不過問。

　　7月26日，蔣光鼐辭去第19路軍總指揮職務，只就任駐閩綏靖主任；第19路軍交由蔡廷鍇指揮。

　　1　「攘外必先安內」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蔣介石對此解釋為：「民國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7省，總計面積至20萬平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困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32年冬，福建省政府改組，蔣光鼐被調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鍇兼任駐閩綏靖主任。是年底，第19路軍被派去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而此時日本軍隊已佔領了山海關，中華民族淪亡的危機進一步加深，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1933年10月，蔣介石調集大批軍隊對中央紅軍發動第5次大規模「圍剿」，命第19路軍向閩贛邊界推進。蔣光鼐、北伐時期的蔣蔡廷鍇等對此強烈不滿，於是光鼐醞釀調轉槍口反逆。

　　時過不久，各地反蔣抗日的愛國者李濟深、陳友仁、徐謙等紛紛到達福州，革命形勢已達到高潮。蔣、蔡率領全軍於11月20日發動了震撼中外的「福建事變」，通電全國與蔣介石公開決裂，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反對國民黨領導，推舉李濟深為國府主席，同時將第19路軍改稱「人民革命軍」，擴編為5個軍，10個師，由蔡廷鍇任「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參謀長鄧世增，政治部主任徐名鴻。

　　蔣介石從進攻中央蘇區的軍隊中抽調出十餘個師的嫡系部隊，由蔣鼎文、張治中、衛立煌分別指揮，並調集海、空軍執行封鎖、轟炸和偵察等任務，以蔣鼎文為總指揮。蔣介石還親臨前線，將行營設在閩北建甌。

　　與中央軍的行動迅速相比，福建方面則表現得舉棋不定。起事之初，蔡廷鍇主張先消滅親蔣的劉和鼎部，再集中兵力與入閩中央軍決戰；蔣光鼐主張將主力調回閩南，背靠廣東，聯絡紅軍，與中央軍打持久戰，或由閩東進兵浙江，威懾蔣介石的腹心地帶，打亂其戰略部署；陳銘樞、李濟深等則主張集中軍力守衛福州。結果是陳銘樞的意見得到多數的同意，主力被調到福州，放棄了閩北諸多要地的防守。

　　第19路軍在重兵壓境和飛機濫炸下節節敗退，由於兵力懸殊，寡不敵眾，最後落敗。

　　1月13日，位於福州的革命人民政府停止辦公，宣稱遷都漳平，實際存在時間不足2個月。「第19路軍中將士本來對於這次反對蔣介石的認識就不足，不少將領暗中都與中央軍有聯繫。」21日，各軍軍長聯名發出擁護中央，靜待和平處理的通電。蔣介石先將團級以上職務全部改由黃埔系親信軍官充任，隨即撤銷19路軍番號，被改編為國民黨第7路軍，後來又開往河南、皖南整訓。至此，第19路軍被徹底消滅。

　　先期轉移到達龍岩的蔣光鼐得知19路軍主力接受改編，大局已不可挽回，遂與粵軍聯繫，希望陳濟棠允許滯留福建的有關人員過境。陳濟棠僅允許他與李濟深入境，他與李濟深乘飛機到達汕頭，1月26日抵達香港。「陳濟棠和我父親私交不錯，我父親要過界他就同意了。父親、李濟深伯伯他們坐飛機到香港，林植炎開的飛機，他是飛行中隊的一個頭兒。蔡廷鍇伯伯當時已被迫離開部隊。」

　　後來，蔡廷鍇說，「福建事變」沒有蔣光鼐，是做不成的。

　　蔣建國說：「父親其實知道『福建事變』這個事必然失敗。部隊底下的人不願意反，認為反蔣是上頭的事情，父親知道內部思想不統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早就把家屬疏散到香港。我是1935年正月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名字『建國』就是紀念那失敗了的，在福建成立聯共反蔣抗日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這個名字也可以認為是建設祖國，我不說別人不知道其中緣由。」

　　避難香港遭遇日機轟炸

　　蔣建國出生之時，正值1934年「福建事變」失敗之後，蔣光鼐和他的許多朋友都從福建逃出，雲集香港。

　　蔣建國的出生不僅讓47歲的蔣光鼐老來得子1，也給這群憂傷的革命者帶來了歡喜。「父親趁著給我做滿月的機會，在香港大同酒家把二樓包下來大擺宴席，通過這個活動聯絡舊部，給大家鼓勁。」

　　席間，蔣光鼐把兒子從襁褓中抱了出來，赤條條地讓眾人過目，引起歡呼和熱烈的掌聲。蔣建國說：「父親重重地在我的屁股上親了一口，對我寄託了無限的希望。這件事是母親告訴我的。」

　　蔣建國至今仍能想起小時候在香港的些許記憶。「我模糊地記得常躺在床上，房間黑漆漆的，門窗緊閉，連木百葉窗都關得嚴嚴的，怕我傷風感冒，還老要我喝很苦很苦的中藥，結果我還是經常傷風感冒，還落下個遇上陰天下雨兩腿就酸痛的毛病！」

　　在童年的記憶里，蔣建國很少看見父親回家，「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蔣光鼐再次北上抗日。

　　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瘋狂攻勢下，香港也不再是避風港。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向香港、檀香山、南洋群島一帶進攻。「在此之前我們家曾經作過兩次疏散，一次去澳門，一次去廣州灣(即現在的湛江)，都有驚無險又回到香港了。」

　　蔣光鼐一家住在九龍金巴倫道，「我還未滿7歲。香港倒是經常搞防空演習，晚上在陽台上看那探照燈的光柱在夜空中組織成各種圖案，還覺得蠻好看的。」

　　接下來，讓小建國看到的卻是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

　　一個白天，日本大批轟炸機在香港上空排列著整齊的隊形，三架一組、九架一隊，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一群孩子們聽到馬達的轟鳴以為是防空演習，都跑到花園的草坪上去看飛機。飛機上丟下的炸彈讓這群好奇的孩子如夢方醒、慌忙躲避。

　　此時，蔣光鼐在廣東曲江(今韶關市)擔任第7戰區副司令長官之職，「我的母親剛帶著3歲的弟弟慶渝去曲江照顧父親的生活」。「留在香港家裡的全是婦女和兒童。年齡最大的是大嫂陳艷珍，我1　蔣建國說：大哥的精神病一直未能治好。

　　發炮彈命中了車房，我是被大人們用棉被蓋住才幸免於難的，萬幸的是全家沒有人遇難。

　　然而，建國12歲的定蘇姐脊背上被炮彈的碎片打了一個洞，流血不止。「我們轉移到餐廳，讓定蘇姐趴伏在餐桌上，再蓋上兩條棉被，我們則藏在餐桌下面。」

　　藏在餐桌下的蔣建國周圍一片漆黑，只聽到炮彈的爆炸聲、落地玻璃門窗的碎裂聲、受傷者的呻吟聲和「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的求救聲。

　　從餐桌下逃出的建國看到上四樓的樓梯已經被炸斷了，樓房正在著火，到處煙霧瀰漫，使人透不過氣來。樓頂上響起一陣陣聲嘶力竭的哭泣聲和喊救命聲。

　　「在經過一道樓梯的時候，大人拉著我的手往上走，躺在樓梯台階邊上的重傷員抓著我的腳往下拉，呼喊著別丟下他不管。」這讓當時還未滿7歲的建國茫然無措，終於還是被大人拉著逃出了那座正在燃燒的樓房。

　　由於戰時香港夜間燈光管制，長時間在黑暗中摸索，瞳孔已經放大，「我跑出來看到天上的星星時，覺得有碗口那麼大，特別明亮。」蔣建國一邊回憶，一邊用雙手拼起來一個碗口圓。「我們剛剛跑過一座房子，整面牆就在身後坍塌下來。大家集中到一個被認為是較安全的地方。天還未亮，幾個男人就冒險回到那座樓房的瓦礫堆中尋找食物，居然還找到不少罐頭食品，驚魂未定的人們匆匆忙忙填滿了肚子。定蜀妹沒有牛奶喝，用開水泡餅乾喂她。」

　　「當時我們這些親屬都很小，我們這一家子人沒有一個掌事的男人，所以逃難路上很艱難。」天剛蒙蒙亮，一群人匆忙往山下跑，他們要在戰鬥開始前找到安全的落腳處。「一個傭人背著受傷的定蘇姐，我拉著大人的衣角，順著蜿蜒的馬路往山下小跑起來。」

　　這次艱難的逃難之旅讓年幼的建國終身難忘：一路上的情景慘不忍睹。有躺在血泊之中不忍一看的屍體；有蠕動著的缺胳膊斷腿的受傷者；如果不小心就會踢著一條伸出來的腿。有的人把手中的包袱往山坡下一拋，乾脆自己順著山坡往下滑。「我只知道緊緊拉著那大人的衣角，低著頭往前跑，從來沒跑過那麼多路，也不知道疲倦。」

　　當蔣建國回頭看家人的時候，發現家人怎麼找也找不到了。「不知是我們掉隊了還是跑得太快，結果與家人跑散了，幸虧大人有主意，我們跑到鳳凰台一個熟人家去，主人勸我們先住下，再慢慢找其他人。」蔣建國回憶說。

　　戰爭讓香港的物資供應變得緊張起來，「每次吃飯，因為人多飯少，我年紀小吃得慢，等我吃完一碗，鍋早已空了，所以盛飯的時候我總小聲提出要求：再裝滿一點。」

　　蔣建國還記得，九龍倉庫起火後滾滾濃煙遮天蔽日，燒得白天都像晚上那般黑。「不知道過了多少個白天和夜晚，到了12月25日聖誕節那天，日本軍隊已經佔領了香港，天黑就戒嚴。據說在戒嚴期間日軍見了行人舉槍就打。」

　　隨父抗戰的顛簸童年

　　經過多方努力，失散兩周的小建國與家人聯繫上了。「不僅是我們一家，還有蔡廷鍇伯伯和李濟深伯伯的家屬都聯繫上了」。

　　蔣建國說，從19路軍時期起就給父親開車的司機黃鞏，是負責和東江游擊隊聯繫的，不知是游擊隊找到他，還是他找到了游擊隊。「我們從香港一直跑到惠州，就感覺到家了，惠州是東江游擊隊的據點。」

　　回憶起從香港到惠州，蔣建國想起與日本軍官相遇的驚險一幕。在香港市區的一個十字路口，一隊日本騎兵正好通過，一行人趕快在人行道上停下來讓行。

　　沒想到的是，一個騎著高頭大馬的日本軍官也停了下來，招手示意叫小建國過去。「我不動，他大喊著不知說了什麼，手還作抽刀狀。身後不知是誰推了我一把，讓我快過去，我向前走了幾步。軍官從口袋裡拿出了一把糖和餅乾遞給我，我正猶疑間，身後又有人提醒我伸手去接，我接過東西後趕快轉身跑回家人身邊。」

　　一陣馬蹄聲過去後，大家鬆了一口氣，都很慶幸沒有旁生枝節。「大人們告訴我糖和餅乾是絕對不能吃的，萬一有毒怎麼辦？我從小就聽大人講述19路軍1932年在上海抗日的故事，知道日本鬼子不是好東西。」

　　蔣建國回憶說，我們和大批難民一起沿著公路往內地走，途中有時可看到日本兵在砍伐樹木或在修建什麼，也沒有過多干涉逃難的人群。日本人也不願太多的難民滯留香港，物資供已經應難以為繼了。「我實在走不動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大哥哥把我扛在肩上繼續往前走(廣東話叫「騎膊馬」)。到惠州有人接待我們，家裡人的臉上才有了笑容，說話的聲音也大了。不幸中之萬幸的是，定蘇姐脊背的傷口已長上，只留下一塊疤。其他人也都算平安，這就很不容易。」

　　蔡廷鍇在自傳中記述了在桂林見到和蔣光鼐一家一同逃出的家人的情形時說：「此時正在嚴寒期間，各人逃出，均衣衫襤褸，形容憔悴，狀極可憐。」

　　在蔣建國看來，衣衫襤褸也是客觀需要，因為通過封鎖線的時候必須和難民們一個模樣，隱姓埋名，不暴露身份才不會出事。當時我們確實已是蓬頭垢面、滿身虱子、精疲力竭了。

　　歷時一個半月，蔣建國虎口脫險回到父親身邊，但是生活的安定並沒有因為父親在身邊就伴隨著這個小男孩。

　　抗戰時期的曲江是廣東的臨時省會，經常能聽到「嗚——嗚——」的警報聲。蔣建國說，警報就是命令，聽到後，人們就趕快躲進在房前屋後挖掘的防空壕、防空洞，馬路兩側也挖有掩體坑。

　　在蔣光鼐家的後山坡，工兵修了一個很「講究」的防空洞，足能容納數十人，裡面坑道是用圓木支撐的，迂迴曲折，腳下還鋪有木柵防潮。有兩個洞口，其中一個洞口還順著山坡修了偽裝棚，從上面根本看不出有洞口。即使炸中其中一個洞口也無大礙。

　　但是，蔣光鼐從來不進防空洞1。敵機空襲時他總是利用松樹作掩護，1　蔣建國對家中一位不進防空洞的女佣人記憶猶新。她說：「有錢人才怕死，我們平民老百姓無所謂。」一次，她到曲江十里亭買東西，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空襲，張發奎創辦的志銳中學是轟炸的重點。志銳中學裡教室、宿舍、禮堂一應俱全，一座座灰色建築排列有序的布局很像兵營。敵機大概把學校當成軍事機構，不斷輪番俯衝轟炸、掃射。當炸彈炸到身邊了，女傭也只好躲進路邊的一個掩體坑，驚魂未定之時，一個被炸得渾身是血的男人也滾進了她藏身的小坑裡，這一來可把她嚇壞了，空襲過後，逢人便哭訴自己的遭遇，再也不說「無所謂」的話了。

　　常常口中念念有詞，有時還吟誦起來，好像唱歌一樣，很悅耳，但多少帶有一點淡淡的哀愁。仔細聽，原來是用東莞家鄉話讀唐詩或宋詞，遺憾的是我始終沒有學會像他那樣吟誦。」

　　在曲江，蔣建國最愉快的事是跟隨父親上山打獵。蔣建國扛著比個子還高的雙筒獵槍，父親帶著名叫「勝利」、「和平」的兩隻獵犬。「在鷓鴣、斑鳩等鳥兒飛起來時，看到父親敏捷、準確地擊落空中飛鳥的動作後，我才意識到他曾接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是科班出身的老指揮官。他教我怎樣在草叢中前進，教我黑夜行軍的口訣……」

　　敵人的進攻仍在繼續。為了打通粵漢鐵路，日本不斷增加兵力，發動攻勢，曲江數度告急。蔣光鼐一家也就幾次疏散，往東去興寧，往西去羅定(蔡廷鍇的家鄉)和廣西的梧州(李濟深的故鄉)，還經過湖南的衡陽、廣西的柳州、江西的龍南……最後一次疏散到平遠。此時第七戰區司令部要搬到江西尋鄔，「我們被安置在廣東省東北角平遠縣的鄉下居住。兩地都是在廣東、江西、福建三省交界之處，相距不遠卻分屬兩省，是偏僻寧靜的山區，但十分貧窮，日本人始終未能打進去」。

　　在衡陽，蔣建國親眼看見過一場激烈的空戰：雖然不斷有「噠噠噠……」的機槍掃射聲，很危險，但是所有人都探頭觀看這一場面，中國空軍的戰鬥機和有紅膏藥標誌的日本飛機上下翻飛，在空中互相追逐。當看到敵人飛機被擊中，拖著長長的黑煙尾巴墜下時，所有人都鼓掌歡呼起來1。

　　1　蔣建國還講述了「一個花瓶的故事」：逃難途中，很多時候都是搭乘卡車在粵北的大山中穿行，道路崎嶇不平，迂迴曲折，我們翻過一次車，幸虧車內主要是行李，人不多。我們的族親沛基哥抱著一個明代青花瓷瓶坐在這輛車的車頭司機旁邊，據他事後回億：當車滑向山谷時，車門不知怎的自己打開了，他被甩了出去，飄飄然的被一堆灌木叢擋住了，沒有掉下谷底，這時他發現自己仍死死抱住那花瓶，人和花瓶都安然無恙，人們都說那是一隻寶瓶。

　　抗戰勝利後，回到廣州，在逢源北街87號二樓的客廳茶几上陳列著那隻翻車都沒碎的寶貝花瓶，還用一個紅木鑲邊的玻璃罩罩住。一天早晨突然發現它自己粉碎了。人們議論紛紛，為之惋惜。父親知道後，淡淡地說了一句：「經過8年抗戰，人能活下來就不容易，身外之物碎了就碎了。」

　　秘密策反余漢謀

　　抗戰勝利之後，蔣光鼐一家人終於在廣州團聚，原本渴望已久的安靜的生活被一個秘密任務打破了平靜。

　　解放戰爭後期的蔣光鼐有一個重要任務，那就是秘密策反余漢謀。父親出入麻將桌上，經常早出晚歸，行蹤不定，還瞞著母親去了一次台灣。黃晚霞心生疑慮，她以為丈夫有了外遇，便讓丈夫的警衛員李蘇秘密跟蹤。蔣光鼐覺察後，坦然地對妻子說：「我不會做對不起你的事情，你放心吧。」

　　蔣建國知道這件事是在「文革」期間，這要從父親一次怒撕與老友的合影說起。

　　「文革」中，蔣光鼐不能忍受出生入死的戰鬥英雄都是「壞人」，許多他熟知的朋友也紛紛被打倒了。「他卧病在床時，讓我把他和別人合影的舊照片遞給他，結果他撕了一大堆，以此來發泄他心中的不平。但是，他留下了幾張，其中之一就是在台灣鄭成功祠堂一明延平郡王祠門口的一張與余漢謀等的合影。」

　　抗戰期間余漢謀是第7戰區司令長官，蔣光鼐是副司令長官，余漢謀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時，蔣光鼐是副主任。「對日作戰，余對父親是言聽計從，他們私交甚篤。1949年余漢謀擔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時，做余策反工作的人選，父親也許是最恰當不過的了。」蔣建國說。

　　1939年，經葉挺和廖承志介紹，蔣光鼐和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曾有一次長談。1946年5月23日，周恩來曾致信蔣光鼐談道：「爭取和平民主之實現實為當前之急務。先生以抗日前導而為華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瀾，舉國矚目。」

　　在解放戰爭由防禦轉人進攻階段，周恩來交給蔣光鼐一個重託，希望他爭取余漢謀起義。「那張在台灣的合影，就是他做工作的記錄。但余漢謀顧慮重重，下不了決心。余對父親說我只能做到這一點，『共軍』進攻廣州，我將命令部隊不戰而撤。」

　　正如余漢謀所言，他沒有起義，但是他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人民解放軍大軍南下時，沒有死守廣州，使廣州人民免受戰爭之苦難，他把部1906年同蔣光鼐一起離開家鄉東莞考取廣東陸軍小學的老朋友袁煦圻受蔣光鼐之託，來到香港將蔣建國、蔣之翹、蔣慶渝和蔣思雲4個年齡大些的男孩帶到北京。這是1950年夏天，蔣建國正好初中畢業。

　　1951年，黃晚霞專程去香港，把5個最小的孩子也全接到北京來了。「此行是父親向毛澤東寫信請假去廣州接孩子，李維漢出主意請他去南方視察，順便接孩子，主席就圈閱了。」蔣建國回憶說。

　　蔣光鼐，從「辛亥革命」走來

　　1949年10月，蔣光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28名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之一。這時他已經是61歲高齡的人了。

　　蔣光鼐：「違令」抗日一代名將1949年蔣光鼐在政協第一次全體大會上發言1551954年在溝沿頭17號蔣光鼐(右一)與李章達合影蔣光鼐出生在1888年12月17日，字憬然，廣東省東莞縣人。祖父蔣理祥是咸豐年間的進士，同治三年授翰林院編修。他的父親蔣子敏，是光緒年間的舉人，參加過公車上書歷陳改革，官景山官學教習，後在北京病逝。出生書香門第，蔣光鼐從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蔣光鼐的母親臨終之時見「世局日非，文字不足以救中國」，曾囑託他只有棄文從武，才能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蔣光鼐讀了幾年黃埔廣東陸軍小學，後讀南京陸軍中學，就在蔣光鼐在南京第四陸軍中學上學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了。而早在1906年，同盟會成立第二年，蔣光鼐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這個革命組織。

　　回國後，他一直追隨孫中山，1917年9月，在大元帥府警衛營任職，1921年他又在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時在警衛團任職。

　　「父親可以說是大器晚成，因為他個子比較小，也不愛張揚，原來他一直做參謀，做團副，提拔得不快。一直到了1924年的時候才當上一個團長。」1924年1月，孫中山改組粵軍，他調任粵軍第1師第1旅第2團團長，曾經出走的蔡廷鍇被任命為第2團第1營營長，從此開始了「蔣蔡」之間的人生際會。

　　後來，周恩來說，蔣蔡、蔣蔡，分不開。「父親和蔡伯伯平常在家裡經常討論問題，解放初期我們兩家在一個院住。」

　　而蔣光鼐的另外一個好友則是葉挺。

　　蔣光鼐比葉挺年長8歲。1918年，他們都參加了孫中山組建的援閩粵軍，他們都是孫中山大本營警衛團的軍官，「照相都挨著坐在一起」。1922年陳炯明叛變，他們都為保衛總統府而戰鬥。後來，葉挺到蘇聯學習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春，北伐開始，「父親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0師副師長，葉挺任第4軍獨立團團長」。

　　「在多次戰役中，他們緊密配合、協同作戰、所向披靡。第10師和獨立團率先攻入武昌城，他們都成了鐵軍的名將。」蔣建國說：「經過血與火的洗禮，8年共同戰鬥的經歷使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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